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文学》2025年第4期|孙华伟:生与死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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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传统的祭祀节日,中元节与上巳节、清明节、寒衣节合称为“四大鬼节”。《礼记·祭义》曰:“众生必死,死必土,此之谓鬼”。东西方文化对于生命延伸的概念略有不同,但人死为鬼一直是鬼文化的主流。
小时候看《聊斋》,总感觉鬼与死亡令人恐惧不安。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人到中年,就有了愈加从容的认识。我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我亲眼目睹过我的战友怎样死里逃生,我曾到医院目送亲人由生赴死,我也参加过不少人的葬礼。尤其是先父慈母大人的离世,令我陷入长久的悲痛。但在有的时候,我觉得父母并没有离开我,冥冥之中的某个时刻,耳边依旧响起父亲的嘱咐,眼前恍然浮现母亲的笑容!每每此时,我觉得父母在地府里得以安乐,长久的压抑也就变得释然。
对于人类而言,我们人人都会经历生和死,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头等大事”。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都在走向死亡、见证死亡,感受由此带来的悲伤与怀念。就在最近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身边先后有数位同事的父母、朋友的亲属离世。在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放眼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水患、火灾、地震、伤病、车祸、疫情、冲突、战争……无论天灾亦或人祸,往往导致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我们在感慨生死无常的同时,也引发着对生命、对人生的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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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世俗的情感中,出生总是令人喜悦,死亡总是令人悲痛。近读一些关于生与死的另类篇章,在进一步理解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同时,也忽然受到了一种启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脱。
通常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可以决定如何面对死亡,但却无法决定生死。但看过古代历史后,竟然发现一个人可以决定自己如何出生。不妨照录几则。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意思是说,黄帝刚出生的时候就能说话,在幼童时期就已经跟青年人一样懂晓事理,长大后更是智力超群。而据沈约(南朝梁)《末节·符瑞志·上》记载,黄帝的老对手炎帝出生时更为厉害,“炎帝神农氏,母曰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人身牛首,有盛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炎帝跟他母亲去华阳旅游,看到龙在云里朝母亲探了一下头,就如此这般怀了孕,回家后就生下了牛头人身的炎帝。
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出生的故事可谓千古绝唱,到了商代以后更是愈发的离奇。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简狄为帝喾次妃。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商汤的老祖宗子天乙公开对外宣称:他自己的老祖宗子契,他的母亲一次在湖里洗澡,突然见到一只黑鸟在她面前下了一个蛋,贪嘴的她就把那蛋拿起来生吃了,结果怀了孕。而且说子契一出生就能说话,而且还能叫出自己的名字,是一个真正的神种!
相比商代帝王的出生故事,周朝人更是脑洞大开。据《吴越春秋史》记载,“姜嫄出游于野,见大人迹而观之,中心欢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践之。身动,意若为人所感。后妊娠。”周朝人说,他们的祖宗姬弃(被舜封为后稷)是怎么出生的呢?是姬弃的母亲(当年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在原野上一不小心踩上了巨人的脚印,回来后就生下了他,与他父亲高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到了秦朝统治时期,秦始皇对过去的这些“无中生有”的故事不以为然,他对自己的出生给出了很有“可信度”的说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秦始皇以事实现身说法,他在母亲肚子里呆了足足12个月才出生。你看,他果然超凡脱俗!
