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鲍村哥哥、弟弟的命名，梳理下来很有意思，即倾向小猫、二毛、狗蛋之类带有贬义和卑贱的字符，这不是散漫自由，而是充满着自甘下贱、堕落的寓意，父辈们以此为名，期待像门神、神符或活泼的小动物一样，以这种方式抵达生命的恒久与高贵。而所有的姐妹，则几乎都差不多叫采莲、水芹、春燕、蜡梅、小春之类，我以为这类的名字，大抵出自父母对大地上那些卑微动物、植物的理解，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还有那种转瞬即逝、随风飘散的不屑一顾。

鲍村，中国古老乡村里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标本。村子是陌生的，也许找不到第二个叫鲍牙的村落，但是在千千万万个村落里，何尝不是似曾相识？是的，她们都叫鲍村，又都不叫鲍村。

这是一个在我看来极具象征和隐喻的名字，每一个村落，就像一颗颗散落民间的巨型牙齿，死死地噬咬着大地。鲍牙。龅牙。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每次读到这个名字，就像有一颗牙齿从嘴里冒出来，旁逸斜出的那种，杵在眼前，硌硬得慌。对于鲍村，我最早知道她的存在，是从当地镇志或县志里找到注解的：管鲍之交。这是一个亦真亦幻的民间故事，时间推至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叫鲍叔牙的人，一个叫管仲的人，路过这里，与那条神秘的蛇发生了故事。那个带着神秘光环的动物，以一种幻象呈现在他们之间。蛇这个爬行动物，本身在历史里跟鬼魅联系在一起，或神或妖，它是阴柔、冰冷、冷酷的代言。当然，也有异化成龙成神的机缘，比如《白蛇传》里的白素贞、小青。是的，憨厚的儒商鲍叔牙一柄铁锹式样的农具投掷过去，斩断了阻挡他们商贾之行的蛇。谁也没想到，一波消除，另一波巨大的考验来临，身首异处的蛇，变成两个或长或短的金条。在齐国做生意的鲍叔牙家富裕，管仲家穷；鲍叔牙想都没想，就把长的金条留给了管仲。在以后的前途上，鲍叔牙还把更大的“金条”留给管仲。后管仲官至齐国相位。

之所以说真实，是因为管鲍之交之说在《列子·力命》中也有相关记述。不管是传说，还是故事，那座叫分金的亭子在鲍村至今存在着，且随着时间的长河不断生成新的光芒。我之所以赘述这个故事，是被文中“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的句子所震撼。是的，对于姐姐们而言，生她们者父母，知她们者，也是父母也；只是这个“知”，不是所谓的高山流水的知音，而是更多掌控她们命运的洞悉。姐姐，这个在语法上属于重叠式的双音节词，早已在生活的河床上，演绎为一个充满着复数意义的动词，或某个特殊年代的岁月声波或乡村纹理，镌刻着古老而闭塞的乡村伦理。

回望乡村，不难发现，多少70后的弟弟背后，都站着一个个乡村姐姐的身影。是的，她们的宿命，这也是乡村“生”与“活”这两个字的内容之一。能为她们画上休止符的，那就是弟弟的出生。这是最响亮也是最沉重的答案。之后她们的存在，更多的是和弟弟命运捆绑在一起。因为她们无法把握命运中的未知和不确定性。这个叫弟弟的小动物，有可能是耗尽她们青春、婚姻等半生光阴扶起的低矮灌木，也有可能成为家族里为之遮风挡雨、光宗耀祖的高大门楣。她们的未来维系在弟弟的手中。弟弟的造化，就是她们自身无法摆脱和占卜的命运。 

我也是鲍村里所有弟弟中的一个，自拟为狼牙里的一颗。锋利的肉牙，从黄发垂髫始，就把锋利和尖锐指向她们，我的姐姐们。

鲍村姐姐真多。这是鲍村的图景，或许也是中国曾经的乡村图景。在生育繁衍问题上，鲍村走向两个极端，如果头胎是男娃，也许再生个三两个，就此戛然而止，提前结束这种养儿防老的宏伟计划；如果是女娃，就会继续生，不停地生，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在所不惜，直到生出男丁为止。这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豪迈气概，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我见过最离谱的一家，直到一口气生了九个姐姐。也许天可怜见，后来赐予一个男丁，这才结束漫长的生育征途。鲍村的父母，揣着祖训，在人类繁衍工程上恪尽职守，以列祖列宗的名义直面惨淡的人生。

