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世间一些道路，似乎是由阻碍与陷阱成全的。有如选择题，只有避开那些错误的选项，才能获得正确答案。远古的时候，要穿越今天的新疆，穿越这块连接东方与西方的广袤土地，就得绕过那些死寂的沙漠与高耸的雪山。它们之间，是彼此尚没完成同化与征服的过渡地带，上面有水源、草地、城郭、滩涂……就像穿过一条湍急的河流时需要水中有落脚的踏石，将这些生命的依托之地联结起来，无垠的旷野里，便有了隐约的道路在闪耀。

尉头，就是这条道路上众多城郭中的一个。只是，它如今的名字叫图木舒克，维吾尔语“鹰面部突出的地方”。也许，从高空往下俯瞰，天山与昆仑山之间的叶尔羌河与喀什噶尔河形成的冲积平原，看上去的确有几分像鹰的尖喙。我生活的云南，苍洱大地有一座佛教名山“九曲山”，明初的时候，有人将这座山改名为“鸡足山”，事隔六七百年，很难再查找这一更名的缘由。令人困惑的是，今天的人们借助现代化的拍摄工具，从高空俯拍，这座山看上去的确像一只站立的鸡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明朝初年，人们匍匐于大地生活，他们是如何获得这样的视角，宏观地目击过这座山的外形，从而作出更改山名的决定？

一个地方，它改名换姓的历史，一定包含了许多原因，包含了战争、迁徙、流转、寄望，也包含着许多被时间遮蔽、人类永世无法再洞悉的秘密。

我抵达今天的图木舒克时，这块土地的前世：尉头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确凿的物理痕迹。隔着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个西域小国，像时间中的一颗流星，只在典籍中留下它的身影。《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三十六国，元帝时五十余。”尉头国名列其中。西域，是古时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也就是今天中国的新疆。辽远、广袤、神秘，西域这个名词，天然带着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长度。王维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白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从古至今的地理诗歌中，没有比写西域的诗句更有冲击力的。每一次，当我听到后人用王之涣的词谱写的曲子，心中都会一凛。想象古人站在玉门关向西眺望，视野里是无尽的戈壁、黄沙以及横亘着的层层雪岭，那是怎样的苍凉与无奈？“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一块阔大的土地，没有春风的吹拂，没有春雨的浇灌，你能够想象出，那又是怎样的荒寂与萧瑟！

新疆，有着世界上最为高耸的雪山，也有着世界上最为死寂的沙海。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库姆塔格沙漠……远古的时候，难以逾越的天山山脉和无法蹚过的茫茫沙海，几乎完全挤占了这块土地，只在它们的接合部，留下一些没能完全弥合的缝隙，留下星星点点可供人类繁衍生息的绿洲。于是在时间的加持下，一个又一个小国，在这块土地上出现了。楼兰、且末、莎车、焉耆、车师、龟兹、尉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关于尉头国的条目里，是这样解释的：“丝绸之路北道小国。西汉时约2300人，300户，养兵800名。王都在尉头谷。”

这也许是中国大地历史上存在过的人口最少的国家，小得像大风里的烛火，以至于今天，人们对尉头国的王都遗址，一直争论不休。的确，由于时光将尉头国留下的痕迹几乎清除了，后世的人们只能根据典籍中的记载和残存的稀少物证，确定它的大概位置。至于尉头国的王都，那早已熄灭的烛火，哪怕它曾经发出过光亮，现在也已隐入万世的黑暗中。

