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2025年第2期｜米青：杀死樱桃
我十一岁的时候，我妈还会问：“吃饱饱了吗？”
她这话也许是问我的，也许是问我弟弟的。我十一岁了，她不应该这样和我说话了。我弟弟一岁多，她更有可能在问他。他还没有长牙，吃不了饭，只能吃钙奶饼干。把饼干泡软，他自己拿着吃，泡饼干的有时是水，有时是奶粉，有时是橘子汁。我点点头，弟弟也点点头。
她去上班了，走出屋子，走进院子，院门哗啦啦锁起来。
这时立君就从里屋走出来，收拾桌子。
我妈在她从不出来，她在我妈也不出现。立君和我妈就像太阳和月亮。
立君一边收拾茶几，一边从饼干袋里取出一片吃。
我弟弟指着杯子。
她说：“我不要蘸水，我又不是没有牙。你才吃那种东西呢，软塌塌的。”
我弟弟听到这三个字就笑起来，他特别爱听叠字，一听就笑，也不管人家说的是什么。
他一岁零九个月了，还什么都不会说，连唔唔的声音也很少发出，只会用手指着某样东西，可是他的意思立君全明白。
我妈说我六个月就会喊妈，两岁已能应付所有日常对话。我弟弟好像还不知道自己的妈是谁。他大概以为立君是他的妈。
我看看厨房里立君的背影，对他说：“你是傻的。”
他望着我，吃着指头。
“我家住城阳，就在青食二厂旁边，每天都能闻着钙奶饼干的味道吃饭。”立君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
厨房的位置，我记得，就是以前办公室的位置，那时我妈坐在里面数钱。她是出纳，从会计手里接过一把钱，用三根手指牢牢钳住，好像它们是要逃走的小动物。我妈往手上吐口唾沫，开始点钱，桌上明明有只红色的小圆盒，盒里有块圆形海绵，海绵里有水，可她只喜欢蘸唾沫。
立君是我家的远房亲戚，我舅妈老家的表妹，渔民的女儿，刚初中毕业，十六岁。我妈去上班的时候，她负责照看我和我弟弟。
立君从厨房出来，已经脱去外衣，只剩件白色的小背心，那时男人女人都穿那种背心。男人的肥，女人的瘦、短，立君的尤其
瘦。我猜她也许是捡了她妹妹的。我猜她里面应该还有一件乳罩。
我妈从来不穿乳罩，所以我也没有。虽然我觉得现在应该穿了。我的同学周妮妮早就穿上了。
立君端着一盘橘子，外面有一层水珠，洗过了，她特别爱洗，什么都要洗一洗。她在上面咬一个口，剥掉皮，连白色的丝也一点点剥掉，塞进我弟弟嘴里。
晚上我妈吃橘子，我弟弟指着她，不让她吃。她没明白，还是往嘴里塞，我弟弟把橘子打掉。这时我就替我弟弟做翻译。
我妈说，弟弟被立君惯得不像样，没有谁家要先剥掉橘子的白丝丝才吃，那是入药的，对身体很好，必须吃。连我也跟着学坏了。我吃包子的时候，不停地张开嘴往外吐肥肉，这毛病也是立君惯的。
接下来就是大便时间，我弟弟每天吃完水果拉大便，这是一个固定的程序。立君抱着他走进院子，我趴在窗户上，看着她的背影隐入荒草。我弟弟两腿叉开，在她腰两侧荡来荡去，看上去就像她自己身上长出的器官。
等我自己去院子里上厕所，我就要特别小心脚底下，怕踩上我弟弟的屎。其实立君每次都往正东走，我往东南走，不是一路，所以我应该不会踩上我弟弟的屎，倒有可能踩上我自己的。我还知道她总带他去樱桃树底下，每天换一棵树，轮流着拉。在某棵树上，立君用塑料袋装着工具：小铲子、小扫帚、卫生纸等等。
我弟弟从来不在人前上厕所，立君说，她得把他全身的衣服脱光，把屁股那么大的一块地面弄干净，扫去落叶，铲除野草，整平浮土，他才肯屈尊纡贵地蹲下去。总之他排泄的仪式非常讲究，远超过我。从这方面看，他的智商是否正常仍是一个谜。
