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战记忆
■ 抗日政府县长郭企之
被采访人：杨金安（男，48岁，时任曲周县党史办主任）
1938年9月，23岁的郭企之告别家乡，赴任曲周县抗日政府县长。
其实，这是八路军方面一次匆忙的安排。
当时，日军主要兵力集中于南线。国民党军队全面撤退后，整个冀南顿时成为一块无主的蛋糕。一时间，土匪杂生，遍地司令。八路军129师趁机从太行山东进，发动民众，建立政权。当务之急，冀南五十余县，必须马上推选各自的抗日县长。以杨秀峰为首的冀南行政公署派往曲周县的人选，是南宫县战委会组织部部长郭企之，而宋任穷主持的冀南军区选送的人选，则是任县县委书记张子政。由于情况紧急、联络不便，共产党方面派出的两个县长，几乎同时抵达曲周。最后，经协商，由郭企之担任县长，张子政改任秘书。不久，日军回兵占领县城。抗日武装被迫转移至周边活动。
此刻，曲周县境内出现了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同时存在三个县政府，分别是日本人支持的伪政府，国民党的留守政府和共产党的抗日政府。伪政府县长连书平，在县城办公，呼风唤雨，威风凛凛；国民党县长常容德，率领几个随员潜伏在城东一带，昼伏夜出，匿影藏形；郭企之的抗日政府则全县活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三个县长各自为政，一时间，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郭企之，1915年生于南宫县安宋庄村。在南宫中学读书时，他曾成立“晓行社”，并撰写社歌：“同学们，起来，起来，晓行，晓行，让红霞启动我们的才思，让霜雪洗掉我们的劣性。同学们，起来，起来，晓行，晓行，快快迎接东方的光明。”另外，他还创办一个名为“毛瑟”的墙报。抗战爆发后，他成为南宫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要成员。据张子政回忆，郭企之外表一农家小伙的形象：灰上衣、白头巾和大头鞋，内里却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文质彬彬。平时爱看书，不喜说话，但讲起话来口若悬河，行动起来风风火火。见到农民，他常谈种田，多打粮食支援抗日；遇到干部，他便讲持久战和游击战；和地主乡绅在一起，话题则为统一战线和文天祥、史可法。
1939年2月，陈赓筹划在曲周县东部香城固一带伏击日军。郭企之等人化装进城，搜集情报，探测动向。香城固战役，击毙日军200余人，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平原胜战的第一范例，受到国共两党的共同嘉奖。
不少村庄政权由地主把持，减租减息难以推行。这期间，杏园村发生一起杀害农会主任的恶性事件。郭企之坚决为死难者撑腰，报请冀南第三专署专员唐哲明，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处决凶手。
但他毕竟还是一个23岁的青年啊，对战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认识不够。1939年3月28日晚上，郭企之等人在北马店村开会。抗日政府规定：白天在某村活动，晚上宿营最少要转移十里之外。但那一天，也许是天晚了，也许是太累了，郭企之等人就借住在紧邻的南里岳村。万万没想到，该村暗藏着一个日军密探。
凌晨5时，日军突然包围，将全村人驱赶集中，声言不交出八路县长，统统枪毙。日军队长平岛站在一个石磙上，命令从人群中拖出几个青年，毒打之后，当众刺死。
村长贾丕文悄声对郭企之说：“鬼子不认识你。你千万别出声，我出去应付一下。”说完，主动挤出去，以村长的名义担保八路县长昨晚已经逃跑。平岛不相信，让汉奸带着他到人群中一一辨认。贾村长假装认真鉴别一遍，再次肯定地说：“这些人我全认得，没有八路县长！”平岛已经得知确切情报，看到贾不说实话，勃然大怒，挥刀劈砍。贾村长当场鲜血迸溅。
