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2025年第1期｜石钟山：树洞（节选）
一
如果你活着回来，就去看一眼那个树洞吧。这是米司机最后对我说过的话。
当时我奄奄一息，被他抱到了山脚下溪水边。他轻轻地把我放在地上，我用最后的力气，迷惑不解地望着他。他蹲在我的面前，捧起一抔溪水，看我喝了两口水之后，他就指着他身后的山坡上的一棵树，然后对我这么说。
我没想到，他会从拉死人的卡车上把我抱下来，放到这条溪水边，还对我说这样的话，当时我连点头和摇头的力气也没有，就那么奄奄一息地望着他。他把我的身体又往溪水边拉，自己站到溪水里，往我的身上浇了一些水，然后直起腰，望着我的眼睛说:小不点儿，我只能救你到这里了，你能不能活下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说完这些，米司机头也不回就走了，然后我就听到了远处卡车的轰鸣声，由近及远地消失了。
那一年我15岁，刚参加保卫南京的部队还不到两个月。
两个月前，我还在田地里和父母收庄稼，别人家田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了，半年前就听说上海那边儿在打仗，好多部队都开拔去了上海，那会儿的庄稼刚种下不久，长得还没有膝盖高， 我们全村老少都站在地头上，看着一拨又一拨部队，从我们的眼前走过去，他们气宇轩昂，军纪严整，嘹亮地唱着军歌，看得我们热血沸腾，我们知道这些官兵都是去保卫上海的，村民都觉得上海一定能保卫得住。上海不失守，南京就是安全的。接下来从上海那边儿传来消息，部队已经和日本人交火了。后来我们又听说，为了保卫上海，蒋委员长把几十万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了上海，要和日本的军队决一死战。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之后，开赴上海的部队，就败下阵来。之前开赴上海的队伍，人员齐整，兵强马壮，几个月之后，败下阵的队伍，丢盔卸甲，狼狈不堪，长长的队伍变成了一小截。我们当地的许多人，早就得知上海失守了，都预感到南京也即将不保，匆匆忙忙地收割完地里的庄稼，投亲靠友，全村的人跑了一半儿。当时田地里光秃秃的，只有少数无路可去的村民，在田地里收割着庄稼。
我看见了田埂上走过来三名军人，领头的年长一些，敞着怀儿，嘴里还叼了一支烟，在他身后一高一矮的两个兵，肩上扛着枪，甩着手随在这位年长的军人后面，三名军人走到我家田地旁，领头的军人突然停下了脚步，后面那两个人差点撞到他的身上，很快又歪七扭八地站好， 我抬头正好看见他们狼狈的样子，差点笑出声音来。他们显然发现了我和我的父母，领头的军人。把半截烟丢到了脚下，朝我们走了过来，最后停在我们几步开外的地方，我终于看见这位军人的模样了，30出头的年纪，脸上长满了胡子。我们这里的人从来没有和军人打过交道，还是我父亲见多识广，上前几步，弯下腰冲军人打着招呼:军爷辛苦了。我们当地村民平时都称呼这些当兵的为丘八，当着军人面自然不能这么称呼，我的父亲就称这些人为军爷。年长的军人没有理我的父亲，而是把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之后，温和地说:小伙子今年多大了？我有些害怕，不知道如何回答。还是我的父亲，看了我一眼，又扭过头去冲这位军爷说:回军爷，他是我儿子，虚岁16，刚满15。这位军爷仍然没有理会我的父亲，我看到他的目光亮了一下，然后又说:年纪不小啦，正当年，到我的部队去吧。我的父亲和母亲听了军爷的话，就苍白了脸，还是我父亲上前两步说:这位军爷使不得呀，他还是个孩子，我家就这么一个独苗，他走了就没人帮我种地了。军人就正了脸色，提高声音说:唐总指挥说了，保卫南京，人人有责，南京保不住我们的首都就没了，要是日本打过来别说种地，怕你们的人头都保不住了。说到这里冲身后两个士兵一摆头，一高一矮两个士兵就过来，架起我的胳膊，像拎一只鸡崽一样，把我从田地里拎起来，不由分说，就向田外走去。我的父亲张着手，追了过来，一边追一边喊:军爷使不得呀，他真是一个孩子才刚满15。那位年长的军官不耐烦地说:回去跟你们保长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家就是军属了。
