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文学》2024年第10期｜王新梅：老师李德才
来新单位不久，我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
那是立春后的某个中午，食堂吃了饭，我打算午休。“你是王琼吗？”是一个老人的声音。
窗外是繁华的街道，车辆马达的轰叫声、车胎刹车的尖叫声，无时无刻不冲进来。也许是他的声音太弱，或者是一阵鸣笛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没听出来是谁。掩饰着午休被打扰的烦躁，我保持着礼貌：“您是谁？声音能大点儿吗？”对面也提高了嗓音：“我是李老师，李德才。”我的脑海里搜索着这个名字，想着也许是哪位共事过的同事。
李德才，我默念了一遍。看我迟疑，他又说：“我教过你，三年级的时候。”哦，好吧，三十多年的记忆重重叠叠，我脑子里闪出许多李老师的面孔。他的河南口音加上慢吞吞的语速似乎让我有了点记忆。我迷迷糊糊地判断着，嘴里“哦哦”地回应。
“我也喜欢文学，我写了点东西，你帮我看看。”见我想起来了，他接着说，语气谦卑得像所有打来电话的作者一样，“帮我看看”“请指导下”，他们觉得我都在杂志社工作了，就什么都懂，各类体裁的文章都会说出个一二三。一开始，我还诚心诚意地谦虚推辞，半年过后，一接到这样的求助电话，说实话，我就有点烦躁。但熬到中年，掩饰内心不良反应，宽厚平和才是第一要务。我一般都是诚心诚意地谦虚。之前也看过几个，装模作样用那些术语评论别人的文字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再说，我只负责我们这个教育系统内刊的一小部分版面。那一小部分，也就是几页纸的文学内容，还得写和教育行业有关的东西。我说：“李老师，您是老师，我咋能看得了您的文章。”我语速放慢，犹疑状、谦卑状，真诚得没有破绽。他好像并没听我说，继续自顾自地说：“王琼，你帮我看看，看我哪儿还写得不够好……”
和以前一样，我打定主意推辞掉。一般来说基本能推掉。老师却很坚持，隔着电话，我们拉锯一般两个来回。
“我过去一趟吧，你们杂志社在哪儿？”他突然说。
我不好再说拒绝的话，说：“您在哪儿？我过去看您。”他说：“我在女儿家，我没事，我这两天就去。”他依旧慢吞吞的语速，但明显下定了来找我的决心。电话放下，我蜷缩在沙发上，闭着眼把所有老师捋了一遍。终于想起来了，小学三四年级时确实有个男老师姓李，但好像不是语文老师。我发信息问一个小学同学，她在直播卖货，正在忙活，半天后回复我：是的，教我们体育和地理。
几天后的早晨，我一到单位就看到了楼道尽头的窗户边倚靠着一个人。逆光，那个黑影看见我后弹簧一般直起了身子。他步伐缓慢，脚掌擦着地前进，像病房里做了手术穿拖鞋走路的人。已是三月，他还穿着那种年代感很强的军大衣，戴着雷锋帽。瘦高的身形、走路的姿势，记忆里的体育老师渐渐在我脑海里复活了。老师老了，脊背比他这个年龄的老人更弯一点儿，皱纹、白胡子，面容根本看不出他曾经的高大挺拔。
他比我们上班时间还早来了半小时。我把门打开，招呼他进办公室。
坐在沙发上，他眼目低垂，双腿并拢，两只手掌合到一起夹在中间，像个害羞的学生，也像一个冻极了的人进了房间看到一堆炉火缩着身体。房子向阳，温度高，我让他把帽子摘了。他摘帽子的动作很慢，又打量着我的办公室，目光缓缓移动着。总之每个动作好像都在做重大的思考和定夺，让我想起当年他在课堂上的样子。
“我看过报纸上你的文章，写得真好。我要向你学习。”他说。他把放在沙发上的棉帽又拿起，托在手上。
水烧开了，我倒了杯热水给他。他这才放下帽子，接过茶杯。
