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女儿不仅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据说还是前世的“债主”呢。这不，昨儿父女俩煲电话粥，女儿说起小时候爸爸讲要买一处四合院，你一言，我一语，聊得火热，女儿乘机“敲诈”，爸爸，啥时候买呀？

其实，这只是二十多年前，我们住四合院时先生的一句玩笑。

玩笑归玩笑，但住四合院的日子，却让我们一家人难以忘怀。

上   学

我怀着女儿六个月的时候，督促先生去深造——他到北大中文系进修，两年后回来，被《山西晚报》和《山西日报》借调两载之后，又来到北京，成了“北漂”。

当时先生居无定所，或暂住办公室，或借住朋友处。从未谋面的老杂文家牧惠先生（本名林文山），看好先生的杂文，得知他无处安身，嘱文友们邀约先生到北海公园东边著名的“大三元”去“吃早茶”，并将自己位于景山东侧沙滩北街一间十来平米的“补差房”借给先生住。那时先生一人在京，牧惠先生经常下厨做饭，请先生来家小酌，每顿必有“甘竹牌”豆豉鲮鱼罐头，我家先生至今喜欢这一口。某次我来京看望先生，他带我去相距只有二百多米的牧惠先生家拜访，家门开着，敲门不应，里边有些响动。先生进去一看，牧惠先生仰面躺在地上，双手剧烈颤抖着，口腔喷射式呕吐……我家先生大叫林公林公！我有些急救常识，告诉先生不要乱动，牧惠先生睁开眼睛指着茶几上的药瓶说，药，药！我赶忙给牧惠先生喂药，喂水，过了一会儿平复了。先生问牧惠先生，叫个120去医院吧？牧惠先生说，老毛病了，写稿太投入，忘记吃药所致，不要紧的，谢谢你们！后来先生对我说，我们来得及时，好人终有好报。先生稍后到某杂志做编辑，一位教育系统退休的编审徐丰邨老师和老伴儿一起做校对，徐老师主动提出让先生到他家的“补差房”去住。于是，先生搬进了位于西城区太平桥大街西边的东养马营胡同15号一处四合院里的两间南房。

选择了“漂”，就意味着选择了工作生活的不确定性、无保障性和不可预知的挑战性。先生进京次年，女儿快要上小学了，我们前后脚进京，我稍后由先生的恩师——人民日报文艺部李辉老师介绍，借调到某部委工作。我们一家三口都成了“北漂”。

俗话说：“人托人滚动天下。”经朋友帮忙，女儿进入离家仅数百米的太平桥小学借读。从我家所住的东养马营胡同院子出来，向东走百十米，向北拐弯不足十米，再向东折直走百十来米，然后向南一拐，走十几米便是胡同出口——面向南北方向的太平桥大街西侧路边，这段道路形似辘轳把，故名辘轳把胡同。胡同东出口北侧紧邻街面的，是驰名京城的骨科医院丰盛医院（二十年前修建金融街时，已改建到阜成门内大街南侧），每天都能看到挎胳膊拄拐的“伤病员”出出进进；胡同出口南侧往回缩十几米，便是女儿借读的太平桥小学校门。

借读，顾名思义，就是在户籍所在地之外的地区读书，是不能享受义务教育政策的各种优惠的，而且需要交一笔不菲的借读费。小学校长很痛快，说，一口价，n千块！女儿的小学就这样读下来了。

