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记得特别清楚，后一天是九九重阳节，前一天是二十四节气的霜降，自这一天起，万物毕成，阳气入地，阴气凝结，天气渐寒。

我下课回宿舍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头蹲在操场边吸烟，他旁边的白杨树上靠着一辆自行车。这老头，这黑色二八大杠，在黄昏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看上去怎么如此眼熟呢？我走过去一看，哇，真是父亲。我意外地问：“爹，你怎么来了？”父亲见到我，立即收起烟锅子，在鞋帮子上磕了磕，然后站了起来：“苞谷收完了，我来看看你。”

那是1990年，当时还不通电话，捎话是通讯的主要方式。我们家在丹凤县的山里，而我们学校在商州，两地相隔一两百里，关键是没有认识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捎话，所以他就来了一次突然袭击。

父亲拍了拍裤腿上的泥巴，不好意思地补了一句：“我像不像要饭的呀？”他穿着一双黑色布鞋，前边裂开了一条缝，衬衣本来也是黑色的，因为汗水湿了又干，上边就结了一层霜，倒像是灰色的一样。这一身打扮，如果不注意的话，真以为是一个要饭的呢。但是，这恐怕是父亲最豪华的行头了。

父亲问的意思是不是给我丢人了。不过，那时候的同学百分之九十九来自农村，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我们班四十个同学，只有一个同学家里有当官的，还是他的堂兄。所以，破衣烂衫的父亲并没有伤害我的自尊心，相反还让我特别激动，因为从上小学到上中学，父亲这是第一次来学校看我。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不少同学的父母，会往学校送干粮或者酸菜，而父亲从来没有去过学校。毕业那一年，我从镇上到县城考试，有些同学是父母陪着的，而我是一个人步行了七十里路，在考场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走进了考场，在什么是志愿都不明白的情况下填报了志愿。

如今父亲来学校看我，自然是令人十分高兴。而且，我刚刚当上了学生会的副主席，又刚刚印刷了一本诗集《永恒与一瞬》，在商州城的几所学校里名气很大，经常会有外校的学生来我们学校，打听哪一位是陈元喜（这本诗集署名陈元喜）。同学们就会指着我说：“就那个大头娃娃。”

我推着自行车，带着父亲穿过校园的时候，见到同学就说：“这是我爹！”遇到老师就说：“这是我爹！”只有见到那个穿着白裙子的校花迎面走来的时候，我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走了。那时候的同学也特别纯朴，都很高兴地和父亲打招呼。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四年的学习期间，很少有同学的亲人来学校探望，我的父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那天的晚饭，很多同学都争着要请父亲吃饭。当时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学校外边还没有餐馆，也没有人聚餐。所谓的请客，无非是在食堂里，多买两个馒头，再多打一份菜，比如炒豆腐，最好的是肉片炒土豆。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已经是非常丰盛的了，因为在家里父亲平常只能吃到洋芋糊汤。

我们学校的食堂也特别简陋，是由一个礼堂兼用的，礼堂西侧的墙上，开着七八个窗口，每到开饭的时候就打开了。礼堂没有铺地板，没有一张桌子一条凳子，空空荡荡的。我们吃饭都用的是洋瓷碗，打完了饭就把碗直接放在地上，三五个人围着，蹲在地上吃。如果要开会了，每个人需要自带凳子，就从教室里搬过来。

我们吃饭是国家供应的，学校每个月发32.5斤的饭票。最后，请父亲吃饭的“殊荣”就落在了一个姓程的同学身上，因为他和我大姐是一个村子的，我们又是中学同学，之前他就认识我父亲，我父亲也认识他。饭票是几个女同学塞给他的，因为女同学饭量小，每个月的饭票会有剩余。接下来的几顿饭，程同学都会提前去排队，不然荤菜就被抢光了。父亲那几顿饭，都是和我们围在一起，蹲在地上吃的，然后再一起去洗碗。