他是从另一个老师那知道我到了这家杂志社工作的。让女儿查了电话，确认小时候那个作文得奖和报纸上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也许瞥见了茶几上的晚报，他说：“我天天看报纸。”
办公室里有一面墙的柜子，里面摆放了满满当当的期刊。他目光在那儿逗留着，眼里满满的羡慕，说：“真好，这么多书。”
他转过身子，摩挲着他的书包。他一只手一直放在上面，又仿佛经过“思考和定夺”，从书包里取出一沓厚厚的稿纸。“这是我写的，这是其中一部分，你帮我看看，你的水平高。”他说。我热爱文学，也发了好几个杂志，但每每谁一夸水平高，就像做了贼一样心虚。文学的山太高了！
他说：“我特别爱文学。”他的普通话还是带着浓浓的河南乡音，“特别”两个字咬得很重。这几个字，也是我的心声，我们一般都说喜欢文学。“爱”这个字总带着某种私密、热情、亲昵在里面，也怯于说。我们不说，也因为怕写得不够好，被人笑话。而面前这位全身都散发着衰老、土气、陈旧气息的老人，居然说出了“爱”这个字。我心头一热，失去了再把他的稿子往外推的决心。
他的稿纸是那种我年轻时用过的稿纸。那会儿人们把写作的人叫“爬格子”的，就和这种稿纸有关系。后来用电脑写了，许多人手都敲成腱鞘炎了，也没写出什么名堂，包括我。生活是转折句，总是半句美好，半句残酷。而残酷似乎是本质是真相。比如，虽然文学门槛看似低，然而很高冷。跋涉到金字塔尖的人能有几个呢。
“你帮我看看，你们这儿，”他犹豫般停顿了下，“你们的杂志能不能发？”像平静的湖水扔进去个石头，我的内心溅起水花，以至于他后面自语般咕哝着什么都没听清。
我们这个内刊，是个行业杂志，发教育行业的知识和信息多，发纯文学的版面很少，我笑着，语速放慢：“李老师，我们这个杂志就是个内刊。”“那你一定认识别的编辑吧。”他说。我轻轻地“啊”了一声，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是呀，写了二十几年，认识几个编辑是肯定的。“你给我推荐一下吧。”他说。
我看着他的脸孔，辨别琢磨他的表情。好像是有一点点的为难，但总的来说，好像这就是件不需要掩饰的、理所应当的事，我心里像再次扔进去块石头。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那么憨厚、木讷，我真的，有些意外。我承认，哪有写出东西不渴望发表的作者？年轻时，或者就是几年前，我也是迫不及待地想发稿子的，那种想看到有我名字的目录的欲望，可是，我从来无法坦然地向别人发出这样的求助。
他又从黄书包里掏出一本书，是本旧书。翻到有折页的地方，说：“你看，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还得奖了。”他凑过来身子让我看。我把书接过来，是1990年出的书。出版社的名称看着像个杜撰的，叫大世界出版社。再看那首他得奖的诗，诗的题目是《愿》。大约有十一二行，都是大白话，内容也很浅显，是优秀奖。证书是薄薄的一张红纸，像早些年办婚宴人家发出的请柬。我又翻了目录浏览，基本确定这是早些年那种给钱就可以上稿的书，年轻时我也遇到过。
他随即把稿纸捧给我，我只好接过。他的字横平竖直，一笔一画，透出主人老实人的气息。我没细看内容，只能是夸赞，夸他字写得好，但不好多夸。就像只有老师夸学生的作业，哪有学生夸老师的教案。反正我的字不行，夸这个我不别扭。
他告诉我他后来没有通过教师转正考试。“身体不好，复习的时候下不了苦，我爸也不让我考。”他说。李老师有一双眼皮子特别双的大眼睛，睫毛也很长，当年他该是个帅小伙儿的。