包裹在人群中的郭企之再也看不下去了，要冲出去，可村民们摩肩接踵，密不透风。他举起拳头，大喊：“我是郭企之！我是八路县长！”
众人皆惊，鸦雀无声。日军用刺刀拨开人群，推出郭企之。
郭企之镇静地走到被杀死的几个村民尸体前，深深地鞠一躬。又面对贾丕文遗体，跪下去，以额磕地……
有关郭企之被日军刑讯、杀害的细节，王金玉的回忆最为真实。
王金玉，本县王村人，时为伪县政府“皇协军”副中队长，专门负责看管郭企之。
郭企之被关在牢房，双手被铁丝穿透，紧紧地拧在一起。抽皮鞭、压杠子、灌辣椒水，毒刑用遍，拒不投降。后来，日本人改变策略，为他疗伤。平岛摆上酒席，送来干净衣服，笑微微地说要与他交朋友。郭企之怒不可遏，一脚踹翻酒桌。平岛不厌其烦。特意从邢台调来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妓，还物色了一个本地的美貌女郎。郭企之双目如火，厉言怒斥。
汉奸伪县长连书平也出马了。见到郭企之，他竟然恬不知耻地说：“老弟，咱们都是曲周县的父母官。”郭企之咬牙切齿：“你是汉奸县长，我是抗日县长，水火不容，你不配和我说话！”
自从被捕那一刻，郭企之就抱定了必死决心。为抗日而死，值得！
1939年4月10日上午，郭企之缓缓地走向刑场。
刑场，设在城内东北角的一片荒地。郭企之走过县城大街，频频向两旁人群颔首致意。路过东大街“明伦堂”酒馆时，平岛命令押送队伍停下。他吩咐摆上一壶白酒和几盘菜肴，意欲再次劝降。郭企之再一次踹翻酒桌，连续大喊“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日本人早日滚出中国！”等豪言壮语。
写到这里，暂且停下。类似的场面描写，我们在影视作品里经常看到，几近模式化。所以，在采访郭企之事迹又遇到这种情况时，我曾强烈怀疑，这是否合理虚构，以图塑造光辉形象？但求证有关档案和当事人，事实确实如此！
刑场上，已经挖出一个土坑。那厚厚的黄土啊，就是中华民族的母壤，那里面蕴含着祖先的血脉和气息，我的灵魂与肉体，将与你融为一体。
郭企之不再犹豫，大步跨上坑沿，回头喝问：“时辰到了吗？”
爹娘和妻子高庆华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还在老家思念着自己吧。临别之时，妻子有孕在身。可是今天，我就要走了，永远地走了。往后的日子里，你们珍重吧！
平岛怔怔地看着郭企之，似乎在等待着最后的奇迹：“郭先生，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你当不当邱县县长？”郭企之两眼喷火：“我绝不做汉奸！”说着，纵身跳进黄土坑。
平岛无奈地摆摆手。
一锨一锨的黄土，填进土坑。当黄土埋到郭企之胸部时，平岛示意停止。
连书平战战兢兢地走上前，脸色煞白：“郭先生，你发表一个声明也可以啊。”
此时的郭企之，呼吸急促，脸色紫红。他深深吸一口气，坚定地摇摇头。平岛气急败坏，下达命令。一个“皇协军”走上坑沿，回头看一下平岛，颤颤抖抖地举起了大刀。
白日高悬，天地无言。
郭企之抬起头，睁开眼，看着天空，用微弱的声音喊道：“打倒日本……”
平岛暴跳如雷。“皇协军”再次举起大刀。血光闪过，尸首分离。血浆汩汩喷涌，黄土壤浸成了红泥浆……
以上场面，系“皇协军”副中队长王金玉耳闻目睹。他惊骇万状，曾经顽固的思想一下子崩溃了：共产党竟然是这样的人？将来的胜利者肯定是他们。“皇协军”为日军做事，只是鹰犬和炮灰。每次打仗时，日军总是驱使他们走在最前列。前思后想，王金玉幡然悔悟。几天之后，他借口出城抓捕，便带着手下的36个弟兄，携枪投奔了八路军。
新中国成立后，王金玉曾在内蒙古自治区某医院任职，退休后返乡养老，1995年左右去世。关于郭企之在狱中和刑场上的细节，多由他讲述。
郭企之遇难的当天晚上，抗日政府组织人员冒险挖出遗体，翻越城墙，埋藏在小王庄村的一个盐碱土丘下。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烈士遗骨才运回老家。
