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卡：野马奔腾
赵卡，本名赵先锋，祖籍山西，1971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从事诗歌、小说、随笔批评和影视剧本写作，现居呼和浩特。
我头一次出远门，去的地方，说起来你都不敢相信，是陕北的山沟沟里。哪年的事儿，我现在可记不大清了，只记得那狗日地方让人走得气喘吁吁，风像赶牲口的鞭子飕飕地往脸上抽。
在此之前，我从未出过离我们村十五公里远的地方。
我那次出远门，起因跟看戏有关，戏场在石拉滩村。
石拉滩村离我们村不算远也不算近，中间隔着两个村子和两截沙窝子路，听说要唱一个六天的大戏。唱大戏的这个消息，我们可能比石拉滩村的人还要知道得早，这要归功于跟哥。跟哥是我们这帮人里唯一见过世面的人，这个消息就是他告诉我们的。跟哥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呢？跟哥说，石拉滩唱戏的主意是他和二毛眼出的。二毛眼又是什么人呢？二毛眼常年流窜设赌，比跟哥见过的世面还要大。我这么说，你们大概明白我在说什么了，没错，二毛眼和跟哥要在石拉滩村设赌骗人了。
走之前，跟哥眨巴了眨巴眼睛，让我们都准备准备，闹点本钱。我们几个，就是郭东、树军、谢二、朱三和我；跟哥说的闹点钱，就是我们几个五毛一块地凑，凑了半天，最后凑齐了十一块零三毛钱，够了。
石蜡滩村离我们村薛家坡大约二十里，步行得一个半多小时，骑自行车得半个小时，路上尽是沙窝子，我们是步行，走到半路，鞋里就灌满了沙子。但大伙儿都很兴奋，毕竟第一次给跟哥做小弟，还要干一场大事。
我们是上午九点多出发的，到了石拉滩，跟哥看了一下腕子上戴的电子表，说都十一点了，先吃口饭。吃饭的地点就在戏场边上，那种简易帆布棚子，一地杂屑，苍蝇乱飞。我们走到一家帆布棚子前，棚口座了一锅羊杂碎，一锅大烩菜，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一股羊膻味儿直接入了我们的鼻孔，然后很舒服地融化在肺里。跟哥问老板：“宽宽，有甚饭了？”那个叫宽宽的老板是个又黑又瘦的女人，说不上好看，也不算难看，见了跟哥，脸一下绽开了，吐出一串话：“啊呀，跟哥来啦！有羊杂碎、焖饭，还有挂面甩鸡蛋，烙油饼炒鸡蛋……”跟哥扫了我们一眼，说来六碗羊杂碎。
吃完了一算账，六碗杂碎六碗焖饭一共12块钱。饭钱只能先赊下，跟哥和宽宽说好了，戏散就给。宽宽有点不悦，但还是勉强地笑着说不急不急。那天，估计是羊杂碎的辣椒面放多了，我们六个人都干咳不止，肚里有火，喉咙里咸得痒痒。跟哥说，一会儿买几杯冰镇汽水就不痒了。
戏开场前我们占了有利的位子，在戏台的正对面，距离戏台直线约有一百米。跟哥说，二毛眼玩儿大的去了，不在戏场，先让咱们在这玩儿小的。不一会儿，戏场里的人越聚越多，跟哥比画了一个手势，我们就迅速散进人群，转悠了一圈儿后，变成闲汉的模样，凑到了跟哥的地摊前。此时，跟哥的摊子很大，围了十几个人，盯着跟哥的道具，一副扑克牌在跟哥手里像鸟儿一样上下翻飞，底下铺着一张过期的报纸。
“哎——南来的北往的，哈尔滨香港的，走一走看一看，溜达溜达转一转，押得多赢得多，回家能娶小老婆，押得少赢得少……”跟哥正满嘴唾沫星子白话呢，一个黑胖子摇摇晃晃地挤了进来，问他咋玩儿。我们几个拉黑牛的，也就是传说中的托儿，看到这黑胖子来者不善，马上警惕了。黑胖子穿了一身好像是警服的衣服，扣子也不系，趿拉着一双圆口布鞋，满嘴酒气，一看就不是善茬。我和树军对了一下眼，意思是，注意点这个家伙，看他耍什么花招，提前做好防范。
这叫翻红黑板儿，跟哥对蹲在他对面的黑胖子说：“三张牌，你先看清楚了，梅花九，方块七，黑桃五，甩在地上，你押哪张，放钱，押一赔二。”说完，不等黑胖子听没听明白，跟哥又开始了他那一套白话，“南来的北往的，哈尔滨香港的，走一走看一看，溜达溜达转一转，押得多赢得多，回家能娶小老婆……”
跟哥的手和三张牌仿佛粘住了似的，那三张牌像三只花蝴蝶，在他手里怎么翻都飞不了；突然，三张牌嗖嗖嗖地落在了地上的报纸上，花背朝上，跟哥嘴里咋咋呼呼地吆喝着：“押了，押了，押一赔二，押一赔二。”
围观的人们叽叽喳喳，有说押边上的，又说押中间的，但都不往上押钱，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拉黑牛地出手了。我果断出手，从兜里摸出两块钱，直接押在了中间那一张上，煞有介事地说：“给爷开，肯定是方块七，不是的话，爷把头给你。”跟哥不理我这茬，继续白话着，“还有谁押，还有谁押？”
围起来的这帮人都不押，就等着看我押的这张牌的结局，输还是赢。我大声喊着让跟哥亮牌，黑胖子跟着喊，见黑胖子跟着喊亮牌，我身后的其他人也都跟着喊上了，还有骂的，让他快亮牌。跟哥被逼无奈，假装很不情愿地低头翻起了中间那张牌，果然是方块七，人们哗一声，仿佛是他们押中了似的很开心。跟哥给我赔了四块钱，然后，他又上下翻转开了他那三张牌。
