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你搞得起！”这句话的意思是“您客气！”。通常，他们从我手中接过香烟的时候，都会这么说。

有时候我刚到村口，摇下车窗玻璃时，会看见神情呆滞的老人走在路边。停车与他打招呼，问：“要去哪里？”每当这时，他会盯着我看一会儿，待反应过来是我的时候，才说：“原来是你啊！我没什么事，出来走走。”从我手中接了烟，客套过后，还会说这么一句：“又打牙祭了。”

他们其实也不抽烟。我说的是，他们一般不会自己掏钱买烟抽，他们只抽别人给的烟。那些老人，孤独得像一根根快要腐烂的稻草，当他们中的某个人形单影只走在村路上的时候，往往神色恓惶，因为他不确定要去什么地方，也不确定要去干什么，他只是出来走走，走走后，如果天还亮着，就再走走。

最先，我把“到庙坎去”称为回家，后来，我把回家称为“到庙坎去”。目的地是一样的，是庙坎，也是我的老家。心境之所以发生了变化，是因为我在老家庙坎遇到的人和事发生了变化。

我每次回去，都会遇到一些神情呆滞的老人。那些老人，除了我的父亲母亲，便是我的大叔二叔和三舅，其余的都是辈分低过我的所谓“长房”家的老年人。他们有时候行走在村路上，有时候三三两两枯坐在雷家小卖部的院坝里。我给他们递完烟，朝家里走，他们客套过后，会说：“你老爹现在可能还在山上，他总是闲不下来。”

我父亲的确闲不下来，他总是拿一根草绳和一把斧子到山上去，看见枯朽的树木就砍断，捆了背着回家。他去山上，要爬很多级石梯子、土梯子，他没说膝盖疼，但他一到了城里，爬五层楼到我的家里去，就会说：“这房子跟修在天上没什么区别，脚都走断了。”

父亲从城里“逃”回老家，在亲戚朋友间放信，说再也不进城。没办法，我只好把母亲也“遣送”回去，让父母两人住在一起，好歹有个照应。父母在乡下，我和幺妹就必须时时跑乡下，有时候一周一次，有时候两周一次。从“回家”到“到庙坎去”，我们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看望父母。

“你别小看村里的这些老头，成天像丢了魂似的，抬丧的时候如果年轻人不在，他们还可以试一肩膀。”父亲说的“这些老头”，也包括他自己。但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抬丧，就算他还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把肩膀放到龙杆下去过。我母亲常常埋怨他：“你那力气金贵得很，你以后死了，只能是自己把自己抬到山上去！”母亲其实是在埋怨我，说我回到村里，总像个客人一样，别人家的大物小事，我都不肯去帮忙，要是以后爹妈过世，挨家挨户求人抬丧人家也未必愿意。

“人都死了，还看得见？”父亲随即又打起哈哈来，“不行的话，死之前，先爬到坟墓里去。”

我母亲骂他说不了人话，说：“像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去死。”

在老家，父亲并没有承认他已经老去，每天除了到山上去背柴，还生火煮猪食，磨豆浆做豆花。村里的其他人也养猪，但养得过于潦草，腊月里杀猪，就杀个意思而已；村里的其他人也种黄豆，但大多都按懒庄稼来种，有时候黄豆烂在地里也不去收割，有时候收割了也放在家里的墙根里烂掉。父亲吃猪肉，吃的是又肥又厚的“保肋肉”，吃得满嘴流油；吃豆花，白白净净的，在酸菜汤里一煮，下饭得很。村里的其他人吃猪肉，也是吃个意思而已，有时候，他们吃的是油渣；村里的其他人几乎不吃豆花，如果黄豆没烂掉，他们就背到街上去卖，换钱买盐巴打酱油。村里的其他人承认自己已经老了，他们从我手里接过了香烟，客套过后，总会说：“看样子很快就要被抬到山上去了。”

“谁来抬你呢？”我总是想把这句话说出来，但终究还是没说。前些年，他们还不够老，还有力气把肩膀伸到龙杆下去，现在，他们一个个精神颓废，不可能如我父亲所说的“可以试一肩膀”，他们要是真的把肩膀伸到龙杆下去，说不定会和死者一起被埋掉。

关于“谁来抬丧”的问题，在年关，回来过年的年轻人终于达成了共识：只要村里死了人，不管有多忙，不管有多穷，不管有多远，不管有多不愿意，都必须想方设法赶回来，一起把死者抬到山上去。

