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程皎旸，作家，硕士毕业于香港大学，新书《打风》《飞往无重岛》即将上架，已出版小说集《乌鸦在港岛线起飞》《危险动物》，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展”新人奖，入围台湾时报文学奖等；小说《香港快车》入选首届“青鸟作家导演起飞”计划；曾任国际4A广告公司策划师、大学讲师、金融集团市场营销等。

夜晚十点多，我从麻雀馆行出来，一团火色身影夺命似的烧到我跟前——是枚姐。我瞬间尴尬。这些天我不听她电话，不回她信息，她现在就杵在我眼皮底下，让我无法再扮失踪。

“带走你个仔啦。”枚姐说，“他发癫了。”这话她已经在信息里讲了好几次，但我不信，觉得她唬我，无非想找我多要点“寄养费”，毕竟，我已经连续三个月周末没把阿藤接回家住了。

但枚姐不听我讲废话，指着对面的巴士站，说她已经把阿藤带出来了，如果我不领走他，就让他睡街上吧。只见阿藤正坐在站牌旁的银灰色长椅上，身后的广告灯箱将他浸染成一团安静的火烧云。他蜷缩在松垮的外套里，低垂脑袋，盯着一本摊开在膝盖上的巨大画册，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摇摇欲坠，镜腿上绑着一串肉色橡皮筋，嫁接曾经断裂的骨架。

我问枚姐到底出了什么事？ 枚姐说要我眼见为实。她拖着我过马路，车灯陆续在我眼下滑过，我这才留意到，她垂坠的右手上裹着一层白色纱布。

阿藤听见响动，抬起头来，跟我打招呼。他苍白的脸愈发清瘦了，颧骨下的皮肉微微塌陷，尖下巴上有一块乌云似的胎记。

“嗨。” 他若有似无地微笑着，瞳孔在镜片后闪烁褐色微光。我没理他，只是盯着枚姐，只见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气球，吹胀了它。当鼓胀的气球出现在阿藤面前，他猛地弹起身，像嗅了腥血的僵尸，右手握拳从过大的袖口里打出来，捶向气球——我惊了，他那原本惨白、干瘪的拳头上竟长满了黑刺。“嘣——”气球在我眼前爆炸。枚姐继续吹气球，吹胀一个，阿藤就刺爆一个，“嘣嘣嘣”在夜色里响成一片。

枚姐用完最后一个气球，然后，她指挥阿藤：“除衫给你妈看啦。”

我还没反应过来，阿藤已经照做了。随着外套拉链下移，我仿佛看到一根根黑色的刺，在他五脏六腑里飞速生长，刺透血管，刺破皮囊，刺向我的双眼。一阵电击般的酸痛向我袭来，令我麻痹、冰冷，直到我听到阿藤笑嘻嘻地对我说：“妈咪你看，我的身上长满了刺。”

那晚，我和阿藤搭小巴回家。我全身僵直，生怕挨到阿藤，被他刺伤——就像枚姐的手那样。她解开纱布，把伤口给我看，密密麻麻的血窟窿，好像哭红的眼睛，布满肌肤。据说，她养的小仓鼠、小金鱼、小白兔，以及那一排码放在沙发上的毛绒公仔，全在一夜之间，遭到了阿藤的黑刺暴击。“你快教你个仔做个人吧……”枚姐半哭半怒地向我投诉阿藤的暴行。此刻，阿藤静坐在我身边，侧脸凝望窗外，完全不像枚姐叙述的那般狂躁；绿色树影划过路灯，向他投去一片叶海的金黄。

“你看什么呢？”我问他。

“月亮。”他说。

到家以后，趁阿藤冲凉，我爬到床底下，扯出藏在收纳箱里的旧棉毯，铺在客厅的折叠沙发床上，当作阿藤留宿的空间。这个沙发床虽是社工送给我的二手货，但布艺表面印着我钟意的大叶紫薇、棕榈树叶，我不希望它被阿藤满身的刺给扎坏。

“妈咪——”