我的示范效应立马起了作用，跟哥往地上一甩牌，我还没押，身后就有人掏出钱往上押了，随后，跟哥翻牌，他们都没押对，就懊恼起来，继续押，当然是继续输了。就这样，经过了几个回合，我赢了几把，后面的人有赢的，也有输的，最终算下来，输的人多，赢的人少。黑胖子始终没动手，他蹲在跟哥面前，一直在观察。这时场面上已经很好看了，有的人都押急眼了，把手表都放上去了，但毫无悬念还是输，直至跟哥的兜里塞满了钱。
这边热闹，戏台上也开始了筛锣，就是说，好戏马上要登场，我听见场外有人说，今天的戏是《铡美案》。我们才不管什么铡不铡陈世美，我们和跟哥主要铡这些围观的傻子。黑胖子一直从喉咙喷着酒气，不押，盯着扑克牌看，看了半天，好像看出门道了。就在跟哥再一次出手，甩出三张牌后，黑胖子伸手按住了中间的那张牌。
“方块七！”他说。
跟哥瞅了他一眼。“看准了就往上押钱。”
黑胖子从兜里摸出一沓子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一张一百块的，那年头，一百块面额的很少见，是大钱，黑胖子这么押，摆明了要跟哥好看。
“快点！”跟哥催他。
黑胖子把那张一百块面额的钱扔在他一直按着的那张牌上，说了一声：“给爷亮牌！”
所有围观的眼睛都盯在了黑胖子的那张钱上，面额太大了，让人看着害怕。跟哥的眼睛当然闪闪发光，他看了一眼钱，又看了我一眼，我心领神会，和树军又对了一下眼，意思是，随机应变。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的刹那，黑胖子的手挪开了那张他死死按住的牌，跟哥给开了。“黑桃五，操你妈的，黑桃——五。”他兴奋地喊道。
围观的人群都炸了，跟哥顺手把钱都搂回自己的兜里，数也没数。
“继续，继续啊……”跟哥头也不抬地说着，手里又玩儿鸟似的开始翻转那三张牌。
“给老子把钱放下！”黑胖子拉了拉衣领，扇了几下风。
我挨着黑胖子，这时他已经满头大汗，脸憋得通红，酒气从嘴里喷得更冲了。
“凭球呢！”跟哥头也不抬。
“老子是乡派出所的，张文化，你打听打听。”黑胖子又拉了拉衣领，意思可能是让跟哥看他那身好像警服的衣服。
“哪有空打听你呢！”跟哥说，说完，跟哥站起身来，问这个叫张文化的黑胖子，“还耍不耍了，不耍往后站。”
张文化也站起身来。“你耍鬼了，给爷把钱退了。不然，你这是聚众赌博，得到派出所走一趟。”
跟哥看了我一眼，突然拔腿便跑，哪料到张文化早有防备，一把抓住了跟哥的后脖颈领子，跟哥趔趄了一下，没跑成。说时迟，那时快，我和树军每人揽起一块半头砖，一齐朝张文化的脑袋砸去，张文化闷哼了一声，仆倒在地，一动不动了。跟哥又趔趄了一下，头也不回钻进人群跑了。我和树军一看这情势，乘乱散到人群里，分头跑了。
“打死人了！”戏场里有人喊。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戏场里不断有人在喊。
第二天，我们就走上了往榆林方向的路。
不走看来是不行了，我们打死了人，这可是泼天的大祸呀！我们都没敢回家，躲在村边儿的一眼破砖窑里。一开始，跟哥说是要去大同，他说大同的煤窑多，尤其是深山里的小煤窑，据说重犯都跑到大同的小煤窑里躲起来了，少则躲几年，多则躲十几年，再回来就没事儿了，人都面目全非了。跟哥这么一说，我不寒而栗，我说要是和那么多犯人在一起，不就等于我们都坐牢了么。我的话得到了其他几个弟兄的赞同，与其去大同的小煤窑做窑黑子，还不如直接坐牢呢。这样，在多数人的反对下，跟哥的去大同意见被否定了。大同不能去，那还能去哪儿呢？北京，上海，广州，青海，新疆……东西南北我们想了很多地方，都被跟哥压了，他说大城市你们不知道，去了就把咱们给收容了，知道什么是收容么，等于是拘留，然后就是核对个人身份信息，最后遣送，还是等于投案自首了。说到投案自首，朱三说了他的意思，投案自首肯定能减轻罪行，说不定赔点钱就没事了，法不责众嘛。听朱三这么一说，郭东说那还不如直接让赵卡一个人去投呢，反正那一砖头是他先砸的，他投案了，咱们在外面想办法营救他。没等他说完，我就不高兴了，我说树军还砸了一砖呢，好不好，不能就我一个人背黑锅吧。我的表情当时肯定很难看，大伙儿都不作声了，一齐看着跟哥。
“跟哥你说咋办……就咋办吧！”郭东也没辙了。
“这样，咱们找个……”跟哥想了一下，口气很坚决地说，“人烟稀少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先躲一阵子再说。”
有地说去北京，有地说去上海，有地说去广州，还有的坚持要去青海和新疆，意见不一致，但随说随否，根本定不下来。
到哪儿找个谁也找不着的地方呢，我们一起嘟嘟囔囔。
“不行到我舅那儿，”谢二突然开腔说，“保准谁也找不见。”
谢二是我们这几个人里岁数最小的，他一说到他舅那儿，我们就豁然开朗了。和我们土生土长在薛家坡这个村不同，谢二他们家是从榆林移民过来的，具体是什么县，在哪个旮旯里，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就去榆林。”跟哥下了决心。
