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开车去单位的路上，我心绪纷乱，视频电话里父亲那张两腮下垂，眼角耷拉的脸，不时浮在前挡玻璃上。短短一段路，被我开得险象环生，差点儿闯红灯。

终于到了单位停车场，泊好车，我打开车窗，点了一支烟。这时，手机响了，我拿出手机，是儿子铭铭打来的视频电话，我忙灭了烟，接了视频。铭铭说：“爷爷真潮，不仅潮，还特有钱，他刚从微信上给我转了五万元钱！”我忙问：“你收了？”他兴奋的神情骤地一黯，说：“收了。我开始说不要的，爷爷非让我收……”我叮嘱他，别动那钱。说完，便挂了视频，下车往办公室走。

“小宋啊，回来啦！”招呼声如惊雷般在我身后炸响，主任手扶裤腰从水房旁的卫生间走出来。我忙合上垃圾桶盖，回他：“昨天晚上到家的。”

“好好好！小宋，高考出分了，孩子考得不错吧？”主任理好皮带，在水龙头下洗了手，边甩手边问。

“正常发挥，与平常成绩没大差。”我走到洗手池边，捞起刚才放在水龙头下的那块抹布，干咸鱼似的抹布被水浸泡后，重又显出布的模样。

“好好好！正巧，又来个活，你瞧我们这里，走的走，病的病，休假的休假，干活的就剩你我了，我手头还有领导安排的活得干，这个活就辛苦你了啊，回头到我办公室，我把文件拿给你，你看着办。”

在主任的办公桌上，我看到那份已接近上报期限的文件。我说时间太紧，最好马上去现场。主任连连称好，立即给我打印出一份公函，催我赶紧去。

其实不去现场也行，但因为他，我想借机去一趟。到停车场，我给铭铭打电话，和他说，领导安排我到寿州出差，我问他要不要和我一起去，他“嘁”了一声，说他才不要跟我一起，他要去南京，“提前看看学校去。”这小子考得不错，所以在我面前狂得很。他所谓的看看学校，指的是去南京大学。他妈当年南京大学硕士毕业，丢下我们爷俩去了加拿大。我没接他这话茬，问他，是一个人去还是和人一道，他不耐烦地反问一句：“干吗？”我说不干吗，就问问，我马上回家，把车停好就去寿州。他说，巧了，他马上就去高铁站。我让他等我一起。

铭铭满十八岁了，独自外出还是头一次，我不太放心。在去高铁站的地铁上，我反复叮嘱他出门的注意事项，话说多了，他竟把挂在脖子上的耳机戴在了耳上。到了高铁站后，我忍不住撸了撸他的头发，他摇摇头甩开我，迈开双腿离我而去。我一直盯着他，直到他的背影移出视野，我才离去。

开车时间还早，我坐在候车位上，打开公文包抽出书来，我知道，在候车厅，一个腆腹谢顶的大叔捧着本书，着实有些装，但我没办法，我有眼角膜干燥症，如果刷十分钟手机，我的眼睛便干涩无比。手里这本《地下室手记》，已被我读了不下三遍。记得几年前，我把这本书带回家时，铭铭讥诮：“呦，《地下室手记》！老宋你看得懂吗？”我当时没搭理他，这小子跟他妈当年挖苦人的神态一模一样。说实话，刚开始看这本书时，我真是读不下去。但想到儿子的讥讽，我就坚持读。读着读着，我居然读进去了，不仅读进去了，我甚至非常理解书里的主人公，理解他那舞台剧般精彩的内心戏。

开始检票了，我把书装进公文包，起身排队。站在队伍里，我掏出手机，给儿子发微信。刚发出去，他就敷衍地回复了一个OK。

上车后，我走到自己的座位旁，看见旁边坐着一个捧着书看的小伙子。我轻咳一声，男孩抬起头看了看我，忙缩起双腿，为我腾出了空间。我尽力缩紧自己，挤过他的长腿与前座间的缝隙，坐到了靠窗的座位。我犹豫着要不要从公文包里掏出我的书，同时有点好奇地想知道那小子在读什么书。

我瞄了一眼他的书脊，发现竟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又轻轻咳了咳，男孩这次没有再看我。我只得主动开了口：“你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吗？”话刚收音，我便后悔了，这句话问得突兀。

男孩抬起头，用镇定的目光注视我一秒后，很老到地回答：“谈不上喜欢他，我只关注作家的作品。”

“嗯，”我说着，从公文包里掏出已经翻旧的《地下室手记》，亮给他看，“很巧啊，我也在读他的书。”

“我不喜欢《地下室手记》。”小伙子冷漠地说完，便又埋头读书了。

一路上，我手捧着书，一个字也没能看进去，我像《地下室手记》里那位无名主人公一般陷入了内心戏中。好在，车程并不长，四十分钟后，在列车到站前，我提前离开座位走到车门处等候。

2

刚下车，手机响了。我刚拿起，铃声便断了。闸口外传来熟悉的乡音：“欢迎宋主任，辛苦啦辛苦啦！”我看着接站的人群中，耸着一个满脸堆笑的瘦高个儿，他正越过众人的脑袋朝我招手，我挥挥手冲他点点头，掏出身份证往出口闸机上刷，闸门打开，我快步走出。大高个儿冲过来，抢过我手中的公文包说：“瞧这大热天的，还惊动宋主任亲自来……”

“应该的，工作嘛。”我不喜与人寒暄，忙打断他的话头。

然后，他把我领到一辆红色smart前，看我一脸愕然，他笑着说：“委屈宋老师了，这是我老婆的车，我平时都是骑电动车，油费太贵了，我们家里养不起两辆车……”看来这小子是个话痨。我决定不予回应，由他说去。

“宋主任，看您挺疲惫，要不要先到酒店休息，咱们下午再去正阳关？”我一听他说“正阳关”，立马张开眼，问：“怎么？要去正阳关？传承人不是在古城吗？”

“宋主任，您有所不知，原本，传承人是在古城的，但今年过年期间演出忒多了，老人家病了，出院后有后遗症，他家人把他接回正阳关照顾。唉，人老了，身子就成了纸糊的，经不得风受不了雨喽……”

听他说着，我眼前再次浮过父亲那张颓如废墟的脸。“直接去正阳关吧。”我说。

半小时后，车到正阳关。小车的优势在正阳关那蜿蜒狭窄的小巷里体现出来，他灵巧地转了几把方向盘，把车停在一栋青砖砌成的小院墙根下。“宋主任，到梓园喽！”

“梓园？”我思忖，自己好歹也在正阳关生活到十岁，从未听说过梓园？

我下了车，看大高个儿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从车门与砖墙间形成的小夹角处钻出来，得亏他长了副薄身板儿。

下了车，他伸手撸了撸头发，漾起发光般的笑容，对我说：“宋主任，传承人就住在梓园。梓就是梓树的梓，离这不远的正阳关中学有棵百年梓树，每年四月开花时，学校都会举办隆重的校园艺术节……”

“那和梓园有什么关系？”我打断问。

“这，呃，我还真没听说，回头向老王家人打听打听。”他终于缄口，沿着院墙走到一扇油漆斑驳的铁门前，他拎起门上的铁环，用力晃了晃，院子里传出狗吠和女人的斥责后，又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哪个？”女人隔着门问。