三个军人不由分说地把我从田地里带了出来，我回了一次头，看见我的父亲站在田垄间，弯着腰摊着手，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我的母亲似乎被吓傻了，从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眼巴巴地望着我被三个军人带走。从那天开始，我就成为了一名保卫南京的军人了。
后来我才知道，把我带出来的那名长官姓郑，是名营长，高个子的兵姓李，是名机枪手，个子矮小的是郑营长的警卫员，姓王。
二
郑营长的一个营，经过几个月的淞沪会战，剩下还不到100人了。郑营长所在的部队为第二梯队进入上海的，许多最早进入上海的部队已经全军覆没了。上海丢了，为保卫首都南京，蒋委员长于是就任命唐生智将军为总指挥。唐生智将军已经发出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号令，为了断绝守卫南京部队的退路，把所有的船只都销毁了。
郑营长带着自己的部下去沉船，在回来的路上，想到村庄里找口吃的，却意外地碰到了我，于是我就成了郑营长招募的新兵。我到了部队，才知道整个守卫南京的部队，大部分都是从上海会战中撤退下来的，在这些活下来的官兵中，还有许多缺胳膊少腿的伤员，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成了部队的累赘。
唐生智将军下了死命令，誓要与南京共存亡，各个部队都在招兵买马，我看到许多新招募的兵，一卡车又一卡车被拉到了兵营，老幼不一，年龄大的都差不多和我父亲一样，年龄小的和我差不多少，他们走进兵营，和我一样茫然无措。这些平时拿着锄头和镰刀的农民，还没有完全适应，从上海方向追赶过来的日军，就已经抵达了南京的郊外。
驻扎在南京的守军只能仓促应战，郑营长率领的部队，有一大半儿都是新招募来的新兵，有许多人连枪都不会放，因为时间仓促，我们这些新兵，枪都没有来得及发放，就被拉上了阵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日本军人，黑压压的一片，坦克车横冲直撞，迫击炮火又密又稠，还有天上的飞机，不时地把炸弹丢下来，在我们的阵地上炸开了花，我看见一片又一片我方军人，被炮弹气浪掀起来，又狠狠地摔在地上，这些人十有八九再也站不起来了。郑营长真是一条汉子，在寒冷的天气里脱光了膀子，子弹打光了，他就让士兵们挥舞着大刀，冲到敌人群中，和日本鬼子展开了白刃战。我们这些不会放枪的新兵，只能当运输工，从阵地后方把子弹和手榴弹运送到前沿的阵地，又把伤兵背到后方，那些经历过淞沪会战的老兵们，没有人怕死的，他们冲锋时，个个脸色铁青，双眼充血。
几个回合下来，我们阵亡的士兵不计其数，最后差不多只剩下我们这些没有打过枪的新兵了，可眼前的日本鬼子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坦克、大炮、飞机的掩护下，横冲直撞，我亲眼看见有几个光膀子的士兵，把手榴弹捆扎在一起，向敌人的坦克冲过去，还没有冲到日本鬼子的坦克跟前，便中枪摔倒了，他们在倒下的瞬间拉响了怀里的手榴弹，一拨人倒下了，又有一批人冲了出去，所有的人都接二连三地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之下。到后来阵地上已经没有可用的弹药了，在郑营长的带领下，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冲出阵地，和日本鬼子拼刺刀。
不仅我们的阵地上杀声四起，整个南京城外到处狼烟四起，炮火连天，最初的喊杀声依稀能够听到，再到后来所有人连发出喊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冲到阵地上的日本兵们，团团把我们围住，士兵在做最后的抵抗，我们和日本鬼子滚作一团，用脚踢，用牙咬。不出意外地我们都成了鬼子的俘虏。我们的手被捆绑着，鬼子又找来了铁丝和绳子，把我们这些俘虏穿成一串儿。鬼子把我们这些俘虏集中在一起，我看到了黑压压一片被捆绑又串在一起的士兵，我当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士兵被日本鬼子俘虏了，面前的人数也数不清。