“榆林的甚地方？榆林大了。”我说。
“就走就问吧！”谢二说。“反正我也找不见。”
我们是连夜奔赴杀县县城的。从杀县没有直接到榆林的班车，我们几人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小旅馆里挤了一夜，有介绍信或身份证，每人两块钱，没有的话，每人三块钱，我们都没有，只好按三块钱出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跑到了长途汽车站，一看，最远也就是到东胜，票价是一人两块钱，我们只能从东胜再转车了。
那时候东胜还不像现在那么富得张狂，只是一个小镇似的小城，我们转悠了一会儿，就把全城转遍了，也就是一条主街，两三条副街，纵横交错，高来低去。到了中午，我们找到一个做焖面的饭馆，要了一大锅，烂腌菜是免费的，连吃带喝，总共花了不到二十五块钱，就吃得差点胀死，真实惠。结完账，跟哥说他以后有机会还要来吃一次。老板娘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听了跟哥的话，脸上喜盈盈的，连说好啊好啊。跟哥问她怎么能从东胜到了榆林，老板娘说凡是往伊旗方向的班车，总有一班是去榆林的。
往伊旗的路在东胜的边上，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荒凉处走。我们并不怕荒凉，越荒凉才越好呢，我们步行，走了二十来分钟，碰到一个班车呼啸而来，跟哥让谢二招呼车，谢二就站在了路中央，班车过来差点撞了他，但还是嘎吱一声刹住了。
“不要命了，拦车拦到路当间儿了？”班车司机探出头骂道。
“开这么快，是不是赶着投胎呢？”郭东走近车门前，手指着司机的鼻子骂道。
“去哪？”司机问。
“你去哪？”跟哥问司机。
“伊旗。”司机说。
“我们就是去伊旗的。”跟哥说。
上了车，我们几个分别找座坐了。这车太破，加上司机像开飞机一样快，路又不好，颠簸得厉害，颠了很长时间，把朱三给颠吐了。呛人的气味迅速传遍了车厢，马上有乘客不满，但看着我们人多，敢怒却不敢发作，只能冲着司机发牢骚，让他管一管。司机从后视镜看到了朱三吐下的狼藉，嚓一下，刹住了车，头也不回大声问道：“后面的，谁给拾掇拾掇？”司机虽然没回头，但我知道，这是在跟我们几个说呢。我看了一眼跟哥，跟哥看了看全车厢的人，只好叫朱三自己动手，把吐下的东西给扫了。朱三也有点不好意思，摇晃着身子到车厢前面，取了扫帚，把他吐下的一滩污秽扫出了车门。乘客们都嫌膈应地扭过了头，有地闭了眼，有的还捏着鼻子，司机铁青着脸，又挂了挡，呛人味儿还在，车继续轰着油往前走。
快到伊旗的时候，司机喊开了一声：“伊旗要到了，起一下票。”这时，一个瘦小的男人站起身，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票兜子，挨着座位起票钱。走到我们几个的跟前时，跟哥问：“多少钱？”起票的说：“每人两块半，你们几个人？”跟哥龇牙笑了笑：“我们没带钱，能不能赊下？”起票的人脸顿时黑了。
跟哥和买票的人刚争执起来，司机就把车停了。
“这几个人坐车不给钱，说要赊账。”起票的人晃了一下票兜子说，“想闹事了！嗯，抢劫呀？”抢劫这个词刚一出口，他的脸上就挨了一拳，打得这家伙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车厢地板上。
那一拳是郭东出手的，又稳又准又狠。本来，跟哥和他发生争执的时候，满车的乘客都对跟哥怒目而视，但这一拳，将满车的人都镇住了，顺带着，把司机也镇住了。司机看来是老走道的明白人，清楚遇上硬茬子了，连忙赔着笑脸说：“哥几个不要动手，有话好说，谁出门还难免遇上点困难，今天的票我送了，几位要到哪儿？”
跟哥稳了稳快要崩坏的情绪说：“这就下！”
我们鱼贯下车，班车呜呜着走了。
几个人站在原地，活动了一下筋骨。
“闹了多少？”跟哥问朱三。
朱三从兜里摸出一沓子钱，各种面额都有，数了数，一共四十三块多点。
“才这么点？”跟哥看起来对朱三的战果不太满意，口气有点埋怨。
“我是真的晕车了，这条烂路，颠得太厉害，手都抖了，要不，还能闹一些。”朱三这么一说，大伙儿都乐了。郭东一边拍着朱三的背一边说：“我还以为你有这么一手绝活，随时随地呕吐，原来是真的晕车了，下回得带点晕车药。”
我们是步拉到伊旗镇里的。司机那会儿说快到了，纯属骗人，还有好远一截子路，我们到了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街上的行人不多。
