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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2025年第1期|王干:南京知青
来源:《钟山》2025年第1期 | 王 干  2025年05月19日08:31

虽然七岁时我去过南京,见过很多南京人,但是他们都是无名的,而且也没有打过交道。我只是随外婆、母亲去南京看当兵的三舅,没有接触到具体的南京人,更不知姓名。

很多人以为她是南京知青,当时陈堡公社有很多南京知青。后来母亲告诉我,她不是知青,她是有户口的。“有户口的”意思就是城镇户口。小小的镇上,都知道公社来了一位跳舞跳得特别好的姑娘,是来当老师的,老家苏州的,大家叫她小苏老师。

第一次见到小苏老师,应该是1969年的夏天,那时镇上(当时叫公社)有演出,演出并没有舞台和剧场,很多的时候像现在的路演一样,随时随地都能演出。公社宣传队的演出我已经看了多少次,没有什么新鲜感,这天下午,我在家,忽然听到外边一阵阵的喝彩声。我立即跑出去看热闹,发现很多人围着一个大圈,在看一位姑娘的演出,姑娘皮肤白皙,眼睛又大又亮,扎着一个长长的辫子,手持红绸,在表演当时流行的红绸舞。她身材轻盈,脚步凌波,带着当时芭蕾舞的节奏,长长的红绸飞天似的环绕飘逸,我想到了一个词,仙女。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用了飞天这个概念,其实当时我不知道飞天这个词,也不知道飞天为何物。

小苏老师当时十六岁,江苏省幼儿师范学校毕业。正常情况下,应该留在南京城里的幼儿园工作,可赶上1969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她只能下乡了。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只是那些待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多学校的毕业生要到农村去,一些家庭也要到农村去,后来成为“下放户”。小苏老师被派到了江苏交通最落后的兴化,又被派到兴化交通最落后的陈堡。兴化水网密布,没有公路交通,全靠轮船。而陈堡又是不通轮船的公社,坐轮船要步行五公里去另一个镇周庄。

不知道小苏老师是不是她们同学当中分配的地方最困难的,但分到陈堡以后,她升格了,她当上了小学老师。因为陈堡压根儿就没有幼儿园,学校领导就让她在小学教一年级。她没有教过小学生,好在“文革”期间教学要求不高,文艺演出和表演的活动非常多,小苏老师的音乐才能和舞蹈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带着学校的宣传队四处演出,有时天晚了,还让学生住在她的宿舍。我的一个兄长讲过一个故事,说一次彩排完了,那天风雪交加,我这个兄长的家远离学校所在地,一个人回去很不安全。小苏老师留他住下来,他睡在小苏老师的脚头。很多年之后,他告诉我说,小朱老师的脚上,有一股水果味。我说,那是你的幻觉。他说,那晚天很冷,用汪曾祺《岁寒三友》中结尾的话说就是:“外面,正下着大雪。”

小苏老师像一朵花开在我们的小学校,经常有人借故到我们学校来看她。她当班主任时,班上的女生头发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也都模仿她,留着长长的辫子。再调皮的男生也乖乖地遵守纪律。她带的班级是全校最守纪律、穿着也最干净的。

学校的同事也学她说话,那时我们镇上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好得一塌糊涂”,这是南京人形容“最”的特殊修辞。学校的另一个女教师也学着她的打扮,不过怎么看怎么别扭。小苏老师没有教过我,我后来师范毕业之后,和她曾经有过短暂的同事关系。

1977年之后,很多知青都回城了,南京知青都回南京了,小苏老师还在陈堡乡下,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不回南京啊?还在乡下待着?小苏老师说:我也不是知青,我是分配过来的。她到乡下,只是当时潮流裹挟,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畴,那一阵,明显感到她的失落与无奈。当然夫妻分居作为理由也是可以解决她回城的问题的,但听说接收单位不好找,她当时是中学老师,南京的中学是不可能要一个幼儿师范毕业的,其他单位也不合适。等我1989年调到南京工作,她也调回南京。她在陈堡教过的学生有好几个到南京工作,他们时不时还聚一下,说说这位“知青”的往事,怀想少年岁月里的那道红绸。