“你搞得起。”上周我回去的时候，我叫他幺舅的姓刘的老头接过我手里的香烟的时候，还这么和我客套。没想到，只过了七天，他便死了。村里的年轻人回来，埋锅造饭，洗碗抹桌，把亡灵钱树插到高高的山冈上去，把死者抬到坡上的墓地。做完这些事，他们又急急忙忙返回各自的远方去了。

2

我总是在停下车来之后遇见某些人，我感觉他们就是那些车里空着的座位。

“他们”是谁？我幺叔尹良成、我小学同学范平、和我共同拥有一个干爹的发小徐富贵、在远方的工厂里弄丢一只手臂回乡务农的陈用书……他们看见我从车里下来，伸手往口袋里掏香烟的时候，就迅速围拢过来，笑呵呵地开玩笑：扶贫干部回来了！

他们说我是扶贫干部，意思是我总发烟给他们抽。

我幺叔尹良成小名“矮子”。小时候因为撵猪到案板上去杀，兴奋过度，不小心被竹林里的竹桩刺伤了腿。由于没钱医治，就请乡村土医生曾光普拔火罐，一条腿被火罐“吸干”，最后成为瘸子。瘸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前后起伏，像一个摇摇摆摆的陀螺，个子永远跟十来岁的孩子差不多。小时候和我一起进学堂读书，我读一年级时，他读一年级，我读到五年级的时候，他还读一年级。我二爷爷说：矮子个子小，又残疾，走不动路，读几个一年级表示一下意思算了。他之所以一直读一年级，是因为二年级以上的课堂离家更远，他走起来太吃力。读了几个一年级的我幺叔尹良成，仿佛也学会了不少东西，经常趴在地埂上唱粤语歌，比很多人都学得像。若干年后，有一次我回家，他问我：“你会谱曲吗？”

“什么意思？”我问。

“我作了一首词。”他说。

作为村子里最年轻的鳏夫，我幺叔尹良成一点也不懂得自卑。他喜欢喝酒，一天到晚都在喝。我回去的时候，常常会看见他端着一个酒碗。“少喝点吧！”我说。“衣禄是前世带来的，该喝就喝，哪天一命呜呼，想喝都喝不了了。”他说。我发烟的时候，他总是把手伸向我的烟盒，整包拿走。他拿我的烟发给别人抽，别人也是知道的。

赶场天，我幺叔尹良成会去一个叫石丫口的地方，看见有绿壳微型车驶过来，就拼命地招手。那些开车的人，如果他们的车里还有空着的座位，就让他上车去，也不收钱。到了以勒街上，他总是先在十字街逗留一会，然后去菜市场逗留一会儿，再到某个超市外面逗留一会儿，最后就去车站坐车回家了。什么都没买。“有什么可买的呢？”他说，“一是没钱，二是没用。”

我的小学同学范平这些年没有出去打工。按照他的说法，是“打不打都无用”。前些年，范平去过福建、广东、浙江、昆明等地，按照他的说法，是“辗转了整个中国”。开始时，他进的是门窗厂。活儿太累，干了半年，走人，去五金厂。五金厂活儿太细，需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干了半年，走人。他说：“脑筋不够用，烦人得很。”后来去了塑料厂，干了半年，嫌味儿大，走人，去了石材厂。石材厂是同乡人开的，对他还算照顾，但干了半年后，他依然走了，其原因是“不想吃人家的便宜”。我的小学同学范平半年换一份工作，居然也在外面干到四十多岁。现在，他不想出去了，原因是孩子大了，得让他们自己挣钱去，自己留在老家，带带孙子玩。四十多岁就带孙子的，在村里不只范平一个，还有鲁聪、王德贵、陈先富等人。

我给我的小学同学范平递烟的时候，他说：“这烟在我们这些地方卖得贵，在福建几乎没人抽，再便宜人们也不买。”他用打火机点烟，“咔咔咔”响了好久，没点上。他用手使劲摇打火机。“咔咔咔”，又响了好久，还是没有火苗出来。烟嘴在口里衔着，被口水打湿了。“咔咔咔”，打火机又响了好久。

