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振良和他的藏书

明天是世界读书日，今天我们特为读者朋友们准备了一位“书痴”的精彩故事。天津师范大学的王振良教授，数十年间花费上百万元用于聚书，目前个人藏书已近十万册。从书摊、书店这类传统渠道开始，到网上以书易书，再到网购及网拍书籍，几乎每次购书方式的变革，他都是亲历者。他一个人的藏书史，颇可见证近四十年的书业变化历程。

辛苦所藏，满室书香。可书多也会成灾，他的藏书家里已放不下，只好租屋储存。有人说，藏书是一种疯狂，他则笑称半生从未止住疯狂。他将自己的新书房命名为“未知止斋”——原来读书与藏书，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事情。

从数百册到数万册 为买书节衣缩食

1972年9月，王振良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今公主岭市）的一个小村。他从小喜欢阅读，却无力买书，家里裱糊墙壁的那些旧报纸，是他最早的读物。

他开始大规模购书，大约是在高中时代。自1988年，他到公主岭市读高中后，每周都要去逛书店。偶然一次，他进了一家只有四五平方米的旧书店。时隔三十年，他仍清晰地记得，在那局促的空间里，他买到了《1977-1980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等。店里还出售马识途的《夜谭十记》，有厚厚的一大摞，靠墙摆放着，让他印象深刻。

高中时期的王振良就已开始邮购图书，因囊中羞涩，有限的几次邮购中，他买过古典文学出版社的《清平山堂话本》。他回忆说：“这书颇为昂贵，等书邮到了学校，打开信封，我就傻眼了，都是竖排版面，字体古怪，个大行稀，根本没有标点。”如今已是书界行家的他笑称，那时自己没有版本概念，捧着木刻版的影印本，觉得上了当。

既然已经“上当”，仍不舍得丢弃，硬着头皮读。《清平山堂话本》虽是用白话文写的，但里面却有不少俗字，他既没有工具书可查，也没有人可以求教，只能前后贯通，连猜带蒙，这倒使他学到了不少东西：“后来我在大学专攻中国古代小说史，很难说没有早年这些买书经历的影响。”

在高中毕业时，王振良的藏书已有三四百册。这在同龄人中，绝对是可观的数量。1991年，王振良考入南开大学，鸣笛的火车将他从东北带到天津。在本科毕业后，他又被保送读研究生，于是在南开大学马蹄湖畔，他生活了七年，度过了一段清苦而快乐的“节食买书”生涯。

初到天津，他就根据地图把能够找到的书店都逛了一遍。但因经济拮据，多数时候，他只看不买，权当过过眼瘾，但逛得实在频繁，总不能每次都不买吧？于是，床头的书仍旧越来越多。

因为兴趣和专业的原因，王振良去得最多的书店是烟台道古籍书店。在这里，他买到过周叔弢《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和李盛铎《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而印象最深的是买到《说郛三种》，定价280元，是他将近半年的伙食钱。他很早就看中了这套书，但“巨款”支出，让他狠不下心来。一天，飘着小雨，发着低烧的他躺在宿舍，浑身不自在，闪念之间起身下床，向同屋借了300元钱，骑车直奔书店。

看着冒雨前来购书的他，店员面带着诧异之色帮他打包。王振良将书牢牢绑在自行车上，美滋滋地骑回学校。那书就仿佛“仙药”，王振良觉得自己烧也退了，身子也轻快了。回到宿舍，打开书册，一本本摩挲，病已踪影皆无。这笔买书的钱，他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还清。

买书最惬意的是在地摊上。他回忆说：“天津比较早而且出名的书摊群，一个在河北区的进步道，一个在南开区的八里台。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和天津图书馆附近，也有过短时间的书摊儿。”

因为拮据，他有时看上了本不错的书，买或不买呢？犹豫再三，要往返几次。一次，他遇到严修著作的蓝印本（书版刻成后以蓝色颜料试印，用于校对）。这样的试印本极为珍贵，当时卖家开价120元。“那时觉得太贵了，就没买。”回忆自己错过这本书，王振良至今仍深以为憾。

节衣缩食买书，王振良的确是这样做的。比如“节衣”，只要旧衣服还能穿，他绝不添置新装。偶尔遇到“场合需要”，他就向同学借。至于“缩食”，则要复杂得多。大学最初三年，除了每年300元学费，父母每月给他100元钱。学校本科时每月补助18元，研究生时补助40元。当时在食堂吃饭，多数人每月消费六七十元，而他则控制在每天一元三四角。偶尔也会寅吃卯粮，在最为惨淡的时候，一天三顿饭菜钱，只有6角6分，仅够维持基本生存。

为了省钱，他还想出“少理发”的奇招。每次剃头都寻最便宜的理发摊，剪成短得不能再短的平头。等到头发能遮住眼睛，再拢向两侧变成分头，实在“有碍观瞻”了，再去剪成那短到极致的平头。

