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伴随着多元化、流动性的时代趋向和持续深入的现代化发展格局，2024年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聚焦人心命运，用文学的笔触思索和回应着时代嬗变中的本土和世界，在短篇小说领域呈现出强劲的创作态势。延续前几年短篇叙事对现实生活的关照，整体向多维度开掘，持续走深的同时蓄力新的可能。突出表现为内向性的审美视点聚焦，勘探个体生命经验和人性人心，于日常生活细部深度关照“人”的生存处境和社会问题；介入地方化和世界性写作浪潮，展现空间内外的差异经验和文化关联；并用多样的跨界实验拓展短篇文本弹性空间，激发在主流与类型、传统与现代、真实与虚幻间碰撞融合的新质活力。相较于洋洋洒洒的外放和宏大，2024年的短篇创作风景宛如文学之河中暗涌的段落，将命运追求和心灵激荡潜藏在岁月之流，于静谧中蕴藏细腻深邃，在沉潜中开拓视域和新意，展现出对个体心灵的深度关怀、人与社会复杂关系的思索和生命意义的声声追问，情意真切，余味深长。

01

内向维度：从个体人心透视生存困境和时代痛点

个体是相对于世界的小单位，从存在伊始即不断处在与他者、社会接触的过程之中，感受着内心的怀疑、迷茫、动荡以及在变化中逐渐形成和修补的自我认识。“自由与束缚”“理想与现实”“肉体与心灵”等话题横亘在人与社会复杂纠葛之中，诉说着人生的困境和存在的真相。个体心灵又是世界的镜像窗口，透过内在目光显露出社会问题和隐秘的时代痛点。人、人性、社会、存在意义等主题都在内向维度凝聚并放大，呈现出更多的可能。2024年短篇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深入开掘个体内心世界，聚焦意识深处的自我认知与探索，在不同的人生况味中探查人性幽深，并进一步表现出对人类生存困境和存在意义的反思和追问。

就具体文本而言，典型实践体现在对成长之痛和命运困局的描画。张学东用儿童视角在《花事》中书写出一个单纯、敏感而善良的孩童在世界中被挤压、误解、敌视、走入窘境的“受难记”。九岁的周舟父母离异，辗转在两者之间的他在生活的细微中感受着成人世界情感的怨恨和欣喜。这一切对于他十分陌生，仿佛一道无形的墙遮挡了父母的世界、完整的家庭情感和真实的自己，但又渴望做些什么去连接和融入其中，表达爱，填补心灵的空缺。他决定在母亲生日这天送一朵玫瑰花，故事却从此处开始滑向混乱和荒诞。画的花被美术老师收走，去花店买花被老板娘误会早恋偷花，小区摘花被保安当作小偷私下罚款……孩童的力量微薄，正常诉求被成人无视误解，在人性的不堪和偏狭的逼迫下“无路可走”。好事变成坏事，花事由盛开转为凋零。周舟的内心愿望、踌躇和波动作为内线推动着情节发展，透过他的困惑挣扎揭示出儿童的存在困境、人类成长苦痛以及社会人性的复杂幽深，给人一种充满留白空间的现实寒意。牛健哲的《秋千与铁锹》（《当代》2024年第4期）则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在充满象征隐喻的修辞笔调中刻画了边缘少年的成长悲剧，并进一步追问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主人公“我”以给“你”讲述的视角不断地回顾和加工着自身成长经历，有意识地拷问内在的痛苦。故事在成年的圆滑、狡黠、凌厉和少年的懵懂、好奇、自怜中穿梭，深刻地呈现出主人公从尝试善意自我建构到彻底垮掉坠入无情深渊的灵魂哀鸣。“我”在父亲缺位、母亲隔阂的童年里像野猫一样孤独游荡，只有象征着美好园地的“秋千”和保护自我的“铁锹”给予陪伴。“我”看似学会了漠然面对周遭，实则一直在寻求精神的依凭和一点点爱的可能，却在友情、亲情、希望的多重幻灭后被人性恶与世间黑暗吞噬。然而，彻底堕落就不痛苦了吗？作家又在此借成年“我”之口进行了探索和解答，“如果你有拉人上岸的能耐，我也想稳稳走几步”。被边缘化和抛入孤独的痛苦、无爱可寻却永远期盼的矛盾普遍存在于现代人类的心灵世界，人们又在不断求索间留下渴望光明和救赎的精神力量。

