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成长往事
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喜欢读苏东坡先生的文章，《赤壁赋》的洒脱旷达、《后赤壁赋》的孤寂清冷、《喜雨亭记》的欢快流转、《记承天寺夜游》的梦幻玲珑……好的文章只消一眼，便会让人萦绕心头，念念不忘。
唯独《古文观止》一书所选苏轼的《超然台记》和《凌虚台记》这两篇文章，却总是容易混淆，分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台。这也难怪，古人的生活中虽然没有各种电视台，却有曹操的铜雀台、陈子昂的幽州台、李白的凤凰台……只是对于身处现代的我们来说，“台”这个概念已相当陌生了。那些曾让古人感慨万千的“台”，早已隐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余下的是城市里的一簇簇高楼大厦。
直到有次读了一则关于《凌虚台记》的故事，我才重新认识了这个叫凌虚台的地方。公元1061年，20多岁的苏轼初入官场，来到陕西凤翔，任凤翔府签判。他的顶头上司是陈希亮，用苏轼的话来描述，这位上级身材不高，目光冰冷，从来都是绷着那张黑脸，王公贵人一见到他，马上都要收敛起来。
陈希亮，字公弼，他好像对苏轼这位从国都来锻炼的官员并不感兴趣。尽管苏轼的文章已被皇帝所赏识，连公认的文坛盟主欧阳修读苏轼的文章都感慨“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偏偏陈希亮不把苏轼放在眼里。苏轼想去拜见他一面，往往要等上半天，而苏轼最为自负的文章更是屡屡被他打回，涂改得面目全非。同事有个称苏轼为“苏贤良”的，被陈希亮生气地责问：“一个小小的判官算什么贤良？”苏轼闹情绪没去参加中元节的集体活动，结果被陈希亮罚了一笔钱。
本来意气风发的苏轼，初入官场就遇到这么一位难对付的上级，别说他想不通，连我这样的看官都觉得愤愤不平。按说这位老先生和苏轼是四川眉山的老乡，论辈分又是苏轼父亲的长辈，亲不亲故乡人，哪有这样刻薄对待同乡晚辈的道理？
反击的机会来了，有一次，陈希亮在后园盖了座高台，让苏轼写篇文章纪念一下。苏轼心里憋足了劲：今天非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上等水平。洋洋洒洒一篇《凌虚台记》就此横空出世。
文章不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读，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末尾的议论：“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对于这篇文章的理解，到底是登高感慨还是含沙射影，几百年来的口水仗打个不停。明代李贽、茅坤、杨慎等文学大家敏锐地发现，这明明是在嘲讽陈太守。可是我倒没从字里行间读出什么微言大义。
陈太守的水平当然比我高多了，一眼便看穿了苏轼的小伎俩，然而奇怪的是，这次他一反常态，直接让人把这篇文章刻在石头上，一字不改。后来陈老爷子谈起这样做的原因，体现出一位长者的境界：“他爹苏洵在我眼里也是子侄辈，苏轼这小子更是孙子辈，我平时不给他好脸色，是因为他年纪轻轻就突然出名，我怕他因此自满而名不副实。”
当我读到“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这段文字，不禁对这位长者肃然起敬。循循善诱、嘘寒问暖的老师当然会让我们感激终生，但这般铁石心肠、严格苛刻的师长，更是难能可贵。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些人宁愿背负我们一生的误解，也要让我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若干年后，经历了宦海浮沉的苏轼才逐渐体会到陈太守的良苦用心。这段严苛的挫折教育，是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有了这段经历，苏轼才会坦然面对以后的新旧党争、乌台诗案。当他遇到巧言令色的沈括、阴狠恶毒的舒亶，才明白以前那位老上司的高尚之处。年过不惑的苏轼感愧交加，充满温情地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已而悔之，但后悔已经晚了，陈先生早已作古，苏轼再没有机会向他说一句感激和道歉的话了。“轼平生不为行状墓碑，而独为此文”，苏轼以前从不给人写碑铭传记，却破例为陈太守写了长长的一篇传记。当他提笔撰写《陈公弼传》时，或许陈太守会在天上欣慰地笑着说，这孩子总算成熟了。
时隔近千载，曾经的凌虚台早已不知何处，但这篇《凌虚台记》留存在文学史中，记录着一段温暖的历史。人生得遇一严师，足矣。穿越千年的历史风尘，向这位陈希亮先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