煤场是有公厕的，在院子最南头，需要走过荒草，那些草漫到我的大腿，走在里面像蹚进河水，偶尔有一条小蛇像河里的鱼一样，快速游过脚面。我们都不去那里上。那是个老朽的公厕，屋顶和墙上的红砖都已旁逸斜出，可它迟迟不肯塌下去。一棵老石榴贴着男厕的围墙生长。那是棵歪脖树，被春季的大风刮断过，没有死，就那样把它的上半截靠在房顶上，继续长。暑假是它成熟的季节，果子越结越多，可是无人采摘，除了鸟群。等到我开学以后，它们就会像忍耐不住的心那样崩裂开来，一些籽像子弹一样弹射到地上，直到深秋，或者初冬的第一场雪，所有的果子都落了，破碎腐烂。
我妈说石榴不能吃，它们是从屎里长出来的。就算她不说，我们也不会吃。就算已经好几年没有人走进过那个公厕。
我一直趴在窗户上，等到立君的身影再次出现。她双手交叉，托住两瓣开裆裤里露出的光屁股。而我弟弟耷拉着头趴在立君胸前，昏昏欲睡。
这又是一个固定的程序，我弟弟要午休了。大便烦琐的程序似乎耗尽了他的力气，接下来，他至少要睡上两个钟头。
我妈说：“这不像是我们家的人，我们家的人没有这样儿的，他肯定随了他父亲。”
我问：“他的父亲是谁？”
我妈又说：“他以前不这样，是因为立君才变成这样。”
我妈忘了，他以前也这样。在他还需要把屎把尿的年纪，他得由大人抱着走进卧室，关紧门窗，拉上窗帘，排进一只清洗得一尘不染的白桶中。
我妈记性很差，尤其是煤场倒闭，她换了另一份工作之后。她说是因为工作太忙太累，睡眠太少的缘故。
紧靠南院墙那排杨树间，传来蝉鸣刺耳的高音，热气一浪一浪，好像一只手不断地拍我，我也昏昏欲睡，在长椅上躺下来，枕着自己的胳膊。
我迷迷糊糊记起前些年，放了学，从镇上的中心小学走过来，走到煤场，我妈还没下班，她的同事也都没下班，就在这个房间里，来自全镇的农民挨挨挤挤，手里举着钞票，争先恐后地将头和胳膊伸进窗口，叫道，王出纳，你先收我的钱，给，收我的，先给我开单子，我先来的。那个窗口后面，就是现在我家的厨房。外屋两条长椅油漆剥落，溜光水滑，都是被农民们的屁股磨出来的。想到这里我悚然一惊，猛地抬起身子。
空荡荡的屋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丝声响，一只合页脱落柜门下垂的文件柜，用作碗橱；一只锈迹斑斑的保险柜，我妈原来下了班，和小付会计对好账，信用社已经关门，她便把当天收的钱全锁进保险柜；一张单人木床摆在东北角；两只化肥桶倒扣过来，担起一块木板，摆在两条长椅中间当作餐桌和茶几——立君来的第一天晚上就把它打翻了。
空气闷热得像一场梦。我甚至分辨不清自己是不是真醒了。
我弟弟睡下了。有时他能轻易进入睡眠，也能轻易地醒来。更多的时候他需要经历长久的折腾才睡去，再经历长久的折腾，才能彻底清醒。
立君像一道白色幻影，在正午黏稠厚重的空气里，从里屋走进外屋。年老的破门像一个浑身上下无处不疼的老妪，还没等有人碰到她，便哎哟哎哟地鬼叫起来。
那间小屋本来是宿舍，煤场职工在那值夜班，从周一到周日，本地职工每人轮值一夜。我妈还是称它为宿舍——让你弟弟去宿舍；宿舍里有卫生带；宿舍后面是老崔家的茅厕，能不臭吗——就好像煤场还在，没有倒闭、解散，就好像她还是那个出纳，每天都加班，我还是放了学来找她。只是不再有顾客。
我故意不去看立君，虽然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每天下午她从里屋出来，就像从一个吸走一切的机器里出来，变得溜光水滑，像一只被剥去外壳，连肉也被剥去，只剩下珍珠的河蚌。用一切这个词不够确切，其实她还穿着内裤。
等她转过身去，我的视线才能移过来对准她。她的内裤紧贴屁股，边缘镶有窄窄的蕾丝边，看上去远比我妈用服装厂里带回来的碎布，连夜踏着缝纫机做的那些精致得多。那些与其叫内裤，不如说是有三个洞的口袋，两边的洞大小不一，上边的洞要么太大，在腰上堆出麻花，要么太小，勒得直犯恶心，而且没锁边，脱落得很快。自从立君来了以后，我夜里睡觉再也没脱过裤子。