他很快就从浴室里出来了，裸着上半身，好像一棵发黑的仙人掌树，向我走来。

我叫停他，让他不许乱动，然后，我从衣柜里掏出一件卡其色工装外套——这是一个男人留下的。

“穿上它。”我命令阿藤。

“好热。”他说。四月的香港温暖，他的额上有一层细密的水珠，不知是刚刚冲凉留下的水，还是汗。

“穿上它，保护你的身体。” 我说。其实，我只是不想他刺坏家私。虽然我住的只是180平方英尺的公屋，但我将它打理得很整洁，地面铺着莫兰迪色泡沫地毯，墙壁上挂着喷绘画布和彩色亚克力收纳盒，好像装满了生活的风铃。方窗防盗网生锈了，我就挂上邻居送的暗灰窗帘，在染了油污的地方缝上波希米亚彩色方格，那全是我亲手钩织的，明黄，翠绿，宝石蓝……每个来我家的朋友都喜欢这里，他们说好像一个拥挤的梦。

“妈咪……”阿藤又叫我。我回头看，他已经穿上了卡其色工装，加大号的外套像是麻袋一样将他整个人包裹着。

“妈咪，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怎会呢？”我撒谎，“我一早就想把你从枚姨那里接回来住，但她不舍得你，因为她自己无仔女，当你是亲生的。”

“但我不想再返枚姨家……”

“为什么？”

“她日日打我……”

“我同你讲过几多次？她是你教母，打你是为你好。”

“但是好痛……”

“所有小朋友都会被大人打的啦。”我打断他，“你快睡，不要乱想。”

“妈咪。”他说，“你不要怕我，我不会刺伤你的。”

然后阿藤没再说话了。他裹着外套，仰卧在棉毯上。我将一盏电扇放在他床脚，熄了灯，没关窗帘，对面楼宇密集的方窗亮着，灯光流泻进来，为我照明。我又将桌椅折叠，搬入厨房，再将一米五高的晾衣架从厕所搬出来，放在沙发床旁，搭上一条床单，它便成了一堵轻盈的墙，隔开我与阿藤。我擦洗了泡沫地毯，席地而睡。屋子窄，身边一手远的地方，便是三开门板材衣柜——这是社工捐赠给我的二手家私。它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五彩植物、斑斓波点、密集色块……有些是我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有些是约会过的男人送我的，它们填充着我贫瘠的生活。我天生对色彩有着狗对肉般的敏锐，小学美术老师常说，我以后会成为时装设计师；但她说得不准，我现在只是一个洗头妹，在旺角的salon（理发店）里，最常接触的颜料便是染发剂。

那晚我一直做噩梦，梦里，一只手握着大剪刀，刀尖戳向一只海胆，向下凿开一个孔，顺着开口向侧边用力裁剪，每剪一下，就像有毒刺扎向我，疼痛钻心；但剪刀不停地剪，我就不停地疼，直到海胆成了两半，露出鲜橙般浓稠的卵巢。忽然，一个球体从中蹦出来——竟是阿藤的头，他血肉模糊地在地上打转，一边转，一边对我说：妈咪，是我呀，妈咪……

我惊醒了。才七点多，阿藤已在穿衣服，准备上学了。阳光如微火，缓缓烧开我的视线，我看到阿藤青绿色的校服衬衫，已被刺扎出密密麻麻的小孔。我赶紧爬起来，翻出医药包，抽出层层白纱，裹住他的四肢、腹背，蒙住那些黑刺，并让他在衬衫外多穿一层毛线外套。

“无论几热都不要除衫。否则你的刺会被同学发现。”我说。

阿藤点头。我知道他在对我笑，褐色的双眼正发出讨好的光——但我就是不愿看。

阿藤走后，我睡不着回笼觉，便扒拉手机，不停在网上搜索资料。“如果人身上长满了刺会怎样？”我在搜索栏里打下这行字，得到的只有“刺身”“倒刺”的照片作为回应。

怎么办，我想，阿藤变得这样奇怪，肯定没人愿意收养他了。

“——抵死。”一个声音忽然在我脑子里说话：“你行衰运，所以生个仔都是那么衰。衰婆。”