“我，非遗办的。”大高个儿弓着腰冲门里喊。

铁门咔嚓咔嚓地打开了。当我与开门人目光相撞时，内心倏地一震，我及时地稳住了自己的表情，她双手拉开大门后，扭头对着院子喊：“宋老师，宋老师，你快来看看谁来啦！”

父亲推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勾手歪嘴的老人。父亲缓缓来到院门口，耀眼的阳光下，他头发花白，眼袋耷拉。

“爸。”我听见自己以多年前下班回家和他打招呼般寻常的口气喊他。

他走向我时，步伐缓慢表情转换迟缓。他走过来的那一幕，如慢镜头，我清晰地看着他颓败面庞上眼睑的张合，看着他僵硬的腿脚无力地划过地面，他手中推的轮椅，更像是支撑他的拐杖。他下颌的一排稀疏胡茬闪出银光，刺痛我双眼，我抹了抹眼，走向他。

“院门口这么热，宋老师，快领大家进屋凉快凉快吧。”她说着，从父亲手中接过轮椅的手把，轻推着走开了。没有轮椅在前的他，摇摇欲坠地站在那里与我对望。我向前一步，扶着他的手臂，无声地走向尼龙纱门，门开了，我们如一对相亲相爱的父子，并肩，不，是我揽着他，走进厅堂。他们也紧跟了进来，小小的厅堂顿时变得逼仄拥挤。

父亲这才说话：“红玉，给客人倒点水，我带宋霖到我屋里坐坐。这屋里空调开得太冷，我坐不住。”

又掀开一道纱门，我走进那间看上去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南窗下摆了张老旧得看不出漆色的木桌，桌上放着铭铭百日照，那相框被成摞的书、一只放大镜、几个药瓶等环绕。床边挨着北墙的是张笨重老式木床，抵着西墙的原木色床头板上，是木刻浮雕的牡丹花和几个描金的字，金色仅剩几点斑驳，字应该是“花开富贵”。一边靠着床沿，一边抵西墙的新式烤漆床头柜，与整个房间陈旧感格格不入，这个洋气的白色床头柜上放着两本老影集，影集封面上的女明星，是我少年时狂热爱慕的对象。当年我床头还贴过一张穿红裙的她躺在草地上的美照，那是我偷偷从家里的挂历上剪下的。

“咔嗒咔嗒”，父亲扭动床头柜上方墙壁上的旋钮，屋顶上老式的吊扇旋了起来。“坐吧。”父亲说。

吊扇在头顶“呼哧呼哧”地旋转，像老人行动时发出的喘息，中间还夹杂着“咯吱吱”的尖锐噪声。我环顾四周，发现这间屋子里没有空调。我把桌旁的椅子拉出来，坐在上面。椅背上搁了只靠垫，硌在我的腰窝处，很不舒服，我因此扭动着身体。父亲坐在床沿上，问我：“想上厕所？”我摇了摇头。小时候，父亲看着我写作业，不许中途上厕所，有一次，我小便胀急了，却不敢说，身子不停地在椅子上扭动，最终，我坐在那尿了裤子。父亲这一问，令那件隐匿在四十年记忆湖底的一幕浮出水面。当年那个如暴君般的父亲，此刻挺着肚腩挂着眼袋叉腿坐在我面前，如一棵被烈日晒蔫的瓜秧子。

“爸，你怎么给铭铭那么多钱？”

“孩子上大学了，得有点钱在身上。宋霖啊，我亏你太多，我知道你心里怨我……”

我伸手从床头柜上拿过那本影集，翻过她，打开自己的过去，这本影集是母亲送我的十五岁生日礼物。当年，爱拍照的母亲，在一次与父亲吵架后，赌气买了架海鸥相机，这本相册里面的许多照片都是她用“海鸥”拍摄的。相册首页放着我十五岁生日的照片，那天，母亲为我筹办了一场生日宴会，我邀请好朋友们到家，她做了一大桌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们。照片中，我和一群半大小子们围坐在一个大圆桌旁，扭头冲镜头咧着嘴笑。记得当年母亲站在我身后，笑着用“海鸥”将这一幕定格。我眼眶一热，忙合上影集，把它放回原处。

“你妈，她还好吧？”

“挺好的。每天早上打太极，晚上跳广场舞，周末上老年大学学画画，过得很充实。”我掏出手机，点开母亲的朋友圈，她朋友圈一派幸福景象。五个小时前，她发了一组晨光下的荷塘小景。估计是她一早去公园打太极时拍摄的。往前翻，还有母亲去美术馆看展的照片，照片里的母亲，身着一袭素色的棉麻长裙，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正神情专注地凝望着一幅水墨画。

纱门轻开，红玉端了一盘西瓜进来。她把托盘放在桌上，对我笑笑，旋即掀开纱门悄然退了出去。

“爸，你在这里过得怎么样？”我问。

“挺好，清净。”父亲叉开两条腿，把手掌支撑在两膝上。

有一瞬，我很想把我眼前的父亲拍下来发给母亲。这个邪恶的念头被我遏制了，因为母亲的诅咒已成真。当年，在地锅鸡店吃了散伙饭后，望着父亲离去的背影，母亲恨恨地对我说：“他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母亲告诉我，她发现了父亲的秘密，他在书柜里藏了一块绣花的方巾，不知是哪个女人的。她已经受够了他，一辈子没把咱们家当家，家里大事小事全都不管不问，原以为他只是懒，没想到他还花心，现在给他机会，让他浪荡去，不过庐州的房子和积蓄没他的份，房子她先住着，将来过户给铭铭。母亲拍拍我的肩说：“他不会好过的。”说完，便拎包而去，将我丢在喧闹的饭店。

那天是我三十五岁生日。除去父母送我的这份大礼外，回到家，我又接到铭铭外婆的电话，她洗澡时在卫生间滑倒导致骨折。铭铭在他妈妈去南京读研时便跟外婆生活，那会儿已在外婆家待了三年多。我赶到医院时，铭铭偎在外婆身边。我喊他，他漠然地看了我一眼。他外婆让我先带他回家，他听外婆的话跟我回了家，却对我一言不发。

我给他妈妈拨打视频电话，希望她给儿子一点安抚。但她拒绝了我的视频邀请。我放下电话，把睡着的铭铭抱进卧室放到床上盖好被子。然后，我关上卧室的灯，走到阳台，点燃了一支烟。阳台临着主干道，十点钟的春夜，车灯如流星般从道路上闪过。那一天，始终无人对我说句生日快乐。

那年年底，铭铭妈向我提出了离婚。和我父母一样，我们俩对于家庭共同财产的分配毫无争议，只有铭铭的归属问题让我们拉锯了一段时间，后来，她主动放弃了铭铭的监护权。签订离婚协议那天，突然觉得，我和铭铭成了有着同样命运的人。

我至今没有问过铭铭，我和他妈妈离婚对他有怎样的伤害。推己及人，我不问也知道，在一个家庭中，夫妻离异事件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我作为一个婚后便离开父母单独过日子的成年人，父母离婚都令我感觉心里空出一片。虽然我的童年、少年始终伴随着父母无休止的争执，但我还是觉得有父母的家是我最坚实的依靠。自父母离婚后，我仿若一只漂浮在海上的孤舟，孤独无助，无岸可靠。从那天起，我成了一个内心戏十足的家伙。