相比赢政,刘邦更是现身说法的高手。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意思是说,刘邦的母亲刘媪在田里干活,在湖边休息,就在刘邦的父亲到来时,突然风雨雷电交加,刘邦的父亲看到一条龙趴到他母亲身上,于是就怀上了刘邦。而且,刘邦的夫人吕雉也出来作证说,我晚上睡在刘邦身边,都能感受到他龙腾虎跃,是真龙天子!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类似这种“天人感应”“真龙天子”“君权神授”的神话故事不胜枚举,其实质是历代帝王美化自己、顺应天意民心、利于统治,只不过由于上了史书并流传至今,居然也有人深信不疑,徒增笑耳罢了!但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做派时至今日还颇市场,比如社会上盛行的“形象包装”,营销广告热衷的“策划炒作”,演艺圈大行其道的“人设崩塌”,各界层出不穷的“学历造假”等乱象,其实质与古代皇帝的出生传说是一样的。但无论如何,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尽管真的有假的成分,但假的永远变不成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非要说他见过一条龙,甚至把自己说成一条龙,你大可不必认真,也不用正眼去瞧他,只是敬而远之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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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传统文化习惯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被称为阳间,人死亡后会进入另外一个与阳间相对应的阴曹地府(阴间)。地府里有阎王、有判官、有生死簿,他们根据你生前的所作所为决定着你的生命轮回。古人为了让判官更好地辨认死者的身份和生前做过的事情,都会把一本文书(也称死亡投名状)带来墓室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墓志铭。墓志铭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通常记录墓主人的姓名、家世、官职和生前事迹,像一篇简单的传记,叫作墓志。下半部分就是一篇文辞华丽,格律整齐的赞美小文章,叫作墓铭。在古代,墓志铭一般刻在一块方形的石板上,富裕的人家还会再用一块石板,写上某某某的墓志铭,作为墓盖。
从墓志铭的内容上,无疑可以看出墓主人的生命态度。我们有幸看到一些不同凡响的墓志铭,这些墓志铭或严肃、或幽默、或慈爱、或率真、或深刻、或离奇,可谓过目不忘,令人超脱。
在韩信墓祠旁有一副对联,只有寥寥十个字:“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夫人。”高度概括了韩信一生中的重大经历。“生死一知己”,指的是萧何。当年韩信一直未得项羽重用,负气出走,萧何月下追韩信,并推荐给刘邦。后屡建战功,被封为淮阴侯。“存亡两妇人”,一位是对韩信有养育救命之恩的漂母,另一位是将韩信杀死的吕后。史载韩信小时候贫困潦倒,食不果腹,险些被饿死,多亏遇到一位善良的洗衣妇(漂母),将他接回家中精心安养,方得保命,才有了后来的“封侯拜相”。至于第二位妇人吕后,指的是刘邦的皇后吕雉。韩信被吕后(与萧何密谋)以平叛胜利为由,诱骗入宫庆贺,在未央宫的长乐钟室内,韩信被预先埋伏的刀斧手抓获。吕后命宫女剥去韩信的衣服,用削得锋利的竹签将其戳死。这一惨状,后世称之为“钟室之祸”。据迷信说法,杀韩信这样的功臣,上不能见天,下不能见地,不能用刀,否则要遭天怒。因此,吕后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来对付韩信。
相比韩信墓祠的“十字对联”,武则天的“无字碑”更是尽得风流。历朝历代,唐宗宋祖,帝王将相,无不希望死后能树碑立传,而武则天作为唯一一个女皇帝,墓碑上却空无一字,其用意成为千古之谜,引发后人无尽的猜测和评说。武则天能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本来就具有传奇色彩,而她死后陵墓上的墓志铭又成为了另一番传奇。
明朝时被公认成就最高的文学家张岱,才华横溢却不参加科考,放浪形骸,只知追逐内心最喜欢的东西,所以前半生就是一个字“玩”!到了五十岁那年,清军入关,天翻地覆变了样。他有感而发,写出《自为墓志铭》,不吝笔墨地细数自己的爱好与人生:“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相比文学家张岱的自嘲幽默,一位名叫杨一笑(本名刘泽恩)、号凌虚子的历史过客,其墓志铭更为简单直率:“初从文,三年不中;后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遂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对于杨一笑其人,我不知道能否经得起考证,本来的刘姓却改为杨姓,而且用一笑作为名字,难道其悲催一生和如此奇葩的墓志铭只是让人莞尔一笑吗?平心而论,我们如果把自己当成杨一笑,设身处地想一想,花费很多时间,学了多个领域,每个行当都没有学成,最后学医期间自己开了个药方,照方吃药后却死了,不是令人感到心酸和可惜么?!
