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月2日，著名民俗学家陶立璠于北京溘然长逝，享年87岁。陶立璠一生，将对民俗学的热爱融入生活与学术，用行动诠释了民俗学的魅力与价值，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与他的缘分，始于中国民协70年口述史项目的学术访谈。初次拜访，还未进门，先生的热情与对生活的热爱便扑面而来。楼道处，他的画作笔触灵动，色彩明丽，民俗装饰古朴而充满韵味。踏入屋内，满墙的茶壶、茶杯和民间器具，仿佛在诉说着他多年田野调查的故事。家中的小狗和小猫悠闲踱步，为这个温馨的家增添了几分灵动。先生与我们畅谈他的教学与研究，分享他的见解与感悟，言语间满是对学术的热忱和对生活的热爱。乐观、宽容、博学、睿智的他，如春风化雨，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童年记忆 民俗启蒙

1938年3月，陶立璠出生于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在浓郁的民俗氛围中成长。幼年时，村民念唱的宝卷，尤其是歌颂孝行的《鹦哥宝卷》，那如泣如诉的念唱声，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

在田野间长大，他熟悉农家生活的节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到头，忙碌而充实。每到麦收的季节，陕西、青海的很多麦客会到他的家乡去拔麦子。漫山遍野都是唱“花儿”的。通过花儿对唱，麦客队间嬉笑怒骂、你来我往，热闹非凡。儿时的他，耳朵里灌满了“花儿”。其中，有一首是“花儿”里的经典作品，他不仅记得，很多年后还能很自然地唱出来：“哎，上去高山望平川，阿哥的肉哟。平川里有一棵牡丹哟。啊，有心下山摘牡丹。阿哥的肉啊。摘不到也是个枉然哟！”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民俗文化总是和当地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信仰习俗相联系的。家乡的土地虽然贫瘠，但生活在这里的民众却依然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足以表达民众心声的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家乡人民所创造出的、独具风格的民俗文化滋养了他。先生回忆，小时候几乎干过农村的各种农活，这种生活经历培养了他的动手能力，成为他一生受用的宝贵财富。后来，他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每当田野考察时，坐在农家的炕头，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很快就能和讲述者打成一片，不费周折获取所需资料。他常说：“我得感谢我的农民意识。”

儿时的民俗体验，犹如一颗饱含生命力的种子，在陶立璠的心中生根发芽。“记得那时，每到中秋，大嫂都要忙着做月饼。那可不是市场上买的那种，而是用面粉蒸制的。单就月饼的尺寸而言，直径大约50厘米……这样的月饼要制作两个，一个在面粉里加入姜黄、红曲、苦豆、胡麻、桂花、藏红花等香料，另一个是千层的，每一层也放上香料。两个月饼，一实一虚，符合阴阳理念，用来供奉月神。”一家人在中秋夜祭拜月神、分享月饼瓜果，其乐融融。2008年，中秋节成为法定节假日。有几位朋友来访，与先生共度中秋，于是他赶忙精心布置一番：请出家中珍藏的兔儿爷，让其坐了上座，摆上月饼瓜果。西瓜按照老家的习俗，切成月牙状，并燃起红烛。这种对节日的亲身参与，是他民俗文化传承的自觉实践。他深知，民俗文化不能只停留在文字和记忆中，更要在生活实践里延续。

田野调查 学术深耕

“研究任何一门学问，没有资料是不行的，中国民俗学的资料大概包含两个方面：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陶立璠一生坚持田野调查，积累起海量且珍贵的第一手材料。1971年，他前往云南民族地区考察民俗风情，从西双版纳到红河、大理，他用半年时间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开启了他漫长的田野调查之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少数民族文学分支的编写。他还深度参与“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在谚语集成编纂时，作为副主编和编委会成员，他走南闯北，指导各地普查和编纂工作，为这一浩大工程贡献了重要力量。

1990年，中日南方稻作农耕民俗文化联合考察开启。他与20多位中日民俗学家深入中国江苏、浙江和日本多地，进行为期3年的考察研究。随后又参加西南中国民族民俗文化考察，同样历时3年。基于这些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他在1993年提出要有计划地进行全国性民俗普查，并强调民俗调查要做到“一步三回头”：摸底调查、实地考察、补充调查。1996年，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成立，他是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会长。在他的推动下，学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每次会议都围绕中心议题展开，出版论文集，并安排特色田野调查，促进了民俗学的国际交流与发展。