节衣缩食买书的成果是藏书量的激增。1995年，他本科毕业搬往研究生宿舍，装满了8个纸箱的书，1000多册；1998年硕士毕业搬往柳州路暂住，装了20多箱的书，3000多册；1999年他在新兴路住所结婚，藏书已超过5000册；2003年迁居王顶堤路，藏书装满34个特大号纸箱，已过万册……

“网络书摊”悄然兴起 线上拍卖成风

约在2002年7月，王振良以“饱蠹鱼”网名在“天涯社区”注册，算是国内较早一批网民，深度参与见证了中国早期网络旧书业历程。

据王振良介绍，1999年开通的“天涯社区”当时已近成熟。2002年社区“闲闲书话”板块颇为热闹，读书人之间以交换为目的的“网络书摊”悄然兴起。最初是互赠互换，人情味很浓。但这种原始交流方式，远满足不了书友的需求，便催生出带有商业意味的网络书摊，不久又衍生出专业的“天涯书局”。

有几个卖家经常有好书，受到书友集中关注。售书前会发帖预告，说拟于某个时间售某类书，重要的书还会列出清单。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景观：某人发布售书帖之前几分钟，大家都守候在电脑旁，不停地刷新屏幕（那时自动刷新很慢），只要售书帖子一出现，立即以回帖形式抢购。

王振良介绍：“早期天涯书局的售书者，信息并不灵通，书价大多根据其所在地标准作价，最多再加一二成。因此同样一本书，在这个书摊卖百元以上，另一个书摊只卖二三十元乃至更低，这也是天涯书局早期‘抢购风’形成的原因之一。书友对少数热门书的集中关注，为拍卖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王振良把当年被抢购的热门书归为三类：一是民国毛边本，二是新文学版本，三是各种目录学著作。这几类书都价格不菲。大概在2002年，王振良竞拍傅惜华《中国俗曲总目稿》，出价高至800元，但仍没能得到：“如果不是突然掉线，很可能还会给出更高价位。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已经完全处在非理性状态了。”

那次竞拍有很高的关注度，《中国俗曲总目稿》最终以804元成交。王振良认为：“这件事产生了消极和积极两种后果：消极后果是以一种非正常手段，大大地拉升了傅惜华著作的价位；积极后果是很快有一批傅惜华的著作出现在天涯书局。”竞拍“失手”次日，他收到两位书友短信，都说手头有《中国俗曲总目稿》可售，一位开价800元，另一位相对熟识者开价比较客气，只要600元。这两条短信让他发热的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不久就以400元购得该书。

网络上不经意的变化，却是旧书业发展的转折性事件，仅仅两三个月时间，网络拍卖价格就对现实拍卖产生了影响。

2002年底，网络拍卖在天涯书局出现。根据王振良检索，天涯书局“第一拍”是由“古籍迷”发起的，时间是2002年12月27日，可惜无人应价。成功的“第一拍”是由“花脚猫”创造的，时间是2002年12月28日，拍出的书是民国初版《金银岛》和《中国理学史》。王振良表示：“这两个拍卖事实如果能够得到确认，应该成为中国网络书业史值得记录的事件。”

网络旧书业的崛起十分迅速，很快天涯书局就“拍卖成风”。抛开拍品真伪、品相好坏、质量高低等问题不谈，围绕“拍卖规则”产生的争议就令人眼花缭乱。王振良梳理了一下，认为争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时间的认定。这似乎很容易把握，但它却是天涯书局初期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因网友对“截止时间”理解的不同，造成了拍品归属的巨大差异。

其次是规则的把握。卖主对自定拍卖规则之把握较为随意，有时重人情，从规则角度来说，很难做到公平合理，时常会引起一些小的风波。

再次是因早期网络不稳定，技术性故障时有发生。网络故障算是“不可抗力”，故引发的争议一般不大，书友多能给予足够的理解。因此最后的裁判权，实际操控在卖主手中。

最后是网络书托儿的扰乱。无论是现实拍卖还是网络拍卖，书托儿都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明显损害了买家利益，这类争议的是非十分明确，舆论会众口一词地谴责卖主和书托儿。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书托儿的认定十分困难，即使在拍卖程序十分完善的今天，仍无法杜绝。

网购图书省时省力 但淘书的快乐越来越淡

2002年11月，如今书友习称“孔网”的孔夫子旧书网开通。2003年12月，天涯书局和孔夫子旧书网知名售书人“花脚猫”创办“缘为书来综合文化社区”，书友习称之为“缘网”。王振良介绍道，“花脚猫”凭借个人影响力，很快把社区办得有声有色，其间社区还有一次成功的活动运作，就是通过网络募集资金，在云南省江川县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王振良则应“花脚猫”之邀，主持过“缘网”的“网站日志”栏目。

