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老庙煤矿一号井矿灯房门前有三棵玉兰树。

玉兰树是春寒料峭时节矿里绿化队来人栽下的，原先，绿化工人是准备栽法国梧桐的，矿灯班的班长朱金莲不同意：“中国人种什么法国树，要种就种中国松。”

当天，绿化队的板车里没有中国松，倒有十来株灰粗杆的玉兰树，矿灯班的人勉强认领了它们，挖坑栽下后，一转月就活了，它不娇气，远没有它宝气四溢的名字那么金贵。

当时，共种下五棵，最后只活下了三棵。

朱金莲说一棵是被宋小春哭死的，那时，宋小春一想到自己丈夫折了的伤心事，就趁着没人扶着树干悄声地哭上一场，还把眼泪鼻涕都抹在树干上。“眼泪不善哩，树哪经得起她这见天见夜的折腾。”朱金莲一见宋小春在哭就会白她一眼，并会对小春说些“我命由我不由天，哭顶个屁用”之类的话，说得宋小春只得收敛她潮湿的哭脸，低着头走向矿灯房的内屋。

还有一棵，陈菲菲坚持说是我尿尿烧死的，陈菲菲说我是死心眼，总是逮着一棵树去尿，“童子尿是药，树天天吃药，那还不得死？”那时的我才六岁，刚随母亲从老家来到老庙煤矿，还没有上学，没上学也没处去，只得跟着好哭的妈——宋小春来矿灯房“上班”了。

朱金莲让我叫她“大娘”，朱金莲的名字是后来才知道的，她大概是淮河以北人吧，口音侉得很，吃饭叫“剋饭”，喝茶叫“喝汤”。她有一副高高大大的身板，大手大脚，红中泛紫的大脸盘上有一双铃铛似的大眼，阔嘴高鼻梁，她总是喜欢穿一双矿上发的翻毛牛皮鞋，走起路来嗒嗒地响。

陈菲菲让我叫她“姐姐”，妈初始让我叫她“菲菲姨”，她死活不同意：“只叫姐，姨什么姨，还愚公移山呢。”我当然不知道什么是愚公移山，不让叫姨我就不叫，就叫她姐。

大娘一听我叫陈菲菲“姐”，就哈哈哈地大笑，“都二十好几的人了，还老黄瓜刷绿漆装嫩”，姐笑吟吟地向大娘扮鬼脸，一边用拖把拖着地，一边扭着屁股说：“就是姐就是姐！气死你。翠儿叫姐，给你大白兔吃。”一听有大白兔奶糖吃，我自然屁颠颠地跑到她身边，拉着她的蓝色工装衣角，“姐，姐”大叫着，姐那漂亮的眉梢就似喜鹊尾一样上扬了起来，她的长发在她俯下身时，弄痒了我的额头和颈子，蚂蚁咬一样，她会亲我一口，拖着长声地答了一句“哎哎”。

如果，这会儿有矿工来取矿灯或交矿灯，就会有些白脸叔叔和黑脸叔叔起哄说：“翠儿，叫我姐夫，我给你买肉包子吃。”我嘴甜地叫了几声，惹得那群汉子哈哈哈大笑起来，她急忙抄起洗矿灯池里的塑料水瓢，舀起一瓢水向窗外的那群人泼去，窗外那群人四散而去，但没过一会儿又湿漉漉围过来，“叫姐夫，叫姐夫”闹着，这群人中少不了海佬吴和山豹王他俩。

姐这时满脸彤红，鼻尖上急出小汗珠来，转脸皱着快哭的眉头望向大娘：“班长，你看——”

大娘笑哈哈扫一眼窗外，把手里抹布在矿灯案台上“叭叭”抽了两下，发出惊堂木的声音。她收起脸上的笑容，对着窗外的汉子们大声说：“下井的快去屋头晒晒太阳，上井的快去澡堂泡泡澡，再过一会儿，太阳下山了，水也洗臭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散了，都散了。”

众人都听她的话，交灯，领灯完毕，分头四散而去。

矿工们走后，大娘会责备姐：“你看你，他们说就让他们说，会说掉你一块肉呀，说句玩笑话儿真能急上眼，还上泼水了，这要是冬天，他们不得冻感冒了，你真冒傻气。”

姐剜了大娘一眼，扭身去和妈一起擦灯去，小声对妈说：“她就会向着他们，好像他们都是她家里表叔二大爷亲戚似的。”

妈只是嘴角咧咧，算是笑笑，也算是接了话。上班不久的妈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惹出什么乱子。

发矿灯是姐的活，收灯是妈的活。大娘只是负责发灯牌，收灯牌。这种分工大概是她仨约定了事，各自干各自的。

干完这些活，姐和妈去洗矿灯池前洗灯，洗那些从井下带回来沾有汗水和煤泥的脏矿灯。这会儿，大娘就会从抽屉里取一支烟和火柴，坐在矿灯房门口的长椅上，抽起香烟来，望着副井旋转的天轮，仿佛陷入了沉思。她把烟抽得很慢，但是，她一口吸得很多，一支烟三五口就抽完了。每次她深吸一口，然后把烟含在嘴里，再慢慢地吐，就像我老家的老灶台。魁梧的她坐在那里，吐着烟，一口烟会被她吐得很悠长，丝丝缕缕的，有时以为她口中烟吐完了，她却一抬头嘴唇轻启，又一缕烟淡淡地从口中和鼻孔飘出。她在矿灯牌架上没有灯牌时，才会扔了烟屁股，走过来对姐和妈说：“你俩歇着去，俺来”。说完卷起袖子，露出粗藕般的手臂，双手插进水池的水里，三下五除二地把小山似的脏矿灯洗了。

妈会在一旁用干抹布把矿灯上的水渍抹干，再把矿灯一一地送上矿灯充电架充电。大娘这会儿对妈说：“小春，你去看翠儿去，这里没你事。”

妈只是低头笑一笑，埋头干活，低头间偶尔会轻轻地说：“有她姐看着呢。”

“她呀，自己还没长大哩。”大娘嗔声。

“哎，哎，我就长不大。”姐领我去食堂讨淘米水，回来浇她养的十几盆花，出门也不忘回头怼上一嘴，姐的马尾辫一颠一颠的，好看得很。

大娘回她：“长不大，精怪”。

后来，我就叫陈菲菲为“精怪姐”了。

每个下井的矿工都有一个矿灯牌，长方形铝片，上面刻着人名、队名和班名，铝片头打了孔，人名用红漆描过，醒目得很。矿工下井前取完灯，灯牌挂在矿灯牌架上，证明他下井了，上井后交完矿灯，取走他的灯牌，说明他已上井——这灯牌其实也是报平安牌。

姐教我数数，就是从数矿灯牌开始的，我数架上的灯牌是二百二十三个。

大娘说：“翠儿数得不对。”

妈也说：“不对。”

我问姐，姐姐见她俩这样说，就悄声：“不对。”

她仨好像都在逗我玩。

这就让我糊涂了起来，接着再仰头数，还是二百二十三个，翻来覆去数了大半个上午，还是那个数，于是我就委屈地大哭起来，因为数错了就得不到姐奖励的大白兔糖了。

姐见我哭了，就把我抱起来朝里屋去，姐的包就挂在里屋墙上。那是一只橘黄色圆形桶状包，是一种塑料材料制成的，上面印着“上海”两字，还有高楼图案。这些当然不是我要关注的，我关注的是包里装着的大白兔奶糖。姐把一捧大白兔糖放在我手掌上，边帮我擦眼泪边说：“你是对的，没数错。”

妈也跟过来：“没错，没错，你数的是对的，别哭了。”说完，妈的鼻翼就有些抽动起来，我知道她见不得我哭，便急忙刹住了哭腔。

大娘走过来看看我，叹了一口气，从口袋掏出一枚矿灯牌递给我：“翠儿，别哭了。来，来，给你个灯牌玩。”

我接过她递来的矿灯牌，一把攥在手心里，好似怕她后悔要回去。回家后，我才看那牌上写的是20号，姓名三个字，我不认识，让妈认。妈只是流泪，没说话。后面刻的班组字，我也不认识，但不敢问妈了。

当晚，妈哄我睡觉时，劝我把灯牌还给大娘，她说：“这灯牌是你大爹的。”

大爹是谁呀？妈没告诉我。灯牌就算是大爹的我也不打算还她，我想一直珍藏在自己的枕头里。

妈看我不还矿灯牌，就叹了口气，在箱子里拿出一枚相似的矿灯牌给我：“翠，这是你爸的，大娘的东西你要还人家。”我把爸的灯牌握在手里，没有看妈的表情，合上眼一下就睡着了。在梦里，我朝不远处的爸爸奔跑，两个灯牌在胸前发出清脆悦耳的铃铛声。