这声音时不时与我对话，它总是打击我，嘲笑我，讽刺我，击垮我花了好久才重新拼凑起来的自尊。社工告诉我，下次再听到它，就要捂住耳朵，深呼吸。我照做了，但我的视线还是再次脱离了现实。我不再看到手机，而是看到那张脸，那张浮雕般立体锋利的脸，被百分之五十的英伦血统涂满白釉的脸。他在对我微笑，向我走来，牵住我的手，轻轻吻它；但我一摇头，他就成了一个高大瘦长的背影，时而穿燕尾服，时而穿高尔夫球套装，时而完全裸露在泳池中。我不断追，他不断跑，待我好不容易拽住他的胳膊，他猛地一回头，一只冒着火焰的鬼向我袭来，灼烧、疼痛，我动弹不得……“欧阳柏林”，我不断在手机浏览器上输入他的名字，疯狂浏览与他相关的图片。他与名模出席邮轮慈善晚会；他与整个剧组吃杀青饭；他和朋友观看香港国际七人橄榄球赛；他在吃晚餐；他在过圣诞；他在祈祷……他捧住一双新生儿的小脚丫。他在文案里写：感谢主，让我们迎来新的希望……七年过去了，时光给他的眼角留下了细微纹路，胡须爬上了他的下颌，但他比以前更幸福了。

不是说恶有恶报吗？为什么他还没死？

仇恨像钝刀子一样，缓缓将我凌迟——但我死不了，只是在噩梦中睡去，直到闹钟再次将我吵醒。快十点了，我起身去上班。

我原本学理发的，师傅说我有天赋，审美好，很快就让我接触了大客户，例如每隔半个月就要来修剪发型的少妇，把头发色染成彩色的潮人，要在鬓角修剪出字母的型男……后来，在社区大学念书的第二个暑期，我没事可做，被师傅推荐去跟剧组，做小工。跟剧组开工很好玩，只是拍一条几分钟的广告片，都要用一个星期搭场景。货车进进出出，留下家私、道具、服装……最后竟在一个废弃工厂似的空间里，搭出一个家。我跟着美术组，什么都做，烫衫、油墙、给假发套修剪发型。正式拍摄的时候，演员到齐，坐在亮满灯泡的镜子前，化妆师、发型师就在他们脸上、头上一顿操作，我在旁边递工具，端茶倒水，好似看真人秀。我还记得那个发型师，是个男人，瘦瘦高高，却要盘个女人发髻，着中式长衫。我叫他裙哥，他叫我阿妹。他说，“你好似好年轻。”我说，“是呀，我读大学二年级。”他说，“那你做事都几快手。”我说，“还好啦，跟师傅混了一年多。”他说，“那我下次开工再叫你。”我说，“有无明星先？”他说，“无就不叫你。”我那时笑得好开心，给他递烟，点火。想不到这就过去了七八年，也不知现在裙哥混得好不好？那件事以后，我已经退了学，注销了社交媒体账号，换了电话，不跟圈内人来往。我不能再做理发师，心思总是飘散，手一抖，就会把剪刀戳到客户头皮上。师傅可怜我，介绍我来现在这家理发店，做洗头妹。起初我都不钟意，但后来发现，洗头几好啊，好轻松，不用脑，时间顺着手上的泡沫就流过了。这里的姐妹都很喜欢跟我聊天，什么这个商场，那个餐厅啦，这个打折鞋子，那个廉价机票啦，令我很快就把烦恼扔到了脑后。休息时，我喜欢去后巷抽烟。这么多年，我只买些便宜烟，口味重。她们喜欢抽那些细细的、尼古丁含量低的女士烟。“一样都有毒，”我跟她们说，“早晚都要生癌。” 她们纷纷骂我乌鸦嘴，我却笑得很大声。“今晚去你家打牌？”她们问我，烟圈弥漫开来。“等过几天，最近都约了人。”我撒谎道。