那时候，我们每个宿舍里住八个人，床是上下铺的架子床。有一个姓李的同学，他家是商州本地的，为了安排父亲睡觉，他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了，把他的床铺留给了父亲。那天晚上，宿舍的同学们东一句西一句地问个没完没了。有同学问：“你儿子有没有小名啊？”父亲说：“有啊，他大名叫陈元喜，小名就叫喜娃子。”同学就说：“伯伯，你骗我们的吧，他的小名是不是叫狗蛋？”父亲就说：“狗蛋那是我们家猪的名字。”同学就说：“伯伯，猪怎么会叫狗蛋啊？”父亲就呵呵地笑。

同学又问：“你知道吗？你们家喜娃子是诗人呢。”父亲就说：“诗人是什么东西啊？”同学就说：“诗人就是写诗的人，他刚刚还出了一本诗集呢。”父亲说：“诗集我知道，当时为了给他筹钱，我卖掉了好几棵椽子，他说出了诗集就能找到商品粮媳妇，这是不是哄我的呀？”同学就说：“这是真的，他出完诗集以后，学校好几个姑娘都想和他好呢。”那天晚上，大家一直聊到了深夜。

第二天是九九重阳节，我本来和几个同学约好了，去爬学校背后的金凤山，体验一下“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情画意。因为父亲来了，他在家里天天爬山，我就改变了行程。我没有带他去逛街，也没有带他游莲湖公园，而是带着他去了二龙山水库。二龙山水库在商州城的西北部，属于丹江的上游。水库三面高山，两岸尽是桃花，上边有一个小岛，形成了二龙戏珠的奇特景观。我们去看水库，犹如南方人去看海，更别说只见过小溪小流的父亲了。

当天的天气特别好，用蓝天白云已经无法形容，因为天空连一丝白云都没有，只有温暖的秋日稠稠地照着。我骑着自行车，带着父亲来到了水库边。那时候，水库还没有游船，也没有任何商业。看着清清的湖水，看着水底的青山，看着鱼儿不停地跃过水面，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了。

父亲发出感慨：“这里的水真多啊！”我说，是啊，所以才叫水库嘛。父亲说：“水这么平，像玻璃一样。”我说，是啊，比玻璃还干净。我从地上拾起一个石子，在水面上打了一个水漂，然后告诉父亲：“这就叫打水漂，你来试试吧。”父亲没有打水漂，而是拾起一个石头，直接扔进了湖里，只听到咕咚一声，把“玻璃”砸碎了，只见水波荡漾了起来。

我们离开的时候，父亲突然问：“水库叫什么名字？”我说：“叫二龙山水库，因为原来这里有一条小河，叫仙娥溪，所以也叫仙娥湖。”父亲淡淡地说：“那这个水库是我们修的。”我很吃惊地问：“是你们修的？你在这里修过水库？”

父亲告诉我，20世纪70年代，修水库的时候，雷管、炸药和水泥是国家提供的，人力分摊到了各个县。父亲被抽调到了水库工地，专门负责开山炸石，干了两个多月，每天大队给记一个工分。因为二十年过去了，水库已经储满了水，而且四周树木茂密，加上已经不再叫仙娥湖，所以他就不认识了。父亲指了指水库前边的大坝说：“那上边的好多石头是我炸出来的，然后再由石匠凿成了方块。”

我忘记告诉大家了，父亲来学校看我，不是坐车，不是步行，而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同学们听了，都羡慕地睁大了眼睛。我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从我们塔尔坪村到学校，先要翻过一座山。这座山叫界岭，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自行车推都推不过去，需要人背着翻过这座山。然后，再骑六十里的山路到丹凤县城，最后从丹凤县城顺着国道骑九十多里到达商州。

提到沿途的经历，父亲又说出了“要饭”两个字。他告诉我，他从塔尔坪出发的时候，本来带了一个锅盔当干粮，但是太阳特别毒辣，根本咽不下去。所以，他就去路边的人家讨水喝，开始还好说，人家都好客，说起来都是方圆的乡亲，等到了县城和国道以后，因为语言不通，人家真把他当成了“要饭”的。父亲没有办法，渴了，就下到丹江河喝河里的生水。好在那时候河水没有污染。