自从知道爸爸折在井下后，我就暗下决心要当保护妈妈的男子汉。我虽然是个女孩，我想等到自己长到和姐那样高时就会变成男孩的。我从不惹妈生气，我知道妈扶着玉兰树悄悄地哭，就是想爸爸了。

窗外白玉兰树刚栽下去，大娘说玉兰树要过三年才会开花。此时，它枝杆茁壮，绿叶肥厚，怎么看怎么不像是能开花的树。

栽树那年应该是1991年，前一年1990年是马年。后来我才知道马年是个灾年，那年秋天，老庙煤矿发生了特大矿难，共牺牲了七位矿工，我爸爸位列其中。

二

我妈宋小春是顶替我爸的岗，来到老庙煤矿当矿灯房女工的，待我长到十八岁，也可以到煤矿上班当工人。

这是矿上的规定，也是当时的优抚政策。每个牺牲矿工的家属可到矿上上班当工人，不过，女性不能超过三十五岁。妈那年三十二岁，她带着我离开了水乡泽国来到了这皖南山区老庙煤矿，算是公家人了。

舅舅的小船在薄雾里划着，把我和妈送到去城里的渡口时，妈伏在乌篷船帮上抽泣，舍不得离开水乡到陌生的地方去。村里送行的人们劝说道：“别哭了，都当工人了，还哭个么子……”仿佛，当了工人，日子就有盼头，爸爸就会回来似的。

我一开始不太喜欢这个叫“老庙煤矿”的地方。

这里的山水没有我家乡的美，四周虽有丘陵和高山，但望山跑死马，我们没去过。

近处有两座黑色的山，比不上我家乡的四顶山，四顶山四季绿色，各种花不分季节比着赛地开，这两座黑山寸草不生，只是黑着脸，仿佛谁欠它钱没还似的。

这两座山一座叫煤山，一座叫矸石山。

煤山不高，每天在长，也每天都在消瘦，长的是矿井里向煤山吐出的煤，消的是运煤汽车把煤运去城里什么地方去了，听说去炼钢，后来才知道，老庙煤矿的煤炭燃点低，只适合给水泥厂和民用。矸石没人要，那时没人去开发它，就任凭它天天地向空中长去。圆锥形的矸石山，好像一座巨大的坟茔。

矿山其他地方也是黑乎乎的，如果刮大风，煤山和矸石山上的浮煤四处飞扬。一天下来，人总会满鼻子满眼都是黑煤，当然，头发里和耳朵眼也塞满了煤灰，辫子自然也会结死结。我让妈帮我剃个平头，男孩子的那种，妈不同意，姐也不同意。如果我剃了平头，姐的编辫子技能就无处发挥了，她每天都会把妈给我编好的辫子打散，重新梳好，然后扎出不同样式的辫子，每天不同样儿。有一次她在我头上辫了十二根细辫子，说这是“古兰丹姆”新疆辫，还说下次给我买个新疆小花帽戴上，我就是电影里的小古兰丹姆了。

谁是古兰丹姆我不知道，只知道见到我的阿姨叔叔们都说我漂亮，像一部电影里的什么人，我很受用，从此不提剃平头的事了。那天，她还带我到卷扬房、压风机房给那里的女工阿姨看，把我当成她的精湛的工艺品展示。妈美美地笑，大娘也笑，不过她不忘怼姐：“看，看把你能得不行……”

这里也没有家乡的大湖，听说翻过大乌木山有一条叫长江的大江。近处只有小山塘，看着这些小山塘，我心里想，小澡盆的水池不够我游的。

当然，我最不喜欢的是在这里少有玩伴，仅有七八个没有上学的矿区孩子，还欺生！一次他们和我玩斗鸡，那群孩子没有一个斗过我的，于是他们就不按规矩出招，把我推倒在地。接着他们四哄而散，站在远处唱着自编的童谣：“一吆喊，二吆喊，没爹的孩子吃饭没有勺，没爹的孩子拉屎不用纸……”

我躺在地上，不愿起来，呆呆地望着蓝天和白云。我看见一群鸟排成人字形向南飞去，一只落单的鸟在歪歪斜斜地追赶，霎时觉得脸上如蚯蚓般缓缓地爬出两行热泪，不知是为那只鸟还是为自己，我伤心地大哭一场。半晌，爬起身来，向煤山和向矸石山爬去。

我每天只能去妈妈的矿灯房“上班”。到这里“上班”也要注意躲着区长和矿领导，他们说矿灯房是矿山的“安全重地”，不允许有小孩到这里。有一次，大娘就怼那个结巴区长说：“你一号井也没有幼儿园，孩子小，放哪？你说说，俺看赶明儿送你家去合适得很，这可中？”

结巴区长涨红脸，抖着嘴唇半天才开口：“随……随……你的……便。”

姐在一旁笑着把矿灯递了过去：“大区长快下井去，人行车的电铃都在催你了。”

结巴区长夺过矿灯，头也不回地走了。

身后是大娘和姐的爽朗笑声，妈只是低头吃吃地笑着，见大人们高兴，我就骑着竹马从灯房嗒嗒地冲出来跑到门前小广场。

我喜欢矿灯房里的矿灯架充电的声音，二十四小时都发出“嗡嗡嗡”的响声，仿佛那里住了几千只蜜蜂。其实，那些矿灯还真是有光的蜜蜂，在井下，它们被矿工顶在头上飞。

到矿灯房，我可以看到白脸叔叔和黑脸叔叔们，白脸叔叔都是要下井的，而黑脸叔叔却是刚上井的。

有时我会走到副井边，望着白脸叔叔坐上人行车向井下滑去，看到黑脸叔叔被人行车驮上来，深井好像是个染筒，人白的放下去，回来就是黑的，如老家染坊染蓝锭布一样，神奇得很。老庙的深井是斜井，我长大后才知道，在淮南淮北煤矿还有竖井，竖井上下井是坐吊罐，斜井的上下井乘的是人行车。人行车三四节，一节大概能坐二十人，人坐好后，放人行车的叔叔发个信号给卷扬室，女工就开动卷扬，把人行车的人和物放下井去。那斜井巷顶上有一路向下的航灯，灯一路向下渐次变小变淡。我知道白脸叔叔到那最深处去“演戏”去了，演的一定是包公戏，一个个变成了大黑脸。

我第一次看到黑脸叔叔们一起走过来，如看到一群黑金刚，漆黑的脸上只有眼仁是白的。他们咧嘴向我笑，露出白森森的牙，在黑脸映衬下，一个个甚似要吃小孩的怪兽。我吓得扑在大娘的怀里哭了起来，只有大娘宽厚的胸怀才能保护我，那时弱小的妈是不行的。也就是那天我闻到大娘怀里有一种特殊香味，那种香好像我在哪里闻到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你们快滚蛋，吓着孩子了。”大娘骂着那些故意吓我的黑脸叔叔们。大娘骂完，他们还是围着我不走，还用黑手指摸我的脸。大娘说我：“翠儿，别怕别怕，你爹过去也是这样的。”

这时，黑脸叔叔中有位高个子叔叔走过来说：“别逗孩子了，她是赛张飞张老大的娃。”他这一说，众人慢慢收了笑容，沉默着向澡堂走去，留给我的是一队黑松树似的背影。

“赛张飞”就是我爸在矿工上的名字，他的大名叫张友田。后来我知道矿工们都有自己的别号，比如刚帮我解围的黑脸叔叔叫山豹王。

在矿灯房待久了，我就不再怕黑脸的叔叔了，还跟他们熟悉起来，山豹王、海佬吴、窑神杜都成了我的朋友。

山豹王不太喜欢说话，只是喜欢和姐聊天。姐忙着发灯没时间和他聊，他领完矿灯喜欢到矿灯房的山墙边晒太阳，眯着眼睛望着忙碌的姐。他坐在矿灯盒上抽烟，总不忘要拿一根烟给大娘。大娘接过来夹在耳朵上，要不就放在桌子的抽屉里，她不忙着抽。

山豹王见我怯怯地站在妈的身后探着脸望他，就朝我招招手。妈把我推了一下，算是鼓励。我大着胆子走向那个有一双豹眼的男人。他一把将我搂在怀里，用生硬的胡子扎我的脸，用他熊掌一样的大手，在我的腋下挠痒痒，我被他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他又把我高高扔向空中，或在将落地时接住我，或把我扔给窑神杜，窑神杜接过来，又把我抛给海佬吴。我仿佛是他们这群汉子的球，被抛在空中传来传去，我在空中有了一种久违的飞翔感，仿佛回到爸爸第一次把我举起的时光。