此外，短篇创作也延伸进时代社会现场，在内核共鸣又具有差异性的个体与他者的互动间展现出对人生“执着与失落”的深刻体味。于昊燕《载空者》（《收获》2024年第1期）借用颇具时尚感的“载空出行”话题，书写了一个关于“寻亲”及“寻亲之后”的故事。跨越半个中国、几十年坚持寻亲的“网红”司机接到了载女孩灵魂回家的订单，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聆听了女孩悲惨的一生。养母亡故后，女孩被所有亲人嫌弃算计，怀着一丝希望寻亲，以为寻亲成功，结果推开一扇假门——“陈年贩婴案”。她无家可归，无处可去。女孩揭开了“寻亲”的美好面具，无助地面对真相的锐利刀锋，在后真相时代虚浮的信息网格中，成为被网暴和指责的众矢之的，最终走上被世界荒诞、内心孤寂吞没的自裁之路。作家借司机的目光和内心波荡暴露出“寻亲”童话背后的巨大的空洞和残忍，那横亘在岁月和人性情感间广阔而疼痛的世界。司机和女孩作为“偏执者”的代表，用命运轨迹展现了人类无法逃避的执拗以及注定伴随的痛苦，最终传递出对抗存在困境的精神力量，司机重燃对善念和真实的坚持，报警后踏上救援女孩之路。在命运的沉思之外，穿插其中的“载空订单”也蕴藏着强烈的时代反思，不仅指向技术时代碎片浮躁、虚实难辨和价值缺失的问题，还由“空荡”的意象折射了当下人们的心理暗面和难以直面的人性真实。《寻烬》中鲁敏继续坚持对人心的挖掘和剥落，用简单且富有诗意的语言讲述了因寻找寄寓在失物中的“自我”而偶遇的两人的记忆回溯和深入灵魂的对话。桥头市场的一场大火烧掉了过去岁月的锚点，也催促着在时光中晃荡的人们直面内心和现实的困境。中年人董野按照父亲的“文化人”理想追逐着世俗意义上的完美生活，却在中年遭遇变轨和破碎。他试图重寻承载着自由、纯粹喜悦但被剥夺和忘却的玻璃球，寻找遗失的自我和希望。而“头巾大妈”也在癌症晚期想去寻回凝结着许多棋牌室故人生命片段和暮年生命志趣的牛骨麻将，传承人生牵挂、抓住自己能够追寻的东西。二人在人生的两种、两端空落中追寻，在执着后失落的生命“虚无”中建构和寻求意义。“寻烬”在此被赋予了象征意味，既代表着个体对命运和外力的抵抗，又是由终点向起点的积极开解。人生的来路中潜藏着归途，绝望中孕育着希望。面对现代人生意义的失落、个体在社会惯性下的无意识妥协，我们要有坚持初心的勇气和及时行动的力量，带着对命运的释然奔向自由的超越。

在题材选择中，短篇创作在“向内”挖掘的同时还突出表现为对女性写作、爱情婚恋题材的关注，用沉重或轻盈的笔法传递出对时代女性命运、个体情感困境的关照和人类存在迷局的思考。以张天翼、李静睿为代表的女作家敏锐地切近时代现场，在清醒审视和同情的思考中，开掘了热点新闻背后的女性生存问题。张天翼的《白雪》运用童话的反向度书写，在被绑架女孩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展现出其从美丽善良的少女白雪，到被黑暗洗劫、极尽折磨成为怪人之后的另一种“雪白”的人生。透过女孩细腻纯真的内心里希望和绝望的反复起落，在诗意一般跃动的语言和画面情绪中，深切地刻画出女性的生存之痛、人类命运的荒诞和人性的复杂狰狞。最终，“一场雪”的陷落由一朵“白荷花”的生命带来治愈，获救的女孩放下苦痛和自我厌弃，因为爱而重新获得释然，从深渊回到人间。李静睿的《未竟的河滩》通过具有宿命感和神秘色彩的河滩意象与女孩恋爱被男友精神控制致死的社会新闻相结合，在悬疑笔调中讲述了跨时间回环的“闺蜜复仇凶杀案”。易晚星对复仇的决心、对闺蜜盈盈生命悲剧的痛心和自责潜藏在案件和日常叙述背后，作为内在精神主线推动着故事由平淡走向离奇。盈盈将女性意识视为孱弱和羞耻、寻找有权势的伴侣寄托自己的未来，却在对男友的爱和精神无条件服从中被击碎自我，陷入自证陷阱，放弃生命。她命运的滑落体现了社会意识对女性无形的桎梏与压抑，而这场难被看见的伤害似乎只有通过另一个女性复仇的怒吼和心灵的绝叫才能得以疏解。作家以“未竟”的隐喻和鬼魂的指代揭示女性未走出的生存困境，并寓以对人的尊严价值的普遍思考。盛可以、叶弥则深入日常琐碎，从生活的褶皱里透视女性的存在苦痛、精神困局以及主体力量对现实的超越。盛可以的《姐妹》刻画了女性在偏心又势利的家庭中被挤压的个体认知与心灵空间。父母纵容优秀出色的姐姐牡丹而对蔷薇淡漠疏离，蔷薇一生都活在姐姐的阴影下，生长出卑微的灵魂。蔷薇任劳任怨拼事业、承担家庭责任为父母养老送终；姐姐专注自我、用很少的付出轻易获得家人和外界的赞许。这看似默契的配合下却藏匿着难以言说的苦闷和隐忍，蔷薇将精神裂痕和不被看见的创伤长久地压抑进顽强的个性和对他人的迁就里。盛可以用犀利的刀刃剖露出女性隐秘的生存苦闷、自我囚困背后人性深处的矛盾幽深。叶弥的《许多树》（《小说月报·原创版》2024年第3期）记叙了时代转折下女性精神觉醒和热烈的生命追求。四十年前与北京男孩的偶遇，在贫穷的小城少女心底留下了“自卑和超越”的种子，她把对男孩的情感当作崇高的象征和价值实现的执念，立志摆脱小市民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更换工作，以学习充实自己，却在均未认出彼此的暮年爱情重逢中意识到自身始终存在的自卑和难以逾越的阶层差距。作家用时光的微缩胶片刻录出女性昂扬的生命精神和内心曲折，又以小见大，寄予了对时代社会、生命意义的深切关照。

