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母亲去给父亲寄信。那是1987年的冬天。母亲选了一个晴朗的好日子，穿上只有隆重的场合才会穿着的新棉服。冬天的田野光秃秃的。她临走前在我脖子上挂上一串钥匙：“饭在锅里，妈下午就回来。”我很配合她的出行，从脸上挤出镇定的表情。母亲安排好我，关上门，消失在冬天里树叶渐渐变得金黄的黄葛树下。那是一棵不知道什么年代栽下的巨树，几乎比我们院子的历史还要久远。

母亲走过一片枯索的丘陵。几个在田间燃烧麦草的人把烟雾送上了天空。这是一个辽阔的山湾，在烟雾袅袅上升的时候，母亲藏蓝色的棉服成了一个小点。她喜欢蓝色，而不是大多数农村女人喜欢的大红大绿。这说明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女人。好比她和父亲的婚姻。母亲选择了一个看上去难以忍受的婚姻。

关于她和父亲的婚事，母亲和我说起来情节很简单。母亲是那种心思缜密的女人，和外人说话时多找安慰人的话，她几乎从来不谈自己的事。但有些话喜欢和我讲，而且不厌其烦地说，比如：

“你爸爸当时是在三个姑娘中选的我。她们都比我的家庭条件好。”

“我第一次去看人的时候，穿的花衬衫是借的。”

“你爸爸穿的军装，没有回来。”她愉悦地回答，丢了一块柴火到土灶里。

回忆往事的时刻多发生在农闲时做晚饭的空隙，那暖黄的光亮在她脸上跳跃投映，一点点亮起来，又一点点暗下去。

父母的第一次见面，我母亲穿着借来的花衬衫，她见的人不是我父亲，而是父亲的兄长。所谓见，也不是四目相对或者交谈寒暄，无非是在约定的时间，在赶集的人群中匆匆走过。在一片蓝布衣裳和土豆、粉条、散发着松油香的木柴背篓的簇拥下，我母亲按约定时间和地点低着头快速地走过，她甚至都不知道看她的人在哪里。

半年后，一位穿着一身军装的青年，出现在我外公被龙眼树围绕的院子里。我外婆给他搬来了一个长板凳，他不坐，他说他站着就很好。这个青年有农村人没有的白皙肤色，身材也高于常人。一双英气逼人的剑眉下，眼睛活泼明亮。我那个没事总是抽着烟的外婆，呵呵地笑着。

她恭恭敬敬地给他递上了一支烟。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学会了抽烟。几个好事的舅舅已经漫山遍野去帮他找我母亲去了。他在龙眼树下走来走去，军绿色的解放鞋边上沾满了金黄的花瓣，龙眼花的香气钻进了他的五脏六腑，这香气粘稠、结实，是让他觉得有安全感的味道。

“一工一农，永远不穷。”

父母结婚后，和他们约定的一样，父亲仍在重庆工作，母亲在长江下游的一个乡村里种地，赡养老人，抚养孩子。母亲知道，重庆是个大城市，坐船需要两个白天和一个夜晚。父亲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可以回家。父亲回家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船。往下游走，长江的呼吸中有欢快的节拍。我母亲在山上挖地，风便从山的缺口送来船的汽笛声。这汽笛不是每天都有，如果船只是无声地驶过，则没有任何声音；如果船只在深谷里航行，也只能听到河流的呼呼声；要刚好有船驶过，且在那山的缺口处鸣笛，母亲才能听到。这个时候她就会停下手中的农活，神情肃穆地听上一会儿。

这概率极小的事件的发生，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却是常常有的，这大约是因为，我们听船时间太久了，所累积的图像。那时，母亲肯定没有想到，她那看上去新奇的婚姻，其间包含的孤独和磨砺。

二

几乎一整天，我坐在门槛上，望着我母亲回来的路。我很快发现，她的离开才刚刚开始。她要走上20里路，才能通过那个垭口，与那条通向外界的公路相逢。公路上惊天动地地吼叫着的是拖拉机。大约一小时后，她会站在路边，站在那棵大肚皮槐树下。这时，一辆满载着人、鸡鸭，还有瓜果蔬菜的拖拉机来了。如此拥挤如此气味繁杂。母亲轻快地跳上车，她的厚棉衣裹着她丰满的身体。她看上去就是能生养众多孩子的女人。如果不是与父亲分居两地，我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弟弟或妹妹。