那时候伊旗的镇里只有一条街，不像现在，自从发现大煤田以来，五星级酒店鳞次栉比，每到夜晚霓虹闪烁，车流如织。不知道别人怎样，我是肚子饿了，需要找个馆子填口饭；树军说他也肚子饿了，接着，郭东谢二朱三都说肚子饿了。跟哥说那就先找个吃饭的地方。伊旗的镇里，也就是那条唯一的一条街上，没几个像样的饭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了半天，几乎都是炖羊肉或手把肉之类的饭馆，我们希望吃到烩菜啊或面条之类的。我们希望是一回事，推开门却是另一回事，好几家都打烊了，我们问有饭没，都说几点了，哪有什么饭。我们只好继续在大街上逡巡，还碰了一个酒鬼，郭东躲闪不及，差点被撞倒，他上前要打那酒鬼，被我拉住了，我跟他说神鬼都不惹酒鬼。
最后我们终于问到了一家。这家其实并没挂招牌，还是跟哥见多识广，他敏锐地嗅出了一股羊膻气。这是一家不挂任何招牌的铺子，说是饭馆也行，说是旅馆也行。我们推门之前，里面正在唱歌，好像是《阿尔斯楞的眼睛》的调子，但唱词是蒙古语，我们都听不懂。我们几个当中，我的形象要好点儿，不像个坏人，跟哥就让我先进去看看。我推开门，看到屋里的一张大圆桌上围了三女一男，手把肉酒瓶子乱七八糟摆着，桌子底下还有两个空酒瓶。我突然进入，让正在唱歌的那个年轻女子突然停了，懵懂地看着我。
“你你你你……你谁啊？”另外一个年龄稍大的女人结结巴巴地问；她说话时好像把舌头捋直了，显得特别不得劲儿。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你们卖饭不？饿了，吃一口。”
“哎呀吓死我了，进来吧！”她用手捂了捂胸口说。
“我们还有几个。”
“那就……那就……都进来吧！”
我拉开门，朝外面喊了一声，弟兄们都进来了。
我们六个，他们四个，加起来，总共十个人。简单聊了几句，我弄明白了，他们一家都是蒙古人，老一点的是阿爸和额吉，一点汉话也不会，年龄稍大的那个女的叫萨仁高娃，唱歌的那个叫琪琪格。琪琪格的汉话也不行，我们之间的交流全凭了萨仁高娃，他们一家在吃晚饭，手把肉加烧酒。我们都饿了，也不客气，抓起羊肉就啃，萨仁高娃看我们吃肉她乐得不行，说要喝酒，我们互相看了几眼，就爽快地说行。我们每人干了大半碗，我、跟哥、郭东、树军四个人还行，谢二和朱三不行，不想喝，被我们逼着，也硬着头皮干了。肉不多了，额吉就给我们去厨房里捞，捞出几大块的时候，萨仁高娃又给我们倒满了酒，五十二度的那种草原白。倒完酒，萨仁高娃示意了一下琪琪格，说了几句蒙古语，琪琪格挨着萨仁高娃，一起唱起了歌：“阿萨又拉宏大更大，阿萨又拉宏……”她们俩唱得高兴，老阿爸和额吉也陪着唱，我们听不懂，就都站起来跟着哼哼，直至最后一句“塞落落外东塞……哎……”我们才算跟上了节拍。唱完，萨仁高娃笑着对我们说这是蒙古人的敬酒歌，正好你们来了，你们就是尊贵的客人，把酒喝了。我们只好再端起酒碗，和萨仁高娃、琪琪格、老阿爸老额吉，碰了，一起仰脖子干了。两大半碗烧酒进肚，我觉得我肚里像烧着了火，也壮了胆子，我说我们也给阿爸和额吉唱歌。萨仁高娃把我的话翻给她阿爸和额吉，他们一家子一下子乐呵起来，看着我，我就扯开了嗓子唱道：“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路程来眊妹妹你；半个月眊了你十五回，十五回呀，为眊妹妹跑成一个罗圈儿腿。”这叫漫翰调，我就会这两句，但满屋子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都举碗喝了一大口，接着，琪琪格继续给大家唱歌，她唱的全是蒙语歌，我们听不懂词，但调儿好听极了，我们都跟着瞎哼哼。再接着，我们几个都胡乱地唱，胡乱地喝……
大概连喝带唱到了三点多，十几瓶白酒干进去了，除了萨仁高娃，几乎都醉了。即使在我后来的闯南走北中，我从来没见过比萨仁高娃酒量大的女人，唔，这么大的酒量，连男人都没见过。后来是怎么睡下的，我都忘记了，那天，的确喝得太大了。
第二天，我们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已站满了人。
喝了一夜的狼藉，已经被额吉和萨仁高娃收拾了，我头痛欲裂，突然感觉茫然无措。我以为，我们是被公安局的活捉了，他们没穿警服，肯定是着了便衣，一路打听、跟踪到的。我从小就看过很多公安局破案的电影，什么《黑三角》啦，什么《神女峰的迷雾》啦，这下，我们躺在炕上就被一网打尽，或许，昨夜的酒摊子，额吉、阿爸、萨仁高娃、琪琪格，都是公安局安排的，甚至，他们就是便衣警察。
可能，有可能，跟哥，郭东树军谢二朱三，和我想到一块儿了，索性束手就擒算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二毛眼被打死了，反正，我们也跑不了，反正，法不责众。我们都赖在炕上，假装继续睡，谁也不起来，谁也不想出这个头。结果，睡了半天没动静，只听站在地上的人问：“这些人是谁？”萨仁高娃回答说：“是住店的。”
“噢，我还以为找来的帮手呢！”其中一个人似乎有点泄气，“那事儿怎么样了？对方还不行么？不行就硬干了，他妈的，谁怕谁啊！”然后，这些人就开始用蒙古语交谈，我是彻底听不懂了，但我知道，这些人不是公安局的，估计是萨仁高娃他们家的亲戚朋友，萨仁高娃他们家可能遇上事了。