入学的事情搞定了，更大的问题又来了。女儿小时候，一去幼儿园就痛哭，痛哭完就生病，“屡试不爽”，折腾来折腾去，后来干脆不去了。因此，女儿没有系统地接受幼儿园小班大班的基础学习。那时先生在北大进修，后来又借调省城工作，我一个人在阳泉带娃，工作之外一天到晚直至深夜，就是忙乎女儿的吃喝拉撒洗洗涮涮，无暇顾及她的学前教育。刚入学时，女儿与北京孩子的差距太大，不仅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连最基础的数数都不会，1、2、3、4、5……数到19就数不下去了，又返回11、12、13重新数起，怎么也过不了20这道关口。班主任老师第一次将先生“请”到学校，跟先生商量说，你家女儿啥也不会，要不另找个学校试试？第二次是放学后跟着女儿来到家里，先对女儿说，你出去玩吧，然后直接对先生说，这孩子弱智，退学吧！先生说，老师，您听我说，她不弱智……班主任拉脸说，你们这些家长就是不相信，我教了一辈子书，还能错吗！先生用恳求的语气说，请您再留观一个月，如果跟不上，我就自己领回来。班主任让写下字据，先生说不必，要是真跟不上，我肯定领回来。

其时，我还在阳泉上班，正在联系着往北京借调呢。先生每天早上给女儿做好饭，女儿吃过饭，自己跑着去上学，先生骑一辆破自行车，到十公里外的蒋宅口某杂志社上班；下班后匆匆骑车赶回家，给女儿做炸酱面（只会做这一种饭），饭后教女儿数数，写字，做作业。房东徐老师家留存着数十包未拆封的火柴包，先生跟徐老师打招呼，老人家说，那是当年囤积的，现在没用了，尽管用。所以先生用一盒火柴摆开100根，10根一组10根一组地数，一会儿女儿就顺利地数过20，一个晚上就数过了100。被班主任两次“劝退”，其实女儿是知道的。班主任来家，能有什么好事？那天女儿一边在门外玩耍，一边悄悄听着呢。而今终于数过了100大关，女儿长长出了一口气，沮丧与自卑的情绪一扫而光！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先生的心，再也不敢忽视女儿的教育了。每晚睡前，先生都要趴在枕头上，跟女儿头挨头读一篇小散文，朗诵几首诗，或者讲几则寓言和童话。很快，女儿的成绩窜上来了，一年级后半学期，成了班里的尖子生。朋友们有时也会问我，听说你家老李，从初中到高中一直辅导女儿的数理化生和语文等，这是真的吗？我笑着说，是的，他每年都要从崇文区花市教材书店，提前买好女儿下年度所有课目的教材，每天上班利用午休时间翻一翻，所以女儿遇到的难题很少难倒他。

养不教，父之过。先生经常对我说，“父”字的本义是立规矩，《说文》讲“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仗”，“举仗”干什么，就是用教鞭敲打教训。他还说，“教”字的本义就是把学生教会，《说文》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攴”读普，轻轻敲击的意思，也是教育的手段之一，即用教鞭轻轻敲打——“教”字“从攴，从孝”，很好地诠释了“棍棒出孝子”这句俗谚。所以先生主张，教育孩子，该打就得打，绝不姑息。不过先生从未因学习成绩不佳而打女儿，不会的问题可以教；但是触犯原则性问题绝不手软，比如欺负同学，比如撒谎，等等。记得某次，女儿模仿爸爸的笔迹在作业本上签名，先生知道后勃然大怒，一脚踢得女儿尿了裤子！

我舍不得打孩子，从未动过一指头。先生每次“教训”女儿，我都是心在滴血，但我从不护孩子。父母一方“教训”，一方“护短”，家庭矛盾不说，对孩子的教育也不利，甚而适得其反。我只是在私下里痛斥先生，你真下手呀！先生每次“教训”完女儿，也心疼，等女儿入睡后，他长时间静静坐在女儿床边看着她……女儿长大后，跟我说，妈妈，我将来有了孩子，也要严格管教，该揍就要揍，让他长记性，有畏惧感，这对他的健康成长有益。——怎么跟她爸一个德性呢！

下   棋

我和先生都是公务员，工作稳定，生活舒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本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可我们却选择了“北漂”。

选择“北漂”是我的主意。当时只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却忽略了“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那会儿太年轻，太单纯，我并末弄懂“漂”的真实含义，只想撺掇着先生出来看看精彩的世界，以为只有出来才能找到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而先生是那种工作生活学习有目标有计划的人。刚开始不同意我的建议，说有能耐哪里都有机会，没本事到哪里都吃不开。但挡不住我持续撺掇，最终走上“北漂”路。

