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1973年春的一个傍晚，南壕街。

街上空荡荡的。一条花狗晃着尾巴漫步，一只黑猫蹲着一动不动，几只家雀蹦跳着觅食，一个孩子从街门探出头来又倏地缩回去，有人骑车碾过，背影模糊，车链蹭着链罩“嘎啦嘎啦”。

正是做饭的点儿，街上飘散着烀地瓜熥白菜馇萝卜条儿的味儿。父母早起就收拾，全部家当已装满板车，自行车上也绑得满满的。父亲把板车绳儿套上肩膀，姐和我扶着自行车，母亲绕上街门闩儿，提拎着盛满零碎物件的网兜儿，挂上自行车的车把，说，走吧。

这是我们第一次搬家，离开了父母结婚、姐和我出生的地方，去租处。

家雀扑棱棱飞了。花狗蹲在那儿，盯着我们，没叫。黑猫晃着尾巴，跟出老远——它倒是叫了，慵绵，悠长。

过罗锅桥，我回转身看见桥边房脊上赭红色的夕阳掩映着炊烟。风从南壕畔的柳树和泡桐树间穿过，黄色柳芽儿婆娑，伴一缕紫色泡桐花儿的幽香。

二

从出生到八岁，我家一直住在南壕街，紧靠老文登城东城墙根儿。墙外一座罗锅桥，分出南北壕，壕河不宽，历史悠长。南北壕这段老城墙当年没有连根儿拆除，扯南到北，留有三四米高，墙头渐渐变成了路边石。南北壕街在清光绪年间便有集市，之后还发展成繁华的商业街。文山村李姓商人还在北壕街铺了文登城最早的水泥路。

寒来暑往，此处已没当年的繁华与喧嚣，只是一条普通的掺着细碎鹅卵石的土路。街北端路东，一栋两层黑瓦石墙木质商贸楼，卖五金杂品，也修理钟表。一家理发店建在商贸楼与南邻副食品门市的夹道头上，房间狭小，一位理发师傅，一把皮面打满铆钉的老式理发椅，迎门一面镜子，墙角挂一白铁桶，下面是陶瓷洗发盆，满满当当。有人等，师傅就得侧身来回走动。师傅上班必穿白大褂，头发纹丝不乱，说话轻声细语，文质彬彬。

副食品门市是“上门板”的老铺子，进店就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味道。柜台迎门，中间是掀板出口，柜台里和货架上放着烟酒糖茶和桃酥饼干，左边柜台上两个盛着糖豆的斜口大玻璃罐，右边柜台上两个盛着散白酒的棕色瓷坛，坛盖用红绸子包裹，旁边两个白铁酒提放在一个木头盘里——买糖论块，买酒论两。售货员是位个子很高、满面笑容的大叔，蓝褂子，白套袖，干净利落。这店来来往往人多，总有人在里面闲聊。

路西一家茶水炉子，那水黑天白日烧得呜呜响，烧水师傅白短头发，待人和气，大人进去都是水票放炉旁的纸盒里，自己打水，我们去，都是他打，然后把暖瓶小心翼翼递给我们。

都知道南北壕之间的罗锅桥，其实南壕街南还有一座罗锅桥。桥北，街东西各有一栋三层红漆木质楼。路东那栋，楼面廊木红漆已经褪色脱落，斑驳露着底色，里面住着不知多少户人家，一楼廊柱下一堆堆的白菜、萝卜、地瓜和散煤，院子里停放着自行车和小簸箕车；路西那栋的墙根儿一趟很长的水沟，生满青苔，店面朝西马路，是县供销社委托门市。这些尚能看出一些昔日繁盛的痕迹。除了路西两座老旧颓败的院落，其余就是普普通通的草房了。

电影《三进山城》是根据文登籍作家赛时礼的同名小说改编，“山城”原型即文登城。196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该电影并先期来文登选取外景，但文登老城门老城墙已拆，后移至蓬莱拍摄。后长影再次来文登拍摄《女交通员》，南壕街、罗锅桥及北端那栋商贸楼在影片中一一出现，商贸楼还是电影的重要场景。现在看到这些珍贵镜头，倍感亲切。

