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清明双祭。我在这里想要祭奠的，是我的姥姥姥爷。

先从姥爷说起吧。

我的姥爷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一个尽量保持着“轻微”、尽量不与“我们的”生活发生些关系的人，一个在漫长的日常中都始终边缘的人，一个……我应该怎样定义他呢？说实话，他在“我们的”家庭中像极了模糊的影子，即使现在，我所能想起的关于他的一切也多是模糊的，他的身侧总是笼罩着一层淡然的灰色之雾，让我和我们……

他和我们不亲。不，这句话应当倒过来，我们和他不亲。

姥姥是改嫁过来的，带着我的母亲和大姨。她很不舍原来的那个家，在前夫进城另娶老婆之后她依然没有离开，跟着婆婆公公一起生活，直到他们先后死去，断了念想之后才……在我跟着姥姥生活的日子里，姥姥依然会跟我和弟弟反复地提及她的前夫，在天津当了大官的“那个死鬼”：最初的时候，我听姥姥反复提到“那个死鬼”以为她是在痛恨，而到了中年经历过一些人世沧桑之后才意识到其实不是，在这个痛恨的外壳的包裹之下是她的放不下，是不舍和爱。这也让她承受了太多的苦，让她与这个反差强烈的“木头人”更加不亲，何止是不亲，而且还包含着清晰的鄙视。她的这种不亲也影响着我的母亲和大姨，以至也影响到我。是的，我与姥爷不亲，自我记事起他就是“我们家”的外人，他不在我和我们的生活中，有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欺一欺他。

我是跟着姥姥姥爷长大的，但在小时候我一直只提姥姥家从来不提姥爷家，从来不提姥爷。甚至，因为姥姥和母亲的缘故，我竟然产生出姥爷才是“寄居”的那个，他不过是借宿在“我们家”的一个外人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在漫长的生活中竟然根深蒂固……我记不起我是不是与姥姥或者母亲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很可能我是说过的，但没人纠正，至少是没有谁认真地纠正过我，没有谁要求我把姥爷当作家人来看待。现在想起来，我多想她们早早地纠正我啊！

姥爷当然知道我们与他不亲。即使他木讷，寡言，不识字，在家里外面总受人欺侮，但亲还是不亲他还是能感受出来的。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接受了生活的这副样子，反正从我记事起他就已经那样：我和弟弟、姥姥睡东屋的炕，他睡西屋的炕，分居生活从我记事起直到他死去没有一天的改变。早晨，天不亮，村子里的鸡还没叫，姥爷就已经索索地摸黑起来，索索地走到院子里，收拾好筐子、绳子和其它的用具，轻悄悄地拔开门闩走出去。许久之后，鸡才开始此起彼伏地叫，又许久之后，天才开始缓缓地亮起来。

很少，姥爷能和我们一起吃早饭，多数时候是我们吃过之后他才回来，背着一大筐埋住他身子的草。是的，我姥爷的身影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是模糊的，唯一清晰的是他把筐子放下去的动作：他得转身，让装满的草倚住墙，然后慢慢蹲下去，等筐子的底落实了再把两条胳膊从背筐的绳带中抽出。饭桌已经被收拾了起来，回来太晚的姥爷就自己掀开笼在饭碗和已经在变温的干粮上的苇罩，一个人静悄悄地吃着。有时，吃了早饭之后他会回到自己的屋里躺一会儿，时间不会太久，但多数的时候则是一吃完饭，他就重新在院子里收拾，把草平摊着晒开，然后再背上筐子走出家门。

一天中，我真正和姥爷打照面的时间主要集中在黄昏，而且一定是黄少昏多的昏暗时刻。他又背着一大筐的柴草回来，重重的柴草使他看上去矮小而虚弱。姥姥在忙她的，我和弟弟在忙我们的，姥爷已经习惯了这种漠然，他再次重复那个卸下筐子的动作，然后一个人把柴草抽出——蓬松起来的柴草很快变成了一座小山，它们还在升高：我的姥爷就是背着这座小山走了近十里路，而更为奇妙的是，他竟然能把小山装进他的筐子里，将它们压实，仿佛只有放出来时体积的三分之一。

早出，晚归。我的姥爷很少待在家里，他总是一个人出去，然后背草回来，背粪回来，背玉米和谷穗回来，背一切可以背的东西回来，然后是，默默地吃，默默地喝，默默地收拾着院子里的柴草或粮食，默默地躲进自己的屋子里去。我用躲这个字来说应当是准确的，现在想起来，姥爷大约是在躲避，他的早出晚归是如此，他的沉默是如此，他一刻不停地去打草或收拾庄稼也是如此。问题是，他要躲的是什么？他自己清晰吗，知道吗？