大规模接触到南京知青,是1968年的冬天,其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我们公社一下子来了两百多名知青,每个大队(村子)都分配到四到八名知青。知青到公社的时候,迎接的人群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知青们戴着大红花。我当时是个小学生,也被学校派到欢迎队伍中去,喊着欢迎的口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和那些成年人的考虑不一样,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是真心欢迎的,因为他们在我们面前打开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边世界的一些花絮,也像吹来了一阵清风,在我们孩子的心中呈现出一片蓝天。

当时小镇上外来人口很少,偶尔有从泰州、兴化来卖冰棍的城里人,我们看西洋景一样跟在后面。卖冰棍的大妈或者大爷,也拿腔拿调地驱逐我们,说:你们这些乡下孩子“真犯嫌”。后来“苏北油田大会战”,镇上来了很多地质勘探队的人员,镇上也是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们家里还住过两个女地质队员,也有人借故到我们家来串门,看看城里人的模样,那时我很小,只记得有一个女地质队员是戴眼镜的。

现在来了这么多省城的人,而且好几个戴着眼镜,讲话又是普通话(那是小时候的错觉,其实现在看来南京话也是方言),穿着也和我们不一样,我们那个新奇啊,仿佛看到天兵天将一样。天兵天将是里下河一带对高大上、对传奇、对不可能事物的一种特别称谓。

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我和一帮孩子,跟在一队知青后面,准确说是尾随,因为根本没有我们孩子什么事。我们知道有八个知青就住在我家的旁边。由于时间匆忙,知青屋还没有盖起来,就住到大队部里。当时陈北村的大队部就在镇上,这个大队部离我家很近,我时常到大队部去看风景,知青看着我这个孩子也挺喜欢。当天我一直耗到很晚,还是父亲拎着我的耳朵,我才回家的。不过第二天,我去玩的时候,发现一位知青姐姐哭了,原来那天她生理期到了,她在镇上的供销社居然没有买到月经带,她哭喊道,怎么来到这个鬼地方?而其他几个男知青在窃笑,我一脸茫然。

还有一次知青吵架了。大队部里一共住了八位知青,四男四女,轮流做饭,做饭的人负责分配饭菜,有一次一位分饭不均,另一位愤怒地争吵起来。吵着吵着,一个人说,你有本事别来这个鬼地方!

我很自卑,又觉得对不起这些知青哥哥和姐姐。

我四舅当时非常喜欢以南京知青自居,也经常有人把他误认作南京知青。其实他是地地道道的本土青年,他和南京知青的年龄相近,也经常和知青一起玩,还跟着他们学说南京话。在我看来,他们讲的南京话,是最好听的普通话。我很小的时候,是四舅的跟屁虫,他和我们王家的人不太一样,王家的人喜欢吃喝,喜欢找美食品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喜欢“躺平”,而四舅喜欢奋斗。我至今记得他在家里挂着的他用毛笔抄的保尔·柯察金的一段话:“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是他从南京知青那里借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抄来的,我当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觉得这段话特别来劲,也依样画葫芦,用毛笔抄了挂在家里。

四舅的穿着也和其他人不一样,喜欢穿时兴的汗衫,有人背后说他是“甩子”,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范儿都是模仿的南京知青。我自小好奇心就强,经常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他后来谈恋爱了,我非常失落,才不跟着他。

四舅和我们家的感情不一般。他比我母亲小17岁,外婆看他身体不好,家里经济又困难,曾准备把他送人,母亲说我来带吧,我吃什么他吃什么。四舅从小是我母亲带大的,母亲对他来说,真可谓“长姐如母”。因而他也愿意到我们家来,也喜欢带着我玩。当然,对孩子来说,我也喜欢和四舅一起玩。因为四舅家里有很多的书,还有很多好玩的朋友———知青。我最喜欢的就是跟着舅舅到知青屋去玩。

我第一次到知青屋的场景,我记得清清楚楚,刚进门,就听他们在唱道:

