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25年第3期｜王干：金陵文气
一
绵延不断的南京文气有一个永不枯竭的源头：六朝文化。
1990年秋天，我第一次感受到六朝这个词的意味。当时我和周梅森、叶兆言、苏童等去微山湖参加笔会。我和叶兆言都住在湖南路，相约一起坐公交车前往火车站。没想到那天晚上我们两个来得太早了，离火车出发时间还差一个多小时，兆言建议我们去玄武湖畔散步聊天，他指着玄武湖对面的一个岛告诉我，当年萧统编选《昭明文选》就在那里，叶兆言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六朝的人物，我听的津津有味，我们俩居然把火车误了。等我们赶到火车站时，看着火车启动，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等下一班，而下一班是慢车，且是站票。
等我们与周梅森、苏童等再次汇合的时候，苏童问我：怎么会误车呢？我说在我印象中兆言是个办事认真严谨的人，我就没有操心时间的事。苏童说：他这个鸟人啊，六朝名士气重得很，每次和他出差都是我操心。
苏童这么说叶兆言，他自己也是一个名士气很重的人。生活在南京这块土地上，很难没有一点六朝的习性。
六朝文化是中华文明灿烂的一页，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文化首度交融创新转化的时代。六朝文化的根在南京，由此延伸出去，产生了迷人的江南文化。“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日本江户时代的诗人大沼枕山的诗句，也成为南京文化的写照。六朝是南京辉煌的文化时刻，六朝文化的精髓也烙在南京人的骨髓里。
六朝文化源于衣冠南渡。永嘉之乱引发的衣冠南渡，使中原士族带着河洛文化的基因踏上江南土地。他们将中原的的理念带到江南，南京的一些地名也是从北方移植过来的。这种特殊的文化移植现象，造就了建康城独特的“双城记”文化景观，一方面秦淮河畔延续着吴地本土文化，而台城地区有点像中原文化的飞地。
南北文化的交融投射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江左风华”的独特气质，很多文学史的首创在南京诞生。刘宋时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馆”，首次把文学提高到与经学并列的地位。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理论专著。钟嵘的《诗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周兴嗣的《千字文》是中国第一部儿童启蒙读物。谢灵运开创了的山水诗的先河，将玄学思维注入江南烟雨，创造出“池塘生春草”的玄远意境；鲍照的乐府诗将北方的慷慨之气融入江南的婉约诗风，写出“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的悲怆之音。南北文风的交融在庾信身上达到巅峰，他晚年的《哀江南赋》将北朝文学的雄浑与南朝文学的精致完美融合，创造出“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的深沉意境。萧统主持编纂的《昭明文选》，确立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标准。这部在玄武湖畔完成的文学总集，不仅是对六朝文学的全面总结，更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其“文质彬彬”的选录标准，调和了建安风骨与江左风华的美学焦距，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范式。
六朝时代，全世界的文学处于诗和史诗的时代，小说还是属于待开垦的荒地，至少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小说名著，而南京出现两部小说名著，《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开创了魔幻小说、玄幻小说、武侠小说甚至科幻小说的先河，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则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世说新语》和《搜神记》的虚构和想象不一样，它秉承了《史记》的写实传统，书中的人物不是虚构，用今天的概念属于“非虚构”的范畴，但小说塑造人物方面尤其运用白描艺术手段，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世说新语》中记载的“新亭对泣”典故，揭示了南渡士族复杂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化身份的双重性，使建康文学始终保持着自我观照的自觉。
