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顺治初，福建已被清朝控制，而南明残余势力则不断袭扰之。时天下将定未定，战乱持续，民生维艰，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都无暇顾及对书籍的控制。“禁书”这个后来乾隆朝经常被提及的话题，在当时几乎是不存在的。却有一个看似平常的夜晚，汀州上杭县的官署大院内，有人通宵燃灯，来回踱步。天色破晓，匆匆赶来的上杭县令静候门外。里面的人打开房门，扑面而来的曙光让他眼神躲闪，不敢直视。他努力平静下来，尽可能地用与日常无异的语气，对县令说出一个彻夜不眠才做出的艰难决定：

“把书，毁了吧！”

二

每当回望明清，爱书者总会为那一长串禁毁书目扼腕，所以上杭下令毁书的这个人，也理应不能获得后世好感。但如果我们避开逆光拍摄，移动历史的长焦镜头，聚焦在他的脸上，则会发现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这个人叫周亮工，时任福建布政使，当地百姓心目中生死肉骨的活命恩公。

他要毁的，是一百多年前明朝一位福建按察使刻印的书。

是因为书里语多犯忌，朝廷不许刊行吗？还真不是！这是一部纯学术著作，清廷从未下旨禁毁。不仅如此，后来编订《四库全书》的时候，纪晓岚将此书进呈乾隆，还专门在提要中赞美作者：“覃精研思，网罗百代，竭平生之力以成一书。”

那是因为周亮工嫉妒作者和编者吗？也不是！周亮工是明末清初有名的学者、文人，博学爱才，思想通达，对书的作者非常崇敬，甚至专门写书维护之。

难道是因为这本书丑化了上杭吗？同样，真不是！而且恰恰相反，此书于前明时在上杭首印，风行百年，直至兵荒马乱的清初，凡是去福建的缙绅士子都千方百计想得到一部上杭刊印本。闽刻天下闻名，上杭也印书无数，而为它们赢得最高荣誉的正是此书。

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

三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明武宗崩，没有留下子嗣。诸臣谋议新君人选，首辅杨廷和力主武宗从弟、楚藩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主大内，是为明世宗，也就是嘉靖帝。四月新君继位，随即下诏议其生父兴献王主祀及尊称，而杨廷和以《文献通考》中“汉定陶王、宋濮王事”为据，率众臣要求嘉靖帝尊孝宗曰“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君相由此生隙，也从此掀开“大礼议”之幕。

这场明朝中期最大的君臣抗争反反复复，杨廷和坚持了近三年，终于请求致仕，回成都养老。嘉靖帝性敏而刚，加快拟定大礼。百官哗然，跪伏左顺门不去。有一年轻人高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并带头撼门大哭，声震阙庭。其人便是杨廷和之子，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状元杨慎。

“大礼议”最后以嘉靖帝惨胜告终。大批官员受到处罚。杨慎因表现抢眼，被施以廷杖，永远充军云南永昌卫。嘉靖衔恨杨慎父子至极，此后多次大赦天下，独不赦免杨慎，连为之求情的人都要重罚。于是一代状元，除曾回蜀探亲及取道贵州外，后半生再未走出云南。

投荒多暇，北归无望，几十年的谪居生涯中，杨慎学习历代有着相似经历的前贤，不愿浪度岁月，晏然为天地一蠹，让人生空耗于烟瘴云水间，于是努力做了两件事。其一是著书。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说：“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用修。”《明史》说：“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为第一。”周亮工在他的《书影》中也统计过：“西蜀杨升庵太史，著书至两百余种。”其二是授徒。杨慎弟子门生遍及滇云。大理名士李元阳赞道：“先生旧尝读书点苍山中……一时问字者肩摩山麓。先生近日复至，则曩昔问字之士，皆崭露头角为闻人矣。”