我离婚挨着春节，除夕那天，我带铭铭去奶奶家吃年夜饭。一进门，母亲就迫不及待地向我讲述，她刚刚得到我父亲和红玉在一起的消息。她毫不避讳地当着铭铭面恶毒地诅咒他们，直到我们吃完年夜饭离开，她连一句关心我离婚后有无困难的话都没说。那晚十点钟刚过，铭铭打了个哈欠，我便以铭铭困了为由向母亲告别。原本，我是打算带铭铭在母亲家守岁的，但母亲的态度令我伤心得想逃离。我帮铭铭穿上外套，把他奶奶给的红包装进外套口袋里，便带他回家了。母亲倒也没多挽留，只在送我们出门时问了句，明天来不来吃饺子？我头也不回地说：“看情况吧。”

铭铭上车就睡着了。我驾车在空空荡荡的高架桥上行进，路灯一如既往地明亮，一路无车，我在畅通无阻的行进中，感到空茫。

“宋霖啊，你怎么样？铭铭马上上大学了，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了吧？”父亲欠身拿起一块西瓜，递给我。

“我打算把这些年在工作上欠下的债好好还一还。这不，单位安排我出差做寿州锣鼓非遗传承的调研，我就来了。”

“你？做非遗调研？”

“对，我调岗到文化部门了。爸，我这次来，主要是想给寿州锣鼓的传承人做资料存档，没想到他病成这个样子了。”

“关于寿州锣鼓，这些年，我也做了一些记录，都在那些本子上。”父亲说着，目光移向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的一排硬壳笔记本上，“天意啊，宋霖，你爷爷是正阳关宋家锣鼓班的传人。按理，这技艺该传下来的，传到我、传到你、传到铭铭……”

“宋老师，我去买菜，老爷子在屋里，你注意听着声儿。”红玉撩开纱门，站在门口轻声说完，纱门“啪”地一合。她再次悄然退了出去。

3

我随父亲起身到厅堂，老爷子歪头在轮椅上打盹，大高个儿坐在沙发上看手机。我对他表示了感谢，请他先回，我说发现了一个好选题，打算深入调查，得在正阳关住下了，吃住都不用他们负责。他客套了几句，便欢快地和我道了别。

送走大高个儿，父亲推着老爷子到东屋，我紧随而至，东屋与父亲的西屋面积大小、布置摆设迥异。西屋得有二十平方米，双人床、整面墙的橱柜，橱柜门是白色烤漆的，看上去，这屋的家具与父亲屋内的床头柜倒像是一套。我见父亲把轮椅推靠在床沿后，便蹲起马步，歪着肩膀靠向轮椅的扶手，伸出双手托着老人的双腿，把老人往床上挪。我想搭把手，但又不知从何下手。见父亲花白的鬓发间泛出了细密的汗珠，我伸手从床头置物架的纸巾盒里抽出纸巾，犹豫了一秒，递给了父亲。

父亲安置好老人，接过纸巾，撸把脸后，把纸巾团成一团攥在手心里，直到我们俩在厅堂里坐下喝茶，我也没见他把纸团扔掉。

“爸，你都快七十了，伺候老人的事干不动就找个人帮忙吧！别硬撑着。”

“不要紧，还干得动。当年红玉精心带了铭铭三年，我现在帮着她，也是人之常情，好多事都是命中注定。”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年除夕，母亲恶毒地诅咒之余，还和我分析，说他俩肯定早就勾搭成奸，不然，为什么给铭铭找保姆时，他那么积极，那么配合，除了找红玉当保姆这件事，家里哪件事他上过心？那时，我还沉沉浸在自己离婚后的情绪中不能自拔，并未按照母亲的逻辑往深处推断父亲和红玉的关系。没想到，父亲居然主动提起红玉带铭铭的事。

“你们，呃，你们是怎么想起来要在一起的？”我脱口抛出了在心里晃荡多年的疑问，此语一出，我竟尴尬得不能与他对视，低下头，拿出手机做幌子。

“人与人的缘分，有时是上辈子就注定的。我这么讲，不是想在你面前给自己找说辞，我们宋家和王家是世交，很多事你妈不清楚，也不怪她，我也是这几年才把两家的关系理出了点头绪。当初你妈从我柜子里翻出一块绣花方巾，不待我解释，就把它毁了。我当时真被她气昏了，宋霖呀，你妈这辈子，欺我太甚，平日，家里的大事小事，我都忍让她。但那事我不能忍，那块绣花方巾，是你爷爷传下来的宝贝！所以她说离婚，那就离吧，受了她一辈子气，我是真受够了。那事之前，我就打算退休后回正阳关，把你爷爷生前交代我的事办好。要是不和你妈分开，我根本回不来。我工资在你妈手里攥了一辈子，有时她吩咐我买个菜，回来都要分分角角地对账，简直把我当贼防。”说到这，父亲狠狠地把纸团掷向茶几旁的垃圾桶，纸团并未入桶，撞在垃圾桶沿口又弹了出来，落在我的脚边，我伸手捡起它，纸团潮湿微温。我起身，走到垃圾桶前，把纸团丢进去，垃圾桶里除了小魏吃过的瓜皮，还有一些撕碎的方格纸。记忆里，父亲早年就喜欢伏案在方格纸上写字。

“爸写的什么？怎么撕了？”我指着垃圾桶，问父亲。

父亲说：“写了篇关于非遗传承的文章。想寄给晚报的，打电话去报社，熟悉的老编辑退了休，新人说报社现在只收电子稿。”

“那也不能丢了呀，多可惜！”我说着，弯腰要去扒垃圾桶。

父亲忙阻止，说：“原稿在我屋里的笔记本上，你要是感兴趣，这几年，我写了好几本，你都拿去。”

我推开父亲的房门，到木桌前，从一摞笔记本中抽出一本蓝壳的，翻开看：《栀园笔记（三）》——笔记本扉页上，是父亲的字。刚才大高个儿说，这是梓园，木字旁辛苦的辛，梓树的梓；而父亲的笔记上，却是栀子花的栀。寿州方言，平翘舌不分，将这一树一花读成了同音字。这个简陋的小院，不知为何竟有梓园或栀园之名。

翻笔记内页，跳出一张超市购物小票，背面有父亲的笔迹，是笔小账，记了电费、水费和卫生费的钱数。移开那张小票，笔记本上，父亲的正楷排兵布阵般整齐地列于横格之上。我读了一段，似回忆录，又似笔记体小说。

窗外刺进一道光，晃着我的眼。我抬头望向窗外，红玉一手拉着购物车，一手提着塑料袋跨进院门。她将手中塑料袋往院墙上挂的时候，袋子里的鱼挣扎了一下。白花花的太阳光落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看着都热。红玉拉着购物车进了搭着院墙的一间小屋，那应该是厨房吧？这么热的天，那里肯定暑气蒸人。我想到母亲，她应该结束晨练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吹着空调刷着手机。手机突然响了，我看了一惊，量子纠缠吗？

母亲突然而至的视频电话，令我慌张。正在犹豫接不接 ，电话断了。我想了想，给母亲回了电话：“妈，我出差呢，刚信号不好。”