然而，人类并不因为一个王国的寂灭，而放弃对它的寻找。考古、查证、研究，有人认为“尉头谷”在今天新疆乌什县和阿合奇县一带，因为那儿有看似来历不明的古城遗址，也有学者认为“尉头谷”的所在，应该就是今天图木舒克山麓的“唐王城”。千年时光的遮蔽，让一个曾经的西域小国，像沙粒一样，被时间的大风吹得无影无踪。2023年10月上旬，我站在喀什噶尔河的旧河道里，眺望北岸孤石山上的唐王城，我看到消失在风中的庙宇，看到山顶早已荒凉的烽火台，想象两千年前，尉头国消失之前，这个国家最后剩下的那几个人，站在我今天所处的位置，如何坦然面对那末日苍凉的景象？国家的确太小，巨浪中的小小孤岛，随时随地会被海水覆盖，它能够在《后汉书》中留下一行文字，已殊为不易。尉头国的消失，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这个仅有两千余人的小国，在面对气候变化及沙漠扩张的严峻形势下，的确难以维系。更何况，还有周边强邻虎视眈眈，为了存活，整个族群被迫不停地搬迁，但远方焉是天堂，前行的路上，还有无数天灾、欺凌甚至杀戮在等待。隔着上千年光阴，我仿佛看到一个小国，在时光的沙海里艰难挣扎，最终，这个小国的身后，卷起的尘土将它的历史掩埋，只留下早先种下的几棵胡杨，作为留守者，它们忠贞、坚韧、默默将根须扎进更深的土壤，让自己活得像一个古国最后的悼词。

张 骞

对于我的故乡云南，于坚在《高山》一诗中写道：“一辈子也望不见地平线/要看得远就得向高处攀登/但在山峰你看见的仍然是山峰/无数更高的山峰。”但在新疆大地，我获得的是另一种体验，这儿既有高耸入云的雪峰，又有望不到尽头的沙海，它是一个用时间与空间搭建的迷宫，藏着秘密，也藏着未知，激发着人类探求的欲望。

在张骞之前，人们对这块神秘土地的探寻几无记载，直到汉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率领一百多人的使团出使西域，才让这块土地正式进入人类的史书。然而，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受利益和好奇心的驱使，人类已经借助骆驼或其他工具，在沙海与雪山之间，探索出了一条若隐若现的道路来。英国史学家杰弗里·马勒克拉夫在其著作中谈及，公元前3世纪，大夏（今天的阿富汗）就已存在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事实上，中西方的商贸往来比这还要早得多，否则就不会有公元前5世纪凯撒大帝身着东方丝绸盛装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数百年间，民间为了穿越东西方这

道自然屏障，已经进行了年复一年的生命接力与探寻。那条沙海与雪山之间的道路，见证了无数无名的灵魂长眠于尘土之中。

张骞当年出使西域，算是国家行为，所以他可以率领一百多人的保障团队，而且身后还有一个“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大帝国，即便如此，他也“风沙霜雪十三年，城郭山川万二千”。一次出使，张骞便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了年近不惑的中年。我们今天得感激这位伟大的探险者，他配得上史书上为他盖棺论定的形容词。追求客观陈述的史学家司马迁，在看待张骞出使西域这件事上，也忍不住要用“凿空”这个大词。这个词的意思是“开通大道”，在他看来，因为张骞，原本隔绝的东西方文明得以气血贯通，古老的中华文明像一条看不见的大河流向了西方，丝绸、漆器、玉器、铜器……也许还包括汉代就已烧制出来的青瓷；而从西方，张骞也带回了今天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食物：葡萄、核桃、石榴、大蒜、黄瓜……没有他带回的这些东西，中国人今天的食谱会单调得多，甚至一些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也无出世的可能，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历史视角下，张骞堪称我国探索外部世界的“首位使者”。他的西行不仅带来了外部世界的诸多信息，还使汉朝统治者认识到经营西域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查看古代西域的地图，会发现有不少小国就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端。而由张骞正式开启的丝绸之路，也因塔克拉玛干的阻隔，被迫西出阳关和玉门关之后，分为南北两条线往西前行。南路经过的小国分别是婼羌、楼兰、且末、小宛、于阗、莎车……北道则是焉耆、危须、乌垒、龟兹、姑墨、疏勒……尉头国就处于北线接近尾端的地方。上苍在塔克拉玛干的北沿，让出一块由喀什噶尔河和叶尔羌河形成的冲积平原，供苍生在其上繁衍生息，又让西北东南走向的麻扎塔格和图木舒克山成为冲积平原上两道巨大的屏障，护佑着东往西来的商贾、兵士、僧侣、旅人……由此说来，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大概率是经过尉头国的。丝绸之路的开通，在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同时，也让原本躲藏在雪山与沙海之间的小国，再无秘密可言。当一个只有两千多人的小国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中，它的结局就不难猜测。