啊南京,

我可爱的故乡,

啊南京,

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身旁。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

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长虹般的大桥,

叱咤云霞,

横跨长江,

威武的钟山,

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

再见了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

已载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步,

深浅在偏僻异乡。

跟着太阳起,

伴着那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

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啊~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

赤遍宇宙,

憧憬的明天,

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啊南京,

我可爱的故乡,

啊南京,

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身旁。

后来我知道这是著名的《南京知青之歌》,曾经被当时的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作为《中国知青之歌》播放,他们专门配乐,搞了四重唱。这首歌流传极广,几乎有知青处,便有《知青之歌》。由《南京知青之歌》又派生出《重庆知青之歌》《成都知青之歌》等各地的版本,各地的知青纷纷仿效,盛极一时。《南京知青之歌》书写的是乡愁和青春期的迷惘,也有对插队生活的郁闷,因而引起了广大知青的共鸣。《南京知青之歌》现在看来是知青文学的原点。

我在野里沟知青屋里不止一次听他们唱这首歌,男女知青眼噙泪花,情绪低沉。我四舅也跟在后面唱,除了四舅外,村里还有两位青年也跟在后面唱,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美丽的故乡”南京和他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们唱的不是乡愁,而是向往。

野里沟的南京知青屋是我少年时代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因为知青是外地人,也是城里人,他们对我而言,对我和四舅这些乡下的孩子是个全新的世界。知青是最早将城市文明带到乡村的一批启蒙者。四舅喜欢泡知青屋,我也跟着去,他们屋里经常有些乡村里没有的物品,让我极为好奇。他们讲话的口音和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常回忆南京城里看电影的情形,当然,他们还有“手抄本”,比如《恐怖的脚步声》《一双绣花鞋》,还讲电影故事。有一次,四舅听完他们讲的《刺杀戴高乐》,回来绘声绘色地讲给我听,那场景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后来我看到电影版,发现四舅和知青们的讲述能力极强,几乎还原了电影的全貌。

记得有一次,我从四舅桌子的抽屉里翻到一本破旧的《人民文学》,上面居然印有南京图书馆的章,不知道是哪位知青带过来的。里面有一篇小说《王全》,很耐看,读后印象极深,一直记得这名字。那时看小说不问作者,知道了名字也和人对不上号。很多年后,看到了《汪曾祺小说选》,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老人家写的。

野里沟知青屋有一个小杨,后来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外婆在周庄镇,我们家住在陈堡镇,杨知青是周庄镇的,加入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到我们公社,在陈堡镇,他更是举目无亲。后来听说四舅的大姐在陈堡,就打听到我们家来,便像亲戚一样经常走动,他亲切地叫我母亲大姐,有时候逢上饭点也在我们家吃一碗。他吃饭的样子很优雅,吃完以后,必用开水在碗里涮过喝了,那碗跟洗了一样干净。我们全家后来也以他为榜样,吃完饭,用开水清一清碗。

那年春节他回南京过年,问我要买什么东西,我想了一下,买一本《金钟长鸣》吧。我当时喜欢文学,但当时只能看上海的文学刊物《朝霞》,《金钟长鸣》是《朝霞》的丛刊小说集。春节过后,他果然把书带来了,他问我:“我看了一下,你觉得好吗?”我感到很奇怪,这是当时文艺创作的标杆,他居然有疑问。他眼镜后面的表情我至今还会想起。

1977年恢复高考,小杨考上了大学,他考的理科,我考的文科,他考上的是南京体育学院,我是高邮师范。四舅已经结婚生子,没有参加高考。以四舅的才华以及他后来的作为,他参考应该考更好的学校,我至今都觉得是个遗憾。

在野里沟隔壁的村里,插队到这里的南京知青饶子和后来成为院士,我在网上搜了他的简历:

饶子和(1950年9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课题组组长。

简历中有他1968年12月插队在兴化周庄公社的记载。他和野里沟的小杨是南京一中的同学。

2024年8月26日上午,天气炎热,冒着36度酷暑,我和明波、德义二位前往南京市江浦区的“知青故里”,去感受一下当年南京知青的生活场景。因为听说当年著名的《知青之歌》就诞生在那里,著名书法家孙晓云和著名艺术家陈丹青也在那里插过队。