她是要去给我父亲寄一封信。

在我姐姐两岁时，能吃又强悍的母亲在一次春天的插秧中，少见地昏厥在冬水田里。她又怀孕了。回来度探亲假的父亲刚刚走了一个月。那是我给她发来的第一个生理信号。两个孩子是没法一个人带的，于是在我出生后，父亲带着姐姐去了他的工作地重庆。

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变成了双份。

她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在土地上劳作着。她胖了一些，腰不细了，胸还是丰满的。五岁时的我，仍有晚上要摸着母亲乳房睡觉的习惯。山村的夜晚太静了，冬夜尤其又冷又长。起初，母亲打我的手，后来便任由我在她身上取暖。

我还记得那个黄昏。暮色中，一个从未见过的庞然大物缓慢而笨拙地爬上我家的台阶。近看，却是我母亲背着红薯藤，她把那又密又长的藤蔓用绳子扎得太高，为维持平衡，还将过长的藤蔓在脖子上绕了几圈。

“妈，爸爸写信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帮母亲去取信。我上小学了，学校旁边就是一个取信点。听我这样一说，母亲快速地放下了红薯藤，她疲惫的脸上又泛起土灶的火光投射出的跳跃光点。这一年我们家已经安装了电灯。但她太节俭，电灯在我家成了一个摆设。

母亲几乎不认识字。

她有四个弟弟和妹妹。身为长女的母亲，小学没有上完就辍学了。在我不能亲自操刀帮她写信前，她给父亲的信，是读了私塾的外公写的。冬天没有什么农活，母亲背着糯米、喷香的松木块，到外公家去。回来时，背篓空了，一块儿蓝布里小心地包着一叠牛皮纸信封。外公也给她念新近收到的信，父亲又换到一个地方修码头了，姐姐又长高了。

在我母亲还沉浸在信中的情绪若有所思时，外公“啪”地放下了信。

“成了他妈的牛郎织女了！”外公吐了一口烟，忿忿地把信放在桌上。

母亲出嫁的时候，想带几棵龙眼树去山里的新家栽种。外公看着母亲从地里硬拔出来树苗，黄绿的小叶片遇见风就蔫了。外公平静地说道：“龙眼，只能在听得见江水声的地方生长。”

他还是让母亲把拔出来的幼苗带走了。

在收信点挂出来的小黑板上，母亲的名字经常出现。牛皮信封上的寄信地址，是父亲用繁体的钢笔字写的“重庆”。收到信后，母亲的回信热烈而迅速。她告诉父亲：

“今年水稻比去年多收了几坛子。”

“在小弟家买了一头白毛猪，长得很快。过年的时候可以杀。”

这些信的内容，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外公帮她写好后，她每次只需要抄写固定的段落。那些段落代表什么，她已经烂熟于心。但她不敢轻易更改一个字，她在地里劳作时的足智多谋不见了。此刻，她看上去像木窗外的夜色一样，宁静而温柔，还有一点生怕出错的畏手畏脚。

有一年，母亲的背篓里给外公背去的不是粮食，而是趴在背篓沿上、圆睁着小眼睛东张西望的我。那一年外公念完信说道：“过几年，就有人帮你写信了。”

外公对我的信心很快兑现了。母亲要去寄的，就是我帮她写的信。前几年“外公时代”的母亲写的信，表达情感的方式都是很克制的，最热络的三个字也无非是开头的一句“亲爱的”，到我帮她写信的时候，我终于可以代母亲在纸上驰骋着表达她仍然含蓄的情感了。除了亲爱的，她有时会轻描淡写地说：

“再加一句话吧。”

“加一句‘你多保重’。”

“再加一句，‘我和细女儿都很想你’。”

她大约是在台湾电视剧里学到这些话的。

1992年，我们家就成了村里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她这样说，我当然不敢违抗她的命令，因为我是个小孩子，写一点电视里的话，又有什么不可以。我在红色细线的信笺上还多写了几个：“想你。想你。很想你。”