只有窗户底下的缝纫机和木箱子是新添置的，在那些占据此处几十年的煤场老家具面前，显得羞涩而呆笨，带有一种无法融入集体的边缘感。
立君在拧吊扇开关。她又忘了它是坏的。
“我得想办法修一修。”立君说。
“我妈不让。”我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掀动我的舌头嘴唇帮我说话。
我妈很怕吊扇。她怕很多东西。
她说吊扇会削掉我弟弟的头，也会削掉我的头。虽然它们很高，安在高高的三角形的房梁上。每当盛夏，这间大厅里人头攒动，农民们的汗衫和头巾散发出浓重的汗臭，两只吊扇被拧到最高挡，咯吱咯吱疯狂扭动，连接的铁杆脆弱地摇晃着，看上去马上就会从黑漆漆的房梁上掉下来，掉到人们头顶，削碎那些形形色色的脑袋。
“有可能就是你妈弄坏的。”立君说。
她不是没有道理，它们是在我们搬进来之后才坏掉的。之前的那些年，这两台年迈过时的电器一直在超龄工作。
立君走进院子，用鞋刷把落满草叶和鸟粪的水泥池子刷上一遍又一遍，然后她像只鸬鹚一样单腿站立，一只脚伸进水流，弯下腰去，搓洗脚趾、脚后跟和脚底板。洗完脚她用手撩水，再依次清洗剩下的所有部位，最后洗头发。
我看看她，再瞟瞟院门。
那是两道又高又阔的铁栅栏门，透过半人宽的缝隙从街上看过来，院里的情形一览无余。可是在这样炎热的中午，柏油路的反光耀得人头晕，街上空无一人。
即便真有人路过，他也不过是睡魔驱使之下的行尸走肉，脸上现出呆滞而迷醉的微笑，目视前方，四肢如木偶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动前行。大概率是镇西头那所初中的孩子，唇上刚刚冒出浅棕色的毛发，从闷热的家中走出来，走上同样闷热的大街，将要走进更加闷热的教室，他根本看不见路上有什么，也看不见我家院中白晃晃的影子，那影子同日光一样耀眼，近乎隐身。这条路他走了九年，仅凭腿脚的惯性就能顺利抵达，他想他甚至可以边走边睡。
立君仍在没完没了地洗。她周身滴着水，发着光，两条完整的微型彩虹出现在腰身一侧，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山野女神，身后便是她昼夜栖身的茂密丛林，只在每个正午下到山脚的泉水边沐浴。她同野兽、鸟类厮混在一起，赤身露体，吃草籽和野果，她自己同样亦正亦邪，亦神亦兽……那妖神对我施展起催眠术，于是我的上下眼皮结束长久的战争，完全和解了，我忘记了这排椅上曾留下农民们屁股的臭气，彻底投入它的怀抱，脸贴着它光滑的木料。在我跌入午休的深渊之前，最后映入视线的是立君腋下漆黑的腋毛，像两丛清晨的野草，沾满露珠。
在梦里，我看见我妈和她的同事正趴在缝纫机上，一下一下点着头，她们的头几乎垂到面料上，头发几乎纫到机针里去，参与两片衣料的缝合。缝纫机自顾自跑着，哒哒哒的声音如同助兴的催眠曲，衣料上的线迹混乱不堪，已完全失去束缚，拥有了自由的生命力。
整个镇子好似中了魔法，除了人，连猪、狗、猫、鸟、树、野草都睡了，草叶无精打采地垂落着，蝉在梦魇中发出有气无力的鸣叫。
那又长又深的午休，几乎同死亡本身一样强大、致命、无边无际。等我们再度醒来，仿佛一生早已过完。
而到了夜晚，太阳落下舞台，暑热退去时，人们又将不合时宜地清醒，理智重新主宰世界，他们跃跃欲试，要在暑热不在场的黑暗中短暂狂欢。
煤场倒闭以后，我、我妈和我弟弟被人从原来的房子里赶出来。那是一套有一间北屋、两间南屋，中间带院子的房子，我们在里面住了十一年，那也是煤场的财产。我妈的前经理焦子杰说，这套房子我们三个住着太大了，应该再找个小点儿的。
