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01

老来旧事无人说

山河永寂，旧梦难温，老来旧事无人说，只好在暖阳中，自言自语。一个好的谈话对象，不在于他是否同意你所说，而在于他听得懂。董桥《给后花园点灯》云：“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堕落，没有文化乡愁的心，注定是一口枯井。”其实，怀旧的社会也沉闷，文化乡愁带来的保守，多少有些落寞。这个世界一直存在，但没有东西属于自己，只不过是临时保管、暂且使用罢了，飘然而至，悄然而去，届时悉数收回。从未拥有，却感觉失去许多。茨威格不再忧时伤世，无欲无求的洒脱便油然而生：“人变老其实并不意味着什么，只是不再对往事感到害怕。”暗地里的努力错过幸运，无望的过失无法补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后依旧河东。有志风雅，刻意乐章，生活的担子，压垮过多少曾经的理想。痛苦之事不是失败，而是原本可以。故只为未做之事后悔，不为已过之事懊恼。由我开始，前行太难；由我结束，退而不甘。有坚持，一定有理由。一生碌碌无为，寻个“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的条幅自我安慰，未尝不可。二十来岁的年纪，脱单，脱贫，脱缰，兴趣多，志向大，而专注不够，欲同时捕捉两只兔子，临老一只也不逮。技不在手，能不在身，思不在脑，无法预期的价值，还是无价值。原打算解决的议题，仍旧存在；本可以涉足的深度，依然未及。熊十力告诫后生：“且勿遽说看何书，汝欲堂堂巍巍作一个人，须早自定终身趋向，将为事业家乎？将为学问家乎？如为学问家，则将专治科学乎？抑将专治哲学或文学等乎？如为事业家，则将为政治家乎？或为农工等实业家乎？此类趋向决定，然后萃全力以赴吾所欲达之的，决不中道而废。”一度春来，一番花褪，今天做不成，明天也不会做好。致力学问也好，艺术也罢，自精通小事情、研究小问题始，此皆绕不过。心在哪儿，时间在哪儿，行动在哪儿，收获便在哪儿。学而废，仆于路，此憾越老越不愿提及，直至讳莫如深。每个人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世界，待到自己也时念归程，一个循环大致几近尾声。神老不灵，人老无能，尊敬长者，尊敬的是其行为，而非年龄。待到自己也成长者，除却年龄，行为之善可陈者何？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最后一程的意义，对于乐观者而言，终将完成，对于保守者而言，悲从中来。过往不恋，谁也无法做到。白头宫女在，月明满地相思；闲坐说玄宗，碎嘴唠叨无状。霜叶半醉，昼若冥晦，所有故事均三番五次讲过，老故事无人愿听，便不要说了。

02

每部作品里都有个反角

古往今来，世殊时异，没有人永远年轻，却总有人年轻。年轻人活力四射，行为叛逆，此时对于主流无动于衷，热诚在非主流的道上。昔时，文艺作品为教化而设，其中必以落后反衬先进，以坏人烘托好人。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对其中的高大上、红光亮不以为然，对反派人物却饶有兴趣，台词熟诵。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笑话，彼此逗乐，是非不明辨，所言皆反面人物台词。《艳阳天》里的弯弯绕，有句而无篇，却是浩然小说塑造最为成功者。《青松岭》里的钱广，“吃粮靠集体，花钱靠自己”一句，至今记得。每部作品中似乎都有这样的人物，《红灯记》中有王连举、《白毛女》中有穆仁智、《沙家浜》中有胡传魁、《海港》中有钱守维，或为富裕中农，或为投机分子，或为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或为没有改造好的留用人员。正面人物的苦大仇深，字正腔圆，似曾相识的雷同，刻板生硬，非黑即白，倒是未被格式化的反面人物，各有各的特征。《红楼梦》里的薛蟠、《西游记》里的八戒，形象之所以可爱，在于他们才是现实中的大量存在，生活的底色，也由他们涂抹染就。文艺永远不会穷尽对世界的表达，然没有日常的琐碎，便没有形象的塑造。较之不食人间烟火的主角，富于生活气息的落后分子，不滥施以同情心，不假惺惺地鼓动人，更近常识，更近人性。圣人之道，人情而已，悖之，即便主角，不会生动。除此之外，那些女特务，色色俱新，栩栩欲活，或明媚大眸，或蒙眬小眼，如突如其来的一束光，已然时尚标杆。预言无声，如今女性，个个都是女特务的装扮。鲁迅笔下最为难得的塑造，无疑是阿Q，乃国人性格集大成者。近百年来，国民性整体改造、劣根性批判从未间断，阿Q们却是越批越多。聂绀弩尝言：“在山西牢房里，有一位同号姓包，跟我说他‘不喜欢鲁迅’。问其故，包说，鲁迅全盘否定阿Q。人没阿Q气，怎么能活呢？他就是靠阿Q气，挺到七十，瘐死狱中……我比包有更多的阿Q精神，才熬到今天。”若是鲁迅一怒之下，生还人间，会报以怎样的冷言，设想不出。人前过于正经，久而久之，“正经”便会成为一个人的思想包袱，深入角色，不能自拔，看上去不免有些滑稽。不几年工夫，自己怎就秃噜成了曾为之取笑的人物？顿时领悟其旨：文艺作品里的反面角色，之所以难忘，乃是因为自己原本就是这些人物的综合体。人与人生互相选择，常出被迫，身不由己。