在爱情婚姻题材中，作家们观察在爱情婚恋中被放大的个体心灵和灵魂多面，也以爱情作为切口思索人们在现代社会的异化和迷失，引导读者思考个体在世界中的生存处境和生命价值。李修文《木棉或鲇鱼》是集聚美学张力和奇幻想象空间的爱情作品。台风的“木棉”和“鲇鱼”两个名字不仅象征了爱情的两种极端状态、个体灵魂的混沌和超越，还暗示了故事的走向宛如摇曳在漫卷迷雾之中难辨真假。老欧带于慧上岛度假，却遇见了于慧前夫小田，三人的内心都激起了强烈的动荡和撕裂，故事也在多重反转里从爱情纠葛滑向相互利用的人性深渊。作家于鬼影重重的幻梦里揭示了人性和爱欲的复杂张力，也指向对命运的暴虐与不可知的思索探求。新一代男女的都市爱情在现代性环境中变形成新的样态，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人的异化和社会文化观念的深层动荡。在“新”的洪流冲击下，人与纯粹爱情的距离被拉远，又在不确定的流动和迷失中试图抓住爱的稻草，证实自身的主体性、填补心灵缺失。杨知寒《观鹤》用细腻的体悟书写了当下“都市边缘人”“爱情逆行者”的坚守故事，并由此透视人类生存矛盾和时代精神问题。姜丹、冯鹤爱情美满，但冯鹤不幸因应酬饮酒过量离世。姜丹独自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和婆婆生活，沉浸在对丈夫的怀念和纯粹爱情的知足中不愿新觅，却被周围人讽刺为“守节”，拒绝社会观念裹挟和新人求爱后被造谣、泼脏水。姜丹的内心变化和心灵抉择牵引着小说的内在精神发展，并在她勇敢决定冲破社会“桎梏”，以动物的本心隐喻爱情理想，直面真实自我时达到了对世俗观念的抗辩和释然。“鹤”不仅代表了纯粹珍贵的爱，更象征着不为外物改变的人格真我和精神选择。呼唤着当下人们以无畏之勇气，“观”心灵缺失的高飞和降落。钟求是《生活节点》则聚焦于“90后”爱情婚姻困局，试图从此开掘和反思一代人的生活状况和灵魂写照。因借卡购买电影票，方执与伊伊萍水相遇，又在浅层好感和模糊的欲望中迅速恋爱结婚。然而正如从两人手中飞走落在墓园的风筝，婚姻也因为直面二者差异的“荤素之争”观念和不妥协的人生信条而轻易走向破裂。小说看似在经营情节转折，人物的内在感受却始终处在突出位置。方执经历了从雀跃、依恋、愤怒再到回归失意寥落的内心变化，实用观念与理想主义不能共融，婚姻也无法成为弥补主体破碎的拼图。作家借看似平淡的十三个生活节点揭示了年轻人灵魂的孤寂迷茫和在生存压力、现代困惑下突进的自我抗争，给予深切同情的同时表达出对人与社会、他者关系的思索与追问。