“哎哟嗬——”我躺在炕上，一脚蹬开被子，伸出双臂，假装刚睡醒的样子，“喝多了喝多了！哎哟嗬——”
跟哥他们见样学样，都纷纷钻出被子，伸出双臂，也假装刚睡醒的样子。
我们下了炕，站在地上，有的出去找地方撒尿去了，有的在找洗脸盆，有的从兜里往出摸烟，给地上站的几个彪形大汉递烟、点火，互相拍打着手。马上我们就听明白了，萨仁高娃他们家这个旅店，前两天来住了两个陕西人，羊毛贩子，说是丢了钱，大概五六千块，怀疑是萨仁高娃他们家的人偷了，先是向萨仁高娃他们家讨要了一番，未果，扬言要找黑社会来踏平萨仁高娃他们一家，萨仁高娃怕出什么事，就叫了她的几个亲戚，一早赶来，帮忙的。既然如此，我们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帮个忙，倒不是要打，而是帮个场子，震一震对方也好。跟哥说得好，喝了人家那么多酒，不能白喝，在这儿等着，来了就往死打，打不出屎来绝不罢休。我们英雄般地表态，让萨仁高娃很是感激，连说不用了，不麻烦我们。跟哥又给满屋子人散烟，趁机吹了一番牛：“反正我们也没多大事儿，狗日的来一个打一个，来一双打两个，往死了打，打出屎来。”跟哥在跟他们套近乎，郭东树军谢二朱三和我已经到街上抄了家伙，木棒半头砖什么的都有。
等到快中午的时候，烟抽了五包，把屋子都熏蓝了，陕西人还没来，我们就都松懈了，说估计狗日的不敢来了，来了有狗日的好看。萨仁高娃高兴了，说：“不管来不来，咱们做饭。”萨仁高娃说要做饭，额吉和琪琪格就开始张罗，跟哥急忙说我们要走，萨仁高娃竭力挽留，跟哥说我们还有事，到榆林办事，萨仁高娃才不再坚持挽留。
“昨晚连吃带住多少钱？”跟哥作势要掏钱。
“按说是二百块钱，可是——”萨仁高娃说，“我不想要你们钱了，你们这不一上午费了时间帮我们吗，哪能好意思要钱呢？”
跟哥说不行，连整带零递给了萨仁高娃二百块，萨仁高娃又还给了跟哥，他俩争执了半天，萨仁高娃勉强留了六十块，意思是收我们每人十块钱，再多了，她说什么也不要。看萨仁高娃态度这么坚决，跟哥只好说我们后会有期了。
我们一行是步行出了镇子的，这地方没有到榆林的班车，我们只能爬上一辆小四轮拖拉机，让捎我们一截路。然后，我们又拦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又捎了我们一截路。再然后，我们步行，一直到太阳落了山，走到一个山洼里的小镇子。
小镇的名字叫虎鸡沟，四面环山，高低不平，这时我们找了一个小旅店住下来。店老板告诉我们，住店的时候，自己管好自己的财物，丢了他可不管。我们对店老板的说法很奇怪，问他怎么讲，店老板说他这店临着路，往来的车啊人啊特别多，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有，睡的是通铺，搞不好就拿错东西了。“要是丢一件我赔一件，我这店早就关了。”店老板搓着他的两只手说。
我们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噜咕噜叫了，问店老板有什么吃的，店老板说你们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几个简单商量了一下，说吃面条算了。店老板说那你们等着，总共六个人，一会儿就好了。说是一会儿，差不多过了一个钟头，面条才端上来，一大搪瓷盆，配了一大盘芥菜丝，我们一一盛了碗，呼啦呼啦吃了，那面条做得真难吃，但我们实在是饿了，就不管难吃不难吃了。吃完后一算账，整整六十块。我们一下就炸了，问店老板咋这么贵，店老板说：“一人平均十块钱还贵呢，算算你们一人吃了几碗？”这下我们都无话可说了，乖乖地把钱交了。吃饱后，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各自找了房间去睡。我和郭东、树军安排在一个大通铺上，跟哥、朱三、谢二在另一个三人间里，之所以这么安排，是郭东要求的，我一开始有点不愿意，嫌大通铺人多，加上我们三个就五个人了，还有两个外地侉子，一个河北的，一个河南的。郭东在临睡前，叫了我和树军，说到外面撒泡尿，我明白他有话要说，就和树军一前一后出了房间，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里解开裤带。
“你俩瞧见那个河北侉子没？”郭东悄声对我俩说，“身上肯定有钱，估计是来收羊皮的贩子，晚上就他了。”
“咋弄他？”树军问。
“等到了半夜，树军你手灵，掏他兜里的钱，赵卡蹲在门口望风，我得揽块砖头，一旦被发觉了，动起手来，咱们先下手为强。”
“好！”我和树军都赞成。