近十年来,我曾经两次到过江浦,都是去朝拜那里的林散之纪念馆。在馆里,看林老的墨宝,心旷神清,如沐春风,流连忘返。这次有机会看到江浦的风景,树木成林,空气清新,尽管高温,还是感到一片绿水青山的美好景象。“知青故里”在永宁镇,当时叫永宁公社。看了展览,我感觉当时的南京市对知青的待遇不差,展览中有一段文字:“1968年市里给家住城镇的下乡知青每人限量供应了木材0.3立方米、毛竹3根,补助资金230元,布票10尺,棉絮1公斤,蚊帐纱布30尺,知青下乡第一年按每月17.5公斤的标准供应口粮。”

我看了还是有些惊讶,有两个数字让我意外,一是每年补贴230元,差不多一个月19元,而我父亲当时在供销社的工资29.5元,直到1973年才调到35元,我全家五口人,母亲是个裁缝,固定收入就靠父亲的29.5元。再一个就是知青口粮,每月35斤,这也是超过我们镇上城镇户口的标准,更超过了农民的标准。当时镇上城镇户口的粮票是每个月29斤,也就是一天不到一斤,我始终想不明白这奇葩的29斤标准怎么确定的?应该说,知青是没有饿着肚子的。

或许南京对知青的政策比较宽松,也就能够理解他们还有心思写歌词、练书法。也明白陈丹青为什么从江西转到江浦了。

孙晓云从南京来到江浦的永宁公社,一心一意地在农村劳动、学习,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由于能写会画,孙晓云在知青当中很快脱颖而出,很多写字的活儿,如写大字报、写标语、写会议通知等,全交给了她。下乡第四年,由于表现出色,孙调到公社当干部,同时担任了三个职务:宣传干事、通讯报道员、文化站长。孙晓云还是那股子拼命干活的劲头,做公社干部以后,她不光是写字,还写小说、写剧本、作曲、写歌词、写报告、写总结、写新闻报道……公社里所有跟文字有关的事,几乎她一个人包揽下来。

下乡的五年,孙晓云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这让她成为有培养前途的公社女干部,有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公社领导们都不舍得孙晓云走,希望她留在农村,就一直不推荐她。如果不是部队要人,中国书法界或许会少一位女主席。

没有想到在这里碰到了《知青之歌》的创作者任毅,他是知青纪念馆的名誉馆长,偶尔会来一下,正好被我们碰到。任老师告诉我们,陈丹青就在隔壁的公社插过队,他原先插队在江西,后来因为南京离上海近,投亲靠友到了江浦。如果陈丹青不到南京,很难想象会画出《西藏组画》那样的代表作。

我向任毅说起小学时代听到南京知青唱《知青之歌》的情形,并说江浦的知青生活要比我们当地的要好些,任毅说那也不一定。因为离南京近,很多知青想回城,要走八个小时的路,晚上才到家。我说:不是有长途汽车吗?他说:那要三毛钱的车费呢!

1975年的暑假,我曾经向一位南京知青拜师学武,准确地说是我们几个人拜他为师。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尚武之风悄然兴起,我们这些精力旺盛的中学生都崇尚武功高的人,也崇尚力气大的人。听说有个南京知青,是南京市中学生的摔跤冠军,几个人都近不了他的身,在一次知青打群架时,一人撂倒好几个人。还有人说他有飞檐走壁的功夫,一时传得神乎其神。这对我们来说是偶像级的,我们一直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

他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几年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位大侠。当时搬运站有一位大哥,也喜欢舞枪弄棒,他父亲年轻时走过江湖,与大侠相识。他的儿子是我们同学,说大侠来了,通知我们去见。