地埂上趴着几个人，懒洋洋的，他们听见范平的打火机在“咔咔咔”地响，就都凑过来，从我手里接过烟。他们的打火机只是“咔”了一下，烟就点着了。

“是烟不对路。”我的小学同学范平自言自语。

“看来你不太适合抽这么好的烟。”其他人在说笑，但没笑出来。

范平站在村口的时候，看见谁的车驶进村子都会招手。只要有空着的座位，他都会爬上车去，乘坐一小段路回家。“这车还行，跟我在浙江开的那一辆差不多。”

“你在浙江开的是宝马吧？我这车只是个大众，差多了。”车主说。

“有个卵用。”范平好像真的开过宝马一样，他说，“就代个步而已。”

和我共同拥有一个干爹的我的发小徐富贵是前两年才从昆明回来的。前两年，他的妻子患了鼻咽癌，先是把所有积蓄花光，然后是把在昆明的房子便宜卖掉，钱全部交进医院。他从我手里接过烟的时候，说：“兄弟啊，哥哥现在走投无路了，你嫂子只剩下半条命。”

“你已经尽力了。”我说，“老天会眷顾她的。”

“老天！”他吐了一个烟圈，“唉”了一声后，说，“你是知道的，你哥和你嫂都是忠厚人，从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还是不给面子。”

“哪有什么老天！”他又吐了一个烟圈。

我的发小徐富贵和他的妻子前些年在昆明做蔬菜生意，每天用一辆微型车给那些大大小小的餐馆送菜，一天能挣上千元钱，后来就在昆明买了房子。有时候我去昆明，给他打电话，他会请我吃饭。他的妻子患了鼻咽癌以后，他带着她到处求医问药，先是走遍了昆明的各大医院，后来又去北京、河北、广东等地方。钱花光以后，就让妻子留在昆明，每隔一段时间去医院做常规性的化疗，自己因为一个人无法为餐馆送菜，就回到村里，用微型车拉客，跑短途营运。由于没有路线牌，只能悄悄跑，靠熟人周济生意，经常被交警和运管在半路上查获，有时候跑十天的生意还不够罚一次款。

妻子去世以后，我的发小徐富贵再也没去昆明，而是留在家里，每天上午把村里的留守孩子们送去学校，下午又去将他们接回来。在他的行车旅程被无限缩短的日子里，不出车的时候，就去山上侍弄庄稼。山上的土地只能种点玉米、土豆、红薯，就近的“自留地”种些瓜瓜菜菜，填补日子的空虚。

“人的命是说不清楚的。”他吐完烟圈之后，说，“我以为我会顺利地变成一个大城市的居民，没想到，走着走着就拐回来了，到头来人财两空。”

有一次，我让他用微型车将我的三叔送到昆明去看病。准备停当后，他对我说：“三叔这个病，怕也是空折腾了，就当去大地方见见世面吧。”

我说：“不尽然吧，他才五十多岁，也许会出现奇迹的。”

“奇迹本来就很稀罕，因为它本身就叫奇迹。”他吐了一个很圆的烟圈。

我的三叔患的是胰腺癌，按照县医院医生的说法，是“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我的两个堂弟得知病情后，马上就向现实妥协了，他们对我说：“哥，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又没有余钱剩米，本不该花冤枉钱的，但你说是要争取机会，我们就做最后一次垂死挣扎吧。”

三叔在昆明待了一个星期，回到村子里，躺在床上就再也没下过地。三个月后，他死时，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一片土黄色。我的发小徐富贵用他的微型车载着我去以勒街上采购办丧事的物品，一路叹着气说：“人就死那么一次，但有的人死得心安，有的人，比如三叔，死了三个月才死透，死得痛苦啊。”

他大约是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当然，他也可能想到了村子里还没死去的其他人。

在远方的工厂里弄丢一只手臂回乡务农的陈用书，虽然只有一只手，农活却干得相当漂亮。我发烟给他，为他点着。他说：“还是你自在，端着国家的铁饭碗，每天睡一觉醒来，几大百就稳了。”

“也累。”我说。

“咱俩换换？”他笑过之后，说，“我不怕累。”

“长期不干活，力气小了，身子骨也不灵活，我肯定够呛。”我说。

“我也学不会装模作样看报纸喝茶，我们老百姓，一天不干活，就会全身疼。”