02

空间内外：地域书写与世界性的延展

伴随全球化深入发展，“地方色彩”和“世界性”成为近年来热门的创作趋势。在纯粹的地理空间之外，延伸出通达历史当下和未来的、蕴含深广的人生体悟和独特个性的文学表达，推动对自我、本土和世界的重新发现。2024年短篇小说写作也呈现出对这种潮流的积极回应和探索，在本土与世界的空间内外展现出对“地方”故事的多元书写、域外人生的深切关照和文化全球化中“到世界去”的思索追寻。关注人们流动着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状态，用多种叙事精神和审美角度表现相对性的地方经验，挖掘新的“疆域”、不同声音以及地方与世界、人类意识与现代社会的内在关联。

“新北京”“新浙派”“新鄂军”等写作风潮中，最为活跃和突出的是“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在短篇创作中进行了地方表达的多样化探索，呈现出叙事新意和斑斓的创作面貌。双雪涛《巴黎朋友》延续以往以“身份悬念”作叙事钩子的方法，由李默视角下小果的讲述倒序切入引出一个漂洋过海、时空错位、对“爱”的追寻和遗失的故事。东北记者李默在网络中遇到了身处异国的知音李璐，萌生了强烈的见面愿望，托曾经的采访对象、暮年京剧花旦韩凤芝，请她的儿子小果帮忙寻找。李璐先一步发觉她与李默的母子关系，仓促离开巴黎，使得李默异国找寻无果，又充满了直面真相和亲情的忧伤。小说中的东北人并非踟蹰在故土，而是带着“家”的破碎、身份的迷失，漂泊在地域他乡，延展出李璐和小果两代人不同的“出走”生活和心灵的苦乐酸涩。而借两对存在隔膜和陌生感的母子关系，作家也隐秘地探索了现代人与人理解和情感交流的困难，在曲折的伪饰中不易表露真我，又在陌生中寻求治愈破碎的感情依恋。小说既有对人类精神处境共性的深层揭示，又有东北人在世界、在时代语境下的故事和延伸。青年作家史玥琦《藏着》则用先锋叙事手法，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的大历史藏匿到小地域的微小人生之中，把身份谜题潜入时代洪流的人性微光下，在个体与社会、东北与世界的张力之间，构筑出情感丰沛又发人深省的命运之歌。以东北农村的贫苦少年“我”为视角，讲述了“我”与中日混血朋友粥川立郎的身份故事和人生选择。小说在镜像的双线交织中探触了东北人的苦难生存图景、翻腾的危机命运和顽强的生命精神，又在“藏”与“露”、“真”与“假”的叙事设计和情节掩映下用新视角揭示了大时代、历史背后文化与立场、正义与身份、善与恶的复杂界限。并于内里传递出一种人类共同的对光明善意的追求，一份至真至暖的人性感动。朱山坡在《一个夜晚，有贼来访》中未将视点局限在南方地域，而是书写了一个南方女孩嫁到寒冷的北方乡村遭遇意外的生活片段。闹饥荒时期丈夫在外修铁路，怀孕的安独自在家照顾孩子。隔江村子吃不上饭的男人持刀潜入，与她展开了一场围绕人性善意与自私、生存无奈与挣扎的冲突博弈。安主张各留一半粮食，男人却临时反悔要拿走全部，安奋力反抗将其砍伤，却又可怜他的遭际分他一半。男人冻死在渡江之时，叙事由平静温和突转入暴力波折，如荒诞的利刃刺进人类斑驳的灵魂，把那份复杂的限度展现给人看。小说中的南北不是“对立”姿态，而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相遇，南方精神特质从安对诚信规则的坚持和温柔性格下智勇坚毅的细节展现出来。作家也有意淡化时代，在地域意识的背后指向更深层次的对人性、人类共同生存处境的揭示以及对微弱挣扎的个体命运的关怀和同情。二者都是善良而可怜的人，却在生存和命运的支配下跌入“无奈”，刹那间迸发出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幽深以及存在的无常之苦。