这位南京知青姓韩,原以为他是一位精瘦精瘦的高个子,见面时却不免有些失望,他有些发福了,肚子微微凸起,已经不像一位练武之人,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虔诚地拜他为师。那一天我们几个准备了一瓶乙种白酒,请他收我们为徒。他很高兴地接受了那瓶白酒,就开始聊天,他说,他不是南京市的冠军,是白下区的冠军。他当场为我们表演了手掌劈砖,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三次成功了。第一次他左手握着砖头,右手去劈,没有成功。第三次把砖头支成一个三角形,成功了。

在我们的恳求下,韩大侠还教了我们练功的几招,比如仰卧起坐、蹲马步,比如如何掰手腕。我至今还记得,他传授的练腕力的方法很奇特,也很实用,是用一根棍子拴着一根绳子,下面卷着一块砖头,用手腕的力量将砖头卷起又放下。

我们几个年轻人都在家里练起卷砖头的功夫,蹲起了马步。我不知道其他几位练得效果如何,我的腕力是有很大的长进,一般人和我掰手腕,我总是占上风。多年之后,在江苏作协《钟山》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同事掰手腕都不是我的对手。但作协有一位侦察兵出身的人,在部队练过各种功夫,他听说我掰手腕强,上门前来挑战,编辑部里的同事鼓励我赢他。这哥儿们身手矫健,本以为三下五除二就把我拿下,没想到遇到我的强烈抵抗,我咬紧牙关拼命抵抗,但此时我已经多年不锻炼,肌肉严重退化,坚持了大约几分钟后,就输掉比赛。问题是由于用力过猛,也由于多年不锻炼,手腕扭伤,至今逢到雨天或寒冷,还会发作。

大约三十年前,我回老家过年,在汽车上听到一位男子在吹嘘他父亲是当年南京知青韩大侠的高徒,他这次到南京就是给师爷拜年的。韩大侠如今在南京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没人不服。

和韩大侠比起来,我的书法启蒙老师更像一位练武之人。他俯卧撑可以连续做一百个,六公斤的哑铃一口气拉一百个。

我们上中学,功课简单,不考试,作业可交可不交。我就写作,给县广播站写稿,还学武,后来还有机会接触到书法。当时,离镇不远的村子叫向沟,很多人说有位南京知青,毛笔字写得很好,他姓童,我俩是通过文友时庆涛认识的。时庆涛上高中,我上初中,经常为班级出墙报宣传栏,有一次规模大,墙报栏出到了我父亲工作的供销社的对面墙上。时庆涛写的毛笔字,得到很多人的夸赞。我问他,你跟谁练的毛笔字呀?他说,南京知青童老师,你有兴趣也跟他练吧,怎么样?后来我就去拜访童老师,在童老师那里,我见到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字帖,欧阳询的《九成宫》、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等,都是第一次看到的。童老师给我们讲王羲之、张旭草书的笔法和章法,并写给我们看,有时为了节约纸张,他就用毛笔蘸水在落地方砖上练。后来,我和时庆涛也学他,在笔杆顶端加拧螺丝帽,负重练字,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增强了运笔的稳定性。童老师当时讲书法的几句话,我印象很深,至今还觉得受用,他说的“笔贵圆”“中锋用笔”“折钗股”“锥画沙”等书法常识,让我们入门时少走了弯路。

他告诉我们说,王羲之的《兰亭序》不是王羲之写的,是他的七代孙智永写的,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他说这是郭沫若郭老考证出来的。他还说,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南京的高二适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后来毛主席还批示说,可以百家争鸣嘛!更让我们云里雾里。他说,有一年春节回南京还去拜访过高二适,高也是里下河人,口音和你们一样。

童老师下了功夫练书法,我把他的字挂在家里,天天欣赏。一天我姨祖父来到我家看了他的字,有些遗憾地说:唉,可惜,练呆了。“呆了”是里下河人形容一个人不灵动、一根筋的意思。前几年我有机会看到了童老师的字,确实是下了大功夫,书法理论功底也好。惜乎,他没有遇到伯乐,没能成为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也!