三

拐进一条长长的胡同，尽头一个朝东的门楼子，父亲把车停在门口，捋下车绳，深深喘了口气，到了。

进门楼子，是大院落。左边一排榆树，中间一条碎石甬道，从门楼子直到正房门台。迎门西面一棵梨树，旁边是断垣残壁，里面种的鬼子姜，残墙上爬满葛瓜蔓子，挂着几个橘红色的干瘪葛瓜。墙垣外面是菜园，甬道东还是菜园。

正房为宽敞的三开间，屋顶青瓦层叠，屋脊飞檐翘角，长条磨面石门台，墙体下部方石，上部青砖，屋梁都是整根的松木，门窗皆红木，有隐暗镂花。正房左有几棵榆树，下面一长条石凳，右面一棵梨树。正房和东厢之间有条过道，过去，就是东院，还是一圈榆树，还是很大的菜园。整座宅院虽显旷败，但依稀看出当年的阔绰与气派。

住下很长时间才发现正房后面还有一条很长的夹道，一棵桑树，几棵椿树，地上是厚厚的腐叶和枯枝，有壁虎在斑驳老墙上慢慢爬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院内院外，房前屋后，有榆，有桑，有椿，还有梨，符于文理而悖于民俗，老宅最初主人的路径和心境显得扑朔迷离。我仿佛看见一个人独立在梨树下，细细咀嚼他无言的忧郁。

四

搬到这里住了几年，院中的两棵梨树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春天开花白白的，秋天就是不结果。一年两年，那么多年，坚韧不结，好佩服这两棵树。十一岁那年，一棵终于结果了，只结了一个，还挂在树顶梢儿，好孤独。另一棵还是“矢志不渝”。

那个独梨，每天在风中轻轻摇摆，终于摇乱了我的心。那天中午放学，我爬到树上去摘梨。梨还没摘到，左眼就被蜂子蜇了，疼得我睁不开眼，但我还是抻着身子将独梨拧下，好不容易下得树来，把梨在褂子上擦擦，咬了一口，唉，不但不甜，还又艮又涩。

没有家门钥匙，我出来向附近母亲单位走去。当天是文城集，胡同外是瓦器市，路两旁都是卖瓦盆瓦罐的。我走在路中间，眨着半睁半闭的眼，啃着半生半熟的梨，伴着身旁敲试瓦器和讨价还价的嘈杂声，我想起那句话“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顿觉疼痛好些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悲壮。

房后的那棵桑树，桑枣结得多。我经常傍晚放学回来，踩着砖头瓦块和厚软的腐叶过去，骑在树上，绯色晚霞中，边吃边看着墙下院里的人进进出出，远处北壕街上的行人匆匆。

我摘吃的桑枣，白中带粉，粉中透紫，就是说，还没熟就让我提前吃了。所以，桑枣给我的味觉是酸中带甜，或者就是酸。多年后，随朋友到桑葚园，我一直在说人家园里的桑葚熟大了，味道不纯。

先入为主，有时候很骗人的，包括自己。

五

南壕街西马路边就是县广播站，墙外是装着四个高音喇叭的广播杆子。那水泥杆子有几十米高，从下面仰望，感觉杆顶上的喇叭摇摇晃晃，杆尖儿在搅拌云彩，头晕让我不得不抱住杆子，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所以杆基上部被磨蹭得油光锃亮。

小城知道外界消息只有通过广播，每天播放两次。早晨，伴着《东方红》的音乐：“文登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这一天就开始了。人们听着广播起床、做饭、吃饭、拾掇锅，听着广播上班、上山、上学、上街逛，又听着广播下班、放工、放学、做饭、吃饭、拾掇锅。天渐黑，广播杆子上的路灯也亮了，人们拎着马扎、板凳，带点儿营生，来到广播杆子下的马路边。大人们一簇儿一圈儿坐着，剥花生，掰“棒棒”，补衣服，纳鞋垫儿，边听广播边拉呱儿；孩子们三五成群，绕着广播杆子和大人圈儿赶趟儿，也不知为什么那条马路的沙土那么厚，孩子们跑累了就堆沙土玩儿，直到广播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结束，人们才相互道别回家去。