我跟阿藤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天，他与我印象中一样乖，懂得自己洗漱，更衣，上学，放学，写功课——我想，这都是枚姐严厉管教的结果。每晚等我到家，他已穿好工装外套，躺在棉毯上睡着了。小夜灯昏黄的光渗漏在他脸上，那面容看起来终于不那么惨白了；紧闭的眼睑仿佛两抹浅浅的叶，遮蔽着褐色眼珠。每当这种时刻，我才愿意多望他几眼。看着那些从他锁骨上露出的黑刺，我想，那不过就是一些反常的小东西，就像有人生暗疮，有人长麻子，也没什么大碍吧。我每天只需为他包裹纱布，把刺屏蔽，不要伤到他人就好。我甚至怀疑枚姐骗人，因为我从未见到阿藤有任何暴力行为。我打算过完这个月，再请枚姐吃餐饭，把阿藤给她送回去。我必须与阿藤保持距离——这是社工对我的建议。他说我需要隔离一切令我回忆起过往的人和事，于是我把阿藤推出了我的生活。朋友说我狠心，但我觉得自己还不够狠，否则阿藤都不会被生出来。最初我发现怀孕，是想死的，但是阿妈不许，她说自杀会下地狱。我说那我去落仔，她吓得反锁房门，不准我出去。我尝试撬门逃跑，她就找人捉住我，绑我在家，把我当宠物养着。后来肚子越来越大，我怕再去堕胎会痛死，只好生下阿藤。都说生仔超级痛，但我竟然生得很轻松。生完我就自由了，阿妈也不再锁我，天天守着她的乖孙。可能她太开心，有次带阿藤出去玩，阿藤一路跑，她一路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就倒地死了。阿妈一死，我快活了，天天把男友带回家，都是在网上认识的。印度的，土耳其的，法国的，墨西哥的。其实我以前对爱情多少有点幻想，但那件事以后，我只想认识新男人，没有最新，只有更新——因为只有初识的男人才会对我好。阿藤有时也哭闹，但我不理他，我是故意冷落他，后来他就习惯了，一人在卧室里看漫画。有一晚，一个男人饮醉酒，发癫，打我，我发出尖叫，不久，警察居然来了，是阿藤报的警。那次以后，就有社工联络我，跟进我的生活，日日给我打电话、发信息，嘘寒问暖，搞得我很烦。不过有时，我又很感谢社工，是他们给我送来漂亮家私、衣服，还帮我找到枚姐。她是中年教师，一直未婚、独居，就想找个小孩来养。送走阿藤那天，他一直抱着我的大腿，最后是被社工还有枚姐一点点将他的手指从我身上抠下来，抱走的。他的哭声在走廊里回荡。——欧阳柏林，你的孽种终于被我扔走了，我自由了。我这样想，以为会有一种复仇的快感，但是好像也没有，反而觉得家里好静，屋子变得好大，我好小。

就这样，又平安过了一日。 午饭时间，我正窝在充满洗发水味道的角落里吃盒饭，忽然，手机一阵响，来电显示是圣基小学马Sir（指老师）。如果是以往，我会挂断，然后叫枚姐替我打回去，但我这次犹豫了几秒，还是自己接了。马Sir的咆哮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他命令我马上赶到学校，否则，他对阿藤所造成的任何严重后果都不负责任。他的语气那样笃定，急迫，令我脑子再次闪现出可怕的噩梦：阿藤变成一只巨大的海胆，在校园里横冲直撞，用他满身的刺扎向一具具脆弱的肉体。血肉模糊的画面令我全身冒冷汗。我顶着被扣钱的风险，强行跟老板请了假，迅速赶往学校。当的士计价器上的数字不断飙升时，那个声音再次与我对话：

“——你为什么要为了阿藤那么做？他只是一个肮脏的产物，你忘了吗？”