我们三个这边的计划，跟哥那边一点也不知道，郭东说了，等咱们得手后，给他们一个惊喜。炕上睡的那两个侉子一直打着细细的鼾声，很惬意的感觉，兴许是累了，睡得够死，活该我们对他们下手。最后一丁点油灯吹灭了，屋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煤油味儿，差不多半夜的时候，屋里屋外黑黢黢的，睁了眼，睡在炕上的人近在咫尺都看不见。但我们凭感觉能找到彼此的位置，我先摸索到了门口，蹲了下来，我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不用问，肯定是郭东和树军动手了，我甚至都听见了他们俩粗重不匀的喘息声，夹杂在了河北人那个铺位上的鼾声中。但是，过了足有十分钟，我也没听见他俩给我发来得手的暗号，我正要起身，忽然，不知道是谁划着了一根火柴，屋里瞬间亮了，我吃惊地看到，河北人蜷缩在炕上，睁着眼睛，一边打着呼噜，一边死死地抓着他的上衣兜子；另一个河南人则坐了起来，茫然无措地看着眼前一幕：树军的手在河北人的衣兜里，肯定是抓着了什么；郭东的一只手里捏着火柴，另一只手里举着半头砖，随时准备砸下去。火光很快就灭了，屋子里恢复了黑暗，又是一阵窸窸窣窣，屋里彻底安静了，我也爬回了我的铺位，睡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完全亮了，那两个侉子就爬起来了，装着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到店老板那儿结了账，走了。
我们三个折腾了半夜，加上白天行路太累，睡意给攒猛了，不管那两个侉子是怎么走的，一觉睡到中午才醒来。跟哥他们三个早起了，喊了我们三遍才算喊醒我们，和店老板结了店钱，朝镇里的中心地带走去。直到现在，我们才觉得安全了，按跟哥的话说，就算公安局的人找到天涯海角，也想不到我们会走在这穷山沟里，我们走到了镇子中间，找了一个饭馆，进去点了羊肉汤和白面厚烙饼，呼哧呼哧吃完了，结账的时候，顺便和老板娘打听谢家沟怎么走。
“你们要到谢家沟啊？”老板娘问。
“咋了？”谢二问。
“没事儿啊，”老板娘说，“我就是从谢家沟出来的，你们到谢家沟找谁？”
“找谢文东”谢二对老板娘说。
“谢文东啊。”老板娘很热心地给我们用嘴指路，“我知道这个人，你们出了镇子一直往前走，顶到头，顶死了，往右边的一条路，不好走，但是条近路，走到大路上，搭个顺车，到了张家岭，有个东西方向的岔路口，你们往西走，再搭个顺车，走不到二十里，就到了谢家沟，你一问就知道谢文东住哪了。”
“到了张家岭我就找到路了，小时候我走过好几回。”棉娃说。
按老板娘的说法，我们几个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到了张家岭，搭顺车也不好搭，得给钱。我们朝西边的路走，走了很长一截路，才算勉强搭个顺车，三叉戟那种的手扶拖拉机，每人按一块钱算，才让上车，一直嘟嘟嘟地走到傍晚，才到了谢家沟，一打听，果然，人人知道谢文东，我们就算找到了。
谢文东的窑洞很宽敞，窑洞前的院子也又大又平，谢二叫了声谢文东舅舅，谢文东愣了一下，才认出来这是他外甥。谢二指了指我们，给他舅舅介绍，都是一个村的，一起来陕北玩儿几天。谢文东热情地表示了欢迎，进了屋，他一边给我们递烟一边招呼他老婆给我们烧水，我们客气了一番，也给谢文东回敬了烟。谢文东问了问谢二他姐的情况，然后和我们搭起话来，跟哥是我们这里年岁大一点的，当然谈话是以他为主。实话自然不能说了，跟哥说他领着小兄弟们出来闯一闯，看陕北这边有什么机会没有，做点活儿，挣点钱。谢文东说要是以前就不行，连肚子都吃不饱，这边的人都往外跑，他举了谢二一家的例子，但这几年这边发现了煤田和油田，日子估计要好起来了。喝了一气水，谢文东要给我们弄饭，说吃面条甩鸡蛋，这是当地招待贵客的饭，挺上道的。跟哥说我们来打搅你，哪能让你破费呢，最好到外面找个饭馆吃。但谢文东说今天晚了，就在家里吃。谢文东家也不富裕，一下子添了六张嘴，是一大笔开销，于是跟哥麻利地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塞到了地上站的一个小女孩手里，笑着让她买糖去。那小女孩不敢拿，看着谢文东，谢文东嘴里埋怨着小女孩，转身却把钱紧紧捏进了小女孩手里，然后让她找妈妈去。
我觉得窑洞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热烈了。不一会儿，谢文东的老婆端上了一大盆面条，里面窝了七颗鸡蛋，谢文东的老婆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碗，碗里都有鸡蛋，唯独她和她闺女没有。这下搞得我们挺尴尬，谢文东的老婆一个劲儿地说没有关系，她和她闺女不爱吃鸡蛋，谢文东适时给打了圆场，说他们娘俩真不爱吃鸡蛋，饭场子才算勉强圆了。数了数，平均每人吸溜了两大碗，我们都捂着肚子说真香。其实，我们每人再吃两碗都恐怕不够，这得给人家留面子，这么多人瞎吃起来，谁知道会不会把谢文东给吃穷了。