住处离广播杆子两条街远，听着有些模糊，父亲托人买了一台小收音机，半块儿砖头大小，黄白相间的塑料外壳，父亲还专门找人做了一个很精致的棕色皮套。那是当时家中唯一的娱乐工具。晚上吃完饭，全家围坐院中，听收音机，聊天。我听过新闻、歌曲、相声、评书、广播剧、小说连播、电影录音剪辑等节目。“电影录音剪辑”播出的电影《黑三角》《追捕》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广播剧”播出的《敦厚的诈骗犯》，最后晋吉读信那一段，让我泪流满面。后来，家里有了双卡收录机，父亲便把陪伴我们度过八年温馨岁月的小收音机包好，放在五斗橱的抽屉最里面。

六

南北壕街的交会处位于县中心大街东端，大街中段路南就是县人民剧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一直是文登城的中心：南面是政府招待所、机关幼儿园，北面是第二百货商店和驻军143医院，西面是“三八”女子商店、新华书店、县委大院，东面是人民银行、大众饭店、邮电局、税务所。可谓文城“地标”。

大年初一，人们吃完饺子拜完年，就不约而同聚集到剧场前十字路口，买糖球、放气球、打猴儿（陀螺）、摔小鞭、放二踢脚儿，街上硝烟缭绕，孩子们大呼小叫，十分热闹。

剧场坐南面北，共三层，一、二层是观众席，三层是工作间，正面两扇双开红漆木质大门，东西两侧各有出口，东侧是绿色双开铁门，门上有铁棱角，西侧是灰色小铁栅拉门，挨着的是售票处，前是玻璃橱窗宣传栏，张贴着各种会议照片以及电影海报、演出预告和剧照。剧场楼南两个带台阶的小门，方便演职人员出入后台、化妆、上台排练或演出。

当时，文登的重要会议和活动都在剧场。我遇见过县里开“三干会”散场，台阶前马路边那是黑压压一片；每年县文艺演出也在剧场，全县机关、企业、农村、学校、医院编排的文艺节目经层层挑选参加演出，很多农村或企业优秀文艺青年因此改变了命运。

1975年，著名相声演员马季来剧场演出。当时马季、唐杰忠等到高村公社东方红大队体验生活，因为那里出了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张富贵，县里顺便邀他们演出。演出当晚，剧场座无虚席，一楼连两边的过道都挤满了观众。马季和唐杰忠穿着黄绿色呢料中山套装，从舞台西侧满面笑容走上台来，马季开口：“作为一名革命文艺战士，必须经常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台下掌声雷动！这声音过去只在广播和收音机里听见，现在是在现场，不但听见还看见真人了呀！他们说的相声就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友谊颂》，最后说到非洲人民与中国工程勘测队深情告别的时候，两位艺术家在台上前后交替喊“夸嗨利尼！”（非洲语，再见的意思），动作利落、表情生动，台下掌声笑声经久不息。

剧场也放电影，国产电影有《打击侵略者》《火红的年代》等，外国电影有朝鲜的《卖花姑娘》《永生的战士》、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橡树，十万火急》、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脚印》、越南的《森林之火》、印度的《流浪者》《大篷车》等。看《脚印》入场前，发现东侧大门那儿围着一圈人，原来是一少年为逃票爬大门，结果挂在铁棱角上下不来了，门卫大叔用铁锨帮他下来后说：“脚都上天了，还看么‘脚印’！”看《打击侵略者》那天特别热，想出去喘口气又不舍得情节，趁中间放映机换胶片的空隙，我赶紧跑到门口买了根冰棍儿。冰棍儿放在上下一般粗的大口保温桶里，二分钱一根，卖冰棍儿的阿姨一揭桶盖儿，甜丝丝的清凉顿时沁透全身。看《流浪者》后一个晚上跑到南河洗澡，那晚月亮很圆，在云中时隐时现，我浸在波光粼粼、软软滑滑的水中，看见月光在抚摩树梢，也仿佛看见拉兹和丽达在云中漫步。

七

每年“六一”，学校都要排练节目参加文城镇小学文艺演出，当天早晨四点前就要赶到学校化妆。

拂晓的天，黑漆漆的。我穿着小白褂、小蓝裤，兜里揣着红领巾，独自一人往学校走。四周静悄悄的，只听见自己沙沙的脚步声，心里害怕，不时回头望，我哼着参演节目的曲调壮胆，偶尔听见远处到南河拉沙大车的马铃和马的响鼻声，胆气更壮。