即使现在回想，我也想不出任何与姥爷相关的“事迹”。他没有事迹，甚至没有经历——我在姥姥家生活到上初中才离开，然而我似乎从未曾在姥姥和母亲的嘴里听说过关于姥爷的经历，只有只言片语的透露：他曾在盐场做过几年的工人，每天也见不到个人，没人说话，以至于再回到村子时更木讷更不想说话了。姥姥之所以嫁给他当时看重的就是他的木讷老实，“至少不会让我的两个女儿受气”。我的姥爷没有事迹，没有经历，大抵也没有生活，他所躲避的其中也许包含着“生活”这个词，生活对他不亲他对生活也不亲，他受着生活的冷眼慢慢地自己也就跟着冷了下来，从而把村子外面的田地和河流当作另一片白茫茫的盐滩，在那里，他部分地躲开了生活。大约二十年前，我在书店里看到余华的随笔集《内心之死》，第一联想竟然是我的姥爷。我的姥爷，可能是早早地进入到“内心之死”的状态当中，他早早地就麻着木着，以一种麻木来对待另一种麻木，不想，让自己不想。

我跟这个姥爷不亲。不亲，一部分来自家里人的影响和纵容，一部分则是因为，尽管我生活在姥姥姥爷的家里，但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太少了，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太少了。他早已甘于外在，甘于将自己的那间房子从我们的生活中隔离出去，甘于我和弟弟对于他的进出视而不见，甘于承受我姥姥夹枪带棒的指责，甘于我们几乎从不等他吃饭……总之，他保持着沉默，保持着绕开我们的生活而独自地将自己缩进一个角落里。我跟这个姥爷不亲，多数时候这个木头般的姥爷也甘愿躲开我和我们，然而，回想起来，我的姥爷似乎从未指责和训斥过我，从未对我有过半点儿“脸色”，就是在我对他占用了我在院子里的地盘表示不满的时候，就是在我将他编好的粪筐拆烂的时候也没有过。他似乎从不在意我的顽皮，无赖，甚至对他的轻漫和漠视——即使在他和我姥姥偶尔地吵架（这样的时候极少，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也不过一两次）我冷着脸甩给他脸色的时候，他也以一种平和的、惯常的方式对我，不恼，不怒。

我跟他不亲，那他跟我呢？可能，也谈不上亲，至少以他的性格他是表达不出这个“亲”来的，就是和自己的兄弟、侄子，他也表达不出那个“亲”来，姥姥说他是“木头人”大约也是对的，相符的。他不会向我或者任何人表达这个亲，他不会，很可能他就从来没有学过“亲”应当是怎么一个样子，而且这个“亲”很可能会让他羞怯，是要掩饰的部分……在回想中，他也从来不主动抱我，或拍拍我的头，除非是我先主动凑上去的时候。在回想中，我能记起的，是秋天，他打草回来，脱掉他洗得发白的那顶灰色的帽子，从中掏出几只掐断了翅膀和腿的蚂蚱、螳螂，递给我，让我烧着吃；我能记起的，是他缓缓地放下草筐，倒出筐上边的草，然后从下边的草中掏出一两个沾着泥土的梨或者甜瓜——这，应当是他表达“亲”的方式了吗？是吧？

在我准备写下的双祭当中，与我关系最浅、最为疏离的就是我的姥爷，本来我是准备将对他的“祭”放在后面的章节中的，之所以又调整到前面，不过是因为他是我人生中经历的第一个亲人的死亡——然而，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竟然从开始就蘸上了泪水，一直到这里，很可能会一直到写下最后一个字。我突然地、突然地生出那么多的理解和同情，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忏悔……之前，我在自己的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中曾写下过姥爷的最后日子，那一部分，几乎是来自于现实：一日一日，他越来越瘦，越来越弱，也越来越黑。还是很少说话，少得可怜，我姥姥说，这个木头啊。我跟这个木头过了半辈子，你倒是说句话啊。依旧不说——我的姥爷，被病痛折磨着的姥爷，只有粗重起来艰难起来的呼吸，只有偶尔一两声牙缝里的呻吟。阿斯匹林，扑热息痛，右旋丙氧芬，丙咪嗪，芬太尼，度冷丁……“你去看看你姥爷吧。他说，想你啦。”母亲终于允许，之前，她借口我的功课太忙，住校，禁止我和弟弟去探望。姥姥说，我们需要理解，“你姥爷那个样子……你们还是孩子，怕影响你们学习。”这是个理由，讲得过去，应当获得认同——躺在炕上的，是一个陌生起来的姥爷，多年之后，我还清楚记得那个已经不像样子的人：大口地喘息着，嘴角是干涸起来的血迹和厚厚的痰，赤裸的身体骨瘦如柴，身上布满了黑褐色的斑。因为夏日的缘故，他只得如此，只得赤裸，把自己泡在浓重的尿味儿里——淡黄的尿液一点一点，那时的姥爷已经丧失了控制，只得听任它们滴到纸上，身下的玉米皮上。——这是源自于生活的真实，包括他在我姥姥和母亲的诱导下说出的那两句简短的话：好好学习。听党的话。——这是他表达“亲”的方式吗？他只能用或者只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吗？