位于北道的姑墨国，东通龟兹，西与尉头相接。相对于尉头来说，姑墨可算得上是个大国。《汉书·西域传》载：“姑墨国，王治南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二千二百，口二万四千五百，胜兵四千五百人。”尉头是否由姑墨吞并，历史上无详细记载，但姑墨与温宿接壤，并有用铁血手段吞并温宿的记录：“王莽时，姑墨王杀温宿王，并其国。”温宿国比尉头国大得多，人口有八千四百多，军队一千五百人，所以坚持的时间应该比尉头国长。王莽生活在公元前45年至公元23年，但他真正掌握权力是公元8年以后的事。如此计算，在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东西大通道一百三十年之后，丝绸之路上的古国温宿灭于姑墨国。

《汉书》谈到“姑墨国王治南城”，有关学者通过查找资料和地理考察对比之后认为，姑墨国的南城，应该在今天图木舒克市境内的托库孜萨莱村西端，也就是今天的“唐王城”遗址。这儿就有了冲突：既然考证唐王城是尉头的王城，它怎么又会成为姑墨国的都城呢？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当姑墨国吞并了尉头国之后，见唐王城既位于图木舒克山麓，有险可据，又紧临喀什噶尔河，有水可滋养，是一处靠山面水的绝佳之地，因此把王城迁过来？时光层层遮挡，历史大雾弥漫，人世的许多真相很难寻找到真正的答案。

唐王城

《新唐书·地理志》有这样的记载：“‘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

古代的许多地名，因历史的变迁而改变，留下无数悬念等待后人破解。历史上的姑墨国，在灭了温宿之后，西与疏勒国相连，东与龟兹国毗邻。相对于姑墨来说，龟兹国又要大得多，班固在《汉书》中称：“龟兹，国都延城。其国东通焉耆，西通姑墨，北通乌孙，人口8万余，兵2万余。”在人类的丛林时代，与一个大国毗邻未必是幸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姑墨国在灭了温宿之后，于北魏年间也没有摆脱被更强大的邻国吞并的命运，最终成为龟兹国的属地。也就是说，唐代安西都护府辖下的龟兹西境“郁头州”，州府所在的“据史德”城，极有可能是尉头王城、姑墨南城和后来郁头州的州城。赤河北岸孤石山，如果不受地名变化的干扰，这样的描述其实是很清晰的。唐王城所傍的喀什噶尔河，亦名克孜尔河。克孜尔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红色”，也即“赤色”之意。克孜尔河现今虽已断流，但古河道的遗迹仍然可见，北岸山上所建之城，与《新唐书·地理志》所描述的郁头州完全相同，应该就是“据史德”城。

生活在这一带的维吾尔人，还将这座城称之为“托库孜萨莱”，意为“九座宫殿”或者“九座驿站”。也许是由于战略位置的特殊，唐王城故地在公元前后一直陷入龟兹与疏勒无尽的争斗中。那个时候，这个天生的王城遗址，也许还曾叫过槃橐城。之所以说也许，是因为槃橐城的遗址，学界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它位于喀什市吐曼河岸边，那儿的遗址至今保存着高达3米的残破城墙；第二种认为槃橐城就是托库孜萨莱古城。但《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和疏勒王忠互为犄角，首尾呼应，据守槃橐城。”疏勒即今天的喀什，班超既然与其互为犄角，那喀什吐曼河边的古城遗址，很可能是疏勒王固守之地，而非槃橐城。是或者不是，都有待历史学家进一步地考证。