“哦，那算了，我来找铭铭。”

我听见母亲说话时口气不对，忙问她：“怎么了。”

“舞剑时，不小心扭了脚。以为没大碍，撑着劲走回家，歇到现在，刚脚一落地，就疼得很。你忙你的吧。”

我一听，急了，说铭铭去了南京，我在正阳关，马上赶回去。

“正阳关？”母亲凌厉的声音从话筒传出来，正撞上父亲那句“宋霖呀，红玉买了淮王鱼，你想吃清蒸的还是红烧的？”

“你去看他们了？”母亲的声音低下来。我冲父亲摆摆手，父亲茫然地望着我，我指指手机，回母亲道：“单位安排我出差，没想到正巧遇到……”

“别怪宋霖，我们今天是意外见的面！”父亲凑近了，对着话筒大声说。

我脑袋一蒙，生怕那噩梦般的争吵场面再次上演，我推开纱门，疾步往外，边走边说：“妈，你千万别动，我现在就回去带你去医院检查。”

“孙姨怎么了？”走到院子里，险些与端着一摞碗碟的红玉相撞，她待我挂了电话问道。她居然还像当年带铭铭时那样，称呼我的母亲。

手机连“叮叮”两声，我忙点开，是铭铭。他发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表情包。我拿不准这小子的意思，便直接拨了视频电话，他拒绝了。可紧接着，他又发了一串表情包和一张南京的街景图，图中的玻璃幕墙上，映着铭铭和一个戴帽子女生的影子。这小子，有女朋友了？未及细想，我听到父亲在西屋唤：“红玉，红玉！”

红玉在院子里接电话。我进了西屋，原来是老爷子溺在了床上，父亲托着他的双腿，我进门，听见他吩咐：“拿块垫巾。”我问垫巾在哪，他告诉我，最边上中间的柜子里。我打开柜门看到一摞毛巾、布垫，抽出一块，递给父亲。父亲看了一眼，把垫子从老爷子身下塞进去，老爷子发出一串我听不真切的咕噜声，父亲安慰道：“没事的大哥，宋霖不是外人。人都有老的一天……”

大哥？疑惑如乌云般浮悬脑际。红玉挂了电话，进屋，又出门，端了一盆水，与父亲配合默契地为老人擦好身子后，打开柜门，拿了干净衣裤为老人换上。我默默走出西屋，站在厅堂里，等待父亲忙完出来，为我解惑。

院门传来叩门声，我在犹豫着要不要应声时，红玉跑了出来，她很慌张地示意我不要作声。父亲缓缓地走了出来，站在门前，用他衰老的声音冲门外人低喝：“是哪个？干什么的？”

门外有人应：“宋老师，红玉在不在？我找她有点事。”

“有事跟我说。”红玉躲进厨房后，父亲打开了大门。

院门口站着一个面色黝黑的小个子男人，他脚下，还有一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我站在父亲身后，他上下打量了我两眼，又收回目光望向我父亲。父亲说：“你们都分开这么多年了，红玉没有钱，你自己有手有脚，养活不了自己吗？我再说一次，这里已经不是王家了，红玉为了帮你还债，卖了它。是我老宋把它买回来了，喏，这是我儿子，过几天，我孙子也回来，现在，这里是我老宋家的栀园，你明白了吗？”

父亲说完，“啪”地关上了大门。

我随父亲回到西屋时，见红玉已把老人扶靠在床头。老人费力地扯着歪斜的嘴角，说着我听不懂的话。父亲走近了，指指我，对他说：“放心吧，寿州锣鼓也不会失传，宋霖是省里派来专门管这事的。有我在，这老屋没人能动，红玉也没人能欺！”

老人又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父亲把我推到床前，对他说：“不要怕，能传下来！他儿子今年十八了，红玉带过三年呢，宋霖，有空把铭铭带回来看看。让王大伯给你说说寿州锣鼓，说说我们宋家班、王家班！”

当着老人的面，我答应下次一定带铭铭来。微信上母亲的追问令我心急如焚。我对父亲说，我有急事，得立刻赶回去。父亲看了我一眼，我读懂了他的应允，低下身和老人告别后，对红玉说了声“再见”便出了门。父亲执意要送我，烈日炙顶，我们并肩走在青石板铺的巷道，往街上走。父亲问我记不记得这条巷子，我摇摇头。正阳关留在我记忆里只有卫生院、码头、铁匠铺、馄饨摊，那些记忆投在时光之水中，呈现着缥缈的影像。

4

巷口来车，我忙拉着父亲贴近墙角去避那辆冲进小巷的电动三轮车，结果，那车却急刹在了我们面前。“是宋霖吧？”驾车的老人取下墨镜盯着我说。

父亲向我介绍说：“你小时候带你玩的沈叔叔，还记得吧？”我笑着点头，唤了声叔叔。父亲又向他解释道：“宋霖刚回来那边就有事，得马上要回省城，现在去车站。”

“这么热的天，爷俩走到车站太受罪！”他拍拍后座，对我说：“上来吧，我用‘小宝马’送你去车站！”

用“小宝马”送我到车站的沈叔叔，在他取下墨镜的一瞬便从我的记忆库中浮现了。当年，他住在我家前排的单身教师宿舍，我曾捉了只癞蛤蟆装进他的粉笔盒，他在打开粉笔盒的那刻吓得发出尖叫，甩掉粉笔盒一蹦三尺高——那些，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沈叔叔恐是早忘了我儿时的恶作剧，他很热情地向我介绍正阳关的变化，很快到了车站，我道谢时，他拿出手机，说：“来，扫码付款。”见我一愣，他哈哈大笑：“傻小子，快点加微信呀，听说你在搞非遗，我手里一麻袋素材，都给你！加上微信，爷俩慢慢讲！”我忙掏出手机，添加了沈叔叔，他的微信名延续了他的幽默：导游老沈（免费的）。我挥手和沈叔叔道别，登上了去省城的大巴。一个多小时后，抵达省城。我下车后叫了滴滴径直奔往母亲家。

我打开母亲家门，却没有如想象中那样看见戴着老花镜的母亲靠在沙发上刷手机。我喊了声“妈！”没有回应。阳台、厨房、卧室、客房、卫生间都没有母亲的身影。我忙拿出手机，给她打视频电话，无人接听。母亲会去哪儿？我给铭铭打电话，他如常拒绝，却秒发信息，问我干什么。我只得忍怒，打字问他，知道奶奶去哪里了吗？他说，奶奶在奶奶家呀，这么大人了，找自己妈为啥还来麻烦我？后面又跟了一大串表情包。我无暇理会，继续拨打母亲的电话。电话通了，我急切地问她在哪。

“在社区医院。”母亲说，“刚拍了片子，没大碍。”