化完妆，天蒙蒙亮了，到大众饭店买个火烧或者买根油条。老远就看见饭店的灯光，推门进去甜香扑鼻。

去得早，店里的方凳子还齐刷刷反放在一张张圆桌上，一位穿着白大褂工作服的女服务员在拖地。先到东面柜台买票，一个火烧二两粮票五分钱，一根油条一两粮票八分钱，豆浆一碗两分钱。再捏着泛油的票，到西面窗口领饭食。豆浆盛在窗口前的一个大铝桶里，服务员接票后，拿着印有“大众饭店”红字的大瓷碗，盛上满满一碗，端放在圆桌上，热气腾腾。将油条往豆浆里一蘸，狠咬一口，油条酥脆，豆浆香爽，好想天天过“六一”！

第一次化妆是在乐队，出发时老师特别叮嘱都不能揉眼。临上场前，我的眼太痒了，就忍不住揉了两下，同学都哈哈笑我。我趴在候场的教室后窗玻璃上一看，两只眼睛都成黑的了。我睁着“熊猫眼”，急得差点儿流出“熊猫泪”，慌忙找老师。老师说没事儿，乐队人数不能缺，缺了不好看。我说，我这样子不好看。老师说，上吧，谁会一直看你啊。

多精辟的话，直到现在我都常咂摸这句话的精妙。

八

大年初一早晨，除了零星的鞭炮声，街上还是冷冷清清。我抱着搪瓷盆，在胡同口等着买豆芽儿。吆喝声越来越近，卖豆芽儿的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杆秤，后座绑着小车筐子，从石马街颠颠戚戚拐过来。停下，摘秤，掀开车筐上蒙着的塑料布，小铁叉子一叉，清甜味儿令人涎水直流。

我真就一馋人。“中秋”点心桶里的月饼全啃边儿，“七夕”吃“花儿”吃得吐酸水儿。父亲说，这孩子怎么一见吃的就缺心眼儿呢。

父亲教了一辈子音乐，成果丰硕，桃李满天下，但他在日常生活方面却令人不敢恭维。有年春节，母亲出差，父亲弄了块牛肉，找人剁好，说，调调味儿，捏成丸，咱们也能吃饺子。晚上父亲就哼着曲子，与姐在面板上忙活。一会儿，漂亮的牛肉馅饺子，整整齐齐摆满一盖帘。父亲说，看看，成功一半儿了。我的任务是拉风匣烧火，水烧开，父亲把饺子下进去，锅里的水渐渐发红、变稠，饺子皮儿一个个漂上来，成了一锅稠糊的牛肉汤。我们把皮儿捞出来，一人盛一碗汤，一口饺子皮儿一口牛肉汤。父亲说，吃吧，到嘴里都一样。

这锅汤，我们喝了好几天，父亲还即兴作词一首，用快板书的曲调和节奏：锣鼓这么一敲，快板这么一打，粑粑就着高汤，真呀么真好哈！那几天我们一开饭，不，一喝汤，就跟着父亲高歌。后来，我一看到“革命的乐观主义”这词，就想起我们嘹亮的歌声、朗朗的笑声，还有父亲挂在眼角的泪。

春节，面食就是蒸饽饽和炸面棍儿。腊月二十九那天，母亲早起和面，做寿桃、元宝、莲子、圣虫、刺猬等，蒸两锅。炸面棍儿，就是把和好的面掺进鸡蛋和白糖，擀成大饼状，再切成两寸长、半寸宽的条儿，有时也扭一些麻花儿。待油烧开，把那条儿或麻花用手一扯，顺放锅里，漂浮了，再一个个用筷子搛到下面垫着盆儿的铁箅子上，控油，凉却，咬一口，松软香甜。

大年三十晚上，母亲把窗帘、炕单子和被单子都换成新的或新浆洗的，把平时用的15瓦灯泡换成25瓦的，把面圣虫放在柳条箱、板箱、衣柜和五斗橱上。调好初一的饺子馅儿，炕炉子灰掏干净煤封上，苹果洗净，炒花生、炒瓜子、糖果分别用盘子盛好，放在缝纫机台上，等第二天放在炕上待客。睡觉前，再把要换的新衣裳找出来放在炕边。

躺在炕上，我看着放在一旁的新衣服，想着明天早晨起来先放小鞭，再去拜年收压岁钱，然后去书店买画书，去街上买糖球儿，去剧场和职工俱乐部看电影，去找同学玩儿……咂巴咂巴嘴儿，美美地翻个身，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