父亲在学校住了两晚，就吵着要回家了。返回的那天，我把父亲送到学校外边的时候，他吞吞吐吐地问：“你们学校这么多姑娘都是吃商品粮的吧？”我说：“是啊，人家和我是一样的。”父亲说：“听你们同学说，有一个相中了你，你指给爹看看行吗？”

我出诗集《永恒与一瞬》的时候，需要交二百八十块钱的印刷费。我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百多块，还缺一部分，我就回家向父亲求助。父亲当时就问我，印诗集有什么用吗？我告诉他只要印了诗集，就能给他找一个吃商品粮的儿媳妇。我明白了，父亲这次来，看一眼未来的儿媳妇才是重点。

我指着地上蹦蹦跳跳的一只麻雀说：“你想看未来的儿媳妇是吧？就是它，它还会飞呢！”父亲生气地盯了我一眼，然后跨上自行车走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么远的路程，父亲之所以要骑自行车，是舍不得多花钱坐车呢，还是为了体验一下拉风的感觉？不管如何，这对于农民父亲而言，都是一次浪漫的人生之旅。

我想再说说这辆自行车，它其实不是父亲的，而是我的。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特别想要一辆自行车。在那个流行“三转一响”的年代，拥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现在拥有一辆奔驰差不多。有一个周末，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停着一辆自行车。父亲拍着自行车的后座说：“你看看怎么样？”我说：“太漂亮了！这是谁的呀？”父亲说：“我给你买的，喜欢吗？”

我听到这里，高兴得真想上前亲父亲一下——如果是现在这个年代的话。可惜这一辈子，我不仅没有亲过父亲，没有和父亲拥抱过，甚至都没有牵过父亲的手。我们唯一的亲密接触，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我搂着父亲的脚给他暖脚。

自行车是黑色的，放在阳光下，每一颗螺丝都在闪闪发光。激动过后，我茫然地看着自行车问：“爹，你会骑吗？”父亲说：“不会。”我说：“我也不会骑怎么办？”父亲说：“怕什么，你那么聪明，赶紧学啊！”

那天下午，不会骑自行车的父亲，扶着不会骑自行车的我，在院子里学起了骑自行车。也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反正那天晚上，天上有一轮圆月，我们就在院子里，趁着月色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月亮掉下了山。第二天，我们接着学的时候，父亲总是安慰我：“我扶着呢，你大胆骑吧。”其实，他已经撒手了。

到中午的时候，我就可以独立上路了，真有一种长出翅膀的感觉。我骑着自行车，顺着门前的小路一直朝下，不知不觉竟然骑到了十里外的石门。父亲见我好久没有回来，吓了一跳，以为我出事了，一边叫着一边追了过来。

从此，我就骑着自行车上学了。那时候，我在峦庄中学念书，从塔尔坪到峦庄，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其中一条路需要背着自行车翻过一座山，另一条路不用翻山，但是需要穿过一条大峡谷。大峡谷里连羊肠小道都没有，需要背着自行车走在河滩上，不停地过河再过河。

村子里有几个小伙伴特别羡慕我，他们如果想搭我的自行车，或者让我帮他们驮着干粮，就必须帮我背着自行车。这一条对于女生是例外的，每到周末，我骑上自行车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女生能够跟着我，她坐在我的自行车上，我带着她回家或者上学。那时候虽然还没有看过爱情电影，也没有读过琼瑶的小说，但是已经生出了这样的期待，说明浪漫是一种天生的情感。

我考上学的那一年暑假，家里人特别高兴，两个姐姐都回到塔尔坪，买了新棉花，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让裁缝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还给我纳了两双新布鞋和鞋垫子。父亲更高兴，上山砍了几棵树卖了，想再给我买一辆新的自行车。但是我告诉他，这次上课、吃住都在学校里，是不需要自行车的。父亲说：“放学了，你可以骑着自行车出去玩。”我说：“你以为在我们村子里啊，人家那是大城市，出了学校就有公交车。”