妈妈、大娘和姐起初害怕我会被他们失手摔坏了，但见到我哈哈大笑，大娘就制止了妈的大呼和姐的小叫，任由我们“疯”去。

从此，我交了这些和爸一样大的大朋友。他们各有吸引我的地方，其他人我暂不说，只说山豹王吧。他有一柄精致的小刀子，说它精致，是因为它翡翠绿的刀柄上镶嵌着两颗红宝石，刀子十分锋利。他总是把它别在腰带上，下井也带着，好像井下有野兽等他去捕似的。他叫小刀子为“小攮子”，他会用小攮子在煤精石

上刻出个生龙活现的小动物来。他曾送我一个煤精石刻的豹子头，那只豹眼凸出，豹嘴大张，豹牙森立，似乎能听到它怒吼。我拿给姐看，姐说：“山豹就是手巧，你让他给姐也雕个。”我很喜欢这个豹头，把它放在床头边，半夜醒来看到它，我就不怕黑夜的黑了。

我让山豹王再雕一个，我说这是姐让你雕的。山豹王问：“她真的说让我雕？”我点点头：“骗你是小狗。”山豹王伸出小拇指和我的小拇指玩了个“打钩”游戏，他咧咧嘴笑笑，又问：“那她要雕个啥？”雕什么姐没告诉我，我抬头望望不远的玉兰树，想着姐喜欢花，就说：“雕朵玉兰花给姐吧。”山豹王抬头也打量下玉兰树说：“这花好雕，只是……”说这话时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我说：“你不会不雕了吧？反悔了？我去告诉姐去……”

“别，别，一定雕，不过我得先找到煤精石。”山豹王拉着我胳膊急着说，后来他告诉我煤精石可遇不可求，有人在井下干了一辈子也没见过它，“煤精石是黑色的软玉，黑色的金子，成精了一样，不好找。”其他的块煤一下刀子就裂开了。当然我认为他是骗我，许多年后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为什么要雕玉兰花？因为玉兰花被大娘和姐说得神奇，说它春天里没长叶儿，就先开了花，花期还很长，洁白洁白的。还有不长叶就开花的树，这个世界真是千奇百怪。

我曾问姐：“你见过玉兰花吗？”姐侧过脸来答道：“我们毕业时去南京春游曾看到过，真的很美。”

“它长什么样子？”我问。

“就是那样子……”姐一下不知怎么比画玉兰花形状，跺着脚说。

“到底什么样子？”我追问。

“就，就，就那样子嘛？急死我了……”姐还是比画不出来，鼻尖又冒汗了。她鼻尖常常冒汗，一是急了，二是她肚子疼。

“你不会拿个东西比画一下不就行了吗？看你活人还叫尿憋死。”一旁的大娘看到姐急躁的样子说了她一句。

姐被大娘这话点醒，环视一下左右，快步走到矿灯架边上，取下一个矿灯拧下灯头，卸下白亮亮的灯盏，竖立着给我看，大声说：“就，就这样，就这样子的。”

见我睁着大眼睛望着灯盏，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用手拍拍起伏的心口说：“我的亲娘呀，差点被你这个小丫头片子问住了。”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她说的灯盏和玉兰花有什么直接联系，只是她连她的娘都搬出来了，也算是尽力了。听大娘和我妈私下说，姐三岁就没娘了，她娘跟一个来矿里采购煤的老板跑了，扔下她和她下井当矿工的爹。

姐人前从不说娘，正如我人前不说爸一样，心中都有一个结痂的伤口，揭不得。

如果玉兰花就是这灯盏的样子，那它的香味又是怎样香呢？是大娘怀里那种香吗？还是姐姐包里的小铁盒里百雀羚的香？要不然就是妈香皂的香了。

在神思遐想里，我望着窗外的玉兰树，它还没有矿灯头粗，还要等上三年才能长大开花。三年有多长？正如矿井有多深一样让我发懵，不过三年后，我该九岁了，到那时爸爸一定离我会越来越远了，想到这，我反而不想让玉兰树长大开花。

三

姐喜欢在灯房里养花，她种有十多盒花。为什么不是盆而是盒呢？是的，我没说错，姐的花都养在废旧的矿灯盒里。

开始她的花总是养不活，姐很是懊恼，对着盒里枯了的花斥道：“不知好歹的，给你施肥给你浇水，给你晒太阳喝露水，把你当成爹伺候，你还是死了，没良心的。”说完泪汪汪的把死掉花草摘出来，送到远远的地方扔了。

大娘看到姐林黛玉葬花般哀哀怨怨的样子，就笑着她说：“你看你笨的，这矿灯盒盛过硫酸，怎么能养活花呢，买花盆养准活。”

姐不信她的话，没去买花盆，硬是用废旧矿灯盒把花养活了。她把灯盒放在从矿食堂讨来的淘米水里浸泡，再刷洗，再浸泡，最后让矿灯盒脱了酸，通过几个月艰苦努力，终了花还是让她养活了。

妈夸姐：“真聪明！”

姐说：“聪明啥，聪明就考了个煤专生，还聪明呢，笨死了。”大娘接话道：“煤专生很得劲了，我小学没上完就回田干活了。”姐没接大娘话茬儿，转头问我：“古兰丹姆，你说姐聪明吗？”

我望望她再望那十多盒花草，说了句“你呀，精——怪！”

大娘一听仰头大笑起来，姐伸手指在我鼻头刮了一下，说：“这小丫头片子！”妈训斥我：“没大没小的……”

姐姐养的十多盒花，都是寻常的月季、茉莉、蜡梅、含笑、迎春、牡丹、海棠等。海佬吴看到姐种的花，说了句：“你种对了花，也栽对了树。”

姐和大娘都好奇地问：“为什么？”

海佬吴指着海棠、牡丹和玉兰树说：“这三种花在一起，就叫‘玉堂富贵’，如果和金桂花在一起，那就叫‘金玉满堂’。”他这一说，大娘高兴自己选对了树，姐却朝他撇撇嘴说：“你就编吧”。海佬吴推推眼镜急忙说：“不是编，阿拉喔里相花房师傅就是这么说的。”姐一听他提的“阿拉”就有点不屑，斜他一眼。海佬吴瘦高个儿，有着瘦长颈，他伸着鹅样的长颈涨红脸辩解：“骗侬，阿拉是小赤佬。”

姐没搭理他，径直忙去了。

其实，我知道姐和海佬吴关系不一般，知道山豹王也喜欢姐，但姐似乎喜欢海佬吴多些。

姐的大白兔奶糖都是海佬吴从上海带来的，那时，在铜城市面上海货还真难见到，何况铜城远郊的老庙煤矿。就连姐背的黄橘色圆桶状的包，我觉得也是海佬吴送给她的。海佬吴应该算是矿工里最有学问的人，听说他是上海大资本家的公子，是十年前下放到铜城农村改造的。后来他考到老庙煤矿子弟学校当教师，只是后来被找关系的人顶替了，只得下井当采煤工。

1991年，我认识他那年他是三十岁吧。他出了一道算术题让我答：他比我大二十四岁，比姐大十岁，他该是几岁？算了好几天，我终于知道他是多大了，他奖给我的是五支中华牌铅笔，印有华表的那种，还有一块巧克力香味的橡皮擦。

我不太喜欢姐的花，却喜欢她种的草。有一种草很神奇，你用手指一触碰它的叶片，那叶片立刻卷缩起来，枝叶也慢慢地低下头。我没事就逗它玩，让它低头卷叶，一会它又会挺枝展叶，我便再用手指触碰它。我认为它是有生命的，它成了我最好的玩伴。

姐说：“它叫含羞草，它知羞。”

我也知羞，比如，我总是趁没人时去墙角那棵玉兰树下尿尿，那里隐蔽，有野葡萄藤叶密密匝匝地围着，一般人看不到。那颗野葡萄不知是人栽的，还是野生的，它攀缘玉兰树而上，比玉兰树长得好。那棵树后来死了，现在想来好像我不是唯一的凶手，野葡萄也有责任。

姐每月总有几天鼻尖会冒着汗珠，捂着肚子，蜷缩在灯房的内屋的小床上呻吟着，好像有什么东西不时地钩她肠子似的。她双腿一缩缩的，她痛苦地喊：“我的娘呀……啧啧啧”，那“啧啧啧”声是从牙缝里挤出的，听得我打冷战。