先生跟我说，“北漂”听起来时髦漂亮，但“漂”字后面紧跟着一个“浮”字，我俩可以“漂浮”，但是女儿不能，我们必须“三年稳下来，五年扎下来”。虽然我心里没底，但先生语气沉稳，颇有底气，我想那敢情好啊！不过，看着周围一大堆“北漂”的兄弟姐妹，历经坎坷未成大道，有不少人最终选择了“逃离”……这种情状见多了，不免有些灰心丧气。但先生的“三年稳下来，五年扎下来”，坚定了我们一家三口的信念，向前，向前，一路向前！

先生工作之余的读书写作虽是“副业”，却是我们家藉以立身之本。他喜欢读杂文，写杂文，是杂文大师鲁迅先生的崇拜者。那一年，人民日报“风华怀”杂文征文发表了先生的处女作《撒娇的流派》，一篇千字杂文，给予他巨大的鼓舞。之后各大报刊频频约稿，他的杂文散文和理论文章，相继见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求是》《随笔》等报纸杂志。

我们家的饭桌，是先生刚搬进四合院时购置的，就像当年饭店里的很多圆桌一样，直径约一米五左右，下面是钢管支架腿，用的时候支开，不用时收起，立在墙边，节省空间。这张圆桌的利用率很高，一日三餐当饭桌（工作日早晚两餐）；晚饭后是女儿写作业的书桌；夜间又成了先生的写作台，那时写文章还是稿纸加钢笔的“手工作坊”，一个个夜晚伏案疾书，一篇篇华章从桌面流出……

这张圆桌还有一个用途，就是下棋。先生钟爱下棋，象棋、围棋都下。那时，有两位好友常来家里：一位是先生来京文化打工第一站的同事、后来自己创办文化公司的小宁兄弟，常来家里与先生分享喜乐忧伤，志趣相投，很谈得来。我还没有借调进京的时候，小宁每次来家，先生总会买些手擀面、甜面酱、一块肥瘦相间的猪肉，哥俩儿共同下厨操作，吃一顿满头冒汗的老北京炸酱面，喝两口小酒，偶尔也会下两盘象棋，温馨而美好。记得先生曾讲起，小宁刚买了一部豪车——日本皇冠轿车，兴奋得第一时间就开着来我家让先生瞧瞧，打电话说，已开进胡同。不成想，胡同东口有如陶渊明先生笔下的桃花源入口，“初极狭，才通人”——不，才通车，生手小宁从胡同口开进来，左侧车门被刮了一大片漆。先生左等右等不见小宁进来，出门一看，小宁正瞅着车门上的“伤疤”，用脚狠踢豪华皇冠的前轮胎呢！

另一位是先生的老乡Q兄。Q兄是留洋博士，担任国家某大银行部门负责人，夫人也在一个国有大公司当处长，有一个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他们为儿子报了周六日课外辅导班。每周六日的早晨，Q兄都会开车送儿子上课，之后到我家与先生下围棋，一直下到近午时分，开车接上儿子，并请我们在附近吃饭；然后再送儿子去辅导班，折回来仍与先生下围棋。周而复始，岁月静好。

开始个把月，我总觉得朋友嘛，玩玩棋很正常，可是常之以往，怎么行呢？正好有一件事赶得也巧，在我家北面隔三条胡同的全国政协礼堂南边，在武定胡同东口北侧街边儿，常年有几个象棋摊儿，在西城区非常驰名，棋手中有曾获得北京市象棋比赛第四名的，还有首钢象棋比赛冠军等人。棋摊儿是先生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他爱看高手过招，每天下班都会拄着自行车把，伸长脖颈看一小会儿，由于惦记着辅导女儿作业，便恋恋不舍地推着车子回家吃饭。女儿上学离家太近，从入学第一天开始，我们从末接送过，上学放学自己回家，胸前挂一把家门钥匙，一切搞定。女儿回家后，搬一把方凳，坐在门口写作业；有疑问的，等爸爸回来解决。我上班的某部委机关也不远，从街口的公交站乘坐7路公交车四五站即达。先生工作单位离家十来公里，下班骑自行车到家要晚一些，但也不至于太晚。可是这一次，饭熟已多时，还末回来。我寻思是不是给象棋迷住了？我走出胡同去寻他，果然在棋摊旁人墙后面伸着脖子看棋呢。我没说话，拍拍他的肩膀，先生回头一看，不好意思地推起破自行车就往家走。