当晚无话，谢文东说明天带我们去镇上玩，因为明天镇上有集，晚上早点睡。我们想不早睡也不行，这个村子在山洼里，全村的窑洞东一个，西一孔，高低错落，加之我们初来乍到，根本不熟悉这里，怕半夜出去黑灯瞎火地掉进山沟里摔死了，没法出去。谢文东家里没有电视，想看也看不上，谢文东和他老婆闺女睡一间窑，我们单独挤一间，好在谢文东家里的被褥还有富余，要不就只能和衣而卧了。
谢文东所说的镇子叫武场，说是有个几百年历史了，离谢家沟不到三里地，我们却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陕北的山洼太深太大，隐藏几百个人像玩儿似的，怪不得中央红军当年在陕北积蓄力量，胡宗南的几十万人马都奈何不得，我们这回算是亲眼见了，明明对方离你不到二百步，你要接近他却得绕几里，的确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但武场的地势还是略微平坦开阔了些，人也多，一条主路，两边饭馆铺子什么的林立，有一块好像是专门开辟出来供赶集人用的场面，卖什么的都有，手工艺品和农村土特产居多，也有一些塑料制品和廉价衣饰，人们讨价还价，好不热闹。谢文东带着我们转了一会儿，不时有人见了谢文东点头哈腰，递上一支烟，笑容可掬地叫东哥。直到一个穿着中山服蹬马靴的人碰了谢文东，互相递烟点火，低声说了些什么，谢文东回过头来和我们说：“你们先转着，中午到街上的黄河人家吃饭，我和我们老三有点事要去办。”跟哥问用得着弟兄们不，谢文东说不用。跟哥就不再说什么了，招呼我们几个继续在武场镇上乱转，乱看，遇上新鲜玩意儿会驻留一会儿，问这问那，但啥也没买。一转眼，树军和朱三不见了，跟哥问郭东，他们去哪儿转了，郭东扭头看了看，说不知道，刚才还屁股后跟着来的。跟哥让我们找找，别走丢了。谢二说他们俩朝前走了，屁大的一个镇子，丢不了。
树军和朱三原来在打台球，如谢二所说，武场就是屁大的一个镇子，就一条主街，来回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打四个来回。我们走到跟前的时候，树军已经和一个不认识的光头打了两盘了，树军和光头各胜一把，他们是三盘两胜，赌一包红塔山烟，也就是十来块钱的赌注。台球案子边儿围了很多人，包括我们，两个打球的一旦打出一颗好球，围观的人就会叫好声连连。他俩互不相让，打到了最后一颗黑8，黑8的位置非常不好，紧贴着桌边，离白球的距离很远，不管谁打，位置都是最差的，光头很聪明，用球杆很轻地捅了一下白球，白球几乎没动，轮到树军了，树军如法炮制，这样，你来我往，桌上的白球和黑8还是基本保持原样。台主不干了，说你们这样打下去，我还摆不摆这个案子了？光头和树军都没吭声，继续明着较劲儿，台主就又嚷嚷上了，让他俩快打，别没完没了。光头不吭声，树军回头用球杆捅了他一下，叫他闭嘴。台主给噎了一下，马上回过神儿来，大声问树军：“你他妈哪儿来的人呀？敢跑这儿撒野？”树军扬起球杆，没往台球上捅，而是直接抡到了台主头上。这是台主没有料到的，愣了，光头看来和台主是一伙的，抡起球杆往树军头上砸，被跟哥从后面拽住了胳膊，没抡起来，我顺手从案子上捡起两颗台球，朝光头砸了过去，一颗飞了，一颗砸到了他脖子上，光头“哎哟”一声倒地上了。紧跟着，台球案子边儿上围观的人混战起来，我们六个人不知道在和什么人打，反正，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就狠狠反击，直到掀翻了台球案子，折断了球杆，台球四处乱飞。但对方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明显处于下风，身上脸上都挂了彩，对方也被我们打得够呛，眼看都不好脱身了，谢文东及时到场了，后面跟着那个蹬马靴的，呵斥住了场子。
“他妈的，都不想活了，是吧？”谢文东骂骂咧咧，不知道在骂哪一方的。
台主和光头那边的人都凑到谢文东身边喘着气。
谢二也凑到谢文东身边，喘着粗气叫了声：“舅舅！”
大水冲了龙王庙，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很快我们双方就坐了下来，互相问候，递烟、点火，互报了姓名。
“都是自家人，有话好说。”谢文东哈哈大笑，“我现在手里另有个事，有个工程欠我一个弟兄的钱，要了半年没要上，我刚才和他去要了——”他指了指穿马靴的人说，“对方一点面子也不给，看来不给点颜色看看，都不知道咱马王爷长几只眼……”
谢文东话音未落，跟哥就立马表态：“那行了，走，去闹狗日的！”
台主和光头那边一看我们这边的人这么仗义，他们也不甘落后，一起嚷嚷要去帮谢文东去讨债。很快，谢文东就确定了人手，加上我们六个和对方的七八个，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出发，朝镇子的后面走去，走了不到一里地，就看到一座四合院式的三层小楼，没有大门，我们直接闯了进去，院子里站着几个人指指点点。