他说：“去年才又回到这城市，回来帮女儿看孩子……我从小就热爱文学……”他以0.5倍速絮絮叨叨地说着。我竟不小心打了个哈欠，问他发表过东西没，他没有正面说。他说：“现在发表作品是不是都得认识人？”我说：“不一定呀！写得不好认识了也没用。”老师显然没听出我话语里的讽刺。他说：“我小时候就喜欢看书，我爸说我有才气，让我多看书，我爸给我起的名字……”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张口闭口我爸我爸的，
怪奇怪的。我怀疑他脑子不对劲，是不是以前就不对劲？我想起了小学时光。
那个年代，村子连马厩墙上都写了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的口号，可培养“接班人”的教师一直不够。当时许多学校教师都不够，好多课将就地开着，能把数学和语文教全就不错了。我们校长重视教育，从村子里打听谁有点儿文化，就请来教学。
也许李老师半路病过一场？老公的叔叔自从脑梗后，后期锻炼又没跟上，人看着就不如以前了。
我打断他琐碎的叙述，问：“您女儿知道您写作吗？”他说家里人都知道呢，都不支持。他的“都”字拉得长长的。“我女儿说，这么大岁数了，写那些东西有啥用？也不让我乱跑……”他学着女儿的话，陷入了不被理解的不满情绪中。除了不满，应该还有一种什么情绪，有点儿决然，甚至有点儿大义凛然的意思。
让他下决心来找我的，是他在《小说世界》上看到了我的名字。
《小说世界》每期最后几页都是全国各个文学期刊的小说目录，我前段时间恰好发了个小说，就在那几页上出现了。这不是啥大事，对于我们这些末流作家来说，发到前面才是梦寐以求的事儿。再说，之前发过好几次小说，最初在那上面看到自己名字的欣喜淡化了许多。他找到我费了一番周折，并重复絮叨起找到我的过程。
他来有超过一节课的时间了。棉衣没脱，时间一长，他身上散发出一种馊掉的味道。办公室小，那味道越来越重。
我强忍着，直到同事喊我，说领导找我，他才起身离开。
开会回来，差不多快下班了。我开始看李老师的文章，每个标题下面都有“李一白”三个字，那是老师给自己起的笔名。看着端端正正的三个字，想到古时候风流倜傥、桀骜不羁的李白，我不禁莞尔。稿纸挺厚，其实也就写了几十页。十几个小故事，每一个故事几页纸，两三千字那种，题目起得都类似《封神演义》里每个章节的题目，一律七字口诀似的格式。都看下来，感觉就是他把经典和典故，用自己的话叙述了一遍。比如，第一篇是讲山上有虎，村子里有个人本领很强，喝了酒后把虎打死了，根本就是武松打虎的情节。第二篇，整个儿就是把那个七仙女的故事改头换面讲了一遍。下面几个故事也是如此，半文半白的，读起来很不顺畅。
文字功底差，没有趣味，没有新鲜感，又是脱离时代的流水账，谁会发表这样的稿子呢？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让我判定这几乎就是一堆废纸。
我放柜子最下面一层了，也想好了怎么回答他。我打算不主动给老师打电话了。拖延一个坏消息，也算我一点儿良心吧。
果然，没过几天李老师打来了电话，问我看了没有。
我说看了，然后那边他不吭声，我知道他在等我评价。我说老师您的字挺好看的。他听了开心笑了，说：“爸爸说让我把字写好，就像做人一样。”我赶快打住了他的絮叨，直接说：“可是老师，您这样的稿子，应该好多刊物用不了。”原本想好的直接否定终于还是没那么理直气壮。他那边“哦”了一声，声音明显低沉下去。“老师，您看现在作者都用电子邮件投稿呢，您手写的，不好投稿。”想劝他不要再写的话到了嘴边，还是被他那低沉的充满失望的“哦”字打消了坦诚的勇气，临时找了这个杀伤力不那么强的理由。
那次电话后，老师几个星期没和我联系。我也陷入各种忙碌中，有时候整理材料，看到老师那一沓手写稿，脑子也会闪过些疑问：他是不是还在写？他爱了一辈子的东西，我那些话能让他放弃？