在本土地域挖掘之外，短篇创作还展现出对域外人生的体察和关照。用细腻的笔调书写了异域生存群体的生活样态和命运挣扎，关注其隐秘的精神困境、复杂的文化矛盾和自我与外界的存在隔膜。马晓康以自身留学经历为写作资源，在《拉小提琴的砌砖工》里描绘了国外游荡的中国留学生们的艰难处境和“诗意”的精神追求。他们为了生计和达到留学门槛被迫学习砌砖，家道中落的吉龙却始终不愿更改自身的“纯洁”和理想，在工地里穿西装，不断擦着身上的泥点，拉着想象中的小提琴。主人公“我”从跟随众人嘲笑调侃，到在看到吉龙救朋友的无私善举和梦中流泪拉琴的命运哀泣后，领悟到艺术中蕴藏的对美好生活的象征和对现实处境的超越，转而下定决心与吉龙合力赎回琴。最终在与暴雨洪流的对抗中，吉龙站立车顶再次优雅地空拉起琴，在人与自然的合奏里达到了对命运无畏而激越的反抗。小说写下了异域生活之难、个体心灵挣扎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又用充满隐喻色彩的“琴在心中”实现了对现实悲情的浪漫超越，不仅展现出青年人不惧困境的蓬勃朝气和真实动人的生命力，还传递出一种“诗心”和“诗情”的人生精神。“探讨‘庸俗’与‘诗情’的关系，强调在生存困境中保持诗心的重要性”[1]，为无法安置的自我共通性体验找到了表达的出口。周洁茹《约书亚树》聚焦于海外漂泊者的家庭矛盾，通过一场偶然的旅行，掘开了家庭成员各自的异域生存困境、隐秘的心灵创伤和情感隔阂。独自带孩子在域外艰难生活的中年人“我”通过与肖恩和乔安难得的坦诚交谈，知晓了他们过去在饮食、人际等多方面的文化矛盾、被边缘化的心灵和漂泊无根的童年缺失。“我”感到震惊愧疚的同时也表示了自身能力尽于此的无奈。小说中肖恩和乔安一方面平静而别扭地接受生活的苦闷，另一方面又有试图挣脱阶层限制、逃脱内心孤寂、找寻梦想和未来出口的矛盾心绪。“我”与他们的相处也透露出中式亲情钝感的爱和牵绊。正如“约书亚树”背后的精神隐喻，文中的人们都在寻觅一种从苦难中获取的生命启迪，离开旷野走向应许之地的通路，而能做的或许只是像“烤棉花糖”一样接受苦乐参半的平凡，不断向前走只有自己的人生路。作家既细腻刻画了域外人生的复杂处境和内心踟蹰的矛盾，也对人类生存本质予以揭示与叩问。近年来重返文坛的春树则深入透视了域外女性的生命处境，聆听其内在挣扎、主体性的失落与找寻。《暗夜回声》用冷峻在场的描摹，讲述了具有作家个人自叙色彩的异国母亲的心灵跌宕。吴楠刚离婚独自带孩子时迷茫痛苦、怨天尤人，经历一系列向外寻求寄托的尝试后，转而真正获得内心的平静，选择主动承担、接纳命运，并在这样的自由中拥有了重试的“激情”。在日常碎片和心灵起伏的串联中，作家展现了告别“后青春”迈向残酷现实的生命体验以及域外女性“局外人”孤独艰难的生活历程，并在吴楠的求索中体悟了一个存在主义者的困境与超越——人的自由和选择才是生活的真谛，展现出真实坚韧的人性色彩和涓涓流动的生命力量。

另外，在文化全球的视野下，如何去表现“在世界中”的中国、展现本土意识与人类性共融的文化面貌，是当下作家们不断思考和努力回答的问题。徐则臣在有关“域外故事”的短篇创作中进行了个性化的开掘和尝试，“希望能够把我所认识到的世界、中国的世界，跟那样一个世界之间做一个比较”[2]。徐则臣将流动性和差异性的创作思考延伸到域外空间，挖掘自身异域生活经历，探寻了亟待发掘的中国与世界漫长而细密的联系。《紫晶洞》以神秘幽暗的乌拉圭水晶矿洞作为叙事锚点，描绘了漂洋过海“国人故事”的跨时空重逢以及意外披露的秘密真相。家乡在世界最大水晶交易地东海的“我”萌生了去看“乌拉圭水晶”的愿望，在参观途中结识了中国翻译齐桑，并意外知晓了一位中国商人的失踪谜案。齐桑为了钱背弃信义，在担任中国商人翻译的同时，为东南亚商人撬取开采权，不久后矿山塌方，中国商人失踪。齐桑意外发现失踪商人的侧脸被自然之力“复刻”在紫晶洞中，仿佛水晶凝固时间，对人世予以无声的审判。作家连通超自然与现实，勾勒出一个虚幻朦胧且具有思想张力的域外故事，既有对人心探秘和人性复杂的拷问，又以强烈的寓言气质呈现出对无常世界、不可知物不可控力量的思索，引导人们认识到自身的渺小、怀有对万物的敬畏。而小说里不断交错纠葛的物、人、面孔则草蛇灰线般深层次地揭示出中国与世界的隐秘关联。“人的相逢，意味着中国面孔、中国基因、中国元素、中国本身在世界各处一再照面。世界与中国，深刻地、隐秘地、无所不在地联系着，乃至交融着。既是新相知，又是旧时交。”[3]中国与世界的层层“遇见”、漫卷岁月中个体命运的复杂经验被凝聚在小说新奇的叙述背后，指向了更辽阔的文化思考。《边境》（《山花》2024年第9期）则书写了一段域外边境线旁的跑步奇遇。来到莫托瓦写作的“我”沿着界河跑步，却遇到了陌生国度的落魄小伙，展开了你追我赶的“赛跑”陪伴。在交流中引申出男孩异国逃难、艰难求生的生存遭遇——他是家里为数不多从战火中逃出性命的人，还将锻炼身体继续逃亡。“我”给予他善意鼓励、跑步指导和一双跑步鞋，而男孩却骤然死在了一场暴雨里。跑步是男孩在摸点，也是在治愈孤独、隐匿恐惧而为“偷渡”的命运一跃做准备。小说游离于国际视野的宏大认知之外，从边缘个体切近真实的存在感受，透过男孩的悲剧人生思索了当下世界变化下普通个体的无常命运和存在姿态，揭示了普通人视角下战争的荒诞和生命的卑微。“除了打仗双方，他们国家绝大多数人都搞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他们一家六口人，把几年前镶上的金牙都敲下来，送了出去，也只有三口人从战火里逃出条命来。”并通过跑步本身、界河的隐喻和细节的善意互动思考和呼唤那种超越文化壁垒、国度隔膜的普世人性善意与人文关怀，传递出一种悲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感悟。小说中中国人的目光和在全球复杂性支配下的差异命运，也进一步带来了对中国本身的“重新审视和发现”，表现出中国的强大、在世界动荡中的和平处境以及超越阻隔寻求和衷共济的文化恒心。