我妈在煤场做了十五年出纳，下了岗的她像一只被骤然拍晕的苍蝇一样茫然无措，四处乱撞，尝试各种活计，甚至在韩国人开的狗粮场里试吃狗粮。她吃了三天，每天都带回来一沓袋子，袋子上印着一只狗的上半身，那狗毛很长，咧着嘴，像在笑。
我妈会从她工作的地方带回各种东西。
她在煤场的时候，我们家有单据、信封、信纸、订书针、复印纸和化肥袋子。她说这些小东西大家都往家带，谁如果不带会很吃亏。她说领导还能往家带煤和柴油。
后来她也曾带回苏打粉、钢珠、试管、馒头、木棍、狗粮、猫粮和假钻石，视工作种类而定。
她最后进的是一家服装厂，也是韩国人开的。那几年，韩国人遍布我们的镇子和城市。我妈叫他们棒子——棒子、女棒子、小棒子、老棒子。她要是讲起战争年代的事，就叫日本人鬼子——鬼子、女鬼子、小鬼子、老鬼子。她也从服装厂带回各种东西：线头、粉片、针、包装袋、商标、布片。她胆子小，带的东西都不值钱，线轴只剩两圈线，布片也是人家裁坏做坏的，她把男式T恤的前片和女式短裙的后片缝在一起，试图拼成一件衣服。她说她的同事有非常胆大的，例如那个城阳女人，就把十米面料塞进裤裆带回了家。
在这之前，她有大约三个月的失业期，她尝试了各种短期赚钱的方法，例如种人参什么的。当然不是人参。她被集市上卖花草的老头骗了，那应该是某种萝卜，外地品种的萝卜。
在她失业期前后，刘书记频繁地出入我家。
有时我想，刘书记也许是我爸。
可是我见过别人的爸爸是啥样儿的。周妮妮的爸爸会把她驮在脖子上。刘书记不但没想要驮我、抱我，他都没多看我两眼。他对我最亲切的表示是对我妈说：“你这大嫚儿又长个儿了。”
我又觉得刘书记是我弟弟的爸爸。因为他对我弟弟比对我亲热。
我猜是因为我们要无家可归了，所以他才老来，虽然都是后半夜。我在黑暗中瞪大眼睛，用力倾听，可是他们动静很小，像催眠的儿歌，我不敢扭头看，怕荞麦皮枕头发出惊人的声响。等我醒来，我妈已经起来，劈柴生炉子，屋里弥漫着又暖又呛的烟雾。她的枕头拍得平平的，被子展成一条整齐的筒。我搞不清刘书记是不是真来过。
焦子杰给了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搬走。我妈说他想看着我们娘儿仨流落街头。他和我妈有仇，因为他当上经理之前，我妈是他唯一的竞争对手。我妈说，如果她是男的，当上经理的一定会是她老王，而不是这个留着两撇小胡子，天天把白衬衫扎在裤腰里面的小焦。我们从旧屋搬走那天，他在院门口守着，一件件检查我们的行李。其实除了一只木箱和一只包袱，我们什么都没带走，因为那个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
刘书记是在傍晚时，我们到了煤场以后才来的。他帮我妈把炉子烟囱安起来，塞进窗玻璃上原来留的洞里。然后他就站在原来的办公室中间，看着我妈把一团团的衣服、尿布、窗帘、袜子、内裤往外扯。我妈在那张值班床上丢了一床的破烂，弟弟被埋在里面。我妈推着自行车，后面绑行李，前面放我弟弟，他在路上就睡着了。我把他挖出来，他还在睡，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想着吃奶，睡着了嘴巴还一嘬一嘬，嗞嗞作响。
我想我们今晚就要睡在这堆破烂里了。我妈从来不擅长家务，家里的衣橱总是一团乱麻，要拿什么得全部扒出来，找到了再扒回去。找不到就只好穿两只不一样的袜子，或者不穿袜子，或者再把脏的袜子套上去，就这样去上学。
刘书记说：“小王啊，这地方不是挺好？你在这上了十五年的班，对这比较熟悉。小嫚儿以前也天天在煤场大院玩儿，捉蚂蚱，草里的蚂蚱可多了，又肥又懒，蹦不高，有回她抓的蚂蚱没处放，我用草给她穿成一串，叫她拿回家炸了吃。”
烟从两节烟囱的接缝处咕嘟咕嘟冒出来，我妈说：“这个缝得用泥抹一抹，熏死个人。”