陈用书其实没有多少土地，但他承包了村子里的很多土地种烤烟。村里的土地闲着也是闲着，有人出钱租，当然是好事。要是没人种，撂荒了可惜不说，过几年就会从熟地变成生地，产出会少掉一大半。陈用书用很少的钱租了不下五十亩肥沃的土地，育烟苗的时候，一个人完成，到了烤烟移栽、上炉烘烤、分级扎把等繁忙时节，就出钱雇“点工”，每人每天一百，村里的半劳力都被他很好地利用了起来。

“看看我这一坡地，可爱的柠檬黄。”他指给我看他的烤烟地，就像指给我看一坡满满当当的钞票。

“老大老二在读大学，老三马上又要高考，老四还在读初中，我不种烤烟不行，一窝娃娃伸着手要钱啊。”

“能挣多少？”我问。

“烘烤不出故障、售卖不被压级的话，毛利五十万没问题。”他又说，“我这个独臂刀客，还敢指望更多的？”

“已经不少了，你的收入是我的五倍。”我又给他一支烟。

“我都说我俩换换，你又不干。”他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陈用书的兄弟开一辆微型车载他去街上买农药。在离我们两丈远的地方，喇叭响个不停。“不和你说了，我的专车来了。”他用剩下的一只手去拉车门，整个身子踉跄着钻进去，像一个喝了不少酒的调皮村夫。

有些年景，陈用书的确挣了些钱，除却化肥、煤炭钱和点工费用，二三十万是有保障的。不过，有一年，听说他倒卖烟叶，亏得一塌糊涂，连自己种烟所得的钱也赔了进去，老婆一哭二闹三上吊，着实把他收拾得不成样子。那年我回家过年，在村口遇上他，他正扯着嗓门唱山歌：

辣子辣辣又放姜，

甘蔗甜甜又放糖。

妹妹又白又擦粉，

哥哥越看越心慌。

我对他说：“你这日子过得逍遥啊。”他说：“穷逍遥而已。”我问他：“今年你不太顺当？”他点了点头，旋即又摇摇头说：“人不知足，哪有不日霉的！”

3

到了年关，人们都习惯到村里的“老公房”待着去。老公房现在已经变成村民刘启宽家的私人住宅，房屋结构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以前，老公房很气派，除了三个进出的大房子，还有一所公用的烟叶烘烤房和一个非常宽敞的坝子。人们总喜欢在吃完饭以后去老公房议论天气和时事，喜欢在那里怂恿年轻人通过摔跤、扭扁担比力气，喜欢扎堆说人间的是非。土地下户后，村里的穷人家刘天友也就是刘启宽的父亲因为草房塌了，没地方居住，社长刘天海决定让他们家搬到公房里来，两个进出的房间住人，一个进出用来喂养牛马。公房变成私房以后，人们还是习惯到那个地方待着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

“尹老师来了。”在我还没有踏进刘启宽家院坝的时候，有人大声说。我之前是教师，人们对我“尹老师”的称呼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刚要开始发，却发现很多年轻人我都不认识。

“吃一支。”我说。

陌生人伸手接过，也没说谢谢。我听见他们手里的打火机“咔咔咔”地响。

“不认识吧？”年龄比我稍大一些的尹用春笑笑说。

“还真不认识。”我开玩笑说，“应该都是本生产队的吧？”

“都是。”尹用春逐一向我介绍他们，让我知道谁的父亲是谁、谁是谁的儿子。

“大家都非常支持烤烟产业嘛。”我的意思是，居然没有一个人不会抽烟。

那些穿着时髦、留着卷发或黄毛的年轻人，有的笑笑，有的随声附和说一两句话。尹用春又向他们介绍我，说我是湾子头老辈子，以前是教师，现在是干部。又对我说，“这些小辈小时候你没见过，你那时也不肯回家；现在你经常回来，他们又不常在家里。所以不认识是正常的事。”

那些年轻人，和我的堂弟一般大，和我的侄子们一般大。我的堂弟和侄子们，我一年也难见到他们一次。有时候，某个堂弟或侄子在年关结婚，办酒席时，我亲自到了场，很热闹，新娘也新得很、漂亮得很。但第二年我回家，他们从远方回来时，又变成了一个人。

“你媳妇呢？”我问。

“唉！”叹气之后，说，“丢了。”

问：“怎么丢的？”

说：“不小心丢的。”

“你就不能小心一点？”

“没办法，兜里没钱，日子不好过，人家就走了。”

有上了年岁、在外面打工时间较长的人插话说：“她们刷小视频，刷着刷着就不见了。”