谪人、弟子，因缘际会，共同催化了一部奇书的诞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都有抄录笔记的习惯，杨慎也不例外。“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他天分奇高，又博学好疑，在笔记中多有隽思妙悟，“其有意见，偶所发明，聊择其菁华百分，以为《丹铅四录》”（明刻本《丹铅总录序》中如是说）。经弟子协助整理，陆续结集，刊印了《丹铅馀录》《续录》《摘录》等。其后杨慎又写出《三录》《四录》《别录》《闰录》等稿本，但稿成一直未面世。

他在等一个人的到来。

梁佐，云南大理人，杨慎的得意弟子，嘉靖二十六年（1547）高中二甲进士。第二年秋，梁佐奉使归省，在昆明高峣拜谢恩师。因接下来梁佐将远赴福建为官，杨慎欢喜之余，又慨叹后晤之难，于是把丹铅诸稿全部授予了梁佐。

按梁佐后来写的序言，他“一披阅之间，凡天地造化，古今世运人物，制度文章，俗好方言，以及于鸟兽草木之烦细，尽乎变矣”，深感此书之价值，于是“删同校异，析之以类”，将丹铅诸录合而为一，并捐俸助刻。时梁佐任福建按察使，上杭知县赵文同率生督刻，终于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出版《丹铅总录》，一时之间传遍士林，人人争睹为快，“索是录者日翰盈几”。

杨慎将书稿授予梁佐，除深知爱徒人品足可托付外，还在于梁佐是去福建为官。雕版印刷在宋时形成了三大中心——浙刻、蜀刻和闽刻。但因宋末战乱，蜀刻衰落，不复旧日荣光。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感叹：“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杨慎虽为蜀人，从情感上讲也愿意在蜀地刻书，然现实条件并不具备。同理，云南虽在明代有屯兵和移民开发，但比起底蕴深厚的东南来，刻书业仍远难望其项背。

与蜀刻不同的是，闽刻在明朝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比宋代更为发达。尤其是到了嘉靖时期，闽刻内容广泛，无所不印，占据了全国刻书业的重心。除此之外，福建的科举也延续了宋代的辉煌，仍是全国进士最多的地区之一，整体文化氛围强于西南，且距离江浙很近。由梁佐整理的《丹铅总录》选择在福建上杭首发，影响立刻超过以往出版的《馀录》《续录》《摘录》。《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有一个总体的概括——“上杭是编出，而诸录遂微。”

这本上杭版的《丹铅总录》，就是百年后周亮工做出艰难决定要禁毁的书。

四

《丹铅总录》出版后，引起了明朝文士的追捧和热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讨论的深入，有人声称要给这本书挑错，写出《正杨》，但随即就有人反击挑错的人，写了《正正杨》。还有人干脆写了《翼杨》维护杨慎。争吵热闹的背后，是《丹铅总录》将明代的学术书籍市场带向繁荣的事实。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写《翼杨》的那个人居然就是周亮工。他的《书影》卷八写道：

杨用修先生《丹铅》诸录出，而陈晦伯《正杨》继之，胡元瑞《笔丛》又继之。时人颜曰《正正杨》。当时如周方叔、谢在杭、毕湖目诸君子集中，与用修为难者，不止一人；然其中虽极辨难，有究竟是一义者，亦有互相发明者。予已汇为一书，颜曰《翼杨》。书已成，尚未之镌耳。

《翼杨》当时未就刻印，仅存书目而已。朱天曙《明清印学论丛》也认为此书是为杨慎辩护之作，“今未见刊本”。

虽然不见刊本，但为杨慎辩护是确凿无疑的。以“翼杨”为名，翼护或羽翼杨慎之心昭然在目，而且周亮工还有下文明示：

薛千仞云：“用修过目成诵，故实皆在其胸中，下笔不考，误亦有之；然无伤于用修。”好事者寻章摘句，作意辩驳，得其一误，如得一盗赃，沾沾自喜。此其人何心！良可笑也。

《丹铅总录》等杨慎著作存在一些学术上的讹误，这也不足为奇。周亮工的看法客观公允：杨慎读书太多，引用太广，或许也过于自信，写作时偶然疏于查证，失误难免。好事小文人故意挑错，其实可笑。以上言论均出自周亮工之《书影》。