父亲听了，像个孩子似的说：“那这辆旧自行车是不是可以给我？”父亲问出这句话，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凡是我用过的东西，他不允许任何人去碰，全部完整地保存着。他的意思是，我去外地上学，回来了还是要用的。

我和两个姐姐，吃饭都有自己专用的碗，不同的是两个姐姐用的是陶碗，黑不溜秋的，特别不好看，也特别重。而我用的是洋瓷碗，蓝色的，端在手里比较轻，而且一次盛的饭也比较多，是父亲去河南卢氏那边赶集的时候买的。自从我离开家上了中学，父亲就把这个洋瓷碗洗干净，锁在了箱子里，等我回家的时候，再拿出来给我盛饭。

自从母亲、哥哥去世，两个姐姐相继出嫁，我们家的三间房，东边那一间，单独拿出来做了厨房，厨房里除了锅碗瓢盆以外，还放着几个大大小小的缸，有的装水，有的用来腌菜，有的装面粉和大米。用缸装东西不怕老鼠。中间一间是堂屋，中堂下边摆着一个大板柜，上边摆放香炉，里边储存着麦子、苞谷和黄豆这些粮食，旁边还放着父亲给自己打的棺材。

只有西边那一间是住人的。父亲从中间隔开，分成了前后两个房间。北边那一间特别小，只搭着一张炕，窗户也特别小，一天到晚都是黑漆漆的，而且特别阴冷潮湿。父亲，以及后来进门的后妈，就一直住在这一间。

朝南的那一间稍微大一点，有一张木板床，有一张书桌，有一对红箱子。箱子是大姐出嫁的时候，家里给她打嫁妆，捎带着给我们打的，里边锁着家里贵重的东西，比如红糖、挂面、手巾、被面等，还有烟酒和存折。关键是有一扇玻璃窗，比较亮堂，能晒到太阳，上边还贴着窗花。这间房子，开始是我哥哥的房间，我哥哥十九岁那年去世以后，就归了我。

我去外地上学，每年回家两三次，我参加工作后，有时候一两年才回家一次，父亲还是住在北边的小黑屋里，把南边那间房子一直给我留着。被子褥子整整齐齐叠在床上，用塑料纸在上边盖着，每次放假或者过年前，估计我要回家了，他再把被子褥子拿出去晒一晒。后来，我回家再也不住家里，而是住在峦庄镇的大姐家，在我们的劝说下，他才和后妈从小黑屋搬进了我的房间，直到他们先后在这张床上去世。

我故意逗父亲：“你又不会骑，要自行车干什么？”父亲就有点害羞地说：“你会骑，你可以教教我。”就这样，我教会了父亲骑自行车。

父亲自从学会了骑自行车，去两个姐姐家就方便了很多。每到过年的时候，父亲听说我哪天回家，他在我快到家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一路迎接我。后来，我听两个姐姐说，他已经不骑自行车了。我问是不是自行车坏了，两个姐姐说：“老了，蹬不动了！”我说：“要不要给他买个电动自行车？”姐姐说：“算了，不会骑，也不安全。”再后来，我又提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姐姐说：“路都走不动了，还骑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我才知道，父亲是真的老了，在我还没有回过神的一瞬间就老了。父亲再去两个姐姐家，只能由姐夫骑着摩托车接送了。这时候，父亲迎接我的方式，便是顺着我们家门前的路，蹒跚着走向我回家的方向。

父亲已经去世两年多了，我们家的大门已经锁了两年多了，但是那辆自行车至今还摆放在堂屋，摆在父亲当初存放棺材的对面，上边蒙着一层塑料纸，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它静静地停在那里，像一匹已经退役的战马，带着一丝丝锈迹，时刻不停地回忆着那一段无法返回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