更重要的是，《世说新语》书写、保留了鲁迅先生说的“魏晋风度”，成为江南文化名士和“士大夫”精神的基因谱系。所谓“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名士所崇尚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其核心是追求个性解放、崇尚自然、注重才情与气节。《世说新语》通过大量生动的故事，展现了这种风度的魅力与内涵。比如，“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短短几句话，便将嵇康的从容与气节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言简意丰”的叙事风格，成为后世文人学习的典范。
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被誉为“书圣”。《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了他年轻时的一段趣事：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这段故事写了王羲之的洒脱与自然。当其他王家子弟都故作矜持时，他却坦腹东床，毫不在意。这种率真自然的态度，正是江南文士风度的体现。
谢安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被誉为“江左风流宰相”。《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了他的从容与智慧：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谢安在下棋时收到谢玄在淝水之战捷报，却依然神色如常，继续下棋。这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展现了江南文士的沉稳与智慧。
六朝的名士风度与当时流行的佛教文化的渗透也交融到一起，“南朝四百八十寺”，是诗人感叹的历史烟云，也是佛教文化鼎盛的写照。 佛教思想与魏晋以来的清淡玄学相结合，形成了与儒家正统不同的价值形态，也成为六朝文化重艺术、重审美、轻儒学的语符构架。由于清淡风行，佛教徒在传播佛教思想时，常常借助玄学的概念和术语来解释佛理，出现了“格义佛学”，而且僧人之间以及僧人与名士之间，常常进行激烈的论辩，这种论辩之风与魏晋名士的清谈有相似之处。一些名士在清谈中引入佛教概念，如“般若”“空”等，丰富了清谈的内容。 这种思想交融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尤为显著。永明体诗人周颙发现汉语四声规律，沈约将其总结为“四声八病”理论，推动了中国诗歌从古体向律诗的转型。这种音韵学的突破，本质上是玄学“言意之辨”与佛教“声文”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钟嵘《诗品》提出的“滋味说”，则将玄学的审美体验与佛教的妙悟思维熔为一炉。
之前我对清谈所知甚了，也不知清谈乐趣何在，1993年我搬到肚带营18号江苏作协宿舍楼居住以后，和高晓声、忆明珠等同住一个单元，这几位都是名士风很浓的前辈，我有机会和他们交流，尤其和被称为“清流”诗人忆明珠经常一起相聚。忆明珠的诗歌自成一格，在他的家里时常有南京的诗人在那里聚会，一些外地的诗人和名流路过南京也常来清淡。我家在五楼，忆明珠家在四楼，他的一些朋友也是我的熟人，所以有事没事就在那里高谈阔论，谈诗歌，谈文学，谈哲学，谈美食，谈金粉，谈书法，谈禅宗，谈收藏，谈雨花石，谈南京大萝卜的笑话，虽无酒，但时常清淡到到深夜醉意而归。1999年，我搬到了河西的碧树园居住，，很少见到忆明珠先生了，时不时还会有些念想，原来清淡也是有瘾的。都说清淡误国，但对于文人而言，拓宽思路，自由想象，不受拘束，于创作或许有裨益的。