那周亮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如果与杨慎同时，周亮工很可能会成为杨慎的至交好友，因为二人都是文学名家，科场隽才，又兼治学广泛，博识多通，更同样的身世飘零，命途多舛，一个充军南荒，一个拟徙北疆。周亮工在其《书影》中多次提到杨慎，包括对杨夫人黄峨能诗，也津津乐道，对杨慎的好感和理解溢于纸上，俨然隔代知音。

但周亮工比杨慎幸运，他有机会在军政上施展才干，曾为明朝力拒清军，入清后又镇压反清势力有功，对百姓也多有善政。比起杨慎审视自己人生时慨叹“读书有今日，曷不早躬耕”来，周亮工显然更好地完成了读书人的有为梦想。

周亮工比杨慎不幸的是，他生于末世，经历乱世，纵想避世而不得。一生两度入狱，几乎“立斩籍没”，虽终遇赦获释，但于两朝间进退失据，后来更被列入“贰臣传”，相对杨慎身后被赠谥“文宪”来说，这就显得周亮工格外凄凉了。

《书影》便是周亮工在狱中所写的札记。长夜无聊，他回忆平生所见、所闻、所学、所感，结撰此书。于是，这又与杨慎著书的情况暗合。张遂辰在后跋中说：“先生是编，成于‘请室’，时检阅无书，就腹笥而成之，故有《书影》之目。”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是这样理解杨慎的：“慎在戍所，无文籍可稽，著书惟凭腹笥。”一个在牢狱“请室”，一个在南荒戍所，手中都没有多余书籍查证互考，写作唯凭腹笥记忆，这也是周亮工对杨慎能够隔代感应、倍觉亲切的一个原因。

正是在《书影》卷二中，周亮工自陈了在上杭禁书的艰难心路：

杨升庵《丹铅总录》，汀州上杭县有刻本，宦闽者远近皆取之邑令，令索之民间，印以绵侧理，装以绫锦，每部民赀二金余，而官动取十数部，又不给值。民有缘是倾家者。余至汀，一夕檄邑令毁其副墨，为杭民永杜此害矣。此集吴门、虎林皆有善本，此本强分门类，讹字如落叶，脱失处尤多；且岁久板皆漫灭，间有一字不可识者。宦闽者初亦未知板之漫灭如是，姑亦随例取之，归则以供革帛之用耳。恐后人不知，以予为毁升庵之书，故附记于此。

禁书，大概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上杭本《丹铅总录》太有名了，凡是到福建当官的人，都向上杭县令索取。县令不敢违抗，又把压力转嫁给民间刻坊，动辄索要十多部，还不给相应的价钱，有的书坊为此倾家荡产，苦不堪言。周亮工为了百姓，干脆命县令毁掉存本底板，杜绝此害。第二，上杭本《丹铅总录》名不副实，体例门类不妥，错字纷如落叶，加上年代久远，刻板漶灭，其实不如苏州等地的善本，世人何必跟风索取？

周亮工毁书的理由令人信服吗？我总觉得末句“恐后人不知，以予为毁升庵之书，故附记于此”流露着丝丝的不安。

五

周亮工为了百姓生计而毁掉上杭底板，应该是真实的初衷，因为从他在山东、江苏和福建的仕宦经历来看，此人虽没有坚持忠明，也未必真心待清，但对百姓的体恤、庇护，则始终有之，也史有载之。清初的福建，战乱扰攘，百业凋零，周亮工禁书一举虽嫌简单粗暴，却也其心可悯。