在童老师的知青屋里,除了练书法的字帖以外,他还有一副哑铃和练俯卧撑的两个木头架子。他说,写书法腕力很重要,俯卧撑和哑铃都是练腕力的好手段。我也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他当时胸肌非常发达,令人羡慕。我也跟着他练哑铃,练俯卧撑。哑铃很快上手了,俯卧撑练得不是太好。

当时我们镇上已经有乡镇企业,一个初中同学在铸造厂当模具师傅,就借了童老师的哑铃去做翻砂模型。可惜他的手艺还不精,翻砂时,没有完整地保留哑铃的原型,在一只哑铃的一段多了一个疙瘩。尽管美中不足,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有了自己的健身器材。后来童老师返回南京了,将那副练俯卧撑的木架子送给了我。这两样东西跟随我多年,一直到1991年我从高邮搬家去南京的时候,才将它们转送给朋友。

1974年的时候,陈堡中学破天荒地分来了“大学生”老师,之前陈堡中学一直没有一位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唯一被称为大学生的张志宏老师,也是只读了几个月的镇江师专,学校就解散了。这次分来的大学生,其实也只是师范生,但我们总算有了物理老师,这位方姓的老师是高邮师范的高材生,高邮师范想让他留校,但地方教育局不同意,他委屈地分到了偏僻的陈堡中学。

方老师教我们物理课,让人耳目一新。他讲万有引力定律,不是照本宣科,还讲了很多课本外的知识和故事,讲哥白尼,讲伽利略,我听得非常兴奋,有时放学了还找他聊。那一阵子,我发誓要成为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但是,方老师很快调回高邮师范当老师了,他是9月1日到的,10月1日前就离开陈堡了。我们的物理课又让一位高中毕业的代课教师上,他上得费劲,我们学得也费劲。紧接着,物理课改为农业机械课,我们去村里学开手扶拖拉机了。我的天文学家梦想搁浅了。

我时常想念方老师,但方老师对我毫无印象。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很多南京知青同场竞考,包括我的中学老师。1978年3月,我被录取到高邮师范,去登门拜访方老师,方老师怎么也想不起有我这么一个学生,他对陈堡中学的记忆也几乎是零。我说,我想学物理,想当天文学家,方老师说,物理学不是先进学科,生物学才是前沿学科,“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我当时不知生物学为何物,只是觉得很好奇。不久,方老师考到南京药科大学读生物学研究生了,他当时还不是本科生,足见其优秀。方老师没有成为知名生物学家,但和他一起插队到兴化的饶子和成了著名的生物学家。

多年以后,我女儿选择了高分子生物学作为专业,并且成为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我不知道和方老师、饶子和院士之间有没有一点关联,高考我帮她选择专业的时候,只是下意识地选择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和方老师一起在我们学校任教的另外一位南京知青,一直在陈堡中学任教。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他爱拉小提琴,二就是他的“武术书”。

小提琴在乡下绝对是稀罕之物,这位老师有一把从南京带过来的小提琴,平常不给我们看,只在周末的时候,才拿出来拉一拉。1975年的中秋节,我作为学生干部值班,晚上听到小河畔传来悠扬的琴声,去一看,他在那里练琴,居然还拉的是《南京知青之歌》。我说这是知青之歌啊,他说,不是,是《广阔天地炼红心》,然后收琴,回宿舍。

小提琴太好听了,我几次吵着想让父母买一把,我说拉得好,将来可以进部队文工团。父母被我闹烦了,买了一把二胡,说,先练两根弦的,再练四根的。当时好几位同学都买了二胡,估计和我的心思一样。那一阵我天天在家拉二胡,起早贪黑地拉,但天生乐感差,所有的同学都比我拉得好。我的小提琴梦想自然遥遥不可及。而另一位同学的父亲是个公社干部,他买了一把小提琴,让校内外的女青年羡慕不已。他自己是农村户口,后来娶了一位城镇户口的姑娘,据说是那把小提琴结的缘。

“武术书”的故事是因为社会上有些青年到我们学校去寻衅滋事,同学们又打不过这些社会青年。一次他们围着学校吵闹,他在宿舍忍无可忍,走出来,对他们呵斥道:你们再不走,我用武术书打你们!