我冲下楼，跑到小区门口，叫的滴滴已经先一步到了路边。我气喘吁吁地坐上车，疑惑母亲瘸着脚怎么去的医院。

到了医院，我看到母亲坐在蓝色的候诊椅上，正和坐在她身旁的年轻人说话。“妈！”我走到她身旁，轻声喊她，她转过头，指着见到我立即起身的小伙子，对我说：“宋霖呀，多亏这个年轻人，他给我送饭时看我脚不能动，好心地送我到医院，帮我挂号、拿药，忙前忙后跑到现在。”我忙向这位年轻人道谢，他年纪应该在三十岁上下，上衣穿着件白色厨师服，裤子是条黑色运动裤，脚下是一双与铭铭同款的AJ。母亲介绍说，他在咱们小区门口开了家牛肉汤店，有次她去吃早餐，发现店里的烧饼是多年前正阳关烧饼的味道，因此成了常客。今天因为脚不能落地，便打了电话，请他送饭上门的。我说，原来是老乡啊，真好。他笑笑说：“我岳母家也是寿州的，所以听阿姨说话亲切。”

我让年轻人先回去。在医院陪母亲做完治疗后，打车回家的路上，母亲问我：“没在正阳关吃个团圆饭再回来？”我嘟囔道：“吃什么团圆饭，我是单位安排到寿州出差，到了寿州才被人送到正阳关的，我没想到，他居然把我送到了栀园。”

“栀园？”

“对，栀园。”我答。

母亲一路无语。到小区大门口，我下车给保安递了支烟，保安接过烟，看了一眼后，打开车挡杆让出租车开进小区。车停在母亲家楼下，我下车扫码付款后搀扶着母亲下车。母亲住三楼，二十年前购买这套房子时，父母还不到五十岁，只想着“金三银四”的选楼层法则，没考虑岁数大以后腿脚不方便。这栋六层楼房，没有安装电梯。此刻，我得背着母亲上楼。母亲下楼时也是小乐背的？我将浮动在心头的疑惑都按下，弯下腰，扭头对母亲说：“妈，现在轮到我背你啦，你不是说我小时候最喜欢趴在你背上睡觉吗？”母亲拍拍我的背说：“不用背，楼梯这么陡，搞不好娘俩一起骨碌碌滚下来。你扶着我，我一只脚跳上去，接下去一个月都得这样行动。”拗不过她，我只得搀扶她一阶一阶挪上三楼。打开家门，我俩都累瘫在沙发上。待喘息平复，我掏出手机，时间已是下午六点。我打开微信，除了被我设为免打扰的群如常聒噪外，无人发来消息，包括铭铭。

我给主任发信息，告知他我上午已去采访，但家里有急事，先回来了。主任仿佛端着手机正等着我说话似的，在我发出信息后秒回：“好好好，处理好家里事，再抓紧把这事落实。”他让我“抓紧落实”，其意何在？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得找出文件来研究，看怎么个“落实”法。

我在找文件时才发现，我的公文包不见了。包里除了文件还有身份证、驾驶证和一封信函。我可以确定，下高铁出站时我是拎着包的，上了那辆smart后，我还把身份证装进了包里。至于包是落在车上还是父亲家，我记不起来了。我给送我来的大高个儿打电话，他那边传来一片嘈杂声，他说应该不在车上，他马上再打电话给老婆，让她再仔细看一下。“送您回来，车就交给老婆了，嘿嘿嘿……”

怕他继续啰唆，我立即挂了电话，想给父亲打个电话，让他看下包是否在他那儿。但我觉得当着母亲的面打这个电话，有点尴尬。于是，我借口买烟，出门给父亲打电话，他迟迟不接，再打，依然不接。不知怎的，我突然感觉心慌慌的。我边在心里默念“快点接，快点接”，边往楼下跑。到了楼下，电话通了，父亲气喘吁吁的声音传过来，公文包果然落在了父亲那里。我忐忑的心才安定下来。我抬头看了看母亲的阳台，阳台外当年父亲请人焊的那排花架上已空空如也，当年花草葳蕤自成一景的阳台因为父亲的离去，很快便荒芜了。父亲说送包来时，我竟一口答应。挂了电话，我在楼下抽了一支烟，想待会儿上楼怎么和母亲说父亲来送包的事。

我在楼下转了个大圈，上楼进门时，看见母亲正踮着一只脚要起身，我忙上前，问她是否要去卫生间，她摇摇头说：“不去！你到屋里，打开衣柜，从第一个抽屉里把那个白布包拿来。”我从衣柜抽屉底部翻找出一个白布包，拿到客厅递给母亲。

母亲从白布包里取出一块暗紫色的绣花方巾，她把方巾平铺在沙发上，对我说：“这就是当年我从你爸柜子里发现的，我问他是哪个女人的，他不回答，反而吼着问我把东西放哪了，我就说，我把它给烧掉了。他当时恼得直捶头，捶完头，就红着眼对我说离婚，我从来没对你们说过，离婚是他先提的！”母亲说着说着，激动起来。我不作声，等她继续说。她从茶几上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喝了两口水后，抚着那块方巾，声音轻下来：“在一起过了几十年，我没见他那么恼过，后来冷静下来，我想这头巾恐怕不一般，就一直收到现在。宋霖呀，你今天见到他，看他过得怎样？那个红玉，把他服侍得还好吧？”

我后悔当时没有拍一张父亲的照片，那样的话，直接上照片，就不用我来描述父亲的生活了。“我觉得他过得不好。”我说完，盯着母亲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否记得当年说过“他不会好过的”话，我等着她说“活该”后，补上一句“正好如你愿了”。不料，母亲神色黯然，一语未发。

母亲默默地叠好那块方巾，递给我。丝绸的柔软拂着我的手掌，我轻轻捏起两角，抖开它，看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腾起两团白色祥云。

母亲朝我微微颔首：“收起来吧，有机会把它还给你爸。”

“哦，那，等会我就拿给他？”我犹豫着嗫嚅，“我把包丢在他那里了，刚打电话，他说给我送包来……”

“到家里来？”母亲倾起身问。

“还没说定……”我扯着方巾僵在母亲面前说。

“你让他回来一趟吧，有些话，当面说透也好。”母亲说罢，又倚回沙发靠垫上，捧起手机在翻看些什么。

我折好方巾，把它装回布袋，放在茶几上。踱步到阳台，阳台一角，叠放着一堆花盆，最上面的那个紫砂花盆内珍珠岩已蒙尘，记得当年生在其中的那株春兰，花都开疯了，父亲别出心裁把兰花焯水后做成一道凉拌菜，吃得我们口齿生香。我杵在阳台，看着夕阳的金光从别人家的窗户折射进来，把那堆花盆投影在墙上，像极富艺术感的墙绘。太多美好都是幻象，我暗自感叹。

父亲在小区门外拨打了我的电话。我把电话开成免提，拿到母亲面前。父亲吁吁的喘气声传出时，母亲的肩微微一颤，我有数了。对父亲说，进来吧，我马上就下楼迎他。我希望母亲能说句邀请的话，但她始终埋头摆弄手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挂了电话，对母亲说：“妈刚不是说让他回来么，等下见面好好说哦。”母亲这才把眼神从手机屏幕上移开，将目光越过老花镜，投向我，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我忐忑地下楼，刚打开门禁，就看见父亲满头大汗地提着我的公文包走过来，我忙从他手中接过包，对他说：“爸，妈请你回家，说想当面和你把有些事聊开呢。”我又像过去那般，在他们背后两头劝。