我是少数活着离开南京城被俘的士兵，知道守卫南京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在最后时刻乘坐一条大船带着随从已经离开了南京，陆路被日本人切断了，想走水路，可一条船也找不到了。从前线上撤出的官兵，早已弹尽粮绝，像一团又一团蚂蚁，东撞西撞，最后还是成了俘虏，我听说在南京保卫战中被俘的官兵有十万多人，这些人连同南京城里的那些无辜的老百姓，有30多万人被杀害了。我们这些被捆绑起来的官兵，被带到了江边，日本鬼子早就在岸上架设好机枪，一群群，一排排手无寸铁，又被捆绑起来的官兵，就像被割麦子似的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扫倒了。郑营长一直站在我前方不远处，他拉扯着绳子的力气连我们都能感觉到，他嘴里不停地叫骂着:小鬼子，我操你八辈儿祖宗，你把老子放开，我和你拼了。也有许多经历过战争的老兵，他们和郑营长一样，扭动着身子，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可不论他们怎么折腾，再也没机会变成自由身了。我们一起见证了，无辜的百姓，和军人被屠杀的场面。血水把整个长江都染红了，伏倒在江里的尸体，让江水淤堵起来，使得上游的江水在不断地长高。
日本鬼子并没有把我们所有的俘虏杀掉，留下一些身强力壮的，成了他们修筑工事的劳工。日本人把许多工厂腾出来，把我们关了进去，又对我们严加防守，墙头和屋顶上架设着机枪，我们被圈在这些空空荡荡的厂房里，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俘虏和囚徒。
三
我们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很多俘虏都被关在一起，我只有几个认识的，赵营长，还有机枪手大李，警卫员小王，我们营只剩下十来个人，其他人不是在战场上牺牲了，就是在撤退时跑散了。在关押我们这些俘虏的营地里，中校赵营长是我们的最高指挥官。
我们成了俘虏，苦日子也就开始了。每天天不亮，我们就被日本人轰起来，早餐是能照见人影的稀饭，我们排着队拿着碗，在粥桶前走过，每人一勺。每到这时候就有一个姓周的翻译官，他穿着一条老百姓的裤子，上身穿着一件日本人的军装，拉长声音唱歌儿似地嚷嚷着:快点儿，快点儿，都麻溜地，日本人翻脸了可不认人。后来我听说这个姓周的日本翻译官是东北人。日本人占领了南京后，从东北调来了许多翻译，这个姓周的就是其中之一。
每次吃饭都像流水线一样，队伍刚从粥桶边走过去，院子里已经开始集合了，有一个伤兵，动作慢了一点，刚走出厂房就被看守的日本人一枪撂倒了。我看见赵营长想返身回来，他被警卫员小王死死地抱住，赵营长脸色铁青，眼睛似乎在喷火。我们手无寸铁，又在日本人的枪口下，没人敢反抗。那个姓周的翻译官，看了一眼被击毙的伤兵，又唱歌儿似地说道:皇军说了，以后谁还敢拖拖拉拉的，就和这个人的下场一样。几个日本人又用长长的绳子把我们拴在一起，赶羊似地把我们赶到了郊外，我们的工作是修筑工事，南京城外，到处可以看到修筑工事的俘虏。提着枪的日本人，在我们身边游走，只要有人偷懒儿，哪怕就是稍稍喘几口气，日本兵就会挥起枪托砸向我们，姓周的翻译就大声地嚷嚷道:谁也不能偷懒儿啊，皇军眼里可不容沙子。
除了早晨清可见底的一碗粥之外，晚上天黑之后，我们回到营地，等待我们的是每人一个窝头，发给我们的窝头都发霉变质了，有的都长毛了，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就是我们的晚餐。有许多人因为吃了变质的窝头而上吐下泻。没多长时间，我们这些俘虏就瘦得皮包骨头了。我亲眼看见我们营的机枪手李大个子，摇摇晃晃地摔倒在修筑好的工事上，当即就过来几个日本兵，不由分说地把他抬起来扔到了一片树林外面，机枪手想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我们收工时，有两个日本兵走过去，我们隐约看到机枪手的胸膛仍然在起伏着，日本兵手里的枪就响了，机枪手挺了一下身子，最后就再也不动了。我们所有人都别过头去，不忍心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再后来，每天早晨，总有几个再也起不来的人，他们是在痛苦的梦里离开这个世界的。周翻译就会指挥着我们几个俘虏，把这些死去的战友抬到某个地方。死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日本人就会开来卡车，指挥着我们胡乱地把尸体扔到卡车上，然后拉着尸体的卡车就扬长而去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听说，这附近日本人为我们准备了一个万人坑，只要死去的俘虏都会被拉到那里。