当晚，先生辅导完女儿作业，给她读了几节泰戈尔的散文诗，我还记得先生给女儿念道：“当你错过太阳的时候流了泪，你还会失去月亮。”等女儿熟睡之后，我对先生说，今天我想跟你谈谈心（当时的严肃程度相当于现在“请喝茶”），开门见山吧：Q兄是朋友，理应以礼相待，但俗话说“穷伴富，身无裤”，人家是留洋博士，成功人士，要什么有什么，我们一家三口还挣扎在生存线上呢！现在倒好，连街边的一个野棋摊儿都能把你给“焊”住，你是想“错过太阳”还是“失去月亮”？你不是承诺“三年稳下来，五年扎下来”吗？怎么个“稳”？怎么个“扎”？先生默然，无言以对。

次日正好是周六，我们商议好一家三口早早起床，去附近的百盛大厦买点什么。刚一掀开门帘，Q兄已跨上台阶，正好打了个照面。先生赶忙把Q兄让进屋，烧水沏茶，摆开棋盘手谈，打发我和女儿去百盛购物。此后，Q兄也似乎明白了什么——用现在的网络新词来表达，就是dddd（懂的都懂）。只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先生竟然从此戒断了钟爱的围棋和象棋。

邻   里

东养马营胡同是一条只有三百来米长的东西向小胡同。胡同东入口细窄，只能通过一部轿车，越往里走越宽敞，到西出口可以双向错开两辆轿车有余，贴着院墙边还可以泊车呢。某日Q兄刚买新车，那时私家车还少，他也像小宁兄弟一样，第一时间开过来让先生瞧瞧。他从胡同西口从容开进来，拉着我们去吃饭，到胡同东出口时，分明听到嗤啦一声铁与铁磨擦的锐利声音，先生摇下车窗探头一看，右侧车门被缠绕在水泥电线杆根部的几根铁丝头，抓出几道白亮的深痕。Q兄叮嘱，可不敢让我老婆知道！这条胡同的两侧，大大小小共有十七八个院子吧，从外观看多不起眼，砖石或土坯砌成的外墙，简易破旧的小木门，上下班路过瞥一眼，院子里弯曲的羊肠小道，自建的小房子，挨家挨户，大同小异，下雨天更是脏兮兮的，显得有些寒酸。

我们住的院子在胡同北侧中部偏西一点，与西边紧邻的另一个院子，被周边的院子衬托得有些“鹤立鸡群”。据说，这两个院子曾是一处小王府的宅邸，中间被人为地砌墙隔开了。女儿经常去西院玩耍，说西院要比我们的院子更“高大上”。我觉得，是不是王府小院另当别论，但曾经是一户殷实人家的四合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院子，青砖砌就的外墙，墙外那颗枝叶茂密的大槐树，遮风蔽阳，是春夏秋日左邻右舍孩子们嬉戏玩耍的好地方；朱红的木质大门，青色的三级石阶，门两傍的青石门当，还有青色的兽脊门楼，跨进门迎面就是青砖雕花照壁，因岁月侵蚀有些斑驳。刚入学不久的女儿，无拘无束地用粉笔在院子里的砖地和照壁上，写数字，画画儿；我每天大清早出门上班时，也会驻足回望大门楼子，有院子的感觉真好。