南京还曾经是自由撰稿人最多的城市。1990年代，作家基本都是捧铁饭碗的，每个省作家协会都“养”有数量不等的专业作家，且是终身制的，不管你以后写得如何，能写不能写都不会离开体制，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作家协会之外的作家都叫做“业余作者”，因为当时的稿费制度和版税制度不完善，一个人光靠稿费生存是很艰难的，更不用说医保、社保这些保障性的生存基础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当上专业作家，而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的编制有限。一些单位也认为业余创作属于不务正业范畴。青年诗人韩东在高校任教，但繁琐的教学工作严重影响他的写作，他又不能耽误正常的教学工作，纠结了几年之后，他毅然辞去大学老师的工作，这在当时可谓是“孤勇者”，很多人为之可惜。而韩东辞职后，专心致志地创作，取得了优异的成就。在他的影响下，南京出现了一批自由撰稿人，朱文、朱朱、魏微、吴晨骏、赵刚、崔曼莉等纷纷自己将自己搞成了专业作家，成为六朝古都南京的另一道景观。
顾小虎是1980年代南京文学青年的头面人物，北岛等人创办今天文学社的同时，他带领叶兆言、李潮、徐乃建以及更小的韩东成立了“人间文学社”，他参与创办的《青春》也成为当时文学期刊的“四小名旦”。他本是一个好的评论家和编辑家，80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火爆全国，他迷上了围棋，他觉得围棋比文学更有意思。他开始在家打谱、约朋友下棋，朋友没有空就去棋社下棋，还获过南京新闻界的围棋冠军。顾小虎的理想就是成为作家中围棋第一人，然而，顾小虎要挑战最大的敌人——作家中的棋王储福金，储福金自幼学棋，功力深厚，半途学棋的顾小虎终不是对手。顾小虎深知童子功的重要，他便开始教七岁的儿子学棋，发誓要让儿子战胜储福金，“报仇雪恨”。他儿子聪颖好学，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击败了父亲的老对手储福金。当然，顾小虎的文学天赋也被耽误了，顾小虎和路遥差不多是同时代人，才华也应该彼此彼此，路遥对文学的执著和痴情，令人动容，也取得巨大的成就。而自从学棋之后，顾小虎淡出了文学界，惜乎！
当年谢安下棋时神态已经不能见到，而顾小虎对弈时投入的神情应该是与谢安是同款的，王谢家族的文化基因让南京文气多了一份无为的淡泊。如果金陵文气里只有高冷的士大夫的傲气和清淡的无为，就会显得有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六朝帝王更迭、世事无常特有的沧桑感让南京文人的天然拥有一份沉甸甸的沉郁和说不完的哀痛，“国家不幸诗人幸”，六朝的朝代频繁更迭，让世人们目睹了王朝的兴衰荣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剧末套曲《哀江南》的唱词也成为描写沉郁和哀痛的南京沧桑的经典。南京的文人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亡，这些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波澜让金陵文气的名士气烟火气五味杂陈，欲说还休。
二
夫子庙是南京的文脉之心。
南京的文气沛然，南京的文脉悠长，南京的文人自成一格。这是一座文气浓得化不开的城市，因而南京的城南有一块全国独一无二的牌坊：“天下文枢”。
“天下文枢”矗立在南京的夫子庙门前的广场上，枢原本是枢纽的意思，文枢这意味表示天下人才在汇集，明清时南京的夫子庙聚集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是人才的集散地，也是文脉所在。敢于号称“天下文枢”的城市，在全国好像只有南京。这肯定不是南京人的自吹自擂，而是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天下文枢”坊两侧中柱上挂的是乾隆皇帝撰写的楹联:
允矣斯文为古今中外君民立之极
大哉夫子会诗书易礼春秋集其成
乾隆的夸赞不是礼节性的，南京夫子庙自东晋咸康三年（337年）始建学宫以来，就一直是教育文化的中心。 这座占地三十万平方米的古代考场，在鼎盛时期拥有20644间号舍，规模之巨堪称世界教育史奇观。每间逼仄的考棚都是精神修炼的禅房，来自江南八府三州的士子们在此进行着知识分子的“成年礼”。如今残存老巷深处的青石板路上深深的车辙印，仿佛诉说着当年运送试卷的轱辘声声。
夫子庙建筑群的营造法式暗合《周礼·考工记》的礼制规范，却在水网密布的江南演绎出灵动变奏。庙、市、街、河四位一体的空间格局，打破了传统孔庙庄严肃穆的单一表情。泮池的弧形照壁将秦淮河水引入礼制空间，大成殿的盘龙石柱与民间商铺的雕花门楣相映成趣，这种“庙市合一”的营造智慧，恰是江南文化“雅俗共济”的物化呈现。