但我来不及自我搏击了，司机已把我送到了目的地。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染了一头红毛，又露出覆满脖颈的曼陀罗文身，我被门卫扣留了身份证才让进校门。下课铃响了，孩子们像疯鱼一样涌出来。我逆着鱼群，向教学楼五层的走廊尽头行去，感到目光纷纷粘上了我的背脊。

办公室的门紧闭着，我正要叩响它时，里面传来一阵咆哮声。我推门而进。在充满温热汗臭的小房间里，我看到了阿藤——披着破烂的校服衬衫，腰腹上还挂着几条纱布，他此刻像是被僵尸附体，硬着脖子，张大嘴巴，伸长胳膊，仿佛要掐死马Sir。好在那双失控的胳膊已被马Sir肥硕的大手紧紧捉住，但也正因如此，胳膊上的黑刺深深扎入那手掌里，血水渗出来。手掌主人惊慌大叫。

我立即关门，反锁，跑到阿藤身边，想把他从马Sir身上扯回来，但又怕被他刺伤，手足无措时，正好望见办公桌上堆了些派对用品：礼花筒、生日帽，还有一包气球。我拿起一只气球，吹胀它，将它扎到阿藤后背的刺上——“嘣”——阿藤瞬间就像被施了魔法般清醒过来，他身子软了，胳膊耷拉下来，转身望着我，褐色的眼睛像是湖泊般，泛着委屈的涟漪。

马Sir不断挥舞满是伤口的双手，骂我：“你好心做个人啦！你个仔身上长刺，你都不带他看医生？他如果有病怎么办，如果传染怎么办？生了仔也不管教，生来做什么？不懂做人，就不要学人做阿妈啦！”

恍惚间，周遭日光消失，我仿佛不断下沉，坠入暗黑，我的头被踩着，双臂被反绑，一张张照片甩到我脸上，我看到自己，裸露的身体，痴迷的表情，唾液从歪斜嘴角渗出来……它们仿佛皮鞭抽着我。我听到陌生男声在骂我，羞辱我。他们让我闭嘴，永远消失，不许说出任何与欧阳柏林有关的真相。

我感到尖锐的物体划开心房，血水好像眼泪，漫过我被踩在地上的侧脸。

“——起身。反抗。”那个声音又跟我说话了，“现在机会来了，为什么不报仇？”

刹那间，日光再次明亮，我的视觉恢复了正常。马Sir还在喋喋不休，我却只是望向阿藤，他满身黑刺，瑟瑟发抖，刺随着他的战栗而在皮肤上震颤起伏。我走向他，像是被施了魔法的公主，朝着邪恶的纺锤，按下我的手指——

“妈咪！”阿藤赶紧弹开，但也迟了，冰凉的痛意已深入我心，血珠在我的拇指上绽开了花。

我不是没想过报仇。有个姐妹跟古惑仔拍拖，我问她，“条仔能不能帮忙劈人？”她听了笑我，“什么年代，还劈人？现在发发信息、打打电话，用个靓女相片跟男人聊聊天，就可以骗到钱，谁还要见血呀。”

我又跑去找私家侦探。那是个全女班的侦探社，贴满了“为女性伸张正义”的标语。在那个私密的会议室里，我对社长说了自己的遭遇。社长也是女人，短头发，穿三件套西服。她听完后，义愤填膺地发誓要动用全部资源，帮我筹划复仇大计。我很兴奋，当即落了订，交了几千蚊。结果，那班扑街，收了我的钱，却只给我调查出些边角料，什么他经常去西九龙私会情人，太太每周五都要去澳门赌钱，女儿在九龙塘国际学校上小学——她叫做Melissa（梅丽莎）。每周三下午，欧阳家的菲佣都会把Melissa从小学接走，然后送她去又一城的溜冰场，随后，菲佣就会跑去跟泰国女友约会，直到两个钟后再出现。侦探把偷拍到的照片及视频给我看。Melissa穿着浅粉色小衬衫，蓝色格子小短裙，天生混血儿的头发闪着浅啡色的光，一对丸子头被高高盘起在脑门上，好像从玩具店里走出来的洋娃娃。我问侦探，“给我这些资料有鬼用呀？”侦探说，“你看看要不要搞他的家人然后泄愤啰。”我说，“谁搞，你有人吗？” 侦探说，“欸，我们只负责打探信息，不负责别的喔。如果你想报仇，可以设计一场“意外”嘛……”