有天打开邮箱，忽然看到了写着李老师名字的邮件。他怎么知道我邮箱的我不得而知。打开看，真是他的。每篇稿子下面都写着“李一白”。都是一两千字的文章，统统都是回忆小时候的往事。还是那种半文半白的腔调。后面又附了几首格律诗。我不是太懂，扫了一眼感觉内容不咋地。谁给老师打出来的？也许他的女儿吧！我猜。唉，白费了力气。
半个月后，我接到老师的电话，才知道他这些东西全部是掏钱在外面打印店打的，打完，又让打印店的人发的。
我“啊”了一声，问老师这得好多钱吧。我心里想着，发不了就发不了，还倒贴钱。老师说：“没关系，我给女儿看娃娃，她每月给我几个钱。”幸亏他以前的稿子没拿去打印。结果他说，以前的稿子也要打。他问我看新的没有，能不能用。老师直奔主题。他又讲起了写这篇文章的初心，无非是小时候看到什么了，一直没有忘记……
我答应老师，散文我再看看，格律诗我看不懂，我让单位懂的人看看。他连说“中，中”。
一连几天，同事没来。有天中午，我正加班，忙碌中手机响了。一看是李老师的，我头都大了。还是硬着头皮接了，他问我同事看了没。听我说同事不在，还没看，他有点儿失望。
整理着档案，我脑子里是老师那可怜巴巴的腔调。老师这份对文学固执的迷恋，让我不再感动，却沉重莫名。想起那句话：“我爱的人他不爱我。”老师和文学就是这样的关系。年轻时我一直觉得所有的理想都应该坚持。可经过这些年的人和事，我早已对这句话打了问号。
过了几天，同事来上班了。我把老师那几首诗让她看了下。果真，她只看了两眼就说，内容不行，也不押韵，连个打油诗都算不上。还不如小孩唱的儿歌。
这次因为是别人说的，加上也懒得找理由了，我直接复述了同事的话。
“老师，夏天热，别写了，保重身体呀！”我说。
老师那边迟疑了一下，然后“哦哦哦”地应着。我赶紧挂了电话。
夏天来了后，我们请了一个教育出身的名作家讲课。
为了撑场子，我吆喝了好多人去。无奈天热，加上网络信息来源广泛，学习资源唾手可得，尽管是个著名作家，报名听课的还是不多。因为讲课的书店在老师家附近，我就给老师打了个电话。老师听了后还有点儿小激动，满口答应。
那天讲座结束后，许多人都花钱买书签名。老师也是。他弓下身子，像那些年轻会员一样两手举着书——讲座的作家大名鼎鼎却很年轻，应该比老师的儿子都要小。
我和书店老板一边寒暄，一边瞅着现场。老师是听众里岁数最大的，签完名后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等着和名家合影。照完后，又对着这个点头说谢谢，对着那个作揖。
八月份某天，我又接到了老师的电话。他问我家在哪儿，说女婿从南疆带回来几箱苹果，想送我一箱，问我方不方便来取，如果不方便，他让女婿送。我当然明白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半年多来，老师对文学的热情变成一种压力蔓延到我身上，我有些承受不了。我也做不了什么。表达了谢意，我拒绝了。老师显然也不是多么会把握社交上进退那个度，还在那儿一厢情愿地执意要送。这让我觉得有点儿烦，一定是我的话语中带出来了不耐烦。
他终于说了声好吧。挂了电话，我长舒口气。
后面老师又打来电话，或者说又写了新的东西，或者说给我送东西。我都找了理由避开了。
同事知道了，说：“这都怪你，你应该直接告诉他，他写的东西不行，没人看，让他好好在家养生吧！”话虽然难听，但其实说出了我心里一直想表达的意思。我下决心再见他时把这些说清楚。不然，老师余生追求的可能是他根本得不到的东西。
那之后，老师还打过来一次电话，正开会，我挂掉了。本想着会后回一个，但想想无非是那些话，也懒得回。
之后，老师再没联系我。我也觉得这样很好很轻松。但愿老师好好享受含饴弄孙的生活。我想。