中国历史上，班超是一个大写的名字，在他七十一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一年生活在西域，并成功让西域诸国归附汉王朝，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立下大功。公元95年，汉和帝为了表彰班超的功勋，下诏封他为定远侯，食邑千户，后人称之为“班定远”。

我到唐王城的时候已是十月，天气干燥，灰蓝色的苍穹像一个巨大的无字表盘，时间仍旧执着地擦除着这座古城曾经留下来的一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唐王城还依稀可见，它西高东低，呈长方形，共有三重城墙，分核心区、内城、外城和大外城四个部分，面积达七十余万平方米。城址的一面，利用了图木舒克山的自然断崖为屏障，险峻，的确是个易守难攻的要地。西侧的山顶上，很远就还能够看到一座土筑的烽火台，体量应该不小。曾经有着实用功能的烽火台，如今成了一个时间符号，遥望着它，我忍不住陷入怀想，不知它最后一次燃起狼烟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让它行使烽火台的功能？历史总是忽略细节，对我所关心的问题没有记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后一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曾来此发掘，出土了四千多件文物，有汉文、古阿拉伯文、龟兹文的文书以及大量汉代钱币。而唐王城的来历，就与在这儿发掘到的“开元通宝”有关。《新疆图志·建置志》说：“今城（巴楚）东北一百五十里，图木舒克九台北山有废城，樵者于土中掘得开元钱，因呼为唐王城。”

今天，视线里的唐王城已经面容模糊，抬眼望去，山体上只剩下些隆起的土埂，像是时间的废墟，大量的秘密被土层掩埋。我抵达的时候，有考古人员正在山下作业。事隔多年，国家对这座王城的考古仍在继续进行。相对于六十多年前的那次考古，眼下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要严谨和专业得多。王城下面的土地被认真划分为许多地块，有些地块插有用于标识的小旗。在内城与外城之间，考古队发掘了数十平方米，出土了几百件文物，有陶罐、铜钱、玉石及牛马的骨头。考古队员用放射性C14测定，唐王城遗址距今已有2225年。也就是说，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近

百年，这座王城就已经耸立在喀什噶尔河边。两千年前流水潺潺的喀什噶尔河，今天已在两米的尘土下深埋，时光确实如尘土。

站在古河道里眺望曾经的唐王城，我大脑里浮现出当初人们筑城的情景。繁盛的时候，这座王城生机勃勃。传闻玄奘去西天取经时曾路过此城，但我查阅当年玄奘取经的路径，虽然他西出玉门关后，走的是北线，经过高昌、焉耆和龟兹，但玄奘到了今天的阿克苏和温宿一带，便转向西北凌山进入大清池，也就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多年之后他从印度返程，抵达了与唐王城近在咫尺的疏勒国，但因得知结拜兄弟高昌王已死，为避免睹物思人的伤痛，便放弃了原计划的北线返途，选择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沿，经过于阗、敦煌返回了长安。虽然史料无法证实玄奘抵达过唐王城，但他西行的时候，佛教正在西域一带广泛传播，且信仰者众多，否则他的西行之路不会如此顺利。当时的唐王城，周围有六座寺庙拱卫着，其中的唐王城佛寺规模庞大，僧侣众多，佛事频繁，佛经整天传诵，加之考古发掘出不同时期的钱币，说明唐王城一度商贾往来，贸易繁荣。只是没有想到延续了上千年的一座王城，会在大约十世纪突然陷入沉寂，有关它的记载，史书上再也不见踪影，仿佛一夜之间从大地上消失了。所以，望着千年前的王城遗址，我总是觉得看见的是海市蜃楼。从时间的角度去看，如今大地上的一切，森林、高山、河流、城市，谁又不是时光中的海市蜃楼？