我把她给我的大白兔奶糖送给她吃：“姐，吃糖，肚子就不痛了。”姐向我连连摆手，妈会端来热水给她喝：“菲菲你喝点热水就好了。”

姐不喝，闭着眼皱着眉头，小脸扭曲着，嘴里发出“啧啧啧”的声音。

大娘不知从哪里拿了一个热水袋装满热水，俯下身子，把热水袋放在她的肚子上，没事似的说：“嫁了人，有了娃，就不疼了。”姐生气得一拧身子面朝墙背对着我们。大娘说了句：“让她睡下吧。”说完出了门，妈妈把我也拉出门外，轻轻把门带上。

妈着急地对大娘说：“这得想个法子，每个月都这样也不是个事儿。”

大娘望着妈说：“可怜没娘的女孩子，这该是当娘的为她操的心，她那个爹只知道喝酒，哪管她这事……嗨，没娘的孩子……苦呀……”

妈低头沉思一下，忽然记起了什么，一拍大腿说：“你看我多没记性，我堂妹也是痛经，吃了镇上百草堂的邱老栓开的几味中药就好了，我记得有当归、益母草、红枣。”

“可真能管用？中不中？”大娘探过身子问。

妈也向前倾着身子，重重地点点头：“肯定行！”

大娘把烟头按灭，对妈说：“红枣俺家有，明天工休，咱们骑车去大乌木山挖药，俺不认识草药，你把翠儿放在俺家，让孩子们一起玩，咱俩去。”

妈又点点头，算定下来。听说去大乌木山我自然很欢喜。

后来姐知道也要去，“就当是春游吧。”大娘说姐：“就你？还是在家躺着吧。”

姐向她扮了个鬼脸，仿佛肚子不疼了似的。

我对痛经有切身领会，是十多年之后的事了。其实除了益母草，玉兰树的花果也是治痛经的良药，那时，她们都不知道。当然，知道也没有用，那会儿树没有长大，花没开果没结。而不去采益母草，也就没有后面的事了。

四

去大乌木山之前，妈先带我去大娘家。

大娘家住在矿区附近的小费村，那是个蔬菜生产队，生产的蔬菜供应给铜城市民和煤矿矿工。大娘是工人，本没有田地的，但她嫁给第三任丈夫是费村征地招工的，家里有房有地，大娘带着四个孩子就随他落户在费村了。大娘共有五个孩子，三个姓张，一个姓符，最小的姓费，她嫁了三个男人，三个男人都折在矿山了。

一踏进大娘家前院，就见到姐在和大娘一起有说有笑地择菜。大娘见到我们来就拍拍手里的灰，转头向她家三个男孩儿吩咐着：“大顶去把自行车推过来，支柱去倒杯水给你姨喝，炸药带翠儿玩去。”那两个男孩领到任务转身忙去了，最小的叫炸药的男孩怯生生地向我走过来，对我笑笑。我没理他，妈让我叫他哥，我低头没吱声地靠在妈妈的腿边，大娘让我们进屋喝点茶就赶路。这是初夏的早上，阳光快爬上屋脊了。

三个男孩在院子的阳光下好奇地看着我们，阳光晒着他仨，他们穿的上衣都是那灰蓝色矿工服改的，就像三根灰蓝色的柱子伫立在阳光下。柱子们脚边有一群鸡在悠闲地刨食，一只土黄狗蜷卧在栀子花树荫下，伸着长长的粉色舌头——这个画面，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

跨进大门，我闻到一种香味，就是大娘怀里的味道。循香找去，那香味来自大娘家客厅的正面案几上的三个香炉，香炉之上檀香缭绕，三只香炉上方的墙上挂着三幅大小不一的黑白照片或是黑白炭精画像，那应该是三位中年男人的遗像，和我爸爸的一样。

霎时我仿佛掉到冰窟里一样，周身发寒，不由得打起寒战。我“哇”一声大叫，扭头跑出了那间屋子。三个男孩吃惊地看着我。妈快步追了过来，喊道：“翠儿，别跑，给你大爹、二爹、三爹磕个头。”

我不理妈，向着三个男孩后面躲。三个男孩偏偏躲瘟神样躲开我，嗖一下，箭似的射出院门。一个最矮的男孩瞪着我，说了句：“你滚蛋！”说完，一低头也出了院子。那群鸡被惊得飞起来，土黄狗冲我叫了一声，随着最后离去的男孩，跑出院门不见了。

这时，大娘笑吟吟地追过来：“那几个死鬼吓着翠儿了。来，给俺家翠儿戴朵花压压惊。”她走到我身边，在我头发里斜插了一枝她家院子里栀子树上盛开的栀子花。

姐也眼圈红红地走过来抱着我。

我越发不愿留在这个有三幅遗像的屋子里了，“妈，我跟你去山上采药。”大娘没等妈说话，就大声说：“俺们抬腿杠路采药去。”说着她踢开她的加重永久自行车支架，推车出院门。她把我抱在她的车大梁上斜坐着，叉脚骑着自行车，等妈在后座坐好，才一起身骑车踩起车踏板，车子快速地向乡道上冲去。姐骑的是轻便凤凰，她要带妈的，大娘说：“管好你自己吧，不让你来你偏不听，有你叫疼的时候。”

大娘告诉妈，这加重自行车是去年买给大顶在暑假卖冰棍用的，现在天还不太热，还没到卖冰棍的时候，“去年还真行，一个暑假就把这车钱挣回来了。”

“大顶有出息。”妈夸道。

“不干不行，六张嘴，只靠我一人工资咋活，摊了这个命没办法，大儿和二女在城里住校上学，是读书的料，随他们老子。我在那个死鬼棺材前说过话，俺要把他们孩子拉扯成人，也不枉和他俩睡过一个炕头有那一遭。”大娘边骑车边笑着说：“小春，你信命吗？”

妈低声说：“信……”

“嗨！俺也信过，嫁了三个矿工，两个死在井下。找个矿上电锯工，不下井该没事了吧，谁知他竟踩了漏电线路电死了，你说可倒霉到家了。那几年，俺快哭瞎了眼，后来俺不去想它了，就不信命了。你看俺喝点烧刀子，抽大铁桥烟，上班去灯房，回家带着孩子种地，也是一种生活。小春呀，你要有笑，你就有奔头，别愁着脸，没用！”大娘和妈说着话，我慢慢在颠簸中睡着了。梦里，我梦到爸和那三幅照片里的男人，欢笑地在大娘家里院中喝着酒，只是没有色彩，都是黑白的。

姐的车铃声把我叫醒，姐的自行车车铃清脆悦耳，如姐姐的歌声。大娘的车铃声音大，有点莽撞，有点得理不饶人的样子。

大乌木山到了，那儿和家乡的四顶山一样，高的是绿树青竹，低的是花草藤蔓，只是大乌木山山脚下有不少被当地人挖的小煤窑废坑，让大乌木山有了秃子头的感觉。小煤窑国家不还挖，封坑了，那片地却没有人去恢复治理，仍由它东一处西一处斑秃着。

益母草好认，长得有点像蒿子，叶子像古兵器槊，附有绒毛，此时正开着一串紫红色的小花。妈妈先采了几束，给大娘和姐当标本，她俩根据这个标本去山坡上采，我跟在她们身后，不采药，只采各种野花。野杜鹃、打碗花、小野菊都开在山坡上，一会就采了一大捧。还有好多好看的蝴蝶在花间飞，在山坡花丛中，我一扫爸爸走后心中的阴霾，过去仿佛在不见天日的黑屋里，现在我到了一个阳光明媚的大绿花毯上。我奔跑着追逐蝴蝶，好像还有其他什么。妈担心我，让我别四处跑。我看到妈的眉间也有了亮色和笑容。

大娘和姐采了一大堆益母草，大娘正在用青草拧草绳，要把益母草打个捆儿运回去。姐在树荫下整着益母草，她肚子大概不疼了，开始唱歌了：“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其实，我喜欢听她唱的《到什么看什么雨》那首歌。此时我无心去管她唱什么歌，正奔跑着追赶一只红色的蜻蜓。那是一只周身通红如辣椒的蜻蜓，它精灵一般在前方跑着。在追赶中，我脚底一软，眼前一黑，手上的鲜花扔向空中，整个人如坐过山车一样快速向一个黑洞里坠下。一股腐臭的味道把我包裹，我重重摔在什么上面，好像是卡在一根木头上。

我抬头朝着上方一圈白色亮光处，大声呼喊着：“妈，大娘，姐！快来救我！”