我本来，还想以感慨的、总结的方式来谈他这一生，谈他在我们生活里匮乏着的存在感，谈……还是暂时不说了吧，想起他，竟然让我如此强烈地感觉着，疼痛。不只是针对他一个人，还有这一类人，他这样的人应当不是一个少数。如果有来生，重新让我和我的姥爷再过一遍我们的人生，我会，我会更多地体谅和理解他，我会，真的像一个亲人一样对待他。但愿能有这样的机会。

二

姥姥是我最亲的亲人——我在要不要加上“之一”而犹豫了良久。不加了，她是，她就是。

在我出生不过几天的日子里就曾遭遇了死亡，差那么一点点儿……1971年，正月初四或者初五，我因为煤气中毒而没有了气息。赤脚医生告诉我奶奶，扔了吧——要把我扔了，还是要告诉我姥姥的，于是听到消息的姥姥急急地就赶过来了，她救下了我的命。之所以能救下我的命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出于错觉：她觉得我还在喘息，于是把晾在席子上已经晾了整整一上午的我塞进了棉裤里。到已经上灯的时候，我开始真的活了过来，开始哭。不止一次，姥姥对我讲述这段经历，她要说的其实是那种急迫的心情和终于发现我还活着的欣喜。现在，我更多地理解了她要对我和我弟弟反复提及这件事儿的理由和她的欣喜，这份欣喜甚至伴随着我的长大而长大：看，这个孩子，现在都长这么大了、这么高了。真好。

我是跟着姥姥长大的，在心底里，我把姥姥家当作是自己的家，而父母所在的那个家则是“妈妈家”，相对而言他们或可属于外人或者远亲：是的，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甚至，有时会偷“妈妈家”的东西带到姥姥家里。被我母亲说了多年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供销社里买了两包蜡，先放在姥姥家一包，然而两天后却发现自己家里的蜡已经不见，而姥姥家却有了两包——小浩把蜡烛偷走了，偷到他姥姥家里去了……说实话我从母亲家偷走的可不只有蜡，只要是我觉得好的、姥姥家没有的，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偷可能是最常用的）我都会拿给姥姥，时常，姥姥会在不经意间突然地发现家里又多出了点什么，不用猜，就知道是我拿回来的，“这孩子，和他姥姥可亲呢”。

这句话，我爱听。

我不想在这里细说姥姥对我的好，我在她那里得到的那些温暖……它在日常里，点点滴滴，并不特别地显露，只是一旦连接起来就会发现它包含在日子中的细小温度，而这，构成着我生活和生命中真正内在的触动和感动。俱是那么的细微，它几乎没有重量，可就是这些似乎没有特别重量的细微构成对我的萦绕，甚至是呵护。我成为现在的这个人，可能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来自阅读，文学对我的塑造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来自我的姥姥。我过着一种特别的寄居生活，以一个“外人”的身份跟着那些舅舅、表哥和小姨的身后，却始终没有那种外人的感觉，我的姥姥绝不允许他们欺侮我——说实话这并不容易，我的那些舅舅、表哥也不过七八岁，对待比他们小的跟屁虫有时肯定非常非常地厌烦，出于孩子们的天性很可能会想办法将我甩掉……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姥姥使用了什么办法，反正，我被家里人纵容，也被邻居们和差不多大的舅舅、表哥和姨们纵容着。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大抵知道，它不是想象的田园，更多的时候它属于泥沼，有一股强硬的下拉力量——但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并未真正感受到它们，我的童年天然而欢乐，充满着光的颜色。唯一一次让我有了“拒绝感”的事件是某年春节之后，大家一起捉迷藏，而我因为太小而被关在门外。但最后舅舅们还是接纳了我，那是我最有阴影的一个事件，我已经在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中多次地写到它，让父亲和故事里的“我”重新经历；还有一次，是我上学时被一个比我年龄大得多的同学踢了两脚，并打了一记耳光——姥姥带着我走了很远的路找到他的家里，让他当着他父母的面给我道歉并保证以后不敢再欺侮我。这当然不能算是光彩的——嗯，我不想让姥姥出现，可她非要坚持，一定要……那个同学遭到了惩罚，但可能也正是因为姥姥的“呵护”，他再也没敢欺侮过我，即使我作为班长继续记他的迟到和不认真听讲。