迷 宫

在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一尊复制的菩萨头像，面部饱满、圆润、祥和，她低垂着眉眼，微笑着，仿佛心中藏了世上所有的喜悦。这尊菩萨的表情，是陶器烧制时期的浓缩，我在那微笑的表情上，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放松与从容。靠近一看，展品的说明文字表明，这尊菩萨头像的泥塑时间是公元六—公元七世纪。难怪，那是盛唐时代，王朝强大，影响力突破山川、沙漠和大海的限制，抵达遥远的欧洲和太平洋中的众多岛国。遗憾的是，这尊菩萨头像的真品并非为我们收藏，而是藏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人，于20世纪初来到图木舒克，他在唐王城附近的佛寺发现并带走了它。

那是1906年的10月，伯希和一行从喀什来到了图木舒克，他在托库孜萨莱佛寺旧址——路旁隆起的一片小高地上，看到几堵站立在风中的残垣断壁，伯希和走上去一看，发现废墟间有一些小房间的地基，他以为这是一处伊斯兰建筑遗址，因为这种地基在穆斯林古建筑中常见。不仅是伯希和，著名的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来到这个地方时，也认定这处遗址与穆斯林有关。早在伯希和来到新疆之前，英国人、俄国人、德国人已经趁大清国势衰微来到新疆，它们疯狂发掘，把大量的珍贵文物运回了他们各自的国家。相比较，法国人伯希和来得稍晚些，这让他更加珍惜并不愿错过任何与文物相关的线索。就在那些残垣断壁中，当他用马鞭拨开地面的土块时，立即眼睛一亮，他看到了泥土下一个属于希腊-佛教风格的陶俑。这种半希腊半印度风格的佛教艺术，诞生在印度河上游，之后通过西域，缓慢地从印度河、阿姆河与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中原以及地处远东的日本。伯希和意识到，这样的陶俑应该不会出现在伊斯兰的古遗址上。果然，他随后又在废墟的泥土下陆续发现了一些佛教文化的陶片。伯希和在印度生活多年，受教于印度学家列维和著名汉学家沙畹，又曾担任过位于越南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汉语教授，扎实的东方文化知识，让他立即断定这是一处佛教文化遗址。于是一座消失在时间大风中的佛寺，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我到托库孜萨莱佛寺同样是十月，天气干燥，我在佛寺残存下来的墙体里，看到了泥土中夹杂着用于增加牵扯力的麦秸，上千年了，这麦秸竟然没有腐烂。我想起几年前在西藏布达拉宫路边的墙体里，看到同样夹杂着麦秸的土墙。雨水丰沛之地，不会有这样奇特的建筑方式。布达拉宫与托库孜萨莱佛寺相隔数千公里，出现同样的建筑工艺，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在远古的时候，这两座佛寺，曾有我们今天不曾知晓的联系。

当年，伯希和在唐王城佛寺发掘到的物品足以支撑起一个小型的博物馆：雕塑、壁画、陶器、雕刻品、版画及杂物。仅雕塑品中，就有丰富的佛陀、菩萨、天神、公主、僧侣和苦修山僧的头像……杂物更是品种繁多，宗教法器、金箔、舍利盒、还愿物，其中还有许多日用品，比如珍珠、首饰、骨制品、青铜器、布帛……尽管伯希和的考古团队是西方列强搜刮中国新疆文物的迟到者，但因为他们来到了图木舒克并发现了托库孜萨莱佛寺，便相当于盗宝者找到了阿里巴巴的山洞，东方大地千百年来结下的艺术果实让他目瞪口呆，他不惜花重金雇用了30多位民工，持续工作了半个多月，把从佛寺发掘出来的大量文物打包悉数带回了法国。

伯希和挖出的大量文物，揭示了图木舒克的这座佛寺，曾经是中国与印度文化交融联结的纽带。文物运至法国，立即引起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轰动，大量观众涌入当时展览这些文物的卢浮宫，观看东方土地上的艺术瑰宝。此后，这些文物才运至法国吉美博物馆珍藏。