刘书记边咳边说：“小王啊，我的能力也有限，群众的眼睛都盯着呢。我虽是书记，可这就跟你是出纳一个性质，我就恰好是个书记，仅此而已。”
我妈说：“去，到东边化肥仓库拿只桶来，桶搁屋里，晚上起夜就别出门了，外面冷，尿桶里，攒多了好浇花。”
“浇花好。”刘书记说，“以前我娘活着，也爱用它浇花。这叫有机肥，天然的，比尿素氢氨强。”
听了这话，我妈忽然想起来，煤场没有花，只有草，原来办公室两边的花坛种过几丛月季，但早被荒草湮没吞噬。大片大片的荒草，从春到秋，在阒无人迹的院子里蔓延，即使到了冬天，仍有种令人忌惮的生命力，明目张胆地威胁着属于我们的一小块土地。
我也想到了我们原来的家，那些兰草、丁香、月季、爬山虎、满天星，还有养在水缸里的红鲤鱼。
刘书记说：“小王啊，拿那个尿浇花你得先沤一沤，这你知道吧？我家以前种了两棵银杏树，有天我娘不知发什么疯，直接把满满一桶尿全倒上去了，那两棵树没到春天就死了，四十年的树啊，比我爹还大。过了半年我爹回来，一进门先看见树死了，二话没说，狠狠地揍了我娘一顿，我娘就跳井了。”
“她死了吗？”我问。
我妈瞪我一眼。
刘书记说：“小王啊，这里也不能长住。临时的，别人可都没这待遇，相信群众也能理解，毕竟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也不容易。不过住在公家的地方到底不好，如今和过去不一样了，你可得自己再想想法子。”
我妈说：“还不快去拿桶？”
我这才明白她刚才是和我说话。我立刻跑出办公室，跑进院子，又跑回来。
“我害怕。”我说。
“天都没黑，有什么怕的？”我妈说。
外面的天光只剩一层浅浅的热，夕阳在远处铝厂的烟囱旁边，露着一点毛茸茸的头。
以前，这里每天都人来车往，在草里压出许多条路。可只过了一个秋天，草就重新占领了煤场的每一寸土地。
我妈走进草里去，她像游泳一样，先把手伸出去，拨开两边的枯草，再把身子送出去。草在她身后合上，抖动两下，安静下来，静静地伫立着，只有蛐蛐儿在唱，只有铝厂烟囱里的烟在飘荡。好像有一张大嘴吞掉了我妈，那是个巨大的怪兽，它甚至不需要咀嚼两下。
刘书记站在门口，对着草说话：“早几年——就说早两年吧，煤场多么兴旺。全镇就这一个煤场，全镇十二个村所有的农民都来这买生产资料，买化肥，买柴油，买塑料薄膜。全镇所有的人都到供销社来买糖块，买橘子水，买生日蛋糕。人可以不吃糖，不喝橘子水，不吃蛋糕，可土地必须上化肥。看看门槛的这块土，多硬？那是几千几万只脚踩出来的啊。现在呢，煤场倒了，供销社也倒了。十五亩的大院子，连个喘气儿的也没有，能不怕吗？”
他用脚掌在地面上蹭着，那双布鞋的塑料鞋底，和水泥般坚硬光亮的土地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弟弟踢腾起来，把一块抹布蹬到地上。
屋里还没有灯，那只小小的旧铁炉烧得通红，变成透明，好似某种脆弱而美丽的生物，透过它轻薄的金色皮肤，能看见煤炭和玉米芯混杂在一起燃烧的热浪，如同血肉，如同心脏、脉搏，如同网罗的血液、颤抖的脾肺。
刘书记走到床边弯下腰，伸出一根手指，拨弄袒露的小鸡鸡。
“带把的。带把的。”他啧啧咂着嘴。
我弟弟吃惊地望着他，哭起来。
刘书记抱起他快步走出门去。我以为他要抢走我弟弟，立刻追上去。但他在门口站住了，伸手指向西边的围墙，说：“小子，你看。”
一只白色的影子在墙头上一闪而过，然后是一只黑色的影子，再然后是另一只白色的。大概有二十几只不同花色的影子，咩咩叫着，消失在荒草中。
听见羊叫和叮咚的铃铛，也就看清了弯弯的羊角和长长的羊脸，还闻到了羊膻味儿。
我从来不知道羊能爬墙。况且煤场的围墙并不矮，足有一个半男人那么高。