陶立璠一直活跃在田野考察一线。2020年9月，中国民协组织“《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田野考察活动”，考察队前往甘肃武威、嘉峪关、酒泉、张掖，调研《河西宝卷》的传承和文本收藏、传抄情况。陶立璠作为专家组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田野考察。2023年12月，中国（浙江）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调研交流活动暨纪念江南调查30周年活动在浙江举办，陶立璠参会并实地调研东门渔村、青云村、栖霞坑村、田村等多个传统村落。他始终坚持：民俗文化来自民间，也应该回归民间。面向田野、面向民俗文化传承者的实地考察，是每一个民俗学者的初心所在，更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他的博客取名“从田野到书斋”，不仅是他对自己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与研究生涯的生动总结，更深刻地诠释了田野在他学术道路上的重要地位。田野，是他学术探索的起点，是支撑他学术大厦的基石，是他学术灵感的源泉，也是他心之所向、矢志不渝追寻的诗和远方。

传道授业 开拓创新

1965年，陶立璠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任教。1978年，他前往甘肃兰州，参加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及学术会议。1979年夏，“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会议”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发起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他担任副秘书长。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多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在他持之以恒的推动下，1983年，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成立了民间文学教研室，并开设民间文学民俗学等课程，为培养民俗学人才奠定基础。

1983年8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后，开办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讲习班。讲习班一共办过两期，第一期在中央民族大学，第二期则在门头沟。当时人们戏称“黄埔一期”和“黄埔二期”。讲习班结业的成员，后来都成为各地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中流砥柱。陶立璠在其中承担了教学组织工作，在培养学科人才的路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1985年，基于多年的田野调查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他编纂的《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作为汉语言文学系自编教材，同时被民族地区院校使用，1990年此书由中央民族大学再版。1987年，《民俗学概论》出版，此后该书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日文和韩文，在日本和韩国出版。他的好友杨亮才这样评价：《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和《民俗学概论》是他的扛鼎之作，作为高校教材，多次印刷……其高明处在于，理论精，材料新，深入浅出，不枯燥，让人读得下去。

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俗学得到飞速发展，有了自己的专业人才队伍和理论建设。此时，陶立璠萌生了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想法，他将主题定为“面向21世纪的东亚民俗文化”。1996年9月，会议在中央民族大学顺利召开，并成立了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

陶立璠一生潜心教学与研究，始终秉持“立德树人”的初心，以渊博的学识和谦和的品格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治学典范。

陶立璠接受新知、不断开拓创新的意识极为强烈。他对新知识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这让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敢为人先，与时俱进。在学术领域，他积极探索现代科技，引领民俗学研究“新潮流”。1998年，众多学者还对电脑感到陌生时，他与陈佩斯一起创建了中国民俗网，运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学术交流、普及民俗知识。在民俗学界，他也是最早开通微博、公众号的学者之一。他的个人空间“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于2008年9月9日建立，最早一篇日志《民俗学——一门鲜活的学问》发布于2008年9月11日，最近一篇日志于2024年11月4日发布，日志总数495篇。正如陶立璠所说：“对于新事物，我是来者不拒……人总不能向现代化屈服，信息化时代更是如此。不久又购买了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开始新的征程。特别是中国民俗网开通之后……《民俗学》修订本中增加一章‘民俗学与现代化’，讲述电脑在民俗学研究中的运用。”他不仅熟练使用微信、抖音，还时常在朋友圈分享和发布视频。

在生活中，陶立璠同样对新事物充满热爱与激情，是个不折不扣的“赶潮者”。1998年，过完60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海淀老龄大学报名参加绘画班，学习写意花鸟。后来，他又主动去学了驾驶，当谈及为何要学车时，他笑着说：“喜欢，就是喜欢，看别人开车我就羡慕。”陶立璠兴趣广泛，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

陶立璠曾感慨“岁月如歌，人生如茶”的境界，一苦、二甜、三回味，如此而已，但其乐无穷。在他身上，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达观、乐观、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