不论是在战俘营，还是在修筑工事的现场，总有战友接连不断地死去，日本人拉尸体的卡车，就一趟一趟地奔波着。日本人似乎很讨厌这些尸体，拉尸体的卡车司机，总是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了，不仅穿着类似于防护服一样的服装，还戴着口罩，尸体是晦气的，没有人愿意走近。
有一天周翻译来到了我们修筑工地的现场，他大声地喊叫着:你们这里的人有谁会开车？他一连说了三遍，我们其中的一个人举起了手。周翻译走过来上下地打量着这个人，他就小声地说:我会。见周翻译仍然用质疑的眼神望向他，他就又说:我以前是运输团的司机。周翻译挥了一下手，就把他带走了。
从那以后，日本人拉尸体的卡车司机就换成了这个人。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人姓米，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和我们比起来，他脸孔白净，样子也有些文质彬彬。不像司机更不像是个拿枪的士兵，倒像个教书先生。每天他都在一个日本士兵的押解下，开着卡车，奔走在各个修筑工事的工地之间。只要有人死掉，他就会把车停下来，把车厢板打开，再把尸体背到车旁，又吃力地把尸体装到车上。有时也会遇到没有咽气儿的人，他的动作似乎总是很小心，这时会招来日本人的谩骂，还有枪托的击打，他只能气喘吁吁地加快了搬运尸体的速度。
这位姓米的司机，总会在我们收工后他才回来，他摇晃着身体，见缝插针地在我们身体上迈过去，找一个空地躺下来。他身边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向外挤着身子，给他留出更大的空当，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掉，对这位姓米的司机整天搬运尸体，还是心存芥蒂，都本能地远离他。
起初，这位姓米的司机每次运送尸体，总有一个日本士兵押解，押解的日本士兵也是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后来不知何时那个日本士兵也消失了，每次搬运和运送尸体，只有他一个人来完成了。没有了日本士兵的监督，他再搬运尸体时，总是显得小心翼翼，尤其是遇到还剩下一口气的士兵，他的样子更加细心。从那以后，从一大早开始，我们都能听到汽车的发动机声音，他从这个厂房到另外一个厂房，又从这个工地到另外一个工地，一圈儿下来，卡车上的尸体几乎拉满了，然后他就调转车头，向更远的郊外驶去。我们不知道那个埋葬尸体的万人坑在哪里， 也没有人向米司机去打听，我们都预感到，那个万人坑将是我们所有人的葬身之地。
四
渐渐地，米司机得到了日本人的信任，每次排队打饭时，分粥的日本鬼子总会把盛粥的勺子沉下去，捞出一些干的分给米司机，嘴里还说着一句“哟西”。有几次那个日本鬼子还盯着米司机微笑一下，补充一句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你的，是良民。米司机并不说什么，端着粥碗躲到一边。米司机似乎觉得过意不去，主动把自己碗里的粥分一部分给身边的人，却没人领他的情，躲到一边去，躲避瘟神似的。他就有些落寞，埋着头独自把碗里的粥喝光。
米司机得到了日本人的信任，每天早晨吃完饭，我们排着队，去挖工事，他一个人独自走出战俘营地，找到日本人的住处，开上那辆拉尸体的卡车，先是在每个战俘营地里转悠，把已经摆放在院子里的尸体装上卡车。每天早晨醒来，每个战俘营地都会死上几个人，我们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回战俘营地，没有人敢保证第二天会醒来，有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便在睡梦中死去了。
……
（全文请阅《芳草》2025年第1期）
【作者简介：石钟山，作家，编剧。著有长篇小说《五湖四海》《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爱情永远是年轻》等三十余部，各种文集一百余种，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儿一样》等三十余部，一千余集。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等四十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