和夫子庙“文枢”相映成趣的是秦淮河文化。同为孔庙，北京的国子监和山东的曲阜似乎都没有南京夫子庙这般生动有故事。科举制度在南京城南并非冰冷的选拔机制，而是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秦淮河上的画舫，曾是举子们金榜题名后的庆功宴场，贡院西街的笔庄，记录着“湖笔徽墨宣纸端砚”的物质文化谱系；甚至乌衣巷口的夕阳，都因王谢子弟的进退荣辱而有了哲学意味。这种将教育、考试、生活熔铸一炉的文化景观，在世界文明史上独具风韵。
金陵的文气甚至让青楼也染上了“文艺腔”，秦淮八艳的风雅与夫子庙文士的唱和留下了风情万种的故事，秦淮八艳的一些女子能歌善舞，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柳如是的这首《南乡子•落花》放在如何一个选本里都不会逊色。
拂断垂垂雨，
伤心荡尽春风语。
况是樱桃薇院也，
堪悲。
又有个人儿似你。
莫道无归处，
点点香魂清梦里。
做杀多情留不得，
飞去。
愿他少识相思路。
当然，这些江南佳丽曾经是被人诟病的的商女，《后庭花》也因亡国之音恶名远扬。然而，秦淮河和八大胡同之类的青楼不一样的地方，恰恰不只是靡靡之音，不只是胭脂的软弱和纤细，秦淮河流淌的不仅是文气、才气、艳气，秦淮河还有正气、义气和大气，柳如是、李香君等在国家兴亡的当口表现出来的豪侠和忠义，不当亡国奴的情怀至今还在被人们书写，这也是秦淮河超越了青楼文化被后人反复书写的原因。
1644年3月19日，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大明王朝覆灭了。兵临城下，26岁的柳如是目睹清军入关、扫荡江南的种种惨景，内心悲愤不已。柳如是备了一桌酒席，举杯丈夫钱谦益说，“此时当取义全节，以副盛名。” 钱谦益当时为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两人约定第二天双双投水殉国。但当柳如是准备好了要投水时，钱谦益却在船上茫然四顾，伸手探水再三，抬头对妻子说：“水太凉，改日吧。”
柳如是惊呆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向敬爱的丈夫竟如此软弱贪生！她绝望纵身跳进了湖里。钱谦益惊恐不已，慌忙叫人搭救，最终柳如是被救起，没有死成。钱谦益死后，柳如是自缢身亡。多年之后，大学者陈寅恪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写了《柳如是别传》，表达对这位秦淮女杰高尚气节的颂赞。
孔尚任的《桃花扇》成为文学史的经典，也正是对秦淮脂粉气的一次修正。李香君血染侯方域赠送她的定情扇，是对爱情的忠贞，也是节气的表现。而滴滴鲜血被描绘成桃花，再次印证了金陵的文气底蕴和习性，生命化作审美，化成艺术品。
秦淮河拉高了女性的历史地位，“商女”更知“亡国恨”，跳江何惧鬼门关，秦淮河上有情怀，，夫子庙前叹红颜。深受六朝文化名士气熏陶的柳如是、李香君体现出来的大义与英雄史可法在扬州的抵抗一样值得点赞。
夫子庙和秦淮河也催化了文人的世俗化、平民化，让文气具有了更多的烟火气。南京夫子庙作为考试院，文人聚集这里，平常这些文人要端着一副与老百姓不一样的姿态，但长年累月的应试让很多书生在南京驻扎下来，他们也和南京老百姓一样生活，他们端着的架子要放下来。鲁迅在《孔乙己》里写过孔乙己始终穿着长衫，那些书生虽然脱不下长衫，但精神上已经脱下了。夫子庙周围住下的都是应考的书生，不像平常在家乡诗歌高高在上的读书人，都是读书人，装着也没有趣味，端着也很累，装是要有观众的，平常在乡里，你是读书人，你和乡亲们是不平等的关系，但到了夫子庙，都是书生，彼此彼此，也就是众生平等了，都是鸿儒，也就都是白丁了。文人的平民化、世俗化让金陵文气充满了烟火气。
到民国时期，朱自清和俞平伯写作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成为佳话，让这条河流成为中国文人精神嬗变的测量仪。当代的名作家陆文夫、苏童也续写了这一文学传统，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和苏童的《红粉》都是以青楼女性的改造为题材，写出了世事变迁、人情苍凉。
三
《红楼梦》是金陵文气皇冠上的明珠。
追溯源头，金陵的形象应该是唐诗塑造出来的，唐诗里剔除了关于南京的篇什，唐诗会缺了一大块，就逊色了很多。如果没有唐诗，“金陵”魅力就不会在文学史上有如此迷人的魅力。唐朝的诗人太爱金陵了，金陵也没有辜负唐朝的诗人的厚爱，金陵怀古的诗篇把李白、杜牧、刘禹锡高高举在唐诗的顶流。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李白一千多首诗里，居然有90多首是在金陵创作或者是写金陵所发生的人物和事件。如今，谁不会背几首李白、杜牧、刘禹锡他们几首有关金陵的诗呢？