最后从墙头跃下的是一个人，一个老头，羊倌儿。可他下巴上翘起的白胡子活像另一只山羊。羊鞭在半空中飞扬，噼啪作响。
接着是我妈的声音：“你们干吗的？”
“放羊。”
“谁让你们来的？”
“羊们爱来。”
“出去出去，这里是我家。”
“这儿草多，公家的草。”
“什么公家的？现在哪还有什么是公家的？现在就是我家了。”
“你得有证据。”
“要什么证据？我俩孩子都带来了，我陪嫁的箱子都带来了，就在屋里头搁着呢，我们一家三口以后就要在这过日子了。你以前来这买过化肥吧？敌敌畏呢？豆饼呢？你没见过我？我是王出纳。走走走，我带你去看。书记在门口站着呢，看见没？供销社的一把手，都是他说了算。出去出去，从大门出去，不要跳墙，以后都别来，再找个地方放羊吧。”
我从深深的孤独中猛然惊醒时，我弟弟也醒了，暑热已退。它像个终于闹够了的君王，精力耗尽，不甘心地收起光芒万丈的权势，要暂时走下他的皇位，回到黑暗的寝宫中。
我弟弟在低声啜泣，轮流吮吸着两个拇指。我理解他的痛苦，睡眠是一件孤独可怕的事，对于小孩尤其如此，它一定令他想起在子宫里的岁月，以及多年以后的死亡。这三者之间的神秘联系令他心碎。无人能陪同我们走进睡梦，就像无人能陪伴我们走入坟墓。没有哪一种睡眠像那个暑假的午睡一样孤独，如同每个人必须面对的宿命。
立君穿上了她的白色背心、绿花罩衫和黑色长裤。她穿得这样严实，这样闷热，分明就是为了防备我弟弟。他把大半个左手含在嘴里。两个大拇哥因为太久地充当安抚工具而变得细弱苍白，早已丧失对另外八根手指的领导权，沦为它们的小弟了。
立君说我弟弟这样完全是因为我妈太早不让他吃妈妈的缘故。
“吃什么？”我没听懂，“不让他吃什么？”
“吃妈妈。就是吃奶。我们那儿都这样说。奶就是妈妈，妈妈就是奶，吃奶就是吃妈妈。懂了吗？”
她这么说，妈妈好像变成了某样食物，饼干、橘子、蛋糕、午餐肉，总之是某种美味的东西，某种又好看又香甜，取之不竭，又不会主动离开我们的东西。
或许她是对的。
我弟弟半岁时，我妈先在他最喜欢的乳头上抹了些牙膏。我弟弟尝到牙膏味儿，并不退缩，也没有更换乳头，而是皱着眉头吃掉牙膏，然后继续吃奶。
我妈只好把辣椒酱抹在两只乳头上。
她对我弟弟说，妈妈受伤了，你看，流了这么多血，你不能再吃奶了。
但我弟弟依然用他强健的牙龈叼住乳头，这次他准备狠狠地报复它们的背叛，他要用他一颗牙也没有的牙床狠狠地咬它们。但他立刻哭了，半张脸肿起来，嘴里冒出血泡。
断奶的痛苦经历使我弟弟完全失掉吃妈妈的兴趣。然而他没有忘记它们。
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抚摸乳房。
有时，我妈坐在那，他爬过来掀开她的衣服，先抚摸他最喜欢的那个，再抚摸另一个。他长久地端详、抚摸它们，用贪婪的眼神和唔唔的声音同它们交流，直至我妈彻底失去耐心，推开他起身离去。
有的夜晚，我坐在我妈对面，张开两只手，她在一件旧毛衣上寻摸一番，得到某个头绪，夹进我的手指间，我的两只手臂开始像一只大梭子似的，做上下运动，让毛衣的线绕上去。我喜欢干这个活，冥冥之中我意识到这是一桩高级的家务，同扫地洗碗有着本质的区别，类似于由三维到一维的转变，故而我才会在此事上体验到类似神明的快感。我从不推辞做毛线，虽然两只胳膊很快便会肿胀酸痛，最后麻得像有几千只蚂蚁在叮咬。偶然在衣橱里翻到一件毛衣，我还特意跑去问我妈要不要拆掉它，把一整件人形的衣服变成一条线。如果外面有月亮，我妈就关掉灯坐在高椅上，我坐在矮凳上。毛线的活结一个一个崩裂开来，流畅自然，像泉眼里的水，自高处涌出，流向低处。陈年的味道也随之升腾，细微的颗粒在光束里起舞，空中弥漫尘土的气味，还混合着羊毛的膻气。
只要我们两个摆出那样的姿势，我弟弟便立刻抓住机会掀起我妈的衣服，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直到搂着心爱的乳房睡去。
