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少年
小学校坐落在沟里南山坡上，两栋并排歇山式瓦房，外加一个锅炉房，一个厕所。沟里，就是树基沟的里面，也叫上片，是我们这个矿山小镇的主要办公区。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小学校的位置都是最高，那面悬挂在铁管上的五星红旗，远远望去如一只手掌，迎风挥舞。
太阳升起，白雾缭绕的校园从睡梦中醒来。
我家住在粮站下片，去往小学校有两条路，一为铁路，一为公路。通常早上上学，我们都走铁路，铁路近，二十多分钟后，跳下铁道，沿着南山坡苞米地边的黄泥小路就可到达。如果时间来得及，我们可以边走边玩，在铁道上捡石子，或钻苞米地里扒乌米吃。放学，学校要求站排走公路。
我说的我们，是指刘波、孙朋、王贵富、贾兆良这些住在下片铁道边的孩子。我们都是一个班上的同学。
记不清那届是分几个班了，反正我们都是在3班。那时，周三周六都是半天课，下午经常劳动，修建操场。我们这些一二年级的学生能修建什么呢？无非是从家里拿来铁锹、土篮子，在老师的指引下，两人一组，将操场上的石子捡到土篮子里，再抬到操场边上倒掉，或用锹用手，铲除、拔掉杂草。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则是三五成群，手推一个石磙子在操场上不停地碾压。一些男教师，包括穿着黄绿色军装的校长也身在其中。这些，组合成我当年作文中写到的“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平整后的操场愈显宽阔。学校又从矿上请来几个工人，在操场一边安上了篮球架、单双杠和秋千，还用砖头水泥砌了乒乓球台案。房前屋后，种花植树。总之，“我们的校园无比美丽”。只是有一次，我们干完活儿，踏着夕阳回家的途中，走在我前面的孙朋忽然停下脚步，弯腰提鞋，紧跟其后的我未及反应，一头撞在他肩扛的铁锹上，前额立即冒出血来。
我看不到伤口有多大。贾兆良说，如果孙朋或我再使点劲儿，估计就成包公黑脸上的月牙了。
除了劳动，最让我们这些男生高兴的还有课间操和体育课。后者不说也罢。前者一般在第二节下课眼保健操结束，休息十分钟之后做。所谓眼保健操，在我们看来就是揉眼睛，班主任一般会趴在窗户或门缝窥视，监督谁偷懒，真揉还是假揉。
教室、办公室、锅炉房都是建在学校的一个高台上，台下是操场。和周一的升旗仪式一样，教导处主任兼体育老师李炳全总是站在台上。如何才能把队伍站成笔直？李炳全说：如果你看见前面同学的左耳朵了，就说明你偏左了，那么你就要向右边靠一点，看右耳朵也是一样——总而言之，你要纹丝不动地望着前面同学的后脑勺。
班上有个叫杨丽红的女生，扎着两条小黄辫，衣着破旧，学习一般。因其住在镇外的养牛沟，路远，有时上学就难免迟到。特别是冬天，总是一边走进教室一边抹着鼻涕，弄得小脸画魂，不知哪个同学就给起了外号：杨小鬼。每当出操排队时，刘波总想避开她，但往往事与愿违，好几个学期都是他俩同排同桌。
刘波私下里感叹：点儿背啊！真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孙朋安慰他：别看人家外表埋汰，农村姑娘重情重义，珍惜缘分吧！刘波白了他一眼，说：少来这套，去！
刘波是一个学习好的学生，虽然脑袋大点，恰说明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无疑这有益于杨丽红提高成绩。为此，后者深感荣幸。这也正应了孙朋所言，每当打扫卫生时，杨丽红总是越过“三八线”把另一半的桌子也擦了。有时，还从家里带来沙果香瓜偷偷地放进刘波的书桌里。不过，好景不长。一次上课，当杨丽红刚打开文具盒拿铅笔时，突然“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敢情，一条长长的毛毛虫如同绿色的小火车一样，正在她的文具盒里蠕动着。
终于，杨丽红伤心地哭了。她以为是同桌刘波作的祟。
班主任侦察一番后，肯定地说，刘波是一个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的主儿，不会是他。是哪个降级泡子干的？站出来！没有人站出来。
也许是毛毛虫自己爬进去的呢。同学们说。
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降级泡子就是留级生。哪个班都有。但他们一般不欺负本班同学，在他们眼里欺负本班同学有什么能耐呢？尤其是女生。这点，让我钦佩。
我们班究竟有几个降级泡子，我记不清了。和我经常玩的是住在粮站下片的刘波孙朋王贵富，住在中片，也就是供销社前百间房的侯振刚、刘刚、姜宝石，还有上片的王玉久。我们这些人中有调皮的，也有蔫巴的。后者如王玉久。对了，他小名叫“小人／仁”，也搞不清是哪个rén字，是因为他长得比较矮吗？其实那时，也看不出谁就比谁高多少的。王玉久家住在上片的公路旁，是我们放学和晚上去俱乐部看电影的必经之地。现在想来，我和王玉久是有过一段长时间交往的——我的相册中至今还保存着我俩和刘波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三个人傻傻地站在一个公园的布景前。如果关系一般，怎么会花钱一起拍照？
大概是一堂什么科任课，我和王玉久不愿意上，就溜到学校后山的松树林里玩。那真是一个好天气，阳光灿烂，清风吹拂，我俩斜躺在草地上，王玉久用油笔在他的左手腕上画了一块手表，然后考我表名。我说，我哪知道啊！王玉久把衣袖放下，又拉起，告诉我这叫“撸胳梅”，就是撸开胳膊上的衣袖露出梅花牌手表的意思。我也将我的衣袖拉起，露出光秃秃的手臂，说我这也是“撸胳没”——没有的没。王玉久说你那不算，人家梅花牌手表是名牌。对了，他当时手里还拿着一个钥匙串，上面拴着一把可以折叠的不锈钢小剪刀，是我从未见过的。他说，喜欢就送给你吧，作为我们友谊的见证。