再次看到老师是在朋友圈里。
是我们当地最大的报纸公众号上一则新闻。新闻的标题是：大爱无言六十载，痴心不改文学梦——记李一白的文学人生。人是那个人，为了利于宣传，报纸直接用了老师更响亮的笔名“李一白”。标题也很浮夸，老师也就63岁。报纸用一个整版报道了他的追梦历程。概括起来就是老师从小热爱文学，一直不放弃，但一生从未发表过稿子。用三个篇章分别从他小时候的文学梦、中年的追求和老年的不放弃，诠释了痴心和执着。文章忽略了他的文字能力，全部都是坚持梦想、矢志不渝这些煽情的词句。老师这样的故事在这个追求短平快、追求日新月异的时代确实罕见，或者说够奇葩，那篇文章的点击率挺高的。
为了圆老师的梦，报纸还用了一整版给老师发稿子。我在单位找出那份报纸，翻到那一版。果真，除了一个广告，全部是老师的文章。和之前给我的稿子内容差别不大，但显然是改动过的，起码流畅多了。
我还能常常看到他。
朋友圈里、报纸上，都能看到或听到老师的名字。他换了发型，戴上了眼镜。衣服换了棉麻袍子，像个老道士的样子。他被请到学校给学生戴红领巾，是新开业书店的嘉宾。我甚至还在一家新开业的民宿看到了老师。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扇子。只是那双牛一般的大眼睛里，除了欣喜，还有一丝木然和慌张。
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出名15分钟的网络时代里，老师终于出名了。他常常被大家分享：比如有人追求独身几十年的李老师了，有人给李老师出书了……老师的一举一动都出现在那个阅读量十几万的网络世界里。网上搜“李白”，也能搜出老师的新闻，俨然网红。
有一天，几个作家朋友一起吃饭，桌子上一个人说：“王老师，那个李白老师你认识不？哪天把他请来让我们认识下吧！”不知道是不是调侃，他们现在都不叫他李一白了，直接叫李白了。这也应该是发掘他的媒体的功劳吧！
那个冬天，老师又消失在我的视野，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来年春天。他住院了，在ICU，是他女儿告诉我的。之前我打过电话给她，让她好好提醒老爷子不要写东西了，
不要再往我这儿跑了。我失去了耐心，至于他女儿会不会告诉他我已经顾不上了。
我去的时候，老师已经从ICU出来了。他还在昏迷中，头上绕了绷带，那双大眼睛紧紧闭着，长睫毛像沉重的金属一动不动。
她女儿说，这大半年，老人活得像个梦一样，本来快消停了，那天一家杂志听说了他的事情，为他搞了一次活动。人家也是好心，他女儿说，给他发了一篇散文，然后内地来了个文学大咖，也带他去散心。结果，吃饭的时候，他学着别人把新写的文章给了那个大咖指导。大咖不知道他的事，回宿舍看完后，说写的啥东西，太垃圾了。这话后来被老爷子知道了，第二天去参观一个著名作家的纪念馆，一头撞在那个刻着名家名字的石碑上。
从李老师那里回来，我心情有点儿沉重，总想再和谁说说什么。
我给同学打了电话。李老师在那个村子待过好多年。她说，李老师小时候在内地长大，家里有钱，供他上了初中。后来给村里一家做了上门女婿。他身体不好，地里干活儿不行，恰好被人知道他上过初中（村子里上过初中的就算秀才了），就被村委会主任请来了。同学说，他好像一开始教的是六年级的语文，是被寄予厚望的。后来发现他教不了，学生总考倒数，村主任念他算个秀才，留他教低年级语文和体育等副科。但还是不行，教得不好，还管不住学生。李老师教过同学的姐姐半年语文，前后鼻音不分，导致她姐姐上初中后还在纠正自己的发音。“你记不记得？”她说，“有次他别出心裁让我们做蛙跳。他先做示范，结果自己给跪趴在地上。”我们大笑，一如当年。但即刻我想起医院里他头上的绷带，又闭上了嘴。