2003年至2005年，是王振良在几个售书网站最活跃的三年，他也坦承那也是他买书最多但读书最少的三年。那时，他最主要的目的——除了买书，还是买书。彼时，他的藏书大概已有三万册，其中约有两万册来自网络。而在网络购得的书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由“孔网”得来。

网络电商的兴起也促进了交易方式的发展。王振良记得，最初在天涯书局和“孔网”买书，都要把卖主的地址、姓名以及所购书名、价钱等抄在纸上，到邮局再一张张地填汇款单。排队再加上办理手续，十分耗费时间，“为汇款在邮局逗留个把钟头是很平常的事”。

在网购图书最疯狂的那段日子，王振良一天收到过42个快递包裹，全部是书。因汇款次数着实太多，熟悉他的邮局工作人员会提前给他一沓汇款单，让他带回家里。这样，他就可以提前把地址等项填好，再到邮局柜台结算邮费，等下次汇款时再取回上次的汇款凭证，这样就省了不少时间。他也试过银行汇款，但单位附近的那家银行工作效率很低，十来笔汇款能耗去一个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渐渐他就不再去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王振良申请了个人网络银行，邮局也不用跑，汇款很简单，“孔网”的支付系统直接链接到网络银行，不仅充值方便，汇款尤为快捷——如果操作熟练的话，不到十秒钟，一笔书款就汇完了。王振良说起这些细节，依旧恍如昨日。

回想自己几十年的觅书、藏书之路，王振良感慨：“自从网络书业兴起，买书就成了省时省力的活儿。但淘书的快乐越来越淡，因为书来得太容易，导致闲情逸致随之丧失，这是购书者应该反思的。”

藏书不要成为目的 关键是要用书

“我在40岁之前，虽然没想当藏书家，但藏书之心很盛，书房不断扩张。如今过了50岁，时常会想到生命终止的问题。在这样的心态下，需要给我的书找个出路。”王振良如是说。

藏书处理是个很沉重的话题。纵观古今，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人或家族，其实并不多。藏书人穷极一生的心血，多数都被后人简单处理掉了——最差的是直接卖废品进造纸厂，运气好些的批量或零散地流入社会，其中名家珍藏，可能会有机会上拍卖会。藏书能捐到某个单位整体保存，算是比较好的结局了。

王振良在藏书思想上深受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先生的影响，生时要用，死时要捐：“来先生在生前，就把藏书捐给了家乡的萧山图书馆和萧山史志办。我的藏书，也计划日后分门别类地捐给适宜的机构，没有比这更好的出路了。”

有人问过王振良，上百万收入都花在了藏书上，八九万册的藏书，四十余年的心血，全部陆续捐出去很容易，情感上能接受吗？他淡淡一笑：“原来好像不能接受，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地感觉能够接受了——很多名人藏书的结局也不过如此，我辈又算什么呢？藏书聚散永远是一个过程，收藏的时候高兴就好，希望将来捐的时候也能高高兴兴，至少不至于悲伤。”

对于书籍，王振良更看重如何“用”，他认为藏书不要成为目的，关键是要用书。他说：“藏而不用是没有意义的。我已有部分藏书寄存到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目前正在编目之中，等全部贴上标签后，学生们就可以借阅了。”

浸染书香几十年，很多慕名而来的学人和书友，都笑称是王振良的粉丝。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境，他总是一边微笑一边摆手。“粉丝”最常提的问题就是，普通家庭如何藏书？他认为：“读书人家有两三千册藏书的很常见。如果不想当藏书家，我建议藏书控制在五千册之内，三千册左右比较理想。这个体量，家庭空间大体能够容纳得下，不会过于影响生活，想读时也便于找到。如果没有更大的房子，书再多就会‘成灾’的。”

现在出版物太多了，人们别说读，摸都摸不完。因为选择太多，反而容易“不知所读”。王振良建议读书选择要简单处理，就是以读经典作品为主，包括古今中外。而经典作品也很多，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此外他还强调，年轻时书应该通读，不管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最好都能读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需要往爱好的领域集中。他说阅读只要积累到一定量，不同学科之间是能够打通的，对思维提升大有好处。

现在，流行“荐书”，各种名目，诸般策划，有不少荐书文章被大肆转发。王振良原在天津《今晚报》工作过，大约是他在二十年新闻生涯中养出的习惯，他一向以辨别、审慎的目光看待热门景象。在调入天津师范大学任教后，他更是觉得身上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他直言，怎么选书是不用人教的——“书读到一定程度，有了知识和阅历积累，随便拿本书一翻，就能大体知道是个什么水平。”

如何更好地读书？王振良总是明确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跟风：“风潮都是阶段性的，很多时候背后还有各种运作，因此要保持应有的定力。”他勉励年轻人，一定不要被营销舆论左右，要凭自己的兴趣去选书读书，如此阅读才不会被时间一点点啃噬、遗弃。

论读书的益处，王振良不无反省地说：“好书，能让人看见世界，也看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