我们的院子不很大，除我家外，还住着6户人家，都是教育部下属机构的干部职工。院子里的人满口京腔京韵，自带皇城根儿老北京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那时女儿还小，天真烂漫，只知道与胡同里的小朋友疯玩儿，对身外的世界无感。先生无论何时何地都那么自信乐观，礼貌待人，与邻里处得相当融洽。正房的张家，紧挨其西侧的李家，东厢房的耿家，西厢房的贾家，南房三家人六间房——东边秦家两间，中间我们两间，西边杨家两间，我们与隔壁杨家之间，由一堵镶嵌着拱形门的砖墙隔开，使院子有了“院中院”的感觉。

刚住进院子的时候，我特意留心观察，颇有心得。邻居们都好。我家东邻的秦大哥，高个头，面貌黑瘦，常蹲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半眯着眼睛吸着香烟作思考状，每天傍晚时分在廊灯下翻看《北京晚报》；我们路过时，他善意地微笑着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他夫人说话较少，有一个上初一的女儿。东厢房耿大哥夫妻，穿着朴素，总是一脸严肃，总是行色匆匆，有一个上初二的女儿。西厢房的贾大哥，着装板正，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见人礼貌颔首；夫人原来在河北老家农村生活，乡音无改，一双儿女跟母亲长大，刚进京参加工作，他的儿子是我们院子里唯一的“男丁”，“看不惯”他老爸的作派，偶尔却愿意找我家先生聊人生。正房张大姐长得富态，夏秋时常在家门口的躺椅上坐着，摇着蒲扇，悠然惬意；她的丈夫瘦小精干，围着夫人转，有一个上初三的女儿。紧挨她家的李大哥，大高个子，腋下夹个小皮包，一说话脸就红；夫人也是大高个，寡言；女儿上初二或初三，正值叛逆期，爸妈花大钱找多少课外辅导老师，她总有办法把老师气跑，虎虎有生气。我家西邻“院中院”的杨家小夫妻，有个小嘴叭叭的五六岁小女儿，常把“小鸡炖蘑菇”挂在嘴上，所以我家先生私下里便用“小鸡炖蘑菇”戏称他家。几个上初中的孩子，正值青春期，常与父母闹别扭，除了“李大小姐”之外，秦家、耿家的女儿，知道先生是个文化人，经常敲门过来问这问那，数理化以及语文方面的难题，迎刃而解。张家的姑娘是个好学生，偶或也有问，但问得少。先生在院子里很受尊敬，孩子们经常帮他开信箱取信送报纸。有一次，耿家姑娘敲门说，叔叔，有您的信。先生问哪里来的？答曰：来自“假酒之乡”。那一年，正好先生的家乡朔州发生假酒毒死人的恶性事件，臭名远扬。鉴于此，先生对我和女儿说，人不管走多远，都要给家乡挣得好名声。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家的“紧邻”是西边的杨家和东边的秦家。杨家男主人三十出头，在电脑公司上班，我家买了电脑以后，先生动不动就搞得死机，都是小杨帮助解决的。东邻秦大哥烧得一手好菜，过一阵子就会邀请先生小酌几杯，先生会拎一瓶汾酒过去，拉拉家常，谈谈时事，说说他家女儿的学习情况，先生每次都要给他打气。先生冬日出差时，我不会生蜂窝煤炉子，也不太会换蜂窝煤块，经常是天亮了，炉子的火也灭了；都是秦大哥下班回家后，我女儿告知情况，他从自家的炉子里夹一块烧得正红的蜂窝煤，为我们的炉子引火，换好煤块。遇到我们加班回得晚了，秦大哥夫妇就让女儿在他家吃饭。有时也会问我女儿，你们周六日去哪里玩？女儿说，去看我爸爸的老师。女儿上小学每天中午在学校吃“小饭桌”，特喜欢她的数学刘老师问，你们周六日去哪里玩？女儿也说，去鲁迅博物馆看我爸爸的老师。刘老师问，你爸爸的老师是谁？女儿说，鲁迅先生。后来开家长会，刘老师私下跟我说，您家女儿真幽默。