知姐姐者，父母也。是的，父母的旨意，姐姐都奉为圭臬，对他们言听计从，不敢有一点冒犯和忤逆。她们知道自己怎么来的，也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人间，她们习惯于这种认命，枷锁一样锁着她们，在时间之河上默默潜行。那就是她们的教义，活着的教义。

多么简单好记的名字：小芳、二芳、美芳，大美、二美、三美、四美、小美，水芹、二芹、三芹、小芹或大梅、夏梅、冬梅、春梅……所有名字的最后，画上句号的，注定是一个叫弟弟的人出生。

我的故事是后来听鲍大牙和母亲说的，他们相互补充，凑成我对幼时碎片式过往的打捞。鲍大牙是我父亲，我叫鲍小牙。我不喜欢喊他父亲，喊他鲍大牙亲切，与其他无关。五六岁的姐姐，守护在堂屋中央窝篮（苏北叫法，婴幼儿的摇篮；有的地方也称奶篓子、窝篓）旁，这个位置是便于不足三个月的我，看到外面的亮光。村居的人，对光亮是天生的渴望。缺电少油的鲍村，黑是日常的主色调，比如黑黝黝起床，天没亮就下地干活；擦黑回家，在灶膛的光亮中完成晚饭，然后摸黑上床睡觉。

这是母亲下湖干活临走时交代的，也是某种严厉的命令。因为母亲每次说完总要加一句后缀，看不好弟弟，回来我再收拾你们。

恐吓、威胁。姐姐们听了心惊胆战，巨大的寒意传过来。这确实难为彼时只有五六岁的姐姐们。她们也不知道如何照顾我，能讨好我的，只有吃。吃是头等大事。饥饿的年代里哪有吃的？饿肚子是家常便饭。姐姐想逗我说话，可我连一个字都不会说，唯一的表达，就是哭，或者不哭。

她们靠在窝篮旁，一边一个，形成有力的对抗，以此维护我的平衡，毕竟窝篮底稍微尖点，这是设计者的智慧，以此带来窝篮的摇摆，左边一下，我就向右边歪；右边来一下，我就向左边倒；两个姐姐交错晃动，我就在舒适的、有节奏的摇摆里睡去。至少这样，就不用提心吊胆，倘若母亲从旷野里干活回来，撞到我撕心裂肺地啼哭，对两个姐姐而言，就是一场山崩地裂的灾难，轻则骂，重则棍棒交加。

我小时候很讨人嫌。这是长大后姐姐们说的。只要她们一停止摇晃，不管睡得如何深、沉，我立马就会惊醒。有研究幼儿的科学家说，婴幼儿在熟睡中惊醒，源于自身存在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是后天造就的。我以为是。想象下一个襁褓里的婴儿，自出生起，大量的时间里，孤零零地独处于黑暗中，眼睛里得不到某种支撑，怎么能不感到恐惧？摇晃的窝篮，可以感知到周围有人的存在。即使两个几乎跟我一样不懂事的姐姐，也能让我心安、神定；否则，我只有在黑暗中睁大双眼，朝着看不见的虚空哭喊，哭声从小到大，最终抵达炸裂。

姐姐慌得很，用小脚抵住窝篮，弓着腰，把脸伸到我面前，在暗淡的光亮里，哀求、祈祷，弟弟不哭，姐姐都在呢。你要是再哭，母亲回来会打死她的。另一个说，好弟弟，乖，不哭，你就可怜可怜姐姐呗。