上楼时，父亲艰难迈步的姿态以及肺部风箱般的喘息声，再一次提醒我，衰老正张开血盆大口奔向他。我跟在父亲身后，随他以每阶一停顿的节奏往上爬。我在默算，此刻距他一手提着铭铭的小三轮车，一手抱着铭铭口中唱着儿歌快步登楼的一幕，才过多久？我想到那株被我扔到垃圾桶的吊兰残骸，生命长成的过程是徐缓的，而衰败却如此迅猛。

走到半楼转角时，父亲扶着楼梯弯下腰大口喘气。我突然有些愤怒，他自己都老成这样了，还去照顾别人家的老人，简直荒唐！

当父亲松开楼梯，抬起头，畏难地往楼梯上方看时，我忍不住走上前，架起他的右臂，用力把他往楼上送。在我帮助下，父亲上楼的速度加快了些，他的喘息里夹杂着哨音，汗水透过他的衬衫渗到我皮肤上，我第一次发现，汗是凉的。终于到了家门口。一束干枯了的艾草斜插在防盗门边上，我松开父亲，掏钥匙开门，父亲伸手正了正那束歪斜的艾草，他大约也发现了，入户门已由当年的铁栅门换成了带纱网的防盗门。打开门，我让父亲进屋。父亲努力地控制呼吸，在门口的踏脚垫上来回擦摩了几次鞋底，才抬脚进门。

“妈！”我先走到沙发前，母亲已将自己半躺的姿势换成了正襟危坐。

父亲在玄关问：“要换鞋吗？”

“没你的鞋，进来吧！”母亲的话如令箭，父亲趋步往客厅。看见母亲裹着绷带的脚搁在地上，父亲急切地对我说：“快把你妈腿脚抬高，向下控着不行！”

“你坐吧，我没事。”未待我上前，母亲已把脚抬放在沙发上了，她指着旁边的单人沙发，请父亲入座。

父亲坐下来，胸口急骤地起伏着。我走到茶吧机旁，取出一次性纸杯，正准备给父亲取水。母亲却说：“冰箱里有小兰花，用玻璃杯泡。”我一怔，父亲爱喝舒城小兰花茶的事，我都差点忘了。我把纸杯放回原处，给父亲沏了杯小兰花茶端过来，父亲欠身欲接茶杯，“烫，先放着。”我说着，把茶杯搁在了父亲坐的沙发扶手上。父亲望着小兰花茶在玻璃杯中沉浮，眼圈红了。

“妈，你刚才说把……”

“拿过来。”母亲朝茶几上的白布袋扬了扬下巴。

我拿起布袋，正迟疑着，该把它递给谁，母亲朝我伸出手。我把布袋交给她后，退到父亲身边。父亲正端起茶杯，我生怕母亲打开布袋后，他会摔茶杯。我的防范果然不多余，当母亲取出方巾抖开铺在腿上时，我忙将茶杯从沙发上挣扎着起身的父亲手中接过来。父亲扶着膝盖站起身，嘴唇抖动着，发出不甚清晰的音，我辨不清他说的是“老伴”还是“老曼”。我母亲叫孙曼平，自我记事起，就没听过父母当面喊过对方名字，他们总是以“哎”“喂”“你爸”“你妈”或“爷爷”“奶奶”称呼对方。上午在正阳关，翻《栀园笔记（三）》时，我看见父亲写到有关“老曼”的往事。

父亲几乎是扑向那块方巾的。没有被父亲摔掉的茶杯，被我慌乱间打落在地，发出清脆的炸裂声。我顾不上收拾地上的残渣碎片，紧盯着父母，父亲已将那块方巾拿在手里，我站在他身后，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越过他的肩，我看见母亲的眼角渗出了泪滴。

小小的客厅，空间被静默压缩得几乎要爆炸。我夸张地推开单人沙发，抓起茶几上的纸巾，蹲下身去捡地上的玻璃碎片，不慎被一片玻璃扎进我手指，我故意发出一声“哎哟”。小时候每当父母陷入冷战，我便有意将自己弄出小伤病引起他们注意，以此终止那令人窒息的冷战。几十年过去了，这招居然还灵。母亲探起身，父亲转过身，一起向我投来关切的目光，异口同声地问我怎么了。我晃了晃裹着纸巾的手指，说没事。母亲吩咐父亲拿绿药膏，父亲应了声好，放下手里的方巾，斜着臃肿的身子，从我与茶几的窄缝间走过，轻车熟路地走向电视柜，打开最中间的抽屉，拿出我们家至少用了四十年的绿药膏。当父亲扯下我裹在手指上的纸巾，将草绿色的药膏涂抹在我中指指腹上时，我的鼻腔顿时涌起了一股酸胀。

5

我提着父亲收拾好的垃圾袋下楼，丢了垃圾，遵母命去买晚餐。在楼下花园，我仰起头看自家的阳台，阳台玻璃被浓烈的晚霞与婆娑的树影叠出了层次丰富的画面，我深吁一口气，那幅画的背后悬着更为繁芜的生活。

走出小区大门，我左顾右盼，去找给母亲送饭的那个年轻人的牛肉汤店。在偏角处，我看见挂着“老寿州牛肉汤”招牌的小店，径直走进去，店面不大，用玻璃隔挡将内外分出了操作间和摆放三排木桌椅的就餐区。玻璃隔挡内，年轻人一手晃着大烫勺在大汤锅里烫粉。就餐区，食客仅两对。档口处，一个女孩接过一碗烫好的牛肉汤往桌上端，她看见我后露出了夸张的笑脸。那个小伙子也发现了我，在里面朝我咧着嘴笑。我对女孩说，要三碗牛肉汤、四块烧饼和一个卤猪蹄，请她替我打包。我说完，女孩朝我一番比画，我疑惑地望向小伙子，他正晃动着大烫勺，没有接住我的目光。但我已明白，女孩是哑的。小伙子烫完牛肉汤，从隔间走出来，我再次报出自己所要的餐食。他随口问：“家里来人了？”我说：“是。”他又说：“阿姨爱吃牛肉面，要不给她换一下？”听他这么说，我才想起母亲不吃粉丝，忙回“好”。

小伙子在里间操作，女孩手脚麻利地打包，我对照店里张贴的价目表，算好总价，给女孩看，女孩点点头，指着墙上的付款码，我便扫码付款。我提着食物回到家，打开门，家里居然一派死寂。我探头看，母亲倚着沙发，神情寥落。父亲不在客厅，大概是上卫生间了。

我把三人的晚餐在茶几上摆放好，静静看着卫生间，等父亲出来。半晌未见动静，我走到门边轻轻喊了声“爸”。无人回应，我推开门，父亲不在里面。母亲这才出声：“他走了。”

“走了？”

“走了！”

这我就不懂了。我出门才半个多小时，父亲就走了？“妈你不是说要把事情说清楚吗？”

“说不清楚。”

“到底又怎么了呢？”

“红玉一个电话来，他火急火燎地便要走。到底还是年轻好，能勾住人。”母亲说着，许久不见的刻薄表情又浮上她的脸。

我拿起手机边拨打父亲手机边开门下楼。父亲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我一口气跑到“老寿州牛肉汤”店门前。脱了白色工作服，穿着黑色紧身背心的小伙子正在关灯。见我气喘吁吁地立在门口，小伙子一脸疑惑。我单刀直入地问：“你有车吗？”