嗨，哪里是幽默！我们家周边的名胜古迹多，东边是西单和西四，砖塔胡同有鲁迅先生的故居小院；南边是长安街，有百盛购物中心、民族饭店和民族文化宫；西边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在西城区非常有名的西养马营胡同电影院，穿过二环就是月坛公园，我们每周都去玩；北边是全国政协礼堂，再北边是鲁迅博物馆（就是鲁迅先生特著名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那一处故居）和白塔寺等等。我们最常去的就是鲁迅先生的两处故居，每次先生都说，走，咱们去看看爸爸的老师！本来是逗女儿玩的，但童年时的女儿却当真。长大后还埋怨，爸爸老“骗”我，我问爸爸见过巴金没有？爸爸拉长声调说——见——过！我问爸爸见过冰心没有？爸爸拉长声调说——见——过！同学们都说我吹牛！

在小学四年级落户北京之前，借读一直贯穿女儿的小学时光。前天与女儿通电话，聊到上小学那会儿，我问她当时有心理压力吗？有被歧视的感觉吗？女儿说，妈妈，我比一般的孩子懵懂，只知道空闲时与胡同里的小朋友疯玩儿，跟旁边院子里的七八个同年仿月的小男生踢足球，一踢球就什么都忘了；我不在意每年领到的新课本，不是封面破损，就是有残页；我也不在乎同学们选剩的坐位是我的，还有老师说我弱智……我只觉得我和班里的其他同学不一样，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女儿特别强调，妈妈，有句网络语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咱们家住四合院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是我童年时期的“快乐老家”。

房   东

先生总是好运气。回望进京近三十年的生活与工作，先生总能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遇到贵人搭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来京遇到的第一道坎儿，是先生从某影视文化公司愤然辞职，生计一时没了着落。先是李辉老师把他介绍给杨浪老师，再由杨浪老师介绍到某学术杂志做编辑，无缝衔接。在该杂志社刚做编辑没几天，就遇到了为杂志做校对的徐老师。

徐老师当年大约六十五六岁年纪，江苏常州人，中等身材，操着一口水乡人“吴侬软语”口味儿的普通话，一副长长的金色眼镜链将黑框老花镜吊在胸前，温文尔雅，啥时候都是笑吟吟的。退休前在教育部某杂志做主任，典型高知。花甲丧偶后，与在某大报做专业校对的另一位高知结婚，后来一同为先生工作的杂志做校对。两位老人每月来两三次杂志社，取稿件回家校对，中午在社里吃顿饭。午饭时闲聊，徐老师问先生现在住哪儿？先生说，临时借住。徐老师说，他家在全国政协礼堂南边有两间“补差平房”，一直闲着，若不嫌弃，可以去住，不要钱的。徐老师与先生约好，某日某时在丰盛医院门前碰头，去东养马营胡同看房子。

先生说，徐老师那时身体很棒，骑着一辆半旧自行车飞速驶来，少说也有七八公里的路程吧，一见面，捏住车闸，便从车子上跳下来。徐老师跟先生说，这处院子是国有资产，他们住的是教育部职工福利房。徐老师退休前，全家五口一直住着院子里的四间南房。后来分了楼房，面积不够职级标准，就把其中的两间作为“补差房”，另两间分给其他职工（东邻秦家那两间）。徐老师有两儿一女，均学有所成，两个儿子在国外学习工作，女儿女婿在北京某文化单位上班，属于美满之家。徐老师当即把水电煤气（煤气证和购蜂窝煤本）等相关证件和房门及大门的钥匙交给先生，先生象征性地悄悄递给徐老师600元房费，哪里肯要，推来搡去，最后勉强收下300元。就这样，我们以每月300元“小费”住了一年多，后来才补到每月600元，一直住了七个年头。