一会儿，那圈亮光处有三个黑点晃动，我听到妈、大娘和姐带哭腔的声音。

我知道有救了。

要把我从小煤窑废井里救上来不容易——我是卡在一个窄小的废井中间，大人身体下不来。

在依稀记忆中，充耳的是妈的哭声、姐的喊声，还有就是大娘大嗓门地说：“哭什么，翠儿没了，俺赔你两个儿。小陈赶紧骑车回矿叫人来下井救人！”

接着，就听到大娘在高处叫我的声音，不一会儿，又听到海佬吴的叫我声音：“小囡呀，别睡着了！”

多亏了海佬吴那天也休假，他骑着全矿工中唯一的日本雅马哈摩托车来山上打猎，是他听到这边声响，骑车赶过来，按照大娘的安排，飞快骑车回矿报信。

在矿上救援的人们没到之前。大娘、妈和姐三人在不停地叫我的名儿，怕我睡着了。

我怕冷，寒气笼着我，身上仅有的热一会儿就被寒气侵袭殆尽。但我更怕黑，四周的黑黏稠如液一样朝我涌来，这黑快让我窒息了，这黑又让我想起大娘屋里墙上的黑白照片。我拼命地哭喊着，最初吓得冒汗，现在变得周身透凉，井壁上向下滴着水，水在我身下不远的地方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井筒四壁又把这声音放大，变得很响很响。

姐在亮光处唱起了《水手》和《星星点灯》，歌声吸引我向上仰望。我久久地盯着上方亮光，不去看那四周压过来的黑，这时，我发现那只红蜻蜓就落在我头顶的上方。我想抓到它，我让姐唱《到什么地方看什么雨》给我听，不知她是不是没听到，一直没唱那首歌。

又过了不知多久，我听到山豹王和窑神杜叔叔的声音，他们粗粗的嗓音撞击在井壁上，回荡如钟声。这种声音给了我力量和温暖，也增强了我战胜黑暗的勇气。我试着爬起来，站在那根巷木上，伸手把那只红蜻蜓捉到手，向洞口大声说：“大娘，我捉到红蜻蜓了！妈，我不怕黑了！姐，唱支什么雨的歌吧！”

她仨好像听到了我的喊声，姐就唱起了那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别在异乡哭泣，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行李……”

有了红蜻蜓，我仿佛在黑暗中握有了一根红蜡烛。我开始和红蜻蜓说话，说爸爸、妈妈、大娘、姐，还有山豹、窑神、海佬……这时我就不冷不饿不怕黑了。

大概过了两顿饭的功夫，我身边井壁的土有了簌簌的松动。这个变故又让我害怕起来，真怕井壁里会拱出来一头吃人兽。井壁终于出现了个圆洞，洞里首先传来的是一束光，接着探出两只黑手臂和一张黑脸，我迎着那张黑脸扑了过去，大喊道：“叔叔！”我看到他头上戴着一盏灯。

在扑到他怀里时，我就晕了过去，手一松红蜻蜓飞远了。醒来后我十分想念那只红蜻蜓。后来妈告诉我，我在废矿井里待了一天半，也就是说，我在黑暗里待了三十多个小时。从此，我再也没有害怕过黑暗。

五

我在矿医院里住了三天后，才回矿灯房“上班”。

住院时，许多人都来看我，听说结巴区长都来了，不过我只记得大娘，姐和妈。

记得姐握着我的小手说：“我这次算是欠你的了。”

“欠别人东西，妈说一定要还的。”我对姐说，姐偎在我病床上，依着我左侧认真说：“你要什么，我还你。”

我歪头想了一下：“新疆小花帽，你说我戴上会很漂亮的。”

“这，这东西只有新疆有，我有机会一定买给你。”姐说。

“机会？是什么东西？”我问。

大娘在一旁看到姐为难的表情，就说：“机会就是机会，你这个刨根问底的家伙。”

这些大人没解释清楚“机会”，又说我是“家伙”，家伙是人还是物？大人们不是称矿灯和镐为家伙吗？在副井矿工下井时，总是互问道：“你家伙带好了吗？”。他们嘴里说的家伙就是镐、电煤钻、铁锹、瓦斯测气器、板子、铁锤、放炮器……我绝不可能是这些家伙，在大娘眼中，我却成了那些家伙，我有点生气了。我生气就把小嘴噘得高高的，大娘不理我，任由我去。

妈把我扶起来喂药，回头一看，姐已经疲惫得睡着了，妈告诉我她已陪我三天三夜了。

到矿灯房后，我们谁都不再说那件事，仿佛坠井的事从来没发生过。

窑神杜、山豹王还是逗我玩，只是我见不到海佬吴了。问姐，姐杏眼一竖说：“管他浪哪去？有本事他别回来。”她生气的样子，有点像动画片《美少女战士》中的月野兔——我喜欢漂亮厉害的月野兔。

海佬吴房间有一台彩色的电视机，姐说是海佬吴自己买零件组装的。那时，买电视还要凭票，他每天晚上都会把电视机搬出来，放在窗台下的办公桌上打开给职工们看。我只看动画片，看动画片的人少，大人们不太看这些。看完后，姐和海佬吴就把要睡觉的我背回家。

妈告诉我，海佬吴回上海去了，我问：“他还回来吗？”

大娘说：“悬！”

我闹不清，姐为什么对海佬吴回上海生了气。我盼他回来，他不回来我就吃不上大白兔糖了。

姐现在很少有笑脸，也不去唱歌了，忧郁得有点像她原先种的要死不活的花。

妈趁姐不在时对大娘说：“菲菲八成是爱上上海佬了。”

“可不是，这傻丫头。”大娘应答道。

妈着急地说：“那怎么办？别出事……”

“放心，这事哭几场就好了，姑娘家谁不都是哭几场过来的。”大娘轻描淡写地说道。

“大娘，我也是傻丫头，我也要哭几场过来吗？”我仰头问大娘。

大娘哈哈一笑，“你？哈哈，小丫头片子。哈哈哈哈哈”笑声传得很远，惊飞了玉兰树上歇脚的三五只麻雀。

妈责怪我：“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讨厌。”

我伸了伸舌头，跑到门外找姐玩去了。姐这会儿也扶着玉兰树在低声哼着一首歌，歌词很怪：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若干年才清楚那是一首叫《我不想说》的歌。

我跑过去牵她的手说：“你不想说？你就别说呀，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姐一下搂住我，呜呜呜呜，像是在哭，又像在哼唱那首歌。我仰脸透过她纷披的头发向上看，此时，晚霞正从玉兰花树梢间悄然西坠，肥厚的叶子也拦不住那橘红的光芒。

“别没出息哭鼻子，他欺负过你吗？他回来俺找他论理，决不轻饶他！”这是大娘的声音。

姐在我耳边说：“没有，他没有欺负人家。”

“那哭啥哭，俺就说他小瘦子借个胆，也不敢欺负到我们矿灯房来！”说完大娘的大皮鞋就脆响着走远了。

海佬吴回来了，矿工们都说他是回来办离职手续的，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算是个大资本家了。

他来到矿灯房时，穿着崭新的格子西服，蹬着一双白色尖头皮鞋，梳着大背头，眼镜也换成金色框架了。姐见到他愣怔了一下，仿佛不认识他了，马上慌不择路地跑出灯房外，向热水房室急匆匆地去了，好像热水炉的热水沸开了，她得去关闸门。海佬吴不知道咋回事，傻站那儿，望着她逃也似的跑远。

妈向他点头：“回来了。”

“回来了……”海佬吴耸耸肩，故作轻松地应了声。

“还走吗？还回你的上海吗？”大娘接着问。

海佬吴没接话，他从背包里掏出了一条“中华”烟递给大娘：“你抽你抽。”大娘没接，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了“东海”：“那烟金贵，抽不起，别抽上了瘾，买不着麻烦，我还是抽它。”说完点上烟吸了一口，横眼望向他问，又问了句：“还回大上海吗？”

这时，海佬吴正把月野兔美女卡通面具给我戴上，我十分兴奋，比吃大白兔奶糖还高兴。我戴着面具向热水房室跑去，出门时听到海佬吴轻声说了声“要回的”，接着听到“啪”一声，那是大娘用抹布抽矿灯台的声音。大娘有个习惯动作，不高兴时就用湿抹布抽矿灯台，矿灯台上铺着一块很长的厚塑料，湿抹布抽上去会发出比放二踢脚响炮还炸耳的声响。