好在姐姐们自己没有哭。两个奶声奶气的声音，缠绕在我耳边，她们急得一头汗。随即窝篮摇晃，我哭声渐止。

并不是每次她们都能哄好我的，比如我渴、我饿、我要大小便和无人能懂的牙语，哭起来没个尽头，直到母亲回来。真的，我不是故意跟她们作对，也不是不体谅她们的难，哭是会上瘾的，一旦打开嗓门，颤动起声带，就会进入不可逆的节奏里停不下来。而且，那时的我是谁、在哪里、我要干什么，这些带有哲学式的巨大而沉重的命题，如同天问。“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我能明亮地传达出的，只有一个个独特而相同的音符，哇、哇哇、哇哇哇……

打，是母亲的法宝，简单、粗暴，时刻悬挂在姐姐的头顶，也是我童年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姐姐们对此深有体会，因为我就是那个事件的肇事者、罪魁祸首。

母亲每次汗流浃背地从湖里跑回来，扛着的锄头还没放下，就直奔窝篮边，看着我满脸泪痕、歪头熟睡，还有倚靠在窝篮边打盹的两个姐姐，厚实又凌厉的手掌，从空中呼呼挥下来，疾风骤雨般落在姐姐的脸颊和后脑勺上，而这些部位，都是巴掌最得意最青睐的地址。疼，火辣辣地疼，从头疼到脚、心；随后又一个组合，两脚交替发挥，朝姐姐奔赴而来，越打越快。哭声四起，鞭炮齐鸣且酣畅淋漓。我从睡梦中惊醒，惶恐的眼睛看着这一切，空洞而明亮。

这是我幼时的母亲印象，长大后很少再有过类似的遭遇；或许她佝偻的腰身、沧桑的皱纹，已经稀释冲淡了她对不堪生活重复的怨气和戾气。

是的，戾气。中国农民的形象里，匹配给他们的，是大地，是旷野，还有千篇一律枯燥的生活。我曾经回溯过，如果一个女人，当她用尽浑身的力气和血汗维持温饱，或连温饱都得不到保证，脾气暴躁、无处安放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她对抗大地及自然的唯一方式，唯有赤手空拳。

鲍大牙也是那种把双手发挥到极致的人，比如会无师自通地制作一些简单农具，木叉、木锨、扁担、柳筐、粪箕等器物，作为他们自身肉体延伸劳作的手臂，其背后依然属于血汗与骨骼的榫卯之作。与天斗，与地斗，与命运斗，与世事斗，与一切看见和看不见的神秘搏命，这是昔日一代农民的生存状态。 

没有人可以胜得了天地。鲍大牙同样也不能。但是有一个可以主宰在他们手中的，就是姐姐。他们把天地赋予的所有委屈、辛酸、悲伤、绝望和无法倾泻的怨气，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一股脑地倾泻在姐姐身上。成人后姐姐说母亲偏心，小时候总是她们挨打得多。母亲则在一旁低头，哪有啊，早忘了。而我所能看到的，是岁月重压下的苍老和千山万壑般的皱褶。

我会走路后，姐姐看护的阵地从窝篮转移到村路、田园、河道和马路，还有水塘以及陌生的人群。这里面危机暗藏，比如走街串巷的货郎、深邃的水域、屋檐下锋利坚硬的农具以及路旁的树枝石块，这种无法预料的危机，带给姐姐们则是更大的危险和伤害。

据我的生活经验，没有孩子不喜欢玩水的。水，宿命的亲切与喜欢。这也许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从羊水到栖水而居，只是把他们肉身的空间扩大而已。天地之间就是一个巨大的子宫，孕育着万物。

母亲和鲍大牙在野外弓腰劳作，土里刨食，也土里刨命。我跟在姐姐们身后，看着她们挎着一篮子山芋朝冬天池塘走去。姐姐挎着跟她身体差不多大的篮子，还有粉嘟嘟的山芋，蹲在水边，在刺骨的寒水里一个一个淘洗，不时用竹枝捆扎的把子，在上面搓揉，以此抹掉上面的泥泞。蹲在水边的姐姐，就像一只土里跑出来的山芋，质朴、皮实。她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因为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池塘边，稍不注意，就是掉入水中命丧于此。明晃晃的水，闪烁着澄澈的光芒，我自然是以一个拥抱的方式跌入其中，就像姐姐们手中还没有洗净的那只山芋，扑通一声；姐姐们也是奋不顾身，以最快的速度跳入池塘，好在水位不深，我得救了。