03

跨界实验：“类型融合”与“文本探索”的多样开拓

在时代日新月异、类型叙事要素蓬勃发展、纯文学创新思考的推动下，“文类融合”成为当下文学发展重要的“新浪潮”之一。同时，作家自发的多元叙事探索、文体实验也不断为文学开拓边界，调配形式与内容，提供自我革新的养料。2024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也体现出此种创作趋势，并积极发挥其灵活轻盈、结构精巧的特质，开展了一系列可喜的跨界实验。在雅俗融合、虚实时空流动和新意技法的尝试中，为短篇文本带来了对人类自我、人与技术社会等当下性的话题思考，给予先锋性书写、传统叙事资源转化和本土审美意蕴活力与新的可能。

聚焦具体文本，在悬疑、恐怖、科幻等类型要素与纯文学的碰撞融合中，最典型和突出的即是“科幻与纯文学”的双向互动，体现在“纯文学科幻”的创作实践以及将科幻类型文学引入纯文学场域的多变风景和思维启示。青年作家王威廉曾在2021年中提出“纯文学科幻”概念，认为面对雅俗文学分野，能否将“狂飙突进的科幻文学与细腻雅致的纯文学相结合，诞生当下时代的纯文学科幻”[4]。表现为一些作家延续传统纯文学思考直觉并以科幻新视角、世界观审视“技术与人”难以分割的暧昧现实，表达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对心灵之微、存在意义的探视。而今年的短篇也进行了这种创作尝试的延续。例如王威廉《一个写作表演者的最后爱情》书写了一个极端科技现代性入侵下情感“异变”和消弭的故事。在几乎完全依赖技术并被AI控制的未来社会，人类由人造子宫孕育、沉溺于虚拟世界和系统照料中丧失了原始的爱情和对人本意义的追寻。主人公王和麦苗是仅剩的几对情侣之一，却由王的博物馆“写作表演者”新工作引发了激烈的矛盾，陷入心灵的交战和情感困惑之中。麦苗深爱王，却羞耻和彷徨于自己的异类身份，试图寻求机械性的情感麻痹和欲望解放以融入大众，但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真实情意和对虚无的恐惧。王则在对现实的怀疑和痛苦中听从内在声音，选择坚持爱情和对世界的“抵抗”。他们的爱情走向撕裂和对彼此的怨怼，但也在这种巨大的痛苦中品尝着人类情感的真意和古典人性对抗技术性的挣扎挽歌。小说透过细腻动人的心灵描摹，借小人物的爱情困境和主体抗争反思了未来人类的情感伦理问题，予以当下技术理性扩张和真幻边界模糊的状况警示，并传递出一种对人类本真的深切呼唤——活在当下，坚守人本。陈崇正《海灵》（《北京文学》2024年第10期）则聚焦后人类智慧生命和人类存在意义的双重失落和自我找寻，在真假谜题中引出对技术时代生命本质的思考和追问。人类将机器人视为“非人”，将其骗到海岛上用残忍手段折磨精神以获得算法记忆赚取利益。而有人深感此举的不“人道”，开启了机器人自行决定死亡、交换人类记忆而获得有限生命解脱的D计划。小说表层书写了机器人被智能化后的生存困境和主体诉求，深层则蕴藏了对人与机器人共同困局的揭示。参与计划的神秘机器人女孩带来了曾经高级数字生命m大师对世界“启示”的再思考，“光锥之内，皆是标本”。当智能技术拥有测算未来的能力，人类存在的不确定性被解构，万物故事都成为速朽的标本。在这之后人类与他者该如何生存、面对自由意志的痛苦？真相之外是否还有宇宙算力对真相的塑造？作家阐幽发微，用诗意笔调在科幻叙事中进行了一场探寻科技结局、存在与虚无的思想实验。