我们人多势众，谢文东的嗓门儿就分外大了。“你就说，给不给钱吧？”他指着其中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
那人看到我们这么多人，明显有点胆怯，但回答的时候，口气却不软：“甚钱？”
“还装是吧？”谢文东骂道，“甚钱？工程款，你以为是嫖钱？”
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后面也跟着马仔，人少但不惧，一个板寸头马上过来给干部模样的人出头。“妈的敢骂我们局长，是不是不想在这个地方混了？”他也用手指着谢文东的鼻子。
谢文东抬手就把对方马仔的手给拍了。“狗东西你算什么东西？”
眨眼间双方的人马都炸了，噼里啪啦混战起来，混战的结果是，我们这边不知道是谁把他们那边的局长给打破了头，局长躺在地上，喘着粗气，喊马仔们打110，我们这边才算住了手。这个局面估计是谢文东和他那个要钱的弟兄没有料到的，本来是要诈唬一番的，结果动了真，还打坏了那个所谓的局长。
“麻烦了，你们先走！”谢文东低声对谢二说。
“哎呦——”跟哥明白了谢文东的意思，立即捂着脑袋倒在了地上，我们几个七手八脚地把跟哥连扶带扛，嘴里嚷嚷着脑袋烂了马上要去医院急救，趁机溜了。
谢文东是傍晚才回家的。我们问情况怎样，谢文东垂头丧气地说，恐怕几十万的工程款要泡汤了，我们把甲方的法人代表给打坏了。
“你们谁下的手？打谁不行，非朝人家掌柜的下手？”跟哥真生气了。
我说不是我，树军说不是他，郭东说不是他，朱三说他根本没上手，谢二说他看见是光头下的手。
“不管是谁下的手，这事麻烦了，对方报了警，派出所的那几个我认得，算是给我留了面子，带走了五个人，把我放了。可是——”谢文东犯起了难，“对方一口咬定还有人，说的是你们，要我交出来，看来你们是不能留在这儿了，明天就得走。”
看来，谢家沟是不能待了，石拉滩的糊糊事儿还没利索了，这边又惹上了烂摊子，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谢文东的意思我们心里都明白，不是他不留我们，此地的确不宜再留了。跟哥代表我们向谢文东再三表示了歉意，谢文东说无所谓，一会儿他去买酒，为弟兄们压惊顺带饯行。跟哥为了表示更真诚一些，又拿出一百块钱给谢文东，让他去镇子上多买些酒菜，谢文东推脱了一气，没拗过跟哥，只好接了。
谢文东的老婆说要给我们做她拿手的饭，炸绿豆丸子。她说这道菜他们是给神仙上供的必备品，香着呢。果然，不一会儿，窑洞的厨房里传来了好闻的香气，谢文东老婆的油锅炸绿豆丸子马上要大功告成了。我们每个人都没事，偶尔到厨房里溜达一下，看看油锅，又看看油锅里的炸绿豆丸子，都啧啧称赞她的好手艺。谢文东的闺女也进进出出的，肯定也是闻到了丸子的香味，小孩儿不懂事，闹着要吃，她妈不让，说等等，但小闺女不管那一套，围着盛放丸子瓦盆，哭闹着要吃，她妈气得骂那个小闺女，说等你爸爸回来再吃，正骂着呢，谢文东买酒回来了，问怎么回事，他老婆正握着笊篱在油锅里捞丸子，只听啪的一声，一颗刚出锅的丸子，从瓦盆里跳了出来，腾空而起，爆裂了，其中一瓣不偏不正，落在哭闹得的小闺女左眼皮上。这下，小孩哭闹的得更厉害了，谢文东和他老婆也着了慌，急忙放下手中的东西施救，但是蚕豆大的水泡赫然鼓起。
“哎呀，眼睛！”谢文东老婆惊慌失措喊叫起来。
“快送医院吧！”跟哥在旁边说。
“不行，太远了，怕来不及保不住眼睛啊！”谢文东老婆哭得更厉害了。
正在这时，谢文东的邻居，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来了，她说她老远就听见这一家子鬼哭狼嚎的，过来看看怎么啦。谢文东和他老婆给老太太看了小闺女的状况，老太太抱住小闺女的左眼，说：“这样啊，哎哟，你们赶快用芦苇樱子和白鸡毛，烧了灰，拿香油调和了涂抹在烫伤处；记住，一天涂抹三四次，我老头子留下来的偏方，可以治疗烧烫伤，不留疤。”
这事儿就算安顿住了，我们都长出了一口气，自然，谢文东给我们的送行酒也没喝成，再说了，人家小孩儿都那样了，我们也不好意思喝了。
我们像一群野马，三天后才回到薛家坡的，一路上免不了步行加搭顺车，各回各家。我被我老子按住一顿暴打，我自知理亏，没敢反抗，不知道那几位的情况怎样，估计和我差不多。至于在石拉滩打死张文化的事儿，纯属虚惊一场，张文化当时摔倒后，就地睡着了，那天，这家伙的确喝得多了，等醒来后竟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真是断片儿了。那天，还有一件事，那才是真闹大了，二毛眼聚赌，玩儿得太大，一个赌徒输急了眼，跟放高利贷的打起来了，结果被挑了脚筋，惊动了公安局，除了动手的人被抓，二毛眼也被抓了，他是赌头，据说赔了大几万。
“咳，这顿折腾！”我们几个又碰在一起后，跟哥点了一根烟，吐出来的烟雾遮住了他的半张脸，“哥儿几个还想再去一趟陕北不，也不知道谢二他舅那头怎么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