那必定是我和他最幸福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妈最幸福的时候。她不喜欢做毛线，也不喜欢做饭、做家务。她甚至也不真爱做衣服。她做针线活总是急于组合，把一切可以缝合的地方缝起来。
在服装厂上班也没有学会做衣服。她负责的工艺是上袖子，从上班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她也只会上袖子。她已经非常会上袖子，不论裁剪师傅出了什么差错，不论前道工序做得多么离奇，她都能把两只袖子和两只袖窿上到一起。最多的时候，她一天可以上两千只袖子，赚五十块钱。她每个月都是产量标兵，就像她在煤场上班的每一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一样。不过她只能上针织服装的袖子，梭织的她就不会。她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术。
我猜想她最喜欢的也许是种树，樱桃树。
立君的乳房体积远大于我妈。那是少女的坚实挺拔的乳房，如同盛夏本身一般饱满旺盛，积蓄着最原初的、未遭破坏的生命力，既没有经过孩子的吮吸，也没有男人的抚摸揉捏，没有一次次地鼓起来瘪下去，鼓起来瘪下去，最后只剩一层皮。
关于老去的乳房，立君讲过一个笑话。那是她来我家的第一天晚上。
立君说，她姥姥村里有个老女人，每生下一个孩子，便把婴儿绑在背上下地干活。生到第九个，她的乳房已有一尺长，像两条布袋一样垂到肚子上，干起活来，它们狗尾巴似的甩来甩去。她的肚子也像一条布袋，整个人就像一只大布袋上装着许多小布袋。她把第九个孩子绑到背上，去地里割草，孩子哭闹时，她抓起一个布袋往后一甩，甩到背上去，让那小婴儿叼住乳头。孩子吃完睡着了，左边的奶袋空得只剩皮。等他再哭，她便把右边的奶袋再甩回去。
立君边讲边笑，讲到最后，她前仰后合难以自抑，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我弟弟直勾勾地盯着立君的胸。从她脱了外衣，只穿小背心走出来的刹那，他的眼睛就一眨不眨地盯着它们，好像那上面有蛛网，而他的眼睛是一对飞蛾。
我妈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直到立君的巴掌拍在桌子上，把桌板打翻，饭菜和粥哗啦啦地淌了一地，她立刻从排椅上弹起来，快步走进里屋。
立君收拾起地上的碗盘，可她还在笑着，她的胸脯颤抖着，好像两只窝在草丛里的动物，窸窸窣窣，引诱猎人。
我望见我妈在小床上躺下来，背过脸去，蜷起身子，面朝墙壁。这时我就知道，立君是最不讨她喜欢的一个。
在立君之前，我家还来过另外三个保姆，最久的一个，留着和我妈一样的短发，身材一样瘦小，我妈不在家时，她总让我闻她的高跟鞋。但是她们都没有像立君这样，第一天来就把一桌饭弄翻。
我妈一定后悔了，觉得不该因为一个保姆的到来浪费这么多时间，弄这么多麻烦的饭菜。
立君说：“我没想到你家的桌子是这样的，我要早知道你们把木板放在桶上面当桌子，我肯定不会拍。你们家比我们家还穷。我们家的桌子都是老榆木做的，怎么拍都不会散，谁知道你们这个桌子一拍就散了。”
这时我弟弟终于忍耐不住，快速伸了一下手，又立刻缩回来。他要看看立君的反应。在有关妈妈的事情上，他已得到足够的训练，变得慎重而狡猾，像个贪婪的老色鬼。
“我家不穷。”我说。
“真不知道我爹为什么让我来你家。”立君看看里屋，压低了声音，“我爹说等我给你妈把儿子看大了，你妈就会给我找一个公家的活，让我也有个铁饭碗。”