什么样的意外呢？ 那时我想不到，现在我有了灵感。

一到家，我就将之前侦探给我的资料从柜子里翻了出来。望着Melissa纤细的身影，那么白皙的四肢，我觉得阿藤的刺是伤害她的绝佳武器。

此刻，阿藤还在为自己误伤同学的事情懊恼，蜷缩在角落里，自言自语着：“不关我事的……纱布从校服里掉出来，同学笑我是木乃伊，逼我除衫……然后，那些刺就发癫，它们要我去伤人……”

我走过去，抚摸他的头发，对他说：

“不要哭了，妈咪带你去溜冰。”

我很久没溜冰了。小时候在老家，我爸是体育老师，教我轮滑，叫我想象自己是哪吒，穿上轮滑鞋就是踩上了风火轮。他在前方牵着我，叫我将重心向前，右脚在地面一踩，腿部重心就马上换到左边；如果感到快要跌倒了，双膝合拢，整个人向前倾，轮子就会缓缓停下。我很快就学会了。体育课上，我经常踩着轮滑鞋，跟同学玩“贪吃蛇”。我站在最前方，后面的同学依次扶着前一个人的腰。我们一致向前，左脚、右脚，好像一条巨大的贪吃蛇，在操场上飞速滑行。到了香港后，我没再玩轮滑，人太多，车太多，而街道太窄。搬来香港时我才八岁，那年我妈闹离婚，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香港人。继父当年在内地开公司，卖保健品，因此认得我妈，收她为下线。我最初不想跟我妈走，但我爸逼我走，说我不要做他的拖油瓶——其实我明白，他是希望我去香港过好日子。只是那时大家都猜不到，没过几年继父的保健品公司被查封了，他又跑去搞理财产品，结果被2003年的金融风暴杀得片甲不留，日日被追数佬恐吓，得了抑郁症，看医生也没见效，吃了一大瓶安眠药死掉了。他的遗产都拿去还债了，我妈只好带我从美孚新邨搬去彩虹邨住公屋。很好奇如果我妈一早能预知未来，当年还会不会拖着我远嫁来香港？继父死的那年，我已是中学生，偶尔逃课去冰场——原来懂得在土地上轮滑，溜冰就易如反掌。

此刻，阿藤已在我的指导下，穿上了黑色溜冰鞋。起初，他很兴奋，但也有点害怕，一只手牵着我，另一只手抓着围栏。

我想起以前爸爸教我轮滑时说的话，便复述给阿藤听：“别紧张，想象你是只雀仔，双脚是你对翼，你好轻好轻，飞过冰面。”

他好像有所领悟，逐渐放松四肢，迈步自如了些。我又抓过他另一只手，缓缓向后倒退，拉着他向前。他的手裹了纱布，又戴了毛线手套，握在手心里好像小动物的肉爪。他努力掌握平衡，有时滑得快了，会向前倾倒，额头撞到我腰间。就这样带他滑了三圈，我尝试放手，让他独自一人左一脚、右一脚地踩在冰上，有时前倾，有时后仰，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但也可以很快爬起，逐渐滑远，绕过旁人，顺着圆形冰场，滑出一条弧线。我看着他小小小小的身影，竟恍惚间看到多年前的自己，在操场，滑过灌木丛、篮球筐，又回到起点，我爸就坐在那里，等着给我擦汗。

“——你不要圣母心泛滥。”那个声音再次响起，打断我的回忆。它持续冷却我对阿藤若有似无的情感，反复对我呐喊：“你记住，你要报仇，报仇，报仇！”

……

（节选自《山花》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