此外，黄平、殷继兴的颇具新意的“中国式”科幻短篇也被引入纯文学视野，以回到过去的方式抵达未来，带来了古典性、科学性与人文思考融合的别样色彩。殷继兴的《神经禅》讲述了未来佛学禅修面临科学冲击、逐渐被技术手段替代和转换的复杂图景。商人寻求采集僧侣的脑神经数据以制作可以让普通人省略辛苦修行就可以证道成佛的“神乐电极”，净海和净明师父表露出强烈的排斥和不满，但他们对传统禅心的坚持在现实面前脆弱不堪，文旅行业脱实向虚、人们沉迷元宇宙虚拟的修行而使得寺庙的光景愈发凋敝。商业的“烟圈”冲淡了悟道“香火”也改变了世俗人心，净海的家人对他不再包容，恶语相向索要房子和钱财。最终禅师和寺庙都在无奈中选择顺应时代趋势，借技术开悟、融入虚拟。小说创新地将禅修文化与脑科学置于一域，游走在“可行与否”的边缘捕捉失落和痛感，揭示出未来人与科学、信仰与理性、传统与现代的多重矛盾，予以厚重忧思并指向对人之本性的深切拷问。黄平在《我，机器人》（《天涯》2024年第2期）挖掘了古典资源，在科幻叙事的同时进行文体混搭、类型杂糅、文本嵌套，搭建了穿梭“四大名著”世界与探秘现实悬案双线并行的陌生化叙事空间。偶数节里大学教师陈翔去世，妻子王般若却在骨灰中意外发现还在运行的芯片，回到丈夫故乡和母校找寻其是否为机器人的真相，引出陈翔的导师王平为了名利用论文的批判击垮科学家人格和价值的往事，以及在人与机器交界间的丈夫对一切意义的质疑。真相则被融解在更大的对世间真实与虚假的迷思之中。而在奇数节陈翔的故事里，机器人不断求索生命和意义的真相。向诸葛亮问“生死”，思索人与机器人同样受困于“算法”和受限的命运困局中的解脱之法，“欲学丞相与天争”；向美猴王问“真假”，追寻万物在多重宇宙中非唯一和难自辨的生命意义，得到佛曰“空无”的回答；向黛玉“问情”，思考故事内外真假之间唯一难破的情执；对鲁智深执行程序的“坐化”情节，却被其跳出算法杀掉，方知归去自在自己。小说在对现实与虚构的勾连再造中探入层层迷雾，试图以重回过去的方式寻觅破解未来问题之法，指向对“人之为人”、生命存在困境与选择的深思。机器人越来越像人，而理性信念坚定、冷酷无情的人却越来越像机器。万物共存于算法和限度中，而人能选择的只能是自己相信的自由。