他教了好多年学，总也教不好，不过，他倒是从来不打学生。同学说：“嗯嗯，是呀，那些年，老师们脾气都很火爆，我们哪个没被稀奇古怪的办法体罚过。”还说起当年有个老师骂他的话有多难听。说起来，只有李老师没有打骂过我们。
后来，他就从学校出来了。老两口儿跟着孩子去了别处，情况她就不知道了。
他女儿说，老爷子这么多年一直写东西，也不去打工。因为这个事，和她母亲闹了好多年。“最让我妈生气的是，为了写作，他可没少花钱。年轻时参加一个什么征文比赛，花了几千元，得了优秀奖，最后不过是在一本破书上登了首诗。那以后，还自费跟风上一些采风创作班。没见他发表过啥，这儿几百，那儿几千的，钱却花了一大把，那都是我妈的血汗钱。他和我哥嫂的关系也不行，我妈说他是个窝囊废。他有几年不写了，没想到后来又开始写了。我爸是个死脑筋，他老记着我爷爷说他有点儿才，要做个写字的人。”他女儿愤懑地说。
那个下午，我想起了第一次见老师时，他从窗户边弹起身的迅捷，想起就在身后的沙发旁，老师让我看那本书上他那首叫《愿》的诗。我记得最后一句是：粉身碎骨都不怕，只愿梦想成真。
九月，某个炎热的下午，有人约请吃饭。内地来了几个大咖，来吧，认识下。他说。认识大咖，混个脸熟，这是每个作者都期望的事。他一番好意，我自然感谢并应允。
去了才知道，那位说老师文字狗彘不如的大咖也在。我原来在网上和书里都见过他的照片，和现实中的真人差别有点儿大。不过，这也不奇怪，我也给过公众号滤镜后的照片。才从沙漠回来的大咖脸晒得黑红，厚厚的眼镜片后目光平和自信，虽身材瘦小，却不乏气场。
酒过三巡，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大咖就网上热点发表着看法。我努力克服睡眠不足造成的眼睛干涩，两眼炯炯地望着他，偶尔做出被激起共鸣又茅塞顿开的样子。
大家挨着敬酒，个个表达了对大咖的仰慕和崇拜。还有一位写得一般但喝酒一流的人即兴编了首打油诗夸赞。太夸张了，我们几个眼神会意了下，赶紧附和着点头称是。大咖扶着眼镜听着，目光平静，面目慈祥。我们猜大咖早听腻了恭维，此刻只是在礼节性地掩饰吧！该我敬酒了。我想不出新鲜的客套之词，脱口而出的话和别人无二致。大咖没有嫌弃重复的夸奖，一双充满红血丝的眼睛里充满了谦和，很有定力很有修养的直视感。我一米七的个子，体重七十公斤，加上穿了高跟鞋，高且宽，有点儿喧宾夺主的意思。为了显得谦虚得体，我把身体缩了缩，弓背弯腰状。大咖鼓励我要多思考，要想得比写得多，说完一双汗津津的手放在了我的肩上，我的身体绷紧了。互相敬酒的声音太吵了，他又凑近给我说什么。与此同时，略过烟酒味、饭菜味，我闻到了一个身体发热后带出的馊味。
半年后，老师完全康复。那家杂志社给他联系了一家出版社旗下的书店，我有次路过，看到他面无表情坐在门口，脚下一盆三角梅，艳丽的花瓣好像翻飞的蝴蝶，在风中抖动。书店倒也不大，十几平米吧，顾客在挑选书。醒目的是旁边一家美甲店，店铺装修得很时髦，店员一字排开，每个店员前面坐一个顾客，她们低着头，一只手伸给店员，一只手在刷手机。
作者简介：王新梅，中国作协会员，鲁44高研班学员。有中短篇小说发表在《长江文艺》《作品》《芳草》《广州文艺》《朔方》《湖南文学》《青年作家》《清明》《安徽文学》等杂志。有作品被《小说月报·大字版》《长江文艺·好小说》选用。《泰山石》入选花城出版社2022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比时间更久》。出版小说集《夏天》《博格达峰下》。获得第七届天山文艺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