1940年8月，冀南行政公署发布命令，将曲周县东部香城固一带和邱县、临清县、威县部分地域组合，析置“企之县”；抗战胜利后，又将曲周县改名为企之县。1949年，恢复原名。
郭家老小，由政府厚恤，其中长子送至苏联留学。郭妻终身未再嫁，直至1995年去世，享年88岁。
郭企之纪念碑亭，现位于曲周县城中心广场北侧。青石一方，默默无语。
凝视石碑，似乎可以听到隐隐约约的枪炮声和呼喊声……
■ 南寺掌的张禄元
被采访人：张峻山（张禄元之子，56岁，时任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南寺掌，是太行山深处一个小村的名字。井陉县城往南，走上100多里山路，有一处层层叠叠的山窝窝。玉壁垴、石壁垴、老婆坡、桃红垴、双门寨、大寨山、小圪山……这一群山峰，莲花瓣似的拱围着，极像一只蜷曲的硕大无朋的佛掌。不用说，佛掌心的山坳里，就是这个小小村落了。
山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树和灌木，蓊蓊郁郁，覆盖着整个夏天和秋天。秋黄的时候，一夜白霜暗袭，满山的柿树上和酸枣枝上便挂满了一盏盏晕红的小灯笼，把整个佛掌映照得红彤彤。山民们就在这一盏盏小灯笼的光亮下，开始了金黄色的秋收，金黄色的玉茭、金黄色的小米、金黄色的柿子、金黄色的核桃、金黄色的土豆……
村里人也如这原始的玉茭、土豆、柿子一样，无欲无求，自自然然地生息着。
民国年间，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在附近县城里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征召有血气、有文化的青年入学，毕业后可以直接当军官。村里有一位上过三年私塾的青年张禄元，帅气、精壮，私塾里的董先生怂恿他前去报名，将来必有前途。但他死活不去，宁肯在山沟沟里守着父母种田。
是日本人打破了这里的安适静谧。
1940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小村南边的山沟里打了一仗。日本人在此地剿杀了一股抗日武装，并将俘虏全部活埋。小村人震惊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目睹如此残酷的杀戮。
这一天，是守着父母种田的张禄元娶亲的日子。可是，鬼子来了，把他的喜事全部搅黄了。这一天，新媳妇应该是最漂亮的，穿红挂金、修眉剪发。却因为鬼子来了，不得不披散头发，脸上涂满锅黑，身上穿着最破最脏的衣服躲进了山洞里。
日本人进村后没有抓到人，就摧残牲畜，痛得全村的驴、骡、牛、羊、猪、鸡们昼夜嚎叫……从此之后，整个小村都恨死了日本人。
离村50里的赞皇县黄北坪村驻扎八路军，司令员是秦基伟。私塾里的董先生对村里的后生们说，反正日子也不太平了，不如去参加八路。可谁敢去呢？又怎么去呢？小村人毕竟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啊。年轻人们聚在村公所的石头房子里，整夜整夜地抽烟。烟是茄子叶、花椒叶。满屋愁雾，却也拿不定主意。
那天傍晚，像往常一样，大家正在呆坐，一个打扮得鲜鲜亮亮的新媳妇推门进来，冲着人群中的张禄元说：“你要是男子汉，就第一个报名！”
众人震惊，眼光齐刷刷地聚向这个年轻妇人。
张禄元嗫嗫嚅嚅地说：“我走了，娘咋办？”
“有我呢！”媳妇坚定地说。在媳妇的鼓励下，张禄元终于挺起了胸膛。接着，张秋喜、郝贵来等人也陆续报名了。
从此，南寺掌的儿子张禄元第一个走出了佛掌，走出了母亲和妻子的视野，成为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平东独立营”庞大队的一名战士。
山外枪声不断，正义和邪恶在山坡上“摔跤”。
说也怪，自从儿子参军之后，双目失明的母亲的心也随着儿子走了。她再也不唉声叹气了，再也不寻死觅活了，她成了村里的抗日积极分子。虽然眼看不见，但心里明亮得很，手巧得很。她没日没夜地做军鞋，为儿子做，为儿子的战友做，为儿子的部队做，好像那一双双军鞋就是一副副甲胄呢……