又有人插话：“这小视频要害死人的。”

关于小视频的“毒鸡汤”效应，我不只听一个人说起过。我有一个堂弟，三年内结了三次婚，每次从远方回来，都会换一个女友。他讲：“小视频说，你不能把我当公主，就不配拥有我。天啦，我又不是王子，怎么养得起公主呢？不过，丢了就重新找一个嘛，常丢常新。”关键是，他说这话的时候，还不笑。

我的很多堂弟和侄子终没有把丢了的“补”回来，年关在公房遇到他们的时候，一副灰溜溜的神情。我的很多堂弟和侄子，结婚后生了孩子，媳妇照样丢了。孩子送回老家，交由父母照管，他们在远方的工厂里，每月寄回来数目小得可怜的钱。“没有钱。”他们总是会这样说。

“钱还不够喝啤酒，不够在手机上打麻将。”他们的父母都在说这样的话。

我又给他们发烟。“你怎么样？”我问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年轻人。

他穿一件冲锋衣，里面衬一件红花毛衫，蹲在刘启宽家的檐坎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对我的问话，他显然没有准备。笑了笑后，他说：“我还在通往结婚的路上，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想结婚了。”

我也笑笑，并没有往下说，我知道这样的聊天很突兀，也很无趣。便问其中一个大学在读的年轻人有什么理想，他说：“我没有理想。”

“真不像小时候那么生动。”我强调的是老公房的过去时光。那时候，我们聚在屋檐下说天下事，说连环画或电影中的情节，说土地上的稀奇古怪。我们摔跤、扭扁担，用称得出斤两的力气向山那边的世界宣告“我来了”，用有限的想象力画着无限的憧憬。现在，他们站在院坝里或蹲在檐坎下，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的脸上写着出世的恐惧和迷茫。

“他们穿着奇特，全是些非主流。”我的儿子曾这样形容老家那些和他同龄的人。有时候我让他到老公房去走走。我说：“那是我们曾经的乐园，你也去找找感觉吧。”儿子不抽烟，他去到他们中间，只是笑笑之后，再笑笑，没有话说。那些人见了他，也没感觉到陌生，出于礼貌，他们之间的某些人也会笑笑。

儿子总是不愿意去老家。寒暑假，我动员他：“去看看爷爷奶奶去。”

“他们为什么要待在乡下？”儿子问我。

“那是他们的根。”我说。

他对“根”全然没有概念，不过他知道要理解老人，知道爷爷奶奶住在乡下比待在城里要自在得多，知道我对老人的“放纵”其实是无奈之举。每次他同我回去，都会说：“你爸你妈还是任性。”他的意思是说，其实老人也应该对子女多些理解。

我不停地给老公房院坝里的人们发烟，他们的打火机总是“咔咔咔”响个不停。年关，我在村里待不了几天，所以我每天都要到老公房里去。那些人从我手中接过烟，点燃，一副吞云吐雾的样子，仿佛在短暂的沉迷中缅怀了过去，但并不对明天寄予什么希望。那些从我手中接过烟的人，有的会说一声“谢谢”，有的什么也不说。年长的，会客气地邀请我去家里坐坐；再年长的，会对我说：“你得认真做做你父亲的工作，让他别再去山上折腾了，山里的事，哪有做得完的！”

我的确应该对父亲之于土地的执拗施以最客观的“教育”，不过我说的话全然没用。他高兴的时候，会说：“靠山就得吃山，就算你有黄金万两，你还得吃五谷杂粮，这些东西都是从泥土里来的。”如果不客气一些，他会说：“你才离开几天，哪知道什么是根本？”

年关过后，村里的人逐渐少了，有时候我回去，在路上一个人也不会遇到。到家的时候，房门紧锁着。我给父母打电话，他们此时在山上。

有时候我坐在自家的院坝里，点一支烟，让烟圈飘到屋檐上去。屋檐上有很多蜘蛛网，那些小小的生灵，在网状的旅途中自由自在地行走。它们的世界，和我父母的一样大。

【作者简介】

尹马，云南昭通镇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散文选刊》《大家》《新华文摘》等杂志。出版诗集《数羊》《我的女娲》，长篇小说《回乡时代》，中篇小说集《蓝波旺》《天坑》，散文集《在镇雄》。曾获云南文学奖、滇池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