大家都听愣住了:武术书?什么招数?

我说:这位老师是南京一中的,是韩大侠的同学!

众人立即作鸟兽散。

演员马军勤最早演过《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女主角梦娜,后来演过《乌龙山剿匪记》的主角,我是她的粉丝。后来在省文代会上认识,她听说我是兴化人,就说当年她插队就在江都的小纪镇,和我们的镇接壤,一下子就感到很亲切。她爱好文学,喜欢写散文,于是便有些往来。

记得有一次她约我参加一个知青的聚会,说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写。我去了才发现,饭店是一个蒙古族风格的酒店,参加聚会的大多是插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知青。我当初以为只是知青的一种怀旧情结,等我后来去过康巴什,才知道一千多名南京知青在这里和内蒙古各族人民结下深情厚谊,有的娶了当地的姑娘,有的嫁到那里,有的还一直在那里当老师,直到退休才回到南京。我们现在都知道北京知青在陕西的故事,也知道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的故事,都因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叶辛的《孽债》广为流传。但很少有人知道南京知青在内蒙古的故事,南京知青在内蒙古的故事只是没有名作家的名篇,因而很少有人知道。

那天晚上,我听他们讲了南京女知青送羊的故事,其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牧区给国家交任务羊,没有汽车运输,需要徒步走三十天时间把羊赶到包头。这一路徒步赶羊的辛苦一般人忍受不了,当地的牧民也不愿意去。年仅十七岁的南京女知青宁卫,为了在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硬是跟大队争取到了往包头送羊的机会,成为送羊小组里唯一的女孩。

1969年10月上旬,送羊小组从康巴什出发,他们三个人赶着一千只羊和一头牛出发了,牛是作为保障的“装备”,驮着他们的铺盖和口粮。他们每天天一亮就出发,天黑的时候,才能寻找到一户牧民家住宿。第二天清晨继续出发,天苍苍,野茫茫,四周杳无人烟,伴随他们的只有牛羊。

路越来越难走,不是高高的沙丘,就是低洼的荆棘林。羊蹄踏起的尘土灰蒙蒙的,飘落在人脸上和头上,都积了厚厚一层,嘴巴和鼻子里也全是沙土。羊钻进荆棘林里,宁卫往出赶羊时把衣服和脸颊手臂都划破了,伤痕累累。宁卫看着衣衫褴褛、血迹斑斑的自己,觉得特别难受,想号啕大哭一场,却流不出一点眼泪。他们日复一日地行走,从深秋走到冬天,寒风凛冽、河水结冰。最难熬的莫过于夜晚,为了照管羊,赶羊人只能睡在羊群旁边,冷得一宿一宿蜷缩着身体颤抖到天亮。一天晚上,宁卫没枕头,老乡捡来一只破壶让她枕上,后来才知道那是只尿壶。

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顿都相同,都是现挤的羊奶泡干硬的饼子,胃饿得火烧火燎。刚开始,宁卫虽然饿得难以忍受,也不想咽一口干饼子,过几天胃才慢慢接受那些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食物。

宁卫脚上磨出血泡,钻心的刺痛让她步履艰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管理好一千只羊,一只也不能少,不仅是赔不起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最难的是数羊,宁卫自以为在学校数学好,但她怎么也数不清来来回回走动的羊。还是牧民大伯有办法,他凭多年经验能够数清楚羊的数量。一千只羊要一只不少地交到包头,即使是病了死了也得带过去。途中有一只羊的后腿受伤,不肯走了,可是不能丢下它,牛已经不能再负重了。宁卫一咬牙扛起了这只羊,硬撑着走了几天。

经过三十二天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到了包头肉食品加工厂。厂里许多人听说送羊小组里有个南京女知青,感到很好奇,都围拢过来看这位十七岁的姑娘。她头发乱得像草原上一把大沙蓬,身上的薄羊皮袄被羊粪尿浸染成黑一片黄一片,像块硬铁板,散发出一股羊尿臊味,由于走路太多,鞋子大张口,五个脚趾全露在外面。厂里的工人在心疼这位南京城里的小姑娘的同时,又竖起了大拇指:南京知青了不起!