到了热水房，我见到姐一个人站在炉子前，呆呆地望着关不严的水龙头在滴水，见我戴着面具进来没表情。我说：“姐，看我漂亮吗？”她没回答我，却问我大娘和海佬吴在说什么。我把听到的告诉她，她蹲下身子对我说：“好翠儿，快去听他们说什么，回来告诉我。”说完姐在我后背推了一下。我回头又追问姐：“我漂亮吗？”

“漂亮，漂亮”，姐连声说。

我知道她在敷衍我，但还是像月野兔一样奔回矿灯房。

“阿拉早跟她小陈说了呀，和我一起回上海成家，她说舍不得她爸爸的。阿拉说带上你爸爸好了，她说她阿爸不愿意离开这里，她也不愿离开，就是这样的，阿拉没有办法……”海佬吴说完低下了头。

大娘说：“你可以留下呀，回上海有啥好？”

“侬不晓得呀，那边家产还要人打理的，老爸就阿拉一个独子，他不在世了，阿拉家还有妈妈，七十多了，身边没人不行。你行行好，劝劝菲菲和阿拉一起去上海。结了婚再回来也是可以的呀。”海佬又把瘦颈子向大娘伸了过去。

大娘点点头说：“这也是个办法，俺来说说她。”

海佬吴听到这话很高兴，站起来把那条烟放在矿灯架上，欢喜地向大娘鞠躬，说：“麻烦大娘了。”

嗨，他那么大的人，也随我，也叫大娘为大娘了。

出门后，他朝矿食堂跑去，我妈说：“菲菲在水房。”

海佬吴回头说：“知道的呀，阿拉去吃点小酒，山豹、窑神一帮兄弟在等阿拉吃小酒呢。”

我还没去水房传话，姐就徐徐走了过来。

进灯房后，她也不说话，蹲着身子修起矿灯来，她上过煤炭专业学校，会修矿灯。

妈在洗灯，大娘在给矿灯上酸，我戴着面具，在门外一个人疯闹着。

她们说些什么我顾不上听，听大人说话有时也听不太懂，大人们有大人的事儿，我是小孩，我的事儿就是玩呐。在玉兰树下，我拾到一根玉兰树枝，大概是上午绿化队来人修枝时落下的。有了树枝，我才真正是战胜黑暗的月野兔。我在外冲杀了好一阵子，假想敌终于被我打败。这会儿就感到口渴，口腔和嗓子火烧火燎的。我奔回矿灯房找妈要水喝时，见到她仨有说有笑，大概她们谈妥了一件什么事。她们的高兴情绪影响了我，我一边叫着“妈，月野兔要喝水”，一边挥舞树枝跑过去。

“哐当——啪——”

大娘的硫酸瓶被我手里的长树枝扫下台子摔碎了，硫酸和玻璃在巨大的破碎声中四溅开。姐正蹲在地上，她一把推开了我，自己的左侧从头到脚都溅上了硫酸，虽然这硫酸是已经被稀释过的，但它依旧有腐蚀性。

姐大叫了一声侧身倒去，大娘吓得呆呆地站在那里。妈妈跑过来一手扶姐一手扶我，边向窗外喊：“出事了，快来人呀！”

她的喊声，惊醒了大娘。她快步把姐扶到洗灯池边，开足水龙头，用自来水向姐全身冲去，一边冲一边厉声冲我妈喊道：“快去调度室，打电话让矿医院来人。”

妈妈匆匆地跑出去。

我惊恐看着这一切，意识到我干了一件错事、坏事。

我看姐在凉水冲洗下，还发出“娘啊娘……”的叫声，比她肚子疼还惨。她落汤鸡一样躬着腰，任由大娘用水冲向自己。我刚向她们靠近，大娘横着一双铃铛似的大眼，冒火一样的目光，冲我吼道：“滚！滚远点。”

我从来没见过大娘发这么大的火，要吃人似的。

我吓得跑到那棵已死的玉兰树下，全身颤竦，一头扎在野葡萄藤蔓里，这样我好像就可以逃避一切了。

六

我被送回家乡临湖，我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矿灯房了。

因为我干的坏事，大娘的班长被结巴区长给撸了，大娘和妈还被罚了三个月的奖金。这是山豹叔告诉我的，我是山豹叔骑着海佬吴的雅马哈摩托车送回来的，听说海佬吴把车送给他，还把猎枪送给窑神杜，彩电要给妈，妈没要，不过这些都不是我要关心的事了。

在到村口时，我对山豹叔叔说：“叔叔，你还来接我吗？”

山豹王用闪着亮光的小攮子熟练地削好了一个苹果递给我，然后把小攮子插到腰带上的皮套子里，摸了摸我的头发，笑了笑：“等过了这一段时间我会来接你”。山豹王跨上车，回头说了一句，就轰响了雅马哈，绝尘而去。

我举着弯着小拇指的手，原想和他打钩的。他分明不愿这样，他不会来接我了。

我望着他慢慢变成小黑点，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舅妈拉我的手：“我们回家。”

我丢开她的手，还是痴痴地望着南方。四顶山挡住了我南望的目光，我心中说：四顶山你该让一让，让我能看到那两座黑色的山，能听到天轮转动的声音，看到玉兰树的青枝绿叶和矿灯房的姐种的花草……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只有哭，用泪水洗去心里的什么。

我最担心的是姐被硫酸烧坏的皮肤。在医院，我看到姐的脸和左胳膊和左脚被白纱布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姐昏睡着，那时病房灯下的白，像雪一样压着我，比废矿井的黑还让人害怕，原来死亡是由黑白两种颜色组成的。

我不顾哭泣的妈，跑出了病房。

在走廊里，我听见大娘和海佬吴在说话。

“菲菲可能会破相，你还会要她吗？”大娘铃铛一样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海佬吴。

“阿拉会请上海最好的医生为她植皮的。”海佬吴低声。

俺问的不是植皮。是她破相了，你还会要她吗？”大娘前倾着身子，如塔般压过去。

海佬吴退了两步，嗫嚅道：“阿拉回去和妈妈商量商量……植皮会好的呀！”

“啪！”大娘抢起手掌打了海佬吴一个耳光，比抹布抽到矿灯案台上还响：“滚！滚回你的上海去！”大娘手指着大门。

“有事好商量嘛？好商量的，侬怎么好打人家呢，不好打人的呀！”海佬吴连连后退几步，又转身快步跑出门去。

我跑到大娘面前，抱着大娘的腿悄声哭泣。大娘起伏的前胸伴着粗声呼吸，她腿一抬，我就跌坐在地上。她向我扬扬手掌，粗声的：“都是你惹的祸事……你害了你姐一辈子！”说完大娘死死地盯着我。一会儿她慢慢地垂下手臂，把我抱起来，如牛哞一般大哭起来——我才发现大娘也会哭的。妈跑过来劝大娘别哭了，别哭了。

大娘哑着嗓子说：“让俺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好多年没哭过了。”

三个女人的哭声在走廊里跌跌撞撞地向四处跑去，我的哭声是最尖锐的那一个。

我是第三天被送回临湖的，回来了，魂还丢在矿上。我总想姐，想她时，觉得我欠了她什么，我该还她。她的皮肤烧坏了，我该赔她皮肤，让她没有半点疤痕，让海佬吴叔叔再喜欢她并娶她。我想好了，我一定得回矿医院，让医生给我植皮，植我的皮给姐。姐是老庙煤矿女孩中最美的，所有的黑脸和白脸叔叔好像都喜欢她，海佬吴、山豹王更是，不能因为我的过错让他们都不再喜欢她了。我缠着舅：“让我回矿上去吧，好舅舅”。

舅看看我说：“等一等，等你妈回来再说吧，你闯了那么大的祸……”

我低下头，决定不吃饭了，用这种形式来惩罚自己，来求得姐姐的原谅和宽容。每到吃饭时间，我就跑开。舅妈问我怎么不吃饭，我会告诉她，已在村里谁家谁家吃了，吃的是银鱼蒸蛋、米粉肉、菱角菜……舅妈就相信了。其实，我在吃饭时，会躲进那只倒扣在岸边的老木船下睡觉。

在船的阴影里，我把两枚矿灯牌挂在船帮上。风吹过，两枚灯牌相碰，发出清脆的响声。在这响声里，我会睡得很香，在我的梦中，那只船会载着我向空中飞去，飞过四顶山，飞到老庙煤矿。在空中我看到矸石山在我脚下，矿灯房在我脚下，矿医院也在我脚下。船向姐姐的病房驶去，我又见到被白纱缠身的姐，我大声喊着：“姐，我来了，我来给你植皮……”