我来京后，把房子彻底地打扫归整了一遍，也好好地审视端详了一番。两间南房，大约三十五六平方米，屋顶很高，透过仰尘破损处，依稀可见粗实而精良的椽檩；屋内的生活用品齐备，大到书架、大衣柜和一对大型樟木箱子，小到锅具刀板碗筷以及一包包用蓝紫色纸包装的火柴，应有尽有。徐老师的的用品颇有家乡特色。譬如木制的双人大床，框架厚实而精致，底部用藤麻棕榈条编制成网状的床垫，结实、透气又防潮，四角用钢铁螺母拧接着的四个圆形雕花长杆，连接着顶部矩形的雕花细杆，为夏秋防蚊虫挂幔帐时用，古朴雅致而又奇幻浪漫。小宁兄弟第一次来家参观时，笑着说，这哪里是床，分明是辇！最特别的是地砖，虽然经历两个多世纪的岁月磨损，但是我每次擦完地板后，朱红、绽蓝和翠绿三色交织烧制成的漂亮花纹，以及烧制工艺的精美高超，在老屋灰白的墙体映衬下，愈发显得雍容典雅，华美艳丽，光彩夺目！有一次，先生请女儿的小学校长来家小酌，校长说，有关部门的有关专家专门抠了几块花砖去专门研究，至今没搞清楚烧制的材料和配方。

那天，徐老师对先生说，家里的一切用具都可以用。徐老师拿起一把菜刀说，这把刀是用日本人的炮弹皮打造的，好使着呢。果然锋利无比，先生初试之，一不留神伤了手，以致后来看到它就浑身森然，不敢不小心使用。徐老师借住给我们的两间房，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和先生住在西边进门的那一间，“辇床”东西向紧靠南墙，墙体上开着一扇小窗；地上摆一张圆桌，临床而坐做作业（女儿）或写文章（先生）。床西边是徐老师的两个大樟木箱，上面摆着我们的电视机，除晚上7点看新闻联播外，基本上是个摆设。从东墙开门进入另一间房，是女儿的“闺房”。徐老师家所有杂物整齐码放在靠西墙处，用帆布苫盖着，进门处由大衣柜挡着。东墙边摆放着两个书架，与靠南墙根的单人床恰好相接。女儿那时只有四五岁，床却很高，有一次晚上睡觉掉下来，头和胳膊趴在床上，脚搭拉在地上继续睡着，幸亏先生耳朵灵，听见扑通一声，赶快过去把她扶上床。在我们住的北窗户前，有一个临时搭建的细长厨房，只能容一人出进。女儿住的那间房窗户前，水泥台阶上整齐地码放着数百块蜂窝煤。

走出东养马营胡同东口，就是南北向的锦什坊街，正对胡同口有一爿日常杂货小店，店主是一位富态和善的大妈，通过女儿的嘴知道先生姓李，所以我们每次经过，大妈都要探出头来热情招呼，喊先生“李头儿”，先生也笑着给女儿买个冰棍或小零食。从大妈身上，我明白了“不会笑就不会做生意”的真谛。出胡同东口向北一拐，街两边有各种副食店、水果店、杂货店和早市小吃，购买蔬菜、水果、肉蛋、火烧、油条、糖油饼、豆浆、豆腐脑等，都很方便。先生和女儿最喜欢吃的，是锦什坊街北口把角处一家面食店现蒸现卖的大馒头，趁我排长队时，先生领着女儿去隔壁清真牛肉店买半斤酱牛肉（每晚小酌二两），返回来已经轮到我们买馒头，先生便吆喝“来二个馒头”！后来，每当先生过来，馒头店的伙计们就笑着说，“二个”来了。整条锦什坊街弥漫着热腾腾藏不住看不尽的人间烟火气！

丰盛胡同要稍远一点。从我们胡同出来，经过轳辘把胡同走到女儿上学的太平桥小学，就到了南北方向的太平桥大街；再向北经过两个胡同口，就到了大街东边的丰盛胡同；向东走出胡同，就到了繁华的西单。临街有一处驰名京城的缸瓦市24小时卤煮火烧店，天天有人排长队吃这口儿，它是先生的最爱。有时周六日我们一家三口来这里，先生吃路西的卤煮火烧，我和女儿吃路东的肯德基。先生有时写文章过了深夜零点，就会骑着自行车来店里吃一碗卤煮，配三两烧酒，吃完抹抹嘴，美滋滋回家，悄然入睡。有时候家乡来了亲朋好友，先生也要请他们吃一顿，可惜没几人喜欢这口儿。而今这家卤煮火烧成了网红店，是不少来京游客的“打卡”之地。