但是声称上杭本《丹铅总录》编纂和刻印质量太差，不应流传于世，确也实难服众。

因为一部畅销百年，从明嘉靖到清顺治，凡入闽缙绅士官都想获取的书籍，不可能是低劣版本，除非天下文人都被“上杭”二字蒙蔽了双目，不辨优劣。

而从包括周亮工自己的记载来看，后世文人质疑杨慎的学问疏漏的确有之，但对于《丹铅总录》上杭本，也实出于真爱，人人皆以得到为荣，将其炒成天价，乃至巧取豪夺。上杭县令用绫锦精装，作为贵品赠客。由于需求量实在太大，终于造成上杭百姓沉重的负担。而如此大的需求量，说明这个版本的口碑极高，不可能会是他宣称的低劣之作。

历经改朝换代，始终声名不堕，已然是一个奇迹。我愿意相信周亮工出于爱民而毁板，只是非常感叹，这部书对于上杭刻书业而言，既带来了无上的荣耀，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历史居然如此吊诡。这当然不是杨慎和梁佐的本意，但可能是周亮工在凄冷幽暗的狱中抚今追昔，缀文成篇时，笔下流露出那一丝不安的缘由所在。

再后来，各方人士又是如何围观这件事的呢？

周亮工的侄子在《书影》后跋中仍将杨慎与之比类：

昔杨升庵号称博物，远在迁谪，而备志生平所得，不啻左右万卷；其随地著述，取诸怀来，无不具足，大与吾叔相类。

《四库全书总目》尽量用客观的语气叙述，但强调这是周亮工一人之见，一个“然”字透露出对此的不解——

上杭是编出，而诸录遂微。然周亮工《书影》称其讹字如落叶，又守土者多印以充馈遗，纸墨装潢皆取给于民，民以为困，乃檄毁之。今所行者皆未毁前所印也。

愈发奇怪的是，周亮工不仅毁去杨慎《丹铅总录》上杭底板，晚年的他，连自己的书也不放过，这部《书影》也未能幸免。《赖古堂集》载周亮工年谱曰：

庚戌，五十九岁，在江宁。春二月，一夕，慷慨太息，尽取生平著作与板行者尽毁之。

两年后周亮工就谢世了。他为何自毁书板，成了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难解之谜。近人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也大发困惑：

古人自毁其诗文稿者有之，若已刊有成书，仍复毁之者，实为千古所罕有。

若以为可传耶，则不当毁；若以为不可传耶，则不当刊。岂撰述百余种中，竟无一二可以传世之书，必尽毁之而后快，此何意也？

到底何意？谁也不知。多年后周亮工之子周在延欲重新翻刻，遍访周亮工生前友好，寻找存世的图书，“诸君一见，即询携有《书影》，尚不知其板已化为灰烬矣”。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此情此景，与上杭本《丹铅总录》的命运何其相似！而将它们扔进火堆的，是同一个人！

经过周亮工亲友的共同努力，终于重梓《书影》，周在延在为其所作序言中感叹周亮工生前遇到“凡一句数行之可诵法，必付之梨枣，公诸海内”，为别人收集和刻印了很多书籍，之所以能“《书影》重光”，是其一生怜才爱士之苦心，“天不欲磨灭，故阴有以默相之”。其中，“西蜀杨升庵……诸先生所著书数十百种，取其书目合刻一册，意谓世间虽未能尽见其书，得知其书之名足矣”，仍然把周亮工与杨慎的关系特意拈出，称之为“尤可异者”。

不知垂垂老矣的周亮工在烧毁自家书板的时候，是否想起二十年前在上杭禁毁《丹铅总录》时的场景？彼时的他，眼里可曾闪烁着泪光？如果有，那泪，应当是不仅为自己而流。

【朱瑞昌，籍贯四川，文学博士在读。出版有《东坡泡菜与东坡文化》《唐代入蜀文人蜀中创作研究》等个人专著，另在《文学自由谈》《博览群书》等报刊发表文艺评论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