03

文人怒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瑞兴非时，则为妖孽，翌年3月9日即腾出手来，风作水横，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凡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团体或集会者，均属违法。”风声越来越紧，天空布满蛛网，让自由无法畅翔。5月14日又颁布《著作权法》，规定那些违反“党义”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的出版物，内政部拒绝注册。1930年先后颁布了《新闻法》和《出版法》，规定书刊在创办前必须申请登记，批准后方可出版。1934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6月，审查委员会开始运作，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须于付印前送审稿本。审查过程中，检查官随意删改，且被删部分不许留下空白，不使留下刀斧的痕迹。权势者的权力，在于垄断声音，无权者的权利，在于表达不满。福柯便认为：“话语即权力。”天马行空任性，割据状态下偏安一隅；信马由缰随意，鼎足形势中穿梭往来。此法使以文为业、鬻文谋生者深受其害，遂引来齐声抗议。或壮奋其怒，熊罴咆哮，或平心而论，反唇相讥。一话一言，苟足发明，当局则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有道是，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强词夺理之胡搅，哪里就有据理力争之正本。以文作匕首投枪的鲁迅犀利道：“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过世界的革命的文艺家的抗议了。”其《二心集》里斥责当局“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引玉集〉后记》云：“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漠和破坏。”偷生生态下，文字愈发晦涩，书则被阉割得支离破碎。1929年4月，国民政府又发布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连对政治一向抱着“不感兴趣的兴趣”的胡适，也忍不住关怀起来，于《新月》发表短文《人权与约法》，提出独立见解。此文一出，朝野震动。接着其又连发《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数文。早在1919年，胡适的老师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便提醒：“束缚个人之自由，比百数十资本家为尤甚。”1929年8月10日，上海市第三区党部代表大会通过《上海市三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认为胡适“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呈请市执委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治饬教育部，撤去其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并予以严处”。9月4日，屡遭当局打压的胡适，于悲愤中复信周作人：“党部有人攻击我，我不愿连累北大做反革命的逋逃薮……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1930年2月15日，新月书店送来市党部宣传部密令：“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载有胡适作之《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及罗隆基作之《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二文，诋諆本党，肆行反动，应由该部密查当地各书店有无该书出售，若有发现，即行设法没收焚毁。”若说“左派”文人之作是黑夜与沉默的产物，那么右派文人之作，便是白昼和闲聊的果实，而偏右文人正是此次抗争的主力军。1929年5月，梁实秋《论思想统一》论及压制言论自由的弊端时说：“强横高压的手段只能维持暂时的局面，压制久了之后，不免发生许多极端的激烈的反动的势力，足以酿成社会上的大混乱。”年底，罗隆基发表《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抨击当局书报检查制度时说，中山先生革命的成功里，清政府“‘压迫知识发展’，‘禁止言论自由’，间接地帮忙不少”。因了这批文人的固执，许多人看到了生活有理由继续的信心。凡论一人，终须持平，此般情形下，无论素常的政治倾向、所持观点，未见有为当局鼓噪者，而皆能公道讲话，保住了应有的操守。打铁自把钳，种地亲下田。自己的利益，终靠自己争取，民意旦成主流，当局也得暂且退让。有些部门，以给他人添麻烦为己任，往你胸口捅刀，反说你敏感。你若以刀还刀，便是妨碍公务。愚者顽，智者丧，这世界怕就怕能人阴险，好人面瓜。没有法律，便没有自由，包括民国《著作权法》在内的诸法律，其制定目的本应是保护自由，而非废除自由；本应是扩大自由，而非限制自由。审查制度无论其初衷如何，也俱都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

【介子平，1964年生，山西人。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员，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出版有《青灯》《烟霏云敛》《少年文章》《消失的民艺·年画》《褪色的记忆·连环画》《雕刻王家大院》《画说山西古代壁画》《大韵书法》《风华丹青》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