“有。”他说着指了指店门外车位上停的一辆灰扑扑的小车，“我现在要关门了，我老婆家里临时有事，我们要去趟寿州。”

我继续拨打父亲的电话，依旧无人接通，我想他一定是打车走了，便问他：“我想搭你车一起去，方便吗？”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你？也要去正阳关？呃，方便的。”他说罢锁上店门，走到车前，打开后车门，示意我坐进去。上车后我依旧不停地拨打父亲的电话。车从小区大门前转弯时，我看见了父亲的身影，在我喊“停车”时，小伙子已踩了刹车。父亲惊慌地后退两步，我忙打开车门，喊了声“爸，上车吧”。

父亲上了车，用手背拭去额头的汗，疲惫地靠在车座上喘了口气。忽然，父亲摸了摸裤兜自语：“咦，手机呢？”

难怪我打他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我问他：“是不是落在家里了”。他说：“也许。”我便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刚好像听卫生间有响动，她说：“去看看。”我让她千万别乱动，我马上回去。她语气一变，问我哪去了。我忙说马上见面说。

车开进小区，停在母亲楼下。我匆匆跑上楼，径直到卫生间，看见父亲的手机躺在马桶旁的地上。想必是父亲小解后，弯腰擦拭马桶圈和地面时，手机从口袋里窜出的。便后擦地是母亲定下的规矩，过去的许多年，马桶边沿和地上的尿渍都是引发一场家庭战争的导火索。我拾起手机，走到母亲身边，告诉她：“红玉父亲病危，老人是寿州锣鼓的非遗传承人，今早我就是去采访他，意外遇到这些事的。”母亲怔了怔，喃喃道：“原来红玉是锣鼓王的女儿。宋霖，你陪你爸一起去吧，帮我带份心意去。”说着，她扭身将搁在沙发靠背上的背包拿下来，从中取出一只小布袋，抽出一叠纸币，数了十张百元大钞交给我。

我方才寻父心切，忽略了母亲的伤，此刻，母亲让我走，我又担心母亲行动不便。刚才买回的三人晚餐，搁在茶几上冒着热气，令我想起当年地锅鸡店的散伙饭。见我不动，母亲催我快走，她说饭在眼前，她自己坚持一晚没问题的。电话响了，是铭铭打来的视频电话。他问我明天能不能去南京，有人想见我。我告诉他，奶奶腿受伤了。他一听，便急着要看奶奶的伤腿，我把镜头对准母亲，铭铭一看奶奶腿上裹着绑带，便急得忙问怎么了，我听到他那边传来一个女声说了句什么后，他语气稳下来，说他马上回家。这样正好。楼下响起喇叭声，是车在催。我挂了电话，给母亲倒了杯水，便下了楼。

快到正阳关时，红玉打来电话，说老爷子现在生命体征平稳了。我和父亲松了口气。

下车时，父亲一个趔趄，险些跌倒，我忙扶着他，往卫生院去。三十多年前，我们父子也曾有这样的相扶而行的夜晚，那是父亲率队和正阳中学的叔叔们进行篮球比赛，取胜后，在一位叔叔家喝酒，喝得步履蹒跚，我扶着他踏着月色回家。那晚我们回家后，父母开启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家里的电视机都被砸碎了，那场激战后，父母的冷战一直从初秋持续到中秋，直到我摔破脑袋到医院缝针为止。那时的父亲，高大健硕，一只手臂便把我挟起，狂奔到卫生院。而今，父子俩的这段路，走得和以前大不相同。

卫生院的急救室里，老爷子躺在病床上，连在他身上的心电监护仪跳闪着，他的鼻孔里插着氧气导管，双手被束在病床上，床头的输液架上吊着还剩三分之一药液的输液瓶，一根透明的导管从吊瓶连通到他老树般的手臂上，药液一滴一滴从输液漏斗里滴淌，宛若具象化的时间在流逝。生命诞生于时间，也消亡于时间。

“锵、锵、锵……”老爷子口中一直断断续续地发着这个音。父亲走到老爷子身边，握住他的手说：“大哥，放心吧，都能找到，都能聚齐，今天，我把宋家锣鼓队的绣巾找回来了，王家锣鼓队的绑腰肯定也能找到！”父亲说着，从背包中掏出绣巾，在老爷子眼前展开抖了抖。老爷子歪斜的眼淌下了浑浊的泪。心电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医生以病人需安静为由，让我们离开病房。

我们走出病房，挤在走廊上的一条长椅子上坐下。红玉让父亲和我先落座，我挨着父亲坐下，我坐在长椅最里面，往边上挪了挪，空出一块地方，说：“这边还有空儿，坐下歇歇吧。”父亲也拍了拍空位。

夜风吹散了消毒水的气味，没有人说话，此起彼伏的虫鸣声伴着持续传出的仪器提示音，声声如弦，叩击我心。我起身，走出廊道，踱向紧闭着的医院闸门，立在那儿，燃起一支烟，掏出手机刷朋友圈。这鸡犬不宁的一天，朋友圈里依旧一派岁月静好，有人晒美食，有人晒美照，有人秀恩爱，有人旅行，有人健身，有人逗萌宠……

再往下翻，沈叔叔发的一条朋友圈引起我的关注，那是一组老照片构成的九宫格。那组黑白照上，有我熟悉的铁匠铺和我不熟悉的老戏台。我把那些老照片一张张点开看，在第八张老照片里，我竟看见了熟悉的月门！

走廊的木椅空了，大家又涌入了病房，围在老爷子床边。我看见床头监护仪上的数字不断跳闪，医生神色凝重地站在床边，护士持注射器往扎在老爷子臂上的留置针内徐徐地推注药液，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我骑在月门上往下看，一口巨大的水缸旁，卧着一只老狗，“宋霖！”忽然听见有人喊我名字，我被吓得一哆嗦，睁开眼，沈叔叔的脑袋探在我眼前，大叫一声：“醒了醒了！”我忙坐起身，父亲坐在我身边，手里摇着个广告册，让我想起小时候夏夜在院子里的竹床纳凉时，他拿书报或蒲扇替我驱蚊。“哈哈哈，你这小子，从小就胆大包天，没想到居然晕针！”沈叔叔边说边夸张地大笑起来。

“小声点！”医生制止。

沈叔叔放低声音，对医生说：“这就是我常和你说的宋霖哥，当年他爬上墙头看锣鼓队排练，从园门上摔下来，摔破了脑袋……”

“园门？”

“对，园门，现在你爸住的这个小院，就是过去你们家后面的栀园呀，你不记得了？”

我摇摇头。我的记忆里完全没有“栀园”二字。在影影绰绰的童年记忆里，我辨不清它们的真实样貌，无法将过去与现在勾连在一起。那些过去亲近的人与亲历的事，渐渐地模糊了、远去了，残存在记忆里的那部分，如被时间风化的石刻，不再鲜活。

沈叔叔掏出手机，点开相册，翻出一张老照片让我看，那张黑白照片简直就是从我梦境里拓出的影印，只是月门前的大水缸旁，多了一个站在老狗旁的胖娃娃。“喏，这是他小时候，”沈叔叔指了指正在老爷子床旁观察病情的医生，接着说：“狗是你们搬家时留下的。”