禄元媳妇也参加了村里妇救会，后来当上了妇救会主任。妇救会的任务除了动员姑娘媳妇放脚、识字外，就是做军衣、军鞋。禄元媳妇赶着几头毛驴，从区里领回布匹和鞋样、衣服样的纸片，让几个精于裁艺的女人一一剪开，然后再分到家家户户。
领回来的布匹全是白土布，需要染色。染料从哪儿来呢？佛掌里的山坡上什么都有。灰色的用料是芝麻秆灰和柴草灰；土黄色呢？就用红胶泥；橙黄色的染料，则是槐豆。染布的过程就是用大锅蒸煮。煮到一定火候，再加适量明矾，固色。婆婆埋着头，“呼哧呼哧”地拉着风箱。火光映着她的脸，虽然看不见丝毫光影，但她心里透亮亮。禄元媳妇呢，简直就是一个司令员，负责投放各种染料，分批量、称比重、看火候……
火光熊熊中，水汽腾腾里，一块块土白布变了颜色，变成了石头的颜色，变成了大地的颜色，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变成了八路军的颜色……
风声紧的晚上，媳妇和村干部们在家里开会，婆婆就待在门外的胡同口，一边纳鞋底，一边听着来来往往的人声。经过这几年的磨炼，她不仅摸黑纳鞋底双手如飞，而且听力异常灵敏。小村人少，经常来往的人，她都清楚，陌生人根本逃不过她的耳朵。
“娘，外边天冷，快回来吧。”媳妇心疼地呼唤。
“孩子，你们说的都是大事，反正我也用不着灯，在外面给你们听听动静。”
……
1942年春天，禄元媳妇秘密入党了。
山里人都没有见过共产党，却都知道是共产党在幕后导演着这一出出抗日大戏。共产党在山民心中，是一股无比神秘、无比神圣的力量。
战争越来越激烈了，南寺掌村越来越成为八路军稳固的后方。1943年之后，抗日县政府搬到了离小村3里地的南沟，最让禄元媳妇振奋的是，八路军129师太行一分区司令员秦基伟也秘密把指挥所移到了南寺掌村东北侧的一处草房里。
天黑的时候，秦基伟偶尔穿着粗布衣服到村里转悠，有好奇的村民就走上前去，亲热地喊他“司令哥”。这时候，站在远处的禄元媳妇就连忙摆摆手，示意不要声张。晚上的时候，她就挨门挨户地向这些男人们嘱咐注意保密，连老婆孩子也不能说，更不能向村外人提起。虽然小村里没有坏人，但不时有汉奸来村里活动，告密、暗杀、投毒事件时有发生。抗日领导人的安全是头等大事啊。
有部队驻扎，需要粮食也多。开始时，军粮藏在南场的窑洞里，易受潮，生虫子。后来，禄元媳妇又当上了村里的粮秣主任。她在村内找了四间土坯房，用席子围成圆囤，小圈压大圈，大圈套小圈，把军粮放进去。最上边的粮食，用手抹平，加盖上印版。后来，随着战局稳定，粮食储量越来越大，连外村的军粮也在这里集中存放了。禄元媳妇干脆就把土房门用土坯堵死，只留一个耳窗，往里倾倒。时间长了，土坯房受力不住，前面的墙壁被撑胀了，鼓着肚子，像一个笨重的孕妇……
自从禄元参军后，禄元媳妇就与婆婆搬到一个炕上睡觉了。
冬天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帮婆婆洗脚。媳妇摸着婆婆的脚，婆婆摸着媳妇的头。她们都不说话，她们在互相鼓劲呢。
儿子又来信了，禄元娘坐在门前的石头上，让媳妇念。禄元在信中说，他又立功了，他要争取早日入党……禄元娘叹息着，在心里念叨这战乱的日子何时到头啊。她问禄元媳妇：“共产党来了就好啦，共产党是什么样子的，个个都是孙悟空吧？”
婆婆哪里知道，她的儿媳妇就是共产党员啊！
媳妇怔了怔，轻轻地说：“娘，我也说不好，慢慢你就知道了。”说着，她看了看院外那一座座手掌似的大山。那是天地的手掌，那是正义的手掌，那也是善良的手掌。
……
1945年5月，日本投降前夕，张禄元终于回乡了，大腿骨里深嵌着一块弹片。他是三等乙级伤残军人。
他在小村里筹办了一所新式学校。以后的几十年内，他把全部心血献给了小村教育事业，直到1998年去世。
■ 被抗日政府枪决的冉广秀
被采访人：田恩中（男，56岁，时任沧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科科长）
冉广秀这个人，有许多坏毛病。比如爱偷，经常偷鸡摸狗。邻居刘老太，喂几只鸡，全指望着下蛋卖钱过日子呢。冉广秀嘴馋了，就去偷。