我上了村里小学后，姐姐因我而带来的厄运就少多了。母亲或鲍大牙把目光转移、聚焦到我身上。姐姐在多年照顾、陪伴中，始终默默承受，在她们的字典里，不曾有过“革命”“反抗”等字眼，这让多年后我回忆起来内疚、心疼。我怎么可以剥夺姐姐们的童年和幸福呢？

鲍大牙曾给我讲述三年困难时期的日子。回忆是苦涩的，令人不寒而栗，鲍大牙几次讲着讲着就讲不下去了，日子的背后就一个字：饿！

中国农民没有多么宏伟的目标，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吃饱穿暖，足矣！可造化弄人，水灾、旱灾、虫灾还有瘟疫霍乱、血吸虫病和大肚子病，反反复复的运动，成为父辈年代里的关键词和主旋律。学习班、批斗会，还有成分划分、知青上山下乡，这些对他们而言，就是生活的另一面。

收拾老宅子时，我发现一本伟人语录里还夹着几张旧粮票和布票。虽然时隔几十年，母亲依旧心疼，口中连连惊呼，就差一点捶胸顿足，作孽啊，当时收藏起来找不到了，要不然大米饭、面饼还有饺子……那个忏悔的情景，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对着看不见的庙宇祷告。也就是三二两米面、几寸几尺粗布而已。母亲说，还少啊！那时全家一年也就领到几尺布、几十斤口粮，油星子更是少见。应付日常，母亲发挥她无尽的潜能，到沟渠、树梢、芦苇荡寻找吃的东西，野草、鱼虾和树叶，成为一日三餐的主角。鲍大牙则专注于河流，用赶网、撒网和虾笼甚至赤着双手逮鱼摸虾。那年月我们家吃鱼是家常便饭，鱼腥味和鱼香味并存。全家人出门，都要把手、脸、头发洗几遍，衣服也是洗了好多遍。就是这样，鱼腥味依旧很浓。衣服嘛，多是旧衣服或者粗布做的。因此，我和姐姐很早就对劳动布、卡其布、补丁等词语有了切身体会，对裁剪缝补衣服、捡拾衣服等也很谙熟。大姐、二姐穿旧的衣服改穿到我身上，各种颜色、款式衣服穿起来，我就像一个“花花公子”，以致生人很难一下子看出我是男的，我常羞于出门、见人。母亲还给我缝制了书包，都是碎布头拼凑而成的，花花绿绿地背到学校后，炸了锅，同学们围了几圈，就像动物园看大猩猩般，记得当时我的脸比书包难看。鲍村流传着这样几句民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就是那个“又三年”的人。旧衣服穿着暖和呢。母亲说。确实，三五层补丁摞起来，凉风甭想钻进一丝来，可惜的只能是皮肤，在与坚硬的纤维摩擦中，始终擦不出岁月的温度。鲍大牙对待省衣服有一手。他说夏天里最省衣服，太阳当空照，他就光着上身干活，不然扁担、缰绳、笆斗等会把衣服磨坏了。有人说，光着身子不是把皮肤蹭破？他的理论是，皮破了它能自己长好，衣服破了没布补呢。

稍微长大些姐姐也读书，学校是村里牛房或大队部。七十年代上学是不要钱的，或者学费只有一点点，几分、几毛钱，不存在因为学费上不起学的说法。可几乎没有人读到底的，从小学、中学读到高中，甚至上大学的基本没有，更多的人是上个小学二三年级后，就辍学了，原因是家里干农活、做家务、割猪草、放牛等缺人手，还得照看弟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大人都在地里刨食呢。所有的大人穿旧衣，戴旧帽，顾不上孩子，都在勒紧裤腰带，站在田地里挣工分，到年底可以换一点粮食。没有吃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自然得交到姐姐手中，即使姐姐自己都无法照顾好自己。