唐宋之交，以都城南京为中心的南唐文学堪称五代文学的代表。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父子和宰相冯延巳的词境界开阔、情致缠绵，以其独特魅力独领一代风骚。南唐词派与西蜀花间词派成为宋词的两大源头。宋元时期，南京为东南地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南宋时，南京为陪都，地位仅次于都城临安。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三任江宁知府，两度辞相后退居江宁，有关金陵的诗文作品近300篇。
明代是第一个以南京为首都的南北统一的王朝。南京先为首都54年，后为留都223年，继六朝之后再次成为中国文学创作与交流传播的中心和亚中心。活跃在南京文坛的文学名士多达200余人，诗文名家有明初诗文三大家刘基、宋濂、高启，台阁体诗文代表杨士奇、杨荣、杨溥，“前七子”成员边贡、王廷相，“后七子”领袖之一王世贞，“竟陵派”代表钟惺，“公安派”领袖之一袁中道等。清代南京为文学重镇，以方苞、姚鼐及梅曾亮、管同为代表的“桐城古文派”兴盛于南京，成为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杰出典范。孔尚任的《桃花扇》被誉为中国古典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袁枚《随园诗话》阐述的性灵学诗论影响巨大。寓居南京的李渔被誉为“中国戏剧理论始祖”。
《红楼梦》将金陵形象的塑造推向了又一个高峰，金陵的知名度再一次被文学照亮，《红楼梦》再一次让金陵这个IP重新焕发出光辉。《红楼梦》的书名原先曾经叫过《金陵十二钗》，还有一个书名叫《石头记》，和南京石头城相呼应。虽然很多人争论《红楼梦》里的都城到底是南京还是北京，但金陵实实在地杵在那里，关键很多硬件也直接与南京一致。
作者曹雪芹的家族与南京的关系极为密切，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和父亲曹颙等家族成员曾在南京担任江宁织造，负责为皇室供应丝绸，并兼任皇帝的耳目。曹家在南京生活了六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财富和文化资源。曹雪芹出生于南京，成长于南京，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南京度过。曹家在南京有着深厚的根基，其家族曾长期担任江宁织造一职，负责皇家御用织品的生产，江宁织造府也成为曹雪芹童年生活的重要场所。
《红楼梦》中多次提及金陵（南京），金陵不仅是小说中人物的故乡，也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小说中许多场景与南京的地理和文化景观密切相关。如石头城、秦淮河、乌龙潭等地，都与南京的实际地点相呼应，除了小说中的“金陵十二钗”就是以金陵为背景命名的，南京的云锦、秦淮河、玄武湖等传统文化元素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展现了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
《红楼梦》保留着大量的南京方言，在刘姥姥出现之前，《红楼梦》人物语言和叙述的语言大多是南京话、扬州话，几乎没有北京方言，即使后来故事到了京城之后，作者还使用了许多今天我们能时常听南京人说到的高频方言词汇。比如“韶”，南京话读作sáo，意思是叨叨个不停。第二十四回：“贾芸听他（卜世仁）韶刀的不堪，便起身告辞。”再如：“老砍头的”，对老年男性的一种戏谑或嘲讽的叫法。第五十三回贾珍骂乌进孝：“这个老砍头的今儿才来！”再比如：“希”，特别、非常的意思。第五十回：“已预备下希嫩的野鸡，请用晚饭去。”
关键在于《红楼梦》的文气和金陵文气太吻合了，《红楼梦》之于南京，就像《随园食单》、《随园诗话》之于南京一样，那里面的气息、脉动是如此的相通，以致于有人猜测袁枚是《红楼梦》的作者。