“翠儿，你醒醒。”这是妈在叫我。

我很困难地睁开眼睛，头顶是一盏灯，还有就是妈的面容，还有大娘在怔怔地看着我。

“妈，妈，我这是在哪？”我声音哽咽。

“在矿医院，你烧糊涂了，都高烧昏睡三天了，舅不把你送来，我们真见不上面了……”妈哭声像水一样漫了过来。

“这丫头醒了就好，不烧了吧？”大娘过来摸了一下我的额头，对妈说：“不烧了，不烧了，别哭了。”转身端过一个瓷碗，用勺子舀了一勺汤：“来喝鸡汤，补补。”

后来，妈说这鸡汤是大娘在家杀鸡炖的，她家里二十几只鸡都让住院的我和姐吃完了。

终于，几天后，康复的我和妈一起去了姐的病房。她已从无菌病房换到普通病房，包裹她的白纱布已经去掉了。她躺在床上打吊水，我走过去时，她笑着朝我招手：“来让姐看看翠儿，呀！别哭呀！”

我“哇”的放声哭了，因为我看到姐的左脸颊有两处玫瑰红的疤痕，姐这是破相了。

“姐，我赔你皮肤，割我的皮赔！”我扑在她床边。

姐笑了起来，“割什么皮？我这过几天就会好的。不用割皮的。”

“姐，骗我。”我不信。

姐说：“不信，你问大娘去。”姐抬抬下巴，指向大娘。

大娘对我望了望：“好在这是稀释过的酸，不然……不然你真得割皮赔你姐。”说完她又哈哈笑，只是她只笑两声就把笑咽了回去。随着大娘目光，我看到海佬吴伸着脖子站在门口，大娘目光又变得有了凶光：“你来干什么？你娘同意了？”

海佬吴低下头，又摇摇头。

“那你来干什么？”从来轻声轻语说话的妈，这次破例高声责问一句。

大娘怒火又起：“滚！你给俺抬腿走人”。

“班长，你让他进来吧。”姐姐在床上说了句。

大娘还是不让“我不是你班长了，我……”

“娘，你让我和他说两句话，就两句，娘！”姐在床上坐了起来。

大娘听到姐叫她娘，一下怔住了。

她用手指颤抖指了指海佬吴，“你要欺负俺闺女，你试试……”说完抱着我出了门。

走廊里，大娘还是气愤地喘着粗气。

一会儿， “哐啷”一声，病房门口忽地扔出了姐的圆桶包，接着海佬吴跌跌撞撞地逃也似的跑出房门，快步和我们擦肩而过，显然他俩这是谈崩了。

大娘抱着我急忙跑向病房，姐一见我们，立刻扑到大娘的怀里，嘤嘤地哭着。

大娘说：“哭吧，大声地哭出来，别憋着……”

妈用手轻轻拍着姐的后背，像要哄她睡觉一样，只差没有唱“宝宝乖乖……”

姐只是低声抽泣，一只蜜蜂飞在玻璃窗上嗡嗡地撞击，它想飞到屋外去，那透明的玻璃拦着它远去的欲望。我悄悄地走去，打开窗子，那只金黄色的蜜蜂，一下飞远，金黄的小点消失在旷野里……

七

我是不能去矿灯房了，但我可以在听到警报器“呜呜呜”响起后，随着大人们一起惶恐又紧张地奔向副井。

煤矿的警报器呜呜响，一是这座山城每年一次的示警日，另外就是煤矿井下出事了。

这是深秋的清晨，路边的草叶上已涂满了白色的霜，妈妈把我抱到副井边上就不敢走过去了，而是一转头去矿灯房，让我别乱跑，“一会儿我们回家”。

副井处拉了警戒线。警戒线旁停着一辆铜城人民医院的救护车，警戒线外围着许多矿工家属和矿工，不少矿工们已换好了工装，领好灯，等待指令下井抢险。干部模样的人站在副井口的警戒线里说着什么，矿工家属们抻着脖子向井下呆呆地望去，也有不少家属眼圈发红。

矿工们大多不吱声，或抽着烟，或望着天空和远方。

每次天轮转动，都引起副井处人群的骚动，尤其是从井下提升上来的人行车，聚焦着人群的目光。一辆车停下，一群矿工上井。矿工家属见到自己的亲人上井了，马上冲过去，挽着矿工的手臂向矿工浴室方向走去。剩下的只是没有等到亲人的人，在忐忑地等待。

终于，人行车再次被提升上来，穿白大褂的几位医生护士们立即快步来到人行车前，把担架支开。就见一个汉子被抬下来，那个人我没看清，我见到抱着那个黑脸汉子上担架的人是山豹叔。我叫他，他仿佛没听见，没理我。担架被人抬上救护车，他瘫坐在井口的石阶上，望着救护车鸣笛远去。

此时的山豹叔在大口地喘气，接着低头呕吐起来。他手里拎着一盏瘪了的矿灯，而头灯还昏昏沉沉地亮着。他抽出小攮子，一下两下三下，在扎副井的枕木上，好像枕木是一个害人的凶兽……

看着他双眼通红，我有些害怕，怕他会用刀子扎人，急忙跑到矿灯房门口找妈。妈忙问：“你看到是谁了吗？”

“看不清，是个黑脸叔叔。”我说。

大娘走过来低着头说：“一会就知道了，唉！”

这时 ，山豹叔迈着沉重的步伐走来，他一手拎着矿灯，一手拎着小攮子，鲜血直流摇摇晃晃如魂被谁抽了似的。他把手里拎的矿灯推进矿灯房交灯处，“吴俊超的灯”。

矿灯房里传来“啊”的一声惊叫，如玻璃瓶炸裂的声响。这不是姐的声音，但又有点像，这会她应该还在医院里住院，是谁在哭，我不知道。

窗内的哭声点燃了山豹王的悲伤，他伏在矿灯交灯的窗台边号啕哭起来，全身颤抖着，黑蓝色的矿工服在抖动着。他的手在流血，血滴在地上，紫红紫红的。“当啷”，小攮子掉在地上，他仿佛受到惊吓一般，怔了一下，慢慢地弯腰拾起来，迟缓地环顾四周。他看到了我，脸上肌肉又抽动着。这时， 窗口内轻轻递出一枚白色矿灯牌，山豹王把那白色矿灯牌拿着，走到我身边，递到我的手里：“这是吴叔叔的，给你……留个想头吧。”我一把抓在手心里，灯牌冰凉冰凉的，我紧握着，我想用我的体温把它捂热。

山豹叔摇摇晃晃地走远。

……

吴俊超——就是海佬吴。他折了，依旧是井下冒顶事故。

“海佬吴本不该下井的”，山豹叔后来多次断断续续地告诉大娘说：“本来我们都不让他下井的，他非坚持要下最后一次井，谁也劝不住。他说和大伙告个别，和矿井告个别，往后可能一辈子都下不到井了。他说，他还想找到一块煤精石呢，找我刻个玉兰花给菲菲。没承想，还没捋几锹煤，大顶就悄无声息地塌下一块，他折在那里。唉，都怪我们没拦着他。”

山豹王走后，大娘一屁股跌坐在石阶上，望着高高矸石山，自言自语：“这可能就是他的命吧。这事该怎么和他上海的娘说，又怎么和菲菲说呀？”说完她把脸埋在摊开的手上，她的双肩抽动着。

妈流着泪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烟，抽出一支给大娘点上，又抽出一支自己点上。她像大娘一样一口气把烟吸得很长。她俩吸着烟，望着远方的太阳慢慢爬上高高的矸石山上，矸石山上的矸石块被镀满红黄色，那山变成红黄色的山了。

一支烟吸完，妈脸上的泪被风吹干了。妈把烟头扔在脚下，用解放鞋狠狠踩了踩，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尘，果断地和大娘说：“我去告诉菲菲。”——她从此也吸上了烟。

大娘扶着玉兰树站起来，她的手没有离开树干，仿佛一松手，她就会跌倒。她点点头，扬扬下巴说：“骑俺的自行车去吧，快些。”

妈让我跟着大娘回家，自己骑上车向矿医院赶去。

八

矿电影院对于老庙煤矿是多功能的，矿里“大干一百天”誓师大会、平时放电影都在这里，矿团委每年举办集体婚礼和矿工会举办追悼会也在这里。

吴叔叔的追悼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台上，吴叔叔的妈妈坐在轮椅上，披着一件黑色的羊绒围巾，头上戴着黑色的呢帽，呢帽上别着一只黑色的玫瑰花。她戴着一副宽边墨镜，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和眼睛里的情绪，只见她的脸是惨白的。她一直侧着身歪着头，注视着台中央的，立在红缎子铺就的台案上的自己儿子的遗像。