那时候我们小镇上有一个缝纫机店,其实不是卖缝纫机的,是做服装的,镇上不叫服装店,叫缝纫机店。店主人是位漂亮的少妇,知青们称她“缝纫西施”,我后来才知道知青们是从鲁迅《故乡》里的“豆腐西施”转化而来的。这位缝纫西施长得水蜜桃般娇嫩,脸色白里透着那种诱人的桃红,是桃花初开的粉色,身材妖娆动人。知青们经常到她店里去做衣服、补衣服,做衣服是要量身材的,她拿着皮尺在知青身上比画着,知青们很享受的样子。

当然基本都是男知青去的,很多知青量好尺寸以后,并没有去供销社买布做衣服,过几天再去量。有一次我母亲夸她生意好,她说:他们就是来量衣服,也不真做,看上去热闹吧。缝纫西施是我母亲的徒弟,她原先没有工作,她的公公婆婆是我父母的朋友,就让她跟我母亲当学徒,踩缝纫机,做服装。我母亲说,她心灵手巧,是带的徒弟当中最聪明的。她自己开店以后,生意很好,人气很旺,父亲对母亲开玩笑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母亲说,不会,都是靠手艺吃饭。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一天半夜,我们一家刚睡着,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是她婆婆敲门:老王,老王,快来,要出人命了!

原来西施的公公婆婆被派到村里的供销点上班,丈夫又出远门,西施和一位英俊的南京知青“好”上了,风言风语很快传遍了小镇。这天晚上,她公公婆婆丈夫带着几个壮汉捉奸在床,将知青捆绑起来,往死里整。她婆婆一看事情闹大了,就赶紧来我们家,因为我父亲和她公公以前是同事,也是朋友,她又是我母亲的徒弟。一是可以调解一下,二是此事不会外传。

我趁父母不注意,也跟着去了。被绑的那个知青是个卷毛,瘦高个,穿着花格子短袖,脸型是个“罗马尼亚脸”(当时可以看到罗马尼亚电影,男主角都是帅哥),嘴角隐隐看到一丝血迹。西施躲在里屋嘤嘤地哭泣,声音很细,我母亲去里屋安慰她。

父亲说,赶紧放人吧!她公公说:不行!你当着老王的面说一说,谁勾搭谁的?

知青想了想,说:是我勾引她的,都是我的错。

我父亲说:年轻人啊,心野啊,赶紧认个错!

她公公对知青说:看在老王的面子上,我放了你,今天不送你到公社,去了进看守所,以后还回不了城,但你要答应两个条件:一、以后不许再到这里来,再来打断腿!二、也不许其他知青来,来了一样打断腿!

知青点点头。

之后,缝纫西施的店冷清了很多,知青们不来串门了。

那天晚上,临走时她婆婆再三告诫我:小伙,别乱讲,难为情的。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没讲过。

2024年的7月,我回老家兴化参加“诗画田园”活动,遇到了一位从南京来挂职的年轻女干部,谈话间聊起为什么选择兴化。她说,我爸爸是知青,当年插队就在兴化,对兴化有感情。再一问,他父亲插队在周庄野里沟,我倍感亲切,我说我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的知青屋玩,我应该认识你爸爸。她说,我妈妈就是野里沟当地人。我想起了当年一个叫红小的女青年,和姓吴的南京知青恋爱并结婚了。当时知青屋的人劝他不要结,村里人也劝红小不要嫁给知青,因为知青回了城,离婚是看得见的事情。他们俩坚持结婚,生下孩子之后,红小的父母怕将来离婚,让孩子姓了女方的姓。后来知青小吴返城了,当时出现了离婚潮,但小吴两口子并没有离婚,小吴将农村里的妻子带回城里。这位挂职的女干部就是他们的后代。时光如烟,生命如庄稼一样一茬又一茬。

她说,兴化是我们的根。

我想起了知青当年用得最频繁的一个词———“扎根”,他们走了,留下的种子却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