抗日战争爆发后，沧县五区抗日政府召集当地青年农民，组织了一个手枪队，在敌后打游击。在区长兰丕炜的引导下，冉广秀也参加了手枪队。他头脑灵活，作战勇敢，受到了兰区长的赏识。
可是，冉广秀心里还放不下相好女人，女人编造谎言，说自家老男人与伪军和鬼子有来往。怂恿冉广秀把男人除掉，冉广秀一怒之下，掂着手枪就去找那人。吓得那人立即跑到五区区政府所在地大袁庄去告状。这件事在当地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区、队立即将冉广秀抓获，经过详细调查，决定将其就地正法。
1939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除奸队姜队长将冉广秀押到小袁庄村南的运河岸边，宣布决定后即刻将冉广秀枪决，因战事紧急，区、队机关连夜从大袁庄转移他处。
谁也没想到，奇迹发生了。淅淅沥沥的春雨落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凌晨，冉广秀却渐渐苏醒过来。原来，姜队长的那两枪，都是从耳后根进去又从鼻梁旁边穿出来的，竟然都没有击中要害。
恰在这时候，有几个出来干活儿的庄稼人走了过来。他们围在冉广秀身边猜测，这一定是被日本鬼子打伤的手枪队员！要赶紧救救他呀。他们商量了一下，急忙跑回村子，卸下一块门板，冒着雨抬往沧州的一家医院。一路之上东绕西拐，躲过日军一个个据点和炮楼，深一脚浅一脚地轮换着抬着门板不停地小跑，不知滑倒了多少次，个个累得直喘粗气，但是却一刻也不敢耽搁。
半路上，冉广秀又一次苏醒了。身子一颠一颠的，我这是在哪里？他渐渐明白了，这是乡亲们正抬着他去医院。他使出浑身力气抬了抬胳膊，嘴里嘟囔着说：“我、我不是八路……我是罪人……”
“不要动！别说话！”抬担架的人立即喝住了他。“听见了没有？”正在抬担架的一个老乡小声说：“我不是八路，这一定是让鬼子抓住了，不承认自己的身份，让鬼子给打伤的。”他们一口气跑了50多里路，将他抬到了沧州一家医院里。临走时，有位乡亲还哆哆嗦嗦地从胸口衣袋里掏出几张法币塞到冉广秀手中，说：“兄弟，钱不多，留着花吧……”
这几张纸币还留着那位乡亲的体温，冉广秀攥在手里，心里一阵酸楚，他又一次落泪了。
冉广秀明白，老乡们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抬着他跑几十里路送医院，那是因为将他当成了抗日的游击队员，当成了一位与日本鬼子作斗争的英雄。如果知道他是被抗日政府镇压的罪人，还不知道怎样恨他呢。游击队在老百姓心里是多么光荣呀。记得刚当上手枪队员那天，母亲高兴得直流眼泪，说广秀啊，娘总算看着你走上正路了，以后要好好干啊。有一次，手枪队打了胜仗，邻居刘老太，亲自端来一碗连自家孙子都舍不得吃的煮鸡蛋，硬往他怀里塞，老人全不记他偷过鸡的旧账了。还有兰区长，每次见了面，都表扬他、鼓励他，对他抱着多大的希望。可是自己做的这是什么事啊，为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竟然听了她编造的谎话，去杀一个无辜的人……
冉广秀想起自己所犯的罪行，心里非常懊悔。他想，如果这次真的能再活下去，一定要当个好人，重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游击队手枪队员，去跟鬼子拼，那样死了也是光荣的。
医院里有一个日本特务，他得到了关于冉广秀来历的情报。他想冉广秀这个被八路军枪决了的人，对八路军肯定是怀有刻骨仇恨。于是就决心利用怀柔战术来发展他当汉奸。他带着许多点心、罐头和水果来到病房探望冉广秀，对他说：“我知道了你的情况，我很同情你。就犯了那么点儿小事，八路军就将你判了死罪，真是不讲人道！你应该报仇啊。只要你肯为皇军做事，美女啊、金钱啊，那可是要多少有多少。你是聪明人，好好考虑一下……”此后便经常来找冉广秀做动员工作。
冉广秀听着这个特务的话大觉逆耳。他在心里骂：你想让我当汉奸，妄想！我就是再死一次也不会干这种对不起祖先的事！过了几天，冉广秀感到伤口好得差不多了，为了摆脱特务的纠缠，他就偷偷地逃出医院、逃离沧州，又辗转来到天津，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养伤。