在文本探索中，短篇小说在虚与实的时空流动下进行了想象力实验，探索了神秘离奇、怪诞夸张的艺术空间和审美风格。运用恐怖、悬疑、魔幻等多种叙事元素，叠加在奇思中，穿梭于意识与现实、光明与黑暗间探寻深邃的人性夹角、社会隐喻和生存真相。赵志明《花舍》（《文学港》2024年第9期）以非凡的想象力和强烈的精神体验书写了打破生活常规逻辑的荒诞可疑的世界。康复师怀着挑战奇迹的目的去花舍治疗长眠不醒的植物人富豪，却意外发现了花房里植物的古怪氛围、烧伤的花匠和难以捉摸的秘密。在进入花房调查真相的过程中，康复师遭遇心理催眠和植物释放的神经气体干扰，与花匠展开了两次生与死的精神交锋，揭露出富豪、妻子和花匠精神主动受困于此的真相。作家连通了“人—自然—心理潜意识”，用大量笔墨描绘了恐怖奇怪的植物、人的主体意识涣散而逐渐被塑造成植物认知的过程。“我只觉得植物不停地在往高处攀援，在疯狂地长粗，叶子们簌簌作响，仿佛在彼此交谈。所有的植株，它们的根茎、叶子和花朵，似乎都在发光，那是一种非常微弱却清晰坚定的华彩。”“我觉得我也变成了一棵植物，置身于一群伸长脖子围看热闹的植物中间。”人化为植物、植物成为人。小说在奇特的通感和具有隐喻色彩的意识转移体验中，开掘了人深层的精神世界和隐秘的人性欲望，并以虚写实，指向人类存在难以逃脱的困境、爱恨嫉妒纠葛的悲伤。张天翼《豆茎》则在童话改写的基础上增添了科幻背景和怪诞奇异的“黑暗底色”。透过三个女性的讲述，从当下到过去不断揭露世界隐藏的面貌，展现出具有反乌托邦意味的社会省思。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追逐新潮的女学生从老校友处听闻一个关于莉莉的故事，偶然窥见了“正常秩序”背后的血腥真相。莉莉的家乡是落后而愚昧的云下世界，完全听从“神”对个体命运的规划，命如草芥，女性地位低下。而莉莉展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和反叛色彩，艰难地顺着偶得的豆茎爬到了富足、先进的云上世界，披上科技皮肤套子假扮他人以获得身份和自由。作家撕下了云上乌托邦的美好假面，暴露出其依靠蒙昧世界供养的现实，给予技术社会极端发展警醒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个体自由、希望的呼唤。《鸡蛋道士》中，李宏伟延续了具有创新性的写作尝试，把“道”拟物为鸡蛋实体，用奇异的想象勾勒了三个鸡蛋道士的故事。壳内的道士从鸡蛋中诞生，对外界生出好奇心和接触欲望而忘却了边界，破壳而出转为雏鸡；壳外网红道士依靠与鸡蛋直播互动获得关注，在真假掩映中让两个鸡蛋十几天一直悬浮在脚底，孵出小鸡；第三个道士存身的蛋坏了，被抛掷于垃圾桶中，在被流浪狗吃下的瞬间飘入世间，发觉天地亦如鸡蛋。小说展现了奇特的观察视角和感受力，将对“道”的哲学思考寄寓于鸡蛋内外、精神与实体等关系之中，巧妙地探寻世界万物的存在和关联，延伸出多维的思想空间。

叙事实验则是短篇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的文本探索，运用叙事技法在文本迷宫中开拓更多可能性和个性的艺术空间，呈现出先锋精神的延续以及表达时代自我心境的跃动活力。《阿革诺耳之梦或者牧羊人的忏悔》（《山花》2024年第6期）是李浩、弋舟二人合写的创作尝试。将神话与人间生活相拼合，把对宗教信仰的探讨拉入世俗困惑和现代生命感受之中，营造出宏大与世俗、东方与西方、雅致与戏谑合一的创作特征，拓展了叙事空间和小说的弹性张力。前部分由李浩讲述，上帝把死后的英雄阿革诺耳安置在与生前相似的房间中，派多位天使化身不同面孔进行游说，试图动摇其对古希腊神明波塞冬的信仰转而崇拜上帝，却都未成功。后部分则由弋舟接续，展露出元叙事特征。叙事场景拉入当下，对写作虚构性丧失兴趣的作家出现在小说里假扮牧羊人游说阿革诺耳，并将二人合写的因由袒露其中，“他在第二天就把前半部分扔给了我——不如说，把你扔给了我”。作家说服的任务失败，却在接触中感受到自己的虚假、现代人精神的滑落和对真实的渴望。最终从回归自然、当下本我的思想里找到了精神出路，“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小说既有对西方宗教信仰的解构性思考，又在流动时间的思想碰撞中给予了人与世界关系的体察和关照。两位作家的书写风格也恰好贴合了小说所需要的荒诞转折，从“日神到酒神”、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和振幅，叙事与内容相互增益。方晓《两个世界》用八个看似毫不相关、如梦境般变形的片段拼贴成一个指向当下的整体“意象”，呈现出突出的异质色彩。“悬崖”“树洞”捕捉人与他者的悖论；“竹林”“路灯”思索生与死的荒诞；“街角”“站台”表现人看不清内心的迷茫和看不到前路的厌倦；“半空”“池塘”探寻人与社会、真与幻的边界。八个空间中的“我”都在不断行进，试图完成某事、抵达某处、洞悉某种真相，却终究陷入“停滞”，跌进巨大的荒谬里。这种在两个世界中的撕裂和困顿、人之存在的痛苦荒诞正是小说借大胆的形式探索想要表现的深层思想追问。

注释：

[1]何平：《对世界的确认，或许只是惘然记——十一篇小说，十一个观测点》，《青年文学》2024年第5期。

[2]高丹：《故事沟通世界，徐则臣对话30国汉学家》，《澎湃新闻》2024年6月26日。

[3]李蔚超：《在地球的每个角落与中国重逢——〈紫晶洞〉与徐则臣的域外奇遇系列小说》，《北京文学》2024年第5期。

[4]王威廉：《一种“纯文学科幻”——从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谈起》，《文学报》2021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