鲍村的姐姐们属于早慧型，烧饭、洗衣服、割猪草、喂猪啥都会，把自己当作大人操持家里大事小事。我的两个姐姐也不例外，全家人都在忙，只有不懂事的我置之度外。不知道是母亲说的，还是鲍大牙说的，春天的榆钱、洋槐花可以吃，还有桑葚也可以吃。一到春天姐姐就打榆钱，捞洋槐花，回家放在锅里煮，加一点点油盐，匮乏的话就什么也不加，我们也能吃得饱饱的，庆幸又可以省下一点口粮。这是多么大的支撑！在鲍村，哪家人口多，注定他们冬季会缺粮断顿的。不够吃，是旧生活的常态。

鲍村河道多，水也多，鱼就更多了。姐姐学着鲍大牙也会逮鱼摸虾。野生的鱼，布满沟沟塘塘，随便拿一只脸盆，拦一个坝子，就可以戽鱼。劳作一番后，家里坛坛罐罐、脚盆面盆里，全是鱼。吃不完，姐姐就担着筐，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叫卖。姐姐嘴笨，不敢大声吆喝，一上午也没卖出多少。多数人家怕花钱，鱼就更加不好卖。只有那些来鲍村做生意的外地人，因缺乏渔具才会买鱼吃。

鱼不挣钱。后来姐姐开始打起收酒瓶的主意。这和电影《酒干倘卖无》差不多，那时回收酒瓶的大有人在，一个瓶子回收来，洗干净再卖，可以挣几分钱呢。按照姐姐三年级数学水平计算，一个瓶子挣三分钱，一百个瓶子就是三块，一天收上个两百个，六块钱就是咱家半个月伙食费呢。照此计算，一个月呢？姐姐每天骑着鲍大牙买来的自行车，挂着两个拖篮，起早贪黑，走街串巷。上午去，傍晚回来。一院子的瓶子，堆起来就像小山似的。做了半个月之后姐姐不做了，女孩子家害羞，吆喝不起来，想卖酒瓶的人家根本听不到，也不会讲价还价；一段时间算下来，几乎没挣到什么钱。

家里人把所有精力和财力，都放在弟弟这个角色身上。鲍村也历来如此。实在没男丁的，就从女儿里选个聪慧的，当男丁培养。这里面藏着个心事，就是那个精心栽培的女儿，预定用来招女婿的，其余皆可各奔东西。

姐姐辍学，是鲍大牙愚昧的决定。她们上到小学二三年级就退了下来。这已经足够了。鲍大牙说，女孩子家会写自己的名字，认识钱就行了，念多浪费，早晚是人家的人呢。儿子就不一样，自家人，只要想念书就可以一直念下去，他是用来给自己养老送终的。

这就是鲍大牙的生活认知，也是整个鲍村许许多多父亲的认知。成年后的鲍村姐姐们，余生的课题只有一个，婚姻。

在鲍村人看来，婚姻是改变一个女人命运的码头，也是一个家庭改变现状的筹码。在他们骨子里，女人是泼出去的水。只有儿子才是家庭的根，是他们养老送终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培养女儿上他们中途斩断的理由。

鲍村的人精明着呢。他们总是早早地给女儿找好婆家，如果没有弟弟这个角色的，三两年出嫁；否则，待字闺中等弟弟长大成人。三两年婚期，也是充满着错综复杂的小心思。在鲍村，有个约定俗成的事情，准女婿是要上门干苦力的，少则一年，多则三年。以劳力为主的乡村生活里，多一个人干活，就意味着多一份收成；如果男方家富足的，那还得担负起供养弟弟读书的重担。当然，这是他们没法说出口的丑事，双方自然是心知肚明，也算是两相情愿、愿打愿挨罢了。

鲍大牙也不例外，跟鲍村的人一样鬼着呢。看着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的两个姐姐，自然有他的心思。许多时候，鲍大牙蹲在屋檐下，一个人默默地抽着叶子烟，烟雾浓烈，一个劲地咳嗽。声音惊动了母亲，她从厨房里走出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一擦，轻轻拍打在鲍大牙的后背上，嘴不饶人，抽、抽，抽死算了。 