母亲全然没有发现我已经把她的信写成了情书。在煤油灯跃动的光斑下，她愉快地收起了信，对折，再折出手指宽的折子，再对折——这也是父亲来信时的折法。

三

冬天里的母亲寄出的这封信，有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如果父亲同意，我们将坐船去重庆。老人们说，重庆，那些高房子仰头一望，帽子就会掉在地上的。

母亲只是笑笑，她已经去过好几次了。她不说她差点在码头上就迷了路的事情，她也不说其他。她在尘土飞扬中下了拖拉机，直奔镇上的邮局而去。绿色邮筒就立在空地上，她恭恭敬敬地把信投了进去。邮局里每一个人都认得她，也都品尝过她种出的新鲜的花生。

在等待父亲回信的日子里，母亲已经开始收拾行李。她常常要忙到半夜。白天，她在田间地头里像台收割机一样忙碌。她手起刀落，雪白匀称的萝卜要做成萝卜干，给父亲带去。还有，走之前要杀掉一头猪，这是喂肥它们最后的日子，她得再加把劲，给父亲做些腊肉带去。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晚上，疲倦的我躺在床上，看到母亲才开始清点品种繁多的土特产。白日劳作的倦怠，在她身上荡然无存，她看上去兴致勃勃，唯一的纠结是多带还是少带。

距离出发还有几天了，我们发现，母亲用来背东西的背篓饱满而高耸，看上去有些比例失调。物品必须做些缩减。这可难为了母亲。她前几天费尽心思挑选的干果和米，后几天却要均匀地再减掉。夜里，她又开始了拿进拿出，不厌其烦。

终于到了我们出发的日子了。我童年的冬天里，总与大雾的天气相伴。为了赶到船，我们在凌晨四点就要出发。母亲背着多得摇摇欲坠的行李，通过不断给脸上抹冷水保持清醒的我，则走在她前面。

我打着电筒，跌跌撞撞地在前头走着，山村狗叫的声音因为隔着大雾，有点沉闷。母亲不断地催促我，快点，快点，不然我们坐不上船了。在走过那个垭口的时候，我往江上望去，长江梦幻般滔滔地流着。过了山垭口，就是大路了。母亲走到了我的前面，我空着手，在水汽中追赶着她。

一天后，同样是早上凌晨三四点，母亲又用冷水在我额头上点了几下。我知道，她一夜没睡，我们到重庆了。

船停靠在朝天门四码头的趸船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重庆。高处的灯像天空的星辰，而那倒映在江中星星点点的银屑般的光影，随着下船的人奔跑的咚咚声摇晃着。我们走下了跳板，母亲背着行李，顺着码头的石梯子不断地向上攀爬。行李太沉了，她的身体倾斜至60度，她的脸都差点挨着了梯坎。从船上涌下来的人顺着石阶，像河水上涨时一样，慢慢地向上移动。

母亲紧拉着我的手，躲避着人群中那些轻装快行的人和找生意的力哥。她另一只手里，紧紧地攥着父亲的回信。那里面有父亲的地址。还有精确到哪个月的哪天，几点在什么地方的见面：“朝天门四码头下船。在河坝，我开绿色的东风车等你们。”

在最后一步台阶上，母亲停了下来。在晨曦中，在码头起伏的沙滩上，在流动的人群中她一眼就看到了，在一辆军绿色的东风车旁站着的正是——我的父亲，旁边还有一位穿桃红色棒针毛衣，和我母亲年龄差不多的女性。

江上凝结着茫茫的白雾，一艘艘离岸的船，此起彼伏地拉响着嘶哑呜咽的汽笛声，我看得出来，母亲在晨光中停顿了一下。

“我们的船提前到了。”她说。

她的脸上，带着微笑。只有我知道，她攥着信的手在微微颤栗着，她用力地把它团在手里，团出了一股热汽——那方1987年的邮戳，已经濡湿了。

【敖斯汀，原名敖玉琴，新闻学专业。曾任记者、主编。重庆文学院第五届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图书《半城》，长篇小说《无面之神》。作品散见于《散文百家》《艺术与财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