《红楼梦》的成就除了塑造贾宝玉的形象外，还塑造“金陵十二钗”的女性群像，这在中国小说史一大创造。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以男性形象为主，女性几乎都是配角，占据很多篇幅的潘金莲也只是一个淫乱的化身，而《西游记》中妖精更是简单化的符号。另一部名著《金瓶梅词话》塑造了三个生动的女性形象，但是潘金莲、庞春梅、李瓶儿这三人市井气太重，不像《红楼梦》中的女性具有文气、才气。红楼梦中三大女主角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薛宝钗和王熙凤是典型的南京人，她们的才貌情怀不禁让人想起前面我们说到的“秦淮八艳”，虽然出身不同，十二钗是大家闺秀，名门淑女，秦淮八艳是青楼女子，但表现出来的才情和性情，有一脉相承之处。《红楼梦》里有一段关于王熙凤的判词， 直接出现了金陵的字样。
凡鸟偏从末世来,
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前面三句用了拆字法说的的是王熙凤的性格和命运，但最后一句“哭向金陵事更哀”，也是来自同样金陵的薛宝钗等人的命运，同样来自扬州苏州林黛玉的命运，她们都是哭向金陵的女性。石头记就是石头城十二钗们的金陵春梦，从秦淮八艳到金陵十二钗，江南女性命运如此诗意而凄美，金陵文气的阴柔之美也是其他地域难以企及的。“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这首散曲说的是王熙凤的命运，也说的贾府的命运，也是大清王朝的“末世”的命运。这种特有的沧桑感正是南京这块土地上挥之不去的氤氲和文气。
《红楼梦》孕育的充沛文气一直传承到今天，叶兆言的系列小说直接以《夜泊秦淮》命名，问苏童的《妻妾成群》则被称为“小《红楼梦》”，里面写陈佐千家族的四个妻妾的命运，也隐隐对照着贾府女性的命运，十二钗被浓缩成毓如、卓云、梅珊、颂莲四个女性，不难看出王熙凤、薛宝钗、史湘云等人的影子，作家倾心刻画的颂莲一开始是林黛玉式的谨慎和孤单。我们把林黛玉初进贾府的场景和颂莲进陈府的情景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文脉是如此相承。
《红楼梦》这样写林黛玉进宁国府：
随后，林黛玉在邢夫人的陪同下，出了荣国府的西角门，穿过荣国府正门，进入宁国府。她进入了一黑油大门（东角门），来到贾赦的仪门前，最终在贾赦院内见到了贾赦。宁国府内部的建筑布局也十分讲究，厢庑游廊，悉皆小巧别致。
《妻妾成群》的开头是这样的：
四太太颂莲被抬进陈家花园的时候十九岁，她是傍晚时分由四个乡下轿夫抬进花园西侧后门的。仆人们正在井边洗旧毛线，看见那顶轿子悄悄地从月亮门里挤进来，下来一个白衣黑裙的女学生。仆人们以为是在北平读书的大小姐回家了，迎上去一看不是，是一个满脸尘土疲惫不堪的女学生。
两人都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孤女的性格特征鲜明，当然颂莲在陈家与前三位太太的争风吃醋中，后来变得像王熙凤一样泼辣乃至狠毒，也是环境造成的。可见《红楼梦》的影响之深远。
四
2019年10月31日，南京成功入选世界“文学之都”，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的城市。
应该说这是一个迟到的荣誉，虽然是迟到的荣誉，但也是对“金陵文气”的一次正式加冕，是对“天下文枢”的世界性认可。
和金陵王气的虚无缥缈相比，金陵文气触手可及，随处可得。不用说历史上的那些留痕，如今的南京文气也是丰沛妖娆，作家辈出。好多年前，我在上海向王安忆约《长恨歌》的稿件，她说，对南京很有感情，她就是在南京出生的，她还说王朔也是南京出生的，他们好像还是同一个军区医院的妇产科出生，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是南下干部，后来父母工作变动，他们分别去了上海、北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在南京出生的作家还有路翎、张贤亮 、余光中、方方、韩东、葛亮等，他们有的虽然没有在南京成长，但娘胎里可能“感染”金陵文气的基因。而苏童、叶兆言、毕飞宇、朱文、鲁羊、鲁敏、丁捷等则是来到南京之后成长起来的，赵本夫、周梅森、朱苏进、范小青、黄蓓佳等则是到南京之后进一步“发育”、壮大的。
金陵王气是南京历史的一个痛点，想一想踌躇满志，挠一挠又痒又痛。金陵王气从来都有些躲躲闪闪，不那么直截了当，以至于李商隐在《咏史》中感叹：“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而金陵的文气，是南京的一个亮点，自南朝以来一直理直气壮，当仁不让，且从未中断，不像金陵王气时断时续，经常“黯然收”，金陵的文气明朗、旺盛、茁壮、长远，不会黯然，更不会“收”，而是滚滚而来，永不停歇，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