那只手再度出现，立君对我弟弟说：“我的妈妈你不能摸，你敢再摸一下，我就打你。”
她高高地扬起巴掌，落下时却没有拍响他的屁股，而是把指头探进他的胳肢窝，搔他的痒。
“咯吱咯吱咯吱。”她大笑着，仿佛被挠的那个人是她自己。
我弟弟发着呆。
“你没有痒痒肉，”立君说，“没有痒痒肉的小孩儿不孝顺。你又想摸我的奶？”她一头钻进他怀里，抖动着向前拱他，像只猫。
我弟弟笑起来。
“你痒痒咯，这下你可痒痒咯。”她的嘴巴埋在他的肚子上，声音闷闷的。
这时我们听见一阵尖利的吱嘎声，是我妈，她大概从床上伸手过去推了一把，门没关上，反而弹开来。那门与门框早已严重变形，难以契合，如同一对相看两厌的夫妻，绝不肯轻易靠近对方。
立君抱着我弟弟站起来，关上门，轻手轻脚，那门与它的门框先是发出一连串更加刺耳的噪音，接着便“咣”地抗议一声，不情不愿地结合在一起。
我妈只把门前开出一条小路，这条路笔直地通往大铁门，出了铁门就是镇中心宽阔的柏油路，路两边有小卖部、美发店、按摩店、修车店、熟食店和粮店。每隔两天她就把路锄一锄，绝不让荒草有一点点越界。她好像和草有仇。
那条羊肠小路隔开了荒草和我们的家。路的南面，起初的草细瘦孱弱，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过渡地带。我最多敢在这片地带活动，沿着我自己踏出的通道往里走几步，走到我自己的厕所里去。我弟弟却敢走到每一道院墙下，煤场的边界。我们搬过来的第一年，他还不太会走路，便用爬，等到我妈从草里寻见他，他已经像个小叫花子，衣服又脏又破，浑身沾满泥土、草叶和粪便，还从嘴里吐出一块石子、一根羽毛、一点干鸡粪，或是半只蚂蚱。
我妈狠狠地揍了我，质问我为什么不管他。我无法辩解，因为我当时正沉浸在那些旧杂志里无法自拔，常常忘记他的存在。
我妈怕我弟弟被草里游来游去的蛇咬死，被跳墙进来吃草的羊群踩死，被带领鸡群的公鸡啄死，最怕他掉进东头的防火池淹死。
那是三个死水池子，黏稠、冰冷、深不见底，但总能生出各种东西，好似一个强大的子宫。
雨水丰沛的年月，池水涨满，绿苔遍布，将水面遮蔽得严丝合缝，风吹不出波纹，扔几块石头下去，厚地毯般的表层快速裂开又合拢，听不见半点动静。
夏天，粉色白色的睡莲从池子中央探出来，随着太阳的起落开合，再随着季节的转换默默凋谢。
癞蛤蟆蹲在荷叶上呱呱叫，蝌蚪从水里生出来，我用网子捞了，放进罐头瓶，很快长出手和脚，又很快地死了。
野鸭子在深秋的浮冰间游泳，偶尔留下一两具尸首，冻进腊月的冰层，来年春天又消失不见。
我妈绝不许我们再走近防火池，她说那是当年用两台挖土机挖出来的，两个男人摞起来掉下去都能没顶。
可我觉得它们一定更深，像井，像隧道，深到地底，直达地心，凿穿了整个地球，只要有人掉下去，就会掉进宇宙，掉进比浓黑的水藻还要黑，还要黏稠滑腻的黑暗里。
以前煤场还在的时候，我常去池边玩，现在我只敢站在屋门口眺望，唯独它们没有任何改变，远远望去仍似三块精心修整的草坪，与周围坑坑洼洼的土路、歪七扭八的野草野树对比鲜明，如同夏日午后深不见底的梦境，诱人踏入。
除此之外，煤场的三面墙壁都被仓库包围着，过去的二十年，仓库里的煤、农药和化肥每天堆积如山，即使是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却还残留着辉煌时代的嗅觉记忆。那些煤、农药和化肥散发出的呛人气味如同死人的魂魄，依然滞留于此，渗进砖缝，逡巡在空气里。
然后立君就来了。从青岛来的长途车在小苏家门口停下，她挎着花布包袱走进院子。
……
（选自《野草》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