伤好之后，冉广秀开始认真考虑自己今后要走的道路了。他首先想到了兰区长，他想先给兰区长写一封信，想将自己的心里话对兰区长说一说。
他在手枪队里上过识字班，认得不少字，可是从来没有写过信。然而这封信是不能找人代写的，只好自己写了。于是他举起笔，歪歪扭扭地在信纸上写起来。
尊敬的兰区长：
我是冉广秀，那天姜队长打死了我，第二天我又活过来了，我现在天津亲戚家，伤也养好了。
我知道我犯了重罪，政府枪决我，我是罪有应得！可是我没有死，抗日政府还能收留我吗？我要参加抗日工作，戴罪立功。兰区长，政府能再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吗？我也是苦出身，母亲将我养大成人多么不容易。我想把自己的第二次生命，献给抗日工作……
兰区长接到信时，正是傍晚。借着落日的余晖，他看到那歪歪扭扭的笔迹怎么那样熟悉？这不是冉广秀的字吗？他心里一惊，这个人已经死去半年了，这信是谁写的？兰区长匆匆回到屋里，立即燃亮油灯，他为信中那些朴实的语言深深感动了。
兰区长连夜拿着信找到县委书记孙轶青，激动地说：“这个人对抗日政府怀有很深的感情，对自己的罪行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如果我们不理他，他就很可能被敌人拉过去，危害抗日工作。如果我们再拉他一把，他就会重回抗日队伍。党的抗战政策是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们就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县委书记读了冉广秀的信也很感动，立即拍板说：“你说得对，我们抗日队伍就应该像一块磁铁，我们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就在于不仅要吸引住人，而且还要吸引住人的心。”
兰区长立即提笔给冉广秀写回信。他在信中肯定了冉广秀对抗日政府的感情以及对自己所犯罪行的认识，并代表抗日政府，欢迎冉广秀再次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冉广秀接到兰区长的信后立刻打点行装，赶往沧州。当他再次见到兰区长时，竟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扑通”一下跪到兰区长面前，抱住区长的腿号啕大哭起来……
冉广秀，这个死过去又活过来的人，真的是脱胎换骨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在战场上机智果断、作战勇敢，不久便调到县大队，升任排长。1941年夏天，日军在一次大扫荡中以数倍的兵力包围了正在宣惠河附近打伏击的县大队。县大队立即转移到冯家洼村，不料又遭到日军堵击。为使县直机关和县大队顺利突围，冉广秀担当了负责掩护的重任。他向大队长保证说：是抗日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将功补过，报答政府！
他大喊一声：全排战士跟我上！立即冲向敌阵并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
县直机关和县大队趁机突围，安全转移。
冉广秀与日军血拼，身中数刀……
第一次生命结束于罪恶，第二次生命献给了伟大的抗战事业。
冉广秀，也是一位英雄。
【李春雷，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摇着轮椅上北大》等38部，中短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和《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等200余篇。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