后来，下课的铃声响了。再后来，上课的铃声也响了，我俩不得不下山跑回教室。这时，只见肖文俊盘腿坐在讲台上，正给同学们白话着什么——大概是他上山打柴捕蛇的旧事。班主任走了进来，肖文俊有些尴尬，不知所措，想要下来。
班主任说：别，别，这节课你来讲吧！
肖文俊说：我讲就我讲。于是，他继续盘腿坐在上面，继续白话。
最后，班主任说，你讲得挺好。
肖文俊毫不谦虚地回答：那是，那是。
同学们笑作一团。这真是一堂别开生面的有意义的自习课啊！
1976年将尽，不知因为什么，一天上课前，班主任让我和经常一起玩的同学来到教室前面，立正站好，依次报数。毕，班主任突然灵光一闪，说：你们正好是八个人呀，好，以后就叫你们“八人帮”吧！随后她指着我的鼻子：你，就是“八人帮”的头！说完见侯振刚捂嘴偷笑，又指向他：你就是军师！
同学们面面相觑。课后，井洪友对我说，真冤枉！你们几个也不算淘（气）啊？
这事儿，直到现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一直如鲠在喉。尽管我善意地隐去了班主任的名字。
就算我逃过课，似乎也打过架，也的确很团结同学，包括和当时站在教室黑板前的那七位同学一起玩，也不排除课前课后疯打乱闹，但这就是坏学生了吗？就算是，我们的八个人中，刘波在班级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借用班主任的名言，平时树叶掉下来……——怎么忽然就成了害群之马呢？
班主任说：刘波是被你们利用并拉下水的！
好吧，您说得都对。
这场风波过后，刘波还是愿意和我们在一起，起码上学放学。而我也并不总是这么倒霉，三年级后，就开始帮学校少先队出墙报给广播站写表扬稿了，当然，也知道格外注意班中那个穿黄色趟绒衣裳的女同学了。
有一阵子，学校的哥哥姐姐们都在练习打腰鼓，白头巾红腰带什么的，看起来很陕北。他们不仅在学校运动会上表演，还去矿上的俱乐部、工厂、片区和农业社，走街串巷，兴高采烈。我们低一些年级的学生，则是每人做一杆红缨枪，枪头和枪杆都是木头的，上刷银粉，十分耀眼。我是少先队员，这些事似乎也很积极，又或者“八人帮”事件后，班主任对我的看法有了转变，一些活动开始叫上我。我就曾和另外三名同学代表班级参加了一次学校的文艺汇演，班主任说节目很简单——三句半。于是，四个小屁孩战战兢兢地登上舞台，每个同学手里各拿着一件东西（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我只记得我拿的是一面铜锣和一只木锤，当第三名同学说了一句什么台词后，我使劲地敲了一下铜锣，像个傻子般大声喊出最后那半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登台演出——如果叫作演出的话。估计也一定是最后一次。
我不谙此道。
在小学所有的课程中，我最喜欢的是美术，再就是语文。那时，班级里不仅有黑板报，还有学习园地，甚至每个学习小组在家里也设有学习园地。记忆中，我家东墙上，主席像下边就贴了一张。我用毛笔写了刊头，用水彩笔画上墨水瓶和一支斜插的沾水笔，几页稿纸飘在上面，是我、刘波和孙朋的学习心得。印象中，我们班长和学习委员都来我家参观和检查过，受到他们表扬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树基沟小学坐落在沟里的南山坡上，居高临下，目力所及，依次是居民房、托儿所、镇政府、火车站、医院、田地、河套，过河套是北山。我的同学老铁家即在学校下面的居民房里。老铁也喜欢画画，而他的大哥又是我们的美术老师，所以有时放学我就随他去家里打一站，看他收藏的小人书，他画的画。我们除了课堂上用的图画本外，往往自己也装订一两个放在家里，用于临摹小人书或其他什么书上的画。记忆中，我的画多是山川日月、梅兰竹菊。老铁则喜欢画一些英雄人物，如杨靖宇杨子荣，保尔·柯察金瓦西里，也画马恩列斯毛。
一次，老铁把他画的斯大林素描像给我看。我说，大林叔叔怎么没有嘴呢？老铁说，大林叔叔的嘴不是在胡子底下嘛！没有嘴，那是什么？说完，我们一阵笑。好在大林叔叔远在莫斯科，听不见。
像不像，不重要。坚持画就好。——老铁的大哥铁老师在一旁教导我们。
如上所述，班主任对我有了一些青睐后，仿佛黑夜迎来黎明。我参加学校的活动不断增多，尤其是写黑板报，不仅给班级写，也代表班级给学校写。两张课桌、一只长条板凳立在墙下，登凳上桌，左手持三角板，右手捏白粉笔，点距，连线，画格——真是横平竖直啊！丢下三角板，拿起书本，白粉笔也换成彩色粉笔，先写标题，再抄内文，再勾边描框，再根据版面需要加绘插图，整个流程下来，已是腿酸臂痛，鼻尖鬓角大汗淋漓。这时，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从心底漫漶开来，用一句成语，大概就是顾影自怜吧。
一次，受班主任之命，学习委员王翠站在地上，手里捧着一盒彩色粉笔，供我使唤。
写得真好啊！这回咱班又能评第一。王翠扬脸说。
此时，正午的阳光打在教室东山墙的水泥黑板上，泛着刺眼的光。低头下望，王翠不仅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一朵葵花，就是整个校园也变得愈来愈远，愈来愈空，仿佛秋天收割后的田野，寂静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