我从病床上探起身，朝老爷子和医生那边看过去，我从医生的侧颜里看见了沈叔叔年轻时的样子。静默下来的监护仪令人心安，红玉面色已恢复了平静。我父亲坐在床尾的方凳上尽显疲态，那块令他在晚年离家的绣巾，像块擦汗巾般搭在他的肩头。我真想问他，为了这么个物件，抛下一个家，值得吗？

见我起身，沈叔叔说：“宋霖呀，听说你在给非遗传承人做小传，这事有意义，我呢，退休后自己找事，在收集正阳关的历史典故和故事传说，故事收了一箩筐，堆在家里都快烂掉了，我正愁它们没处放呢，没想到中午在栀园外遇到你，晚上我来给小沈送饭又见到你，这说明咱爷俩有缘，故事该讲给你听。”

“关于栀园的故事？”

“有，但不止。我这筐里还装着你们老宋家和老王家的恩仇录呢。”

沈叔叔刚说到这儿，监护仪又发出了刺耳的响声，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尊保守秘密的老躯体给泄密者的警告。沈叔叔被这警告噤了声。所有人都神色紧张地杵在地上，只有我父亲，始终坐在床尾的那只方凳上，一动不动。我轻轻唤了声“爸”，走到近前，轻轻推了推他的肩，他身子一趔，竟歪倒了。

6

秋雨绵绵，我坐在办公室，将完稿的《寿州锣鼓传承人小传》存入“非遗”文件夹，抬眼望向办公桌上的一盆水培栀子。二十天时间可以杀死一盆吊兰，我也可以用三个月时间，将这株被园丁从绿化带拔出扔在路边的栀子花给养活。与这盆新生栀子花一起复活的，是尘封的往事。

那晚突发心肌梗死的父亲，跨过了死亡的关隘，也迈出了自己划定的怪圈。他不再执迷于父辈乃至祖辈的恩怨情仇，离开栀园，回到庐州，住进铭铭的房间。我将他在栀园的那摞笔记运回庐州，那些笔记作为重要资料，支撑我完成了“寿州锣鼓”的撰写任务。

原居寿州城的王家，因旧社会动荡，逃到正阳关，王家男丁在正阳关码头卸货糊口时，遇见我们家祖爷爷，因为都是锣鼓班的，两人便结拜成了兄弟。至此，两家人共用宋家的一条渔船，度过了鬼子肆虐的几年艰险时光。终于等到鬼子投降，往昔热闹非凡的正阳关再次沸腾起来，青石板铺就的长街上，日夜车马人喧，王家将藏起来的锣鼓翻出来，重又敲将起来。宋家被那锣鼓声诱得慌忙上了岸，将扣在船舱里的锣鼓挂在胸前，赤脚踏在老街的青石板上，走一步，敲一声，王家遥遥地击鼓应着。

“为组锣鼓队，宋家上了岸，在被鬼子炮火炸毁的西门外，搭了间茅草庵，想把过去一起敲锣鼓的人找回来，但上岸后才发现，那些人，找不齐了。”笔记里，父亲在这段话下，画了一个很抽象的茅草庵，那草庵搭在两根石柱上，他用极工整的小楷在一根石柱上写“世虑顿消除，到绝胜地，心旷神怡，说什么名，说什么利，说什么文章身价，放开眼界，赏不尽溪边明月，槛外清风，院里悠琴，堤前斜照”，另一根石柱上写着“湖光凭管领，当极乐时，狂歌烂醉，这便是福，这便是慧，这便是山水因缘，涤净胸襟，赢得些萧寺鸣钟，遥天返棹，平沙落雁，远浦惊鸿”。大约是为了把字写齐整，画中的石柱粗大如碑，而草庵的顶则象征性地用钢笔草草画了几道线，若不是他在画下注：“宋家草庵”，谁也猜不到那是个啥。

至于画中石柱上的字，我原以为是父亲写的。但翻完他的《栀园笔记》，我断定，他绝无这般文采。于是，我求助沈叔叔，让他帮我分析此联的出处。沈叔叔果然不是盖的，我刚把父亲画的那幅“宋家草庵”图发给他，他就告诉我，说正阳关西门外的淮河岸边原有一座凉亭，名曰“观澜亭”，亭上刻有无名氏撰写的102字长联。“这里正是102个字，这怕就是当年那座观澜亭上的联了。”沈叔叔说，当年，他在正阳中学读书时，曾听校长讲过“观澜亭”，校长当时还吟诵过那楹联，说那102个字写出了观景者在亭中见淮水巨澜翻滚时的感思，校长教育学生们写作文要学习这对联状物抒情的手法。沈叔叔说，因年代久远，他不记得联文，但那对联有102个字，他记得清。

那么，撰联的无名氏是谁？是我敲锣鼓的祖先，还是另有高人？沈叔叔摇摇头说，很多事发生后，即便是当事人，经过时间打磨，也很难还原真相。

父亲经历了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危险后，变得怯懦而敏感。出院后，我将他接回家，把他安顿在铭铭的房间。母亲的脚伤愈后，每天过来探望、陪护父亲。但她始终拒绝留下来，也从未提出让父亲搬回家。红玉带着子女过来探望了几趟，有天红玉走后，父亲很小心地问我，今后也不送他回正阳关了吗？我朝他摊开双手，摇摇头，这是我小时候向他提出非分要求时，他的规范动作，如今，我经常用他那时对待我的方法对待他。紧接着，他小心翼翼地说：“那样的话，就把栀园卖给红玉可以吗？但她现在手里没钱，得慢慢还……”

我点头答应了父亲，并为此去了一趟正阳关。沈叔叔开着他的“小宝马”，非要载我逛古镇，秋日的黄昏，我们行驶在青石板铺就的巷道上，穿过石砌的城门，驰骋在长长的淮河大堤上，沈叔叔把车停在正阳港前的空地上。下了车，我们沉默着踏上栈桥，从书有“正阳港”三个大字的门廊走近淮水，曾经奔腾着掀起巨澜的淮水，那一刻静默着。望着浮在淮水之上的落日，我想起父亲笔记里画的草庵，和撑起草庵的那102字长联。沈叔叔长叹了口气，我望向他，他指了指岸边一个庭院大小的石台，对我说，那是迎水寺的遗址。

“过去迎水寺香火旺哇，每年农历二月十九的庙会，王家和宋家在迎水寺前敲锣打鼓，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简直挤破山门……”

“迎水寺？”我插嘴问。

“是啊，当年那么大的一座寺庙，被1954年的那场大水给冲没了。”

那么，父亲在《栀园笔记》里所写，引发王宋两家矛盾的寺庙应该就是它了。当年，庙会上，王家锣鼓与宋家锣鼓对擂，是掀起庙会高潮的一个重点节目，据说，擂胜方的班主将顶着一方绣巾被众人高高地抬起，两家一直胜负轮转，到1954年王家获胜。就在那一年夏天，迎水寺没了。

消失的迎水寺、观澜亭，记忆中与现实里的栀园，它们在虚拟的锣鼓声中沉潜，渐渐隐没在苍茫的暮色里。所有的这些，让我寻到一把打开记忆之门的密钥，此后，往事历历在目，我踏着父辈、祖辈的履痕走近了不曾相认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