我受着保护，以至于完全地不自知，以至于，天真地以为生活就是如此，成长就是如此，童年就是如此……多年之后，我听其他的同学谈及他们的生活，才知道原来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我所以能够这样，完全是因为有人保护有人疼。

跟着姥姥长大，每天晚上，她一边做着针线活儿一边会和我说话，讲她所经历的……现在想起来，她大抵也不是说给我听的，她需要一个耳朵，需要一个听不懂故事也听不懂其中的心事的耳朵，而我恰恰拥有这样的一双耳朵。她把我当成了她的“树洞”。

她给我讲过她的童年。她谈及她的裹脚和放脚，第一次裹脚的时候她哭着对自己的母亲说疼，这句疼则让她又挨上了一顿打：女孩儿哪有不裹脚的？你想找个什么人家啊？好人家能要大脚的女人吗？后来革命了，上面派人动员放脚，姥姥的母亲就把姥姥藏在了河沟里……姥姥讲述最多的是她的挨打，做不好活儿挨打，纺不好线挨打，织不好布挨打，理由都是“找一个好人家”。除了挨打，姥姥讲得第二多的则是她的识字和识字的不得：她只上了一天的学，跟着扫盲班。姥姥说，她是同去的那些人中记得最快的也是记得最牢的，即使二三十年后教员教的那些字她也都还记得……然而，她只上了一天。“他们都不让我去。女子无才便是德。我爹也不让，我哥也不让。第二天我没听话，又想去，被他们截了回来。以后就再也没去。没办法去。”不识字，是姥姥一生的遗憾。

以只言片语的方式，姥姥一天天、一年年地向我的耳朵提及“那个死鬼”。可以说，每个晚上，每个漫长的几乎让人感觉煎熬的晚上，姥姥都会只言片语地提及他，那个死鬼这样，那个死鬼那样，那个死鬼……在我的印象中她从来都没谈及过睡在西边房间里的那个姥爷，可对于“那个死鬼”，却始终是一个话题，绕着绕着就会绕到他的身上。我是那个“树洞”。她把我当成是她的树洞，只顾自己说着，和自己说着——所以，在很多年里，我并不知道她说的“那个死鬼”是我的亲姥爷，也不知道在我母亲和大姨嘴里的“陈世美”也是他，只是觉得“那个死鬼”可憎可恶却一直阴魂不散；在很多年里，即使我通过联想、想象和被告知的部分知道了“那个死鬼”的真实身份和基本经历，也以为姥姥是在恨，一直在恨着，像我大姨和我母亲那样恨着。多年之后，直到姥姥去世之后，我才在一个突然的时刻恍然，姥姥其实是在爱着，她放不下，始终。以至于她曾那么卑微地在离婚之后依然带着两个女儿留在公公婆婆家里，以一个儿媳的身份尽心尽力地服侍着两位老人。我知道，至少我可以猜度得到，即使在那时，她可能还有一个自己也骗不了自己但愿意骗一天算一天的愿望，希望某一个时辰“那个死鬼”能够回心转意，良心发现，重新认回自己的妻儿。

当然这一天是她所不可能等来的。不可能等来，她应当早早地就知道了，只是不甘，不愿，不想知道。拖一天是一天，她就那样用七八年的时间将自己拖着，直到两位老人先后离去。“老人走，那个死鬼也没回家”。她没有等来。因为她的在，因为害怕见她时的羞愧，我的亲姥爷在自己父母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回家，而是继续当着他的官……多年之后我见过这个姥爷一次，那时，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他找到了我的母亲，而我的母亲在他面前呜呜地哭着——之后，则又断了联系。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在世上，当然这也没什么重要的了，他表现得漠然，我和父亲、弟弟也表现得漠然，只是出于礼貌客客气气地接待着他，然后客客气气地送走——临走的时候，我试图想向他提一句我的姥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何必呢？这个人，大抵也和我姥姥心里的“那个死鬼”没多少关系了。