我和大娘、姐、山豹和窑神等人站在台子底下。剧场有座位是那种酱黄色木骨折叠椅，大人们都没有坐，台下的职工和矿工家属都肃穆地站着，黑压压的一片，如乌云一样。

台上矿领导分别讲话，工会主席念悼词，大家三鞠躬。

一号井的区长书记依次做检讨，结巴区长在检讨时哭了几次。

副书记宣布对区长、书记的行政处分决定，矿长宣布追认吴俊超为矿山劳模。

书记宣读全矿职工向吴俊超学习的决定。

当大人们在做这些时，我只关心两件事，一是盯着吴叔叔的照片看，二是盯着姐看。

吴叔叔的照片不是黑白的，而是一幅课桌大小的彩色照片，照片框上有黑色的绸带垂着，表明这是遗像。听说那是吴叔叔的妈让人在上海洗印带来的，她不愿让自己年轻的儿子离世是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吴叔叔梳着很亮的背头发型，打着蓝白格子领带，西服是藏青色，衬衣是一种夺目的洁白。他的微笑从那金边眼镜漫溢过来，侧耳听仿佛能听到他的笑声。在照片下方摆着一个紫红色的小盒子，山豹王告诉我吴叔叔就缩身在此。盒子上立着一个煤精石雕的吴叔叔的头像，这是山豹王雕刻的，煤精石雕的头像晶亮亮，乌金一般闪着光芒。

姐在妈和大娘的扶持下，低着头望着自己白色球鞋，那是一双缝罩了一层白布的鞋。在老庙煤矿，大家叫它“孝鞋”。姐好像很冷，她全身颤抖着，嘴唇打着冷战。我挤到她身边，双手紧紧抱住她颤抖的腿，想用我的暖捂热姐姐冰凉的双腿。这时，我看到一只红色的蜻蜓飞落在姐的马尾辫上。我知道它就是我在废井放飞的那只，我想告诉姐，但看到她惨白的脸和大人们严肃的表情，便不敢吱声了，只是盯着那只红蜻蜓。一会儿，这只蜻蜓振翅飞到台上吴叔叔的相片上，又一会儿从相片上飞落到煤精石雕像上，然后就一直停在那里不动了。我想吴叔叔的妈妈一定也看到了，不然她不会和我一样久久地注视着那里。

追悼会最后，是请吴俊超的母亲说话。

坐在轮椅上的老妇人这才把目光从照片上或者是从红蜻蜓身上移过来。她望向台下我们，轻轻地说：“谢谢！谢谢侬！”说完双手合十，向台上和台下的人们伏下身作了三个揖。做完这个动作后，她伏在自己腿上，没有再立起身子，她全肩急剧起伏着，和姐姐的颤抖一样，悲恸之感在台上与台下静静地流动着。

一会儿，吴叔叔的妈重新直起上身，她用双手推着双轮移到儿子像前，伸出手臂，把紫红色小盒和黑色雕像一起揽入怀中。她说：“儿呀，今朝吾陪回卧里厢！”

吴叔叔妈妈的轮椅被众人推着走过人群，她一直伏着身子，只是把合十的双手放在头前上下摇动着，依稀可以听到：“谢谢侬，回沪，回沪……”

电影院的大厅里，传来一阵闷雷的声音，一群人的哭声覆盖一群人的哭声，哭声如浪一般在这偌大的厅里回荡，撞击。

终于人群像河水一样慢慢流出剧院。

现在只留下大娘、姐、妈，山豹、窑神几个人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剧院的工作人员正在撤下追悼会的横幅，整理着帷幕，准备放一部香港的电影。

姐这时擦干了眼泪，不再颤抖。她把自己的双臂从大娘和妈的手腕里抽出来，一步步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向台上。她走到吴叔叔彩色大照片前，取下照片，深情地吻了一口，然后捧着照片走下台去。

妈吃惊地说：“这怎么得了，今后她还怎么嫁人呀。”

“别拦她，人家孩子一个人千里来矿山折了，也总该得有一个捧像的人。”大娘说。

妈还要坚持阻拦，山豹王拉着妈，瓮声瓮气地说：“让她去吧。”

我们缓缓地向影院门外走去。

时光如水淙淙流淌到第二年的早春河床，如岸不动的老庙煤矿正在发生着诸多事件，最主要的是矿上煤炭卖不出去，矿山效益堪忧，煤山见天疯长，其堆的高度已远远超过矸石山了，远远地望去，老庙煤矿有了两座黑坟。后来，矿井属于半停产状态，矿上倡导矿工留职创业。

矿灯房也发生了一些事，比如姐沉默了许多，雪上加霜的是她的爹也病逝了；大娘有了皱眉的习惯，并且吃饭时总是咂两口烈酒；妈学会了抽烟。

这天，姐带我在矿工女浴室洗澡，她这次帮我洗好后，穿好衣服，自己才冲进浴室，站在花洒下仰着头冲了好久好久。我踅进浴室几次，只见她在水雾里冲着澡，并大声地唱着歌，有当年的《吻别》《离歌》《把所有的爱却留给你》《只想一生跟你走》《心会跟爱一起走》这些时髦歌，这些歌姐也都教会了我，只是，我不知道她今天这是为了什么，平时她在浴室只哼一二首，今天唱了十多首，是浴室从此不再开放了，她才这样拼命地冲洗疯了地唱吗？还是她今天一天把所有的矿灯都洗干净了，把她自己弄脏了生气了？还是怎么着了？想着想着，我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当她把我弄醒后，才发现我又有了一头漂亮的新疆辫，是十六根，不知她什么时候给我辫的，那天她没有带我去各处展示她的手艺，只是眼圈红红地望着我，望着远处的矿井架，我问姐，你眼怎么红了？她说：“眼睛进了洗发露。”

回到矿灯房已是快下小夜班的时辰了，在门前走廊的长椅上，她边梳理自己的湿头发，边低声地对大娘和妈说：“娘，小春姨，我要走了，今天和你们告个别。”

妈问：“你真要离开，山豹知道吗？”

姐摇摇头。

“姐你到哪里去呀？我不让你走。”我在她怀里仰头问她。

她低头望了望，眼睛里盛起水雾，她在我额头上深吻了一下，她的唇是那样的冰凉，如一枚矿灯牌吻印在我额上。

大娘望向她叹了一口气，望着停转的天轮和高高的煤山，半晌，叹声：“这煤挖出来也卖不掉，都压这里，是呀，你是该走了，但，但这都走了，这矿怎么办，这井……”

姐低下头：“娘！我……”

大娘把抹布随手扔在台子上：“罢，罢了，罢了吧，你是该出去闯闯了，你还年轻……”说完，她递一支烟给妈，她俩头凑在一起点火抽起来。

姐伸手向妈说：“也给我一支吧。”

大娘和妈回过头看她，我忽然看到姐身后的三株玉兰树枝上，挂满洁白色的花，一股清香在有点暖意的春风里扑面而来，我高喊：“快，快看呀！玉兰开花了。”

栽下不到三年的三棵玉兰树枝上的花竟然开了，这些天发生了许多事，谁也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变化，只有春风和它们自己知道在变，到了开花季节，它们就悄然绽放了。

她仨仰头凝望。

我没说谎，花真的全开了。

姐也没说谎，盛开的玉兰花一朵朵真像竖立的矿灯盏，瓦亮洁白，无暇硕大……

姐走后，山豹叔多次来问大娘和妈：“菲菲去哪去了？她是到广东？深圳？还是上海？……”

她俩只是摇摇头，她俩也不知道。

山豹叔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不辞而别了。

窑神杜说：“山豹是去找菲菲去了。”

他能找到姐吗？我祝愿他俩能够在茫茫人海里相互遇见……

在他们都离开老庙煤矿的日子时，我总是呆呆注视那个渐空的矿灯牌架，我把自己收藏的三矿灯牌悄悄地挂在矿灯牌架上，我不想让它空荡荡的……我也知道，那架上的矿灯牌我永远数不清……数不清……

九

两年后，我收到姐和山豹叔从新疆寄来的维吾尔族小花帽，我兴奋地戴给大娘和妈看，问她俩：“我像不像古兰丹姆？”

她俩都说：“像，真像！”

遗憾的是姐和山豹叔没有看到。

海佬吴叔是看见了，还是没看见？我不清楚。那只红蜻蜓知道吴叔叔能看见我戴新疆小花帽吗？我更不清楚。

你看呀，你看：一只红蜻蜓在三棵玉兰树的花朵间翩跹起舞，轻盈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