俗话说：“人老一阵风儿。”年近七旬的徐老师的第二个老伴儿去世后，他一下子苍老了很多，说话慢了，记性也差了。先生每月去看望他（顺带给他送房费），徐老师泪眼婆娑地说，有半年多没看见你了！马上就要给先生去做饭，先生陪伴徐老师从下午聊天直到晚上，临走时徐老师抓住先生的手，连说谢谢谢谢！老来孤独真可怕。后来金融街改造新建，太平桥大街西边那一大片土地，均在拆迁之列。徐老师当年说，拆旧房，分新楼，我会考虑要小一点的两套房，一套我住，一套你们住。先生知道徐老师是真心的，也是认真的，但那怎么可能呢。我们全家发自内心地感激徐老师，感恩徐老师！

在女儿小升初的档口，在户口所在地拥有四中、八中、实验中学、师大附中和师大二附中等众多名校的西城区，尖子生女儿竟然被电脑“配位”到西城区倒数第一名的某中学。先生对女儿说，宝贝不必沮丧，凭自己的实力去考一所好中学！女儿通过报名考试，考入北京市重点中学——通州潞河中学。先生当年放下的那句话“三年稳下来，五年扎下来”，基本落地。有计划有远见的先生，在我们来京第三年的时候，在通州买了期房；在女儿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先生被北京市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一家人两份工作三个户口，于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天，光荣进京。用院子里秦大哥夫妇经常训导女儿的话来说：“看人家李叔叔，一辆破自行车驮出一个家！”

俗话说：“人有三起三落，瓦有三翻六晒。”我们户口进京第二年，先是先生傍晚蹬着摞起的两个凳子查电表摔坏了腿；接着工作也出了“状况”，我一个人用微薄的工资撑着这个家；紧接着又因为拆迁，我们离开生活了七个年头的东养马营胡同，搬到了通州果园。还有，女儿接到通州潞河中学录取通知书，需要交一笔跨区择校费。本来跟一个做生意的朋友说好借一万块，临到取钱的时候突然变卦，已是教育局规定最后交办的期限。一文钱难倒个英雄汉，先生一下子头发都竖起来了。他给小宁兄弟打电话，说孩子上学需要……还差七千块……小宁兄弟二话没说，立马开车去银行取了钱，并送先生到西城区教育局去办跨区择校相关手续，正赶上下班高峰期堵车，那边办事人员打电话催问，最后期限，我们要下班，还办不办？先生说，请您再等一会儿，堵车呢，我下车跑着过去。总算“踩线”办完跨区择校手续，然后赶到潞河中学交上了这笔择校费。

遗憾的是，当先生安顿好女儿入学，回到东养马营胡同，外墙写满了画着圈儿大大的“拆”字，整条胡同早已人去房空。先生骑自行车去看望徐老师，门房说搬走了，问搬到什么地方，答曰女儿家，再问都是不知道。徐老师没有手机，家里座机已易主。先生知道他女儿工作单位（保密性质），去找，说已退休了。再问，全是不知道。想问个电话，也不告诉。就像刀郎《西海情歌》唱的那样：“那南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爱像风筝断了线……”从此便没了徐老师的音讯。十多年后，先生工作单位搬到西城，跟原来的东养马营胡同相距不到2000米，先生每天午饭后溜跶过去，有时用脚尖点着某处，跟散步的同事说，这是我家住过的地方，房东徐老师是一位善良老人。

戴美帝，本名戴东英。祖籍山东莱西。曾在阳泉市公安局工作多年，于2001年调入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阳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有散文杂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社会报》《人民公安报》《北京晚报》和《散文选刊》（原创版）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