提到墓志铭,不能不提到王国维。以创作《人间词话》而名世的近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其墓志铭内容很长,但正因为如此才使陈寅恪被更广泛所知,经典部分如下: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与王国维先生极长的墓志铭相比,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等文学作品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其墓志铭则以短示人:“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是清朝皇族后裔,一出生便国破,一岁时又父亡,前半世生活不堪、穷困潦倒,后半生却因一手好书法而美名远扬。他在66岁的时候,用自嘲笔法概括了自己一生,作为自己的墓志铭,道出了他几番起起落落人生滋味,读来既俏皮玩味又令人沉思。照录如下: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墓志铭是对死者的一生成就的总结,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古今中外有所建树的伟人、科学家、艺术家,其墓志铭往往特立独行,散发着浓烈的个人气质及艺术气息,给人留下强烈的启发与深深的思索。
我国著名音乐家,《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其墓志铭引自法国诗人可拉托的诗句:“我的耳朵宛如贝壳,思念着大海的涛声。”与聂耳的诗意不同,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的墓志铭近乎直白: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还是会发生!而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海明威的墓志铭则更为简短:恕我不起来了。英国最杰出的戏剧家“莎翁”莎士比亚,据说是他自己写下的墓志铭,告诫世人不要打扰他:朋友,看在上帝的情分上,千万别掘此墓,动土者将受灾,保护者会得福。
诸如上述文艺名流的墓志铭,着实富有特色,内涵丰富。其实,数学家的墓志铭也毫不逊色。我国数学家陈景润的纪念碑外形为阿拉伯数字“1”与“2”叠加在一起,象征着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所取得的(1+2)的重大突破;在底座的黑色卧碑上镌刻着被国际数学界命名的“陈氏定理”。古希腊著名数学家阿基米德的墓碑上刻着:球内切于圆柱的图形,以纪念他发现球的体积和表面积均为其外切圆柱体积和表面的三分之二这条著名的几何学原理。类似的墓志铭还有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他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后35位,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数值。在他的墓碑上就刻着:“π=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英国数学家马克劳林是物理学家牛顿发现和培养的,他在墓碑上刻着六个大字,念念不忘自己的恩人:承蒙牛顿推荐。
世界上最奇特的墓志铭,应该属于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的。他的墓碑上刻着一道谜语般的数学题:“过路人,这座石墓里安葬着丢番图。他生命的1/6 是幸福的童年,生命的1/12是青少年时期。又过了生命的1/7他才结婚。婚后5年有了一个孩子,孩子活到他父亲一半的年纪便死去了。孩子死后,丢番图在深深的悲哀中又活了4年,也结束了尘世生涯。过路人,你知道丢番图的年纪吗?”呵呵!估计很多人都猜不出,丢番图活了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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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传统文化中,对生与死都有深刻的认识。
唯物观点认为“人死如灯灭”。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则认为:死也不是死,有死必有生;生也不是生,有生必有死。上古时期,大禹王就说过“生者寄也,死者归也”的话。什么意思呢?生是来观光旅游的,死就是回去,回去休息休息再来,《易经》也有这样的说法:“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人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人的生死,不就像太阳的升起和落下那样循环往复吗?这种观点用佛家的说法就是“轮回”,就是所谓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生生不息。
在我们的传统思维习惯中,死亡是尽量避而不谈的话题,其原因无非是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害怕死亡的未知。从古到今,人们对“死”有着种种讳称。帝王之死称为“驾崩”,平民之死称为“离世”,老年之死称为“登仙”,少年之死称为“夭折”,意外之死称为“遇难”,正常之死称为“正寝”。
有人认为,或许是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之类的话,以致后来的儒家学者一直未曾涉及“死”的话题,导致中国文化缺少了对“死”的思考。我不这么认为!我反而觉得,孔子此言对生命是一种敬畏的态度,强调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告诫人们要珍惜生命,不能轻易言死。
儒家强调人的一生都要奋斗,即“立德、立功、立言”,只有死亡了才能卸下自己担负的使命和责任,可以理解为把死亡视为“安息”。《孟子离娄篇下》云:“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死可以当大事”,教化天下的百姓做到“养生送死而无遗撼”。儒家不仅谈死亡的意义,而且对死亡和祭祀极为重视,把孝认为“事死如事生,事亡而事存,孝之至也。”可以看出,儒家是一种积极的生死观,教导人们要敬畏生命,珍惜时光努力奋斗,即使面对死亡也应不留遗撼。
在佛教里,“涅”是梵语中对僧人去世的说法,在玄奘之前曾被译为灭度,或寂灭、无为、解脱、安乐等,唐代玄奘大师则将“涅”译为“圆寂”。“圆”是圆满无缺,“寂”是清净寂灭。具体地讲,“圆寂”即福慧二德都达到了圆满,该具足的都具足了,该丢弃的都丢弃了,生命所有的烦恼也都达到了寂灭无存,有一种大乘佛法之境界。可以看出,佛教将死亡理解为对自己灵魂的一种完善。
道家把道士死亡称为“羽化”。道家虽然也在追求一种脱离世俗世界、解脱自我的目标,但与佛教通过达到精神的大彻大悟不同,道家则是通过一种“羽化成仙”的方法。道家认为,“羽化”本来指的是一些变态类昆虫,从蛹变化为成虫的过程;而由人变成神仙与这种情况有些相像,因此便有了“羽化”之说。道家这种通过“羽化成仙”跳出生死轮回、生老病死的文化内涵,让道教的修行多了一层神秘而浪漫的色彩。
精通儒、释、道文化的国家大师、教育家南怀瑾先生,积极而又淡然从容的人生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我们无法选择怎样出生,却能决定如何面对死亡。作为一个拥有科学思维的现代人来说,我们都理智地懂得:死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死亡是生命的礼物,无恒才是宇宙的正常规律。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天主教思想家奥古斯丁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是确定的。”是啊,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而死亡是那样的不容置疑,不容改变。既然如此,当我们面对困难挫折甚至生死的时候,为什么不学学上述诸位的人生态度,欣然地接纳、乐观地面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