可是，他，或者说“那个死鬼”，始终是姥姥心里的一根拔不出来的刺。这根刺始终横着，鲠着，也刺着……姥姥和出现在我生活里的这个姥爷亲不起来，这种亲不起来，很大程度也缘于这根刺的存在。姥姥的大半生，至少是大半生，一直都在和这根刺纠缠，她心里的苦和疼也由此不断，不断。

“你可得好好地待你姥姥”——不止一次，母亲这样嘱咐我，大姨这样嘱咐我，父亲这样嘱咐我，奶奶和爷爷这样嘱咐我，甚至邻居们、亲戚们也这样嘱咐我……何止是不止一次，应当是不止千万次，我在心底其实也是这样想的。姥姥不容易，姥姥疼我爱我，我当然要……然而，姥姥却没能等到我好好待的时候就走了。她走得匆忙，毫无准备。

那个晚上，平常的晚上，我的姥姥离开人世，到达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其中的过程，她消耗了整整一个夜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离开多少有些艰难，仿佛一只蜕壳的蝉——不过我姥姥蜕掉旧壳之后就消失了，她，将自己蜕成了死者。在那个晚上到来之前……据说，我的姥姥，在下午的时候还用几张旧报纸剪了几个鞋样子，她还想为自己做几双鞋，用这些鞋走很远的路。据说她还做好了晚饭，据说她还喝了一碗粥，吃了一小块儿馒头……这些据说来自于我的小舅母，她和姥姥是邻居，而我的小舅，在姥爷死去的前两天，过继给了姥爷。九月的那个晚上，月光像书上写得那么如水的晚上，露水飘在空中缓缓下落的晚上，小舅母急急地敲开我家大门，对我母亲说，快，快点，咱娘不行啦。

在时间里，那个晚上必须到来，谁也无法将那个晚上从时间的线条上删除，缺少了这个点，也就等于取消了‘明天’——尽管它是突然的，偶然的，没给我和我的家人任何准备——当然，或许，在所谓的‘命运’那里，这就是准备，它早早地安排了事件的发生……谁知道呢。缺乏准备——我是说，我的姥姥没有准备，若不然，她在下午还剪那些鞋样有什么用，它们不会自己变成鞋子，更不会自己走路。我是说，我的母亲也没有准备，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巨大的茫然和悲痛就像缠绕的绳索，她两腿发颤，几乎走不动路。（对于那个晚上，我承认，我知道得过少。我只了解一些片断，侧面，它们缺少连贯——那个晚上，我不在家，我在沧州上学，我只知道那个晚上在我身边的发生，而我的姥姥远在……）

——我的姥姥，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她带走了她要说的和不想说的，她带走了自己的一生和所有秘密。当然，从表面上看，我姥姥的房屋，长凳，立柜，枣树，姥爷拾来还没用完的柴草（我的姥爷，甚至给我某种的错觉，仿佛他的大部时间都用来拾草，在院子里堆起一座茂密的山峰），二十余斤面粉，十几枚存下的铜钱，自己画的纸牌，自己剪的鞋样，都还在那里，她什么也没有带走。

这是在我的长篇《镜子里的父亲》中写下的文字，它是真的，源自于生活，基本上没有加入虚构。在那个章节中，我虚构了一段给自己的爱情，其实它是不存在的，于是，在这篇散文中便将它删除。当时，我在沧州上学，得知消息的时候姥姥已经去世——得到消息，我表现得令人羞愧的冷静，向班主任请假，使用着平常而平静的语气，甚至在离开学校的时候还和看门的门卫开了个玩笑。我试图让自己悲伤起来，却不能，我的心仿佛是麻的木的，没有一点点的波澜感，仿佛去世的那个人与我并无太多关联，只是一个“符号”。坐上汽车，我一边收拾着自己的行李一边向外面的人群张望，就在某个瞬间，我突然地意识到我的姥姥已经不在了，她已经不会在门口出现，不会再等我也不会再唤我回家吃饭——就是一个瞬间，我的泪水和骤然撞击到胸口的悲伤感一下子涌了出来，我俯下自己的身子，旁若无人地哽咽起来，泪流满面。

作者简介

李浩，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等，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等多部。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