本家堂弟就是如此，靠人工接力供养读书。堂叔家女儿七个，最后一个是堂弟；否则的话，也许是八仙女、九仙女，十仙女在鲍村也是有的。七个女儿，延续着鲍村人的陋俗，从小学到初中，断断续续退下来，只留下一个独苗苗堂弟读书。

堂弟上初中时我已离开老家出外求学。后来的事都是听鲍大牙和母亲说的。我重返老家时也去过堂弟家，房屋早已倒塌，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故土，分散在天南海北。母亲说，堂弟家后来靠几个姐姐外出打工供的。她们都谈了对象，对象是一起打工认识的，七个姐姐，还有七个姐夫，都在南方的生产线上忙碌着，换取或多或少的钞票，寄给堂弟。鲍大牙说实在也没法子，一个老弱多病，一个长期药罐子，不靠女儿靠谁呢？

麻绳专挑细处断。男方也是穷啊，一个贵州山区的，一个皖北的，还有几个是江西的、云南的。母亲说这话时，正在灶间做饭。饭菜香从土灶上传来，还是曾经的味道。母亲说现在人家好了，堂弟后来考上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姐姐们也都陆续结了婚。欣慰的是，弟弟工作后，靠着建筑专业的优势，给姐姐们买了房，算是补偿吧。母亲继续道，看到他家那个破房子了吧，老两口都去大城市儿子家，不回来了。

我庆幸两个姐姐没有走鲍村人的老路。这个庆幸，归功于我发愤读书。其时大姐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二姐还待字闺中，等待鲍大牙的恩准。鲍大牙给我的任务，就是读书，整天手不提四两，家里所有的事，包括油瓶倒了，我也没有扶过。大雨哗哗或阳光炸裂，我躲在房间书桌前写字看书，两个姐姐则在外汗流浃背苦苦劳作。天可怜见。初中毕业后我顺利地考上了学校，以全乡唯一的师范生跳出农门，上学公费，包括生活费，不花家里一分钱。我的变化，打破了鲍大牙捆绑姐姐婚姻的魔咒，她们终于可以自由地放飞自己。

多年后姐姐回忆往事时总是意难平，她们对鲍大牙颇有微词，经常当着耄耋之年的鲍大牙的面，把往事一提再提，抱怨、诉说她们曾经不堪的过往和不给读书的委屈，恨鲍大牙强迫她们从学堂下来干活、挣钱，鲍大牙无话可说，只得低头不语。

我赶紧揽过来，不怪他，是我的错。我知道姐姐也只是倾吐自己多年的不满而已，仅此而已。在中国乡村的孝道典籍里，没有人会恨自己父母的。因为在所谓道德伦理的天平上，他们永远都是对的。她们也知道不全是父母的偏心，还是穷的根源。中国农民对待穷的办法，一是拼命劳作，一是死命节省，俗称“抠”。他们对自己抠，对儿女抠；从日子里抠，从命里抠，抠出艰涩，抠出苦难，抠出明亮的好日子。“抠”这件兵器，它的锋利指向自身、儿女和所有的一切。

我在梁鸿《这世界上所有人的姐姐》里读到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家庭里面，“姐姐”是最具象征意义的称呼。它不单单是血缘关系中的客观身份指称，还意味着责任、牺牲、奉献，“姐姐”不只是姐姐，同时也是母亲、父亲、老师，她可以骂我们、打我们，最重要的是，她也抚养我们。

时间不能逆流，一切都已明日黄花。旧事重提，只能回忆、反刍，或在心底喊一声“姐姐”，以此致敬我及我们的姐姐。

【作者简介】

 杜怀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现供职于江苏省徐州市文联。作品散见于《山花》《作品》《北京文学》《青年文学》《星火》《雨花》《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刊物；著有《苍耳：消失或重现》《大地册页》《大地无疆》《大地散曲》等多部作品。曾获第五、七届紫金山文学奖，老舍散文奖，中华宝石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孙犁散文奖，三毛散文奖。现居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