因为地域辽阔，也因为古时这块土地上存在过的国家众多，还因为文化多样，新疆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迷宫。西域三十六国，仅它们的国名，就没有几个人能够记全。不仅是记不全，就是连它们的读音，也许都会是一些陷阱。比如西域历史上的“大国”龟兹，它的发音估计就有不少人读不准。至于它的历史，对于非西域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更是一团乱麻。有史料记载，龟兹西汉时属于匈奴，公元前77年臣服于汉，王莽时期又重新隶属于匈奴。到了5世纪前期，龟兹又一度被柔然控制，而448年，北魏攻占龟兹，但几十年后，它又隶属于当时的西方强国嚈哒。对于嚈哒这个所谓的强国，在我翻阅西域的历史之前，听所未听，也闻所未闻，感觉它就像是一个存在于火星上的国家。到了隋代，龟兹又有新主，直到唐贞观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40年，唐军收服高昌，设置安西都护府，之后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诸国，才陆续纳入唐王朝永久的版图。

即使是把空间缩小到唐王城所在的图木舒克，这个由喀什噶尔河与叶尔羌河冲击形成的绿洲，关于它的前世与今生，如果要厘清它的每一个真相，也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从地下发掘的文物来看，这块土地3400年前就有人居住了，然而谁曾生活在这里？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是融入其他民族，还是迁徙远方？这是一个谜，也是历史学家待解的哥德巴赫猜想。图木舒克地处塔克干玛干大沙漠的西北边缘，是古丝绸之路北线必须经过的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它必然要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数千年来，多民族在此聚居，多宗教在此传播，多语言在此融汇，而这片土地也走马灯似的隶属于不同的政权。如果说图木舒克像一本摊开在新疆大地的历史书，它的许多章节至今仍然晦涩难懂，就拿唐王城来说，人们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弄清楚它的来龙与去脉，它因什么而兴，又因什么而灭，它度过了怎样不凡的一生，时间的大海里，这座古城若隐若现，只留下一些文物无声地诉说着一座王城曾经的芳华。

沉 默

新疆大地有一种让人陡然一沉的力量。这是它阔大的地域、纯朴而无人工痕迹的地貌以及与内地迥异的风景所带来的。我来自万绿之宗的云南，来自每一平方厘米都有生命蓬勃生长的土地，在新疆这儿，我感受到永恒和苍凉背景下生命存在的美。我能够想象，一个人在茫茫沙漠里走至绝望时，看到视野尽头一片绿洲时的那种惊喜。这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体验，它让我意识到，无论你走过世界多少地方，面对人类寄身的大地，永远有着你难以抵达的盲区。

就像唐王城附近的马蹄山。这座不高的山裸露着，没有地衣，它直接呈现的是山的肌体，数千万年前，或许更久远，当它从海水中隆起的时候，一定经历了某种类似婴儿难产的曲折，使得这座山上的岩石，至今保持着寻求出路的力量，就像是一块压缩的海绵在有限的空间放开，不能够完全舒展的身体，看上去像是一座力学博物馆。我在岩石上看到直线的力，曲线的力，抛物线一样的力，心电图一样的力，放射状一样的力，这些放纵而又压抑的力量凝固下来，让山体的某些部分，看上去像是抽象画家笔下的太阳。山体下，有九棵粗壮胡杨，它们是树中的老祖父，最粗的树干要四五个人拉手才能合围。有人把它们当作神树。一千年的长龄，会让附近的一切生命自卑，所以人们纷纷赶来，在此顶礼膜拜，在树枝上系上谦卑的红色布条，乞求生命之神的保护。

在图木舒克平原，横卧着一些灰褐色的山梁，其中就包括唐王城所在的图木舒克山和附近的麻扎塔格山，它们凸出地面并不太高，从远处望过去，会感觉这些山脊是当年大地的板块与板块对冲后留下的伤痕。汽车从唐王城返回市区时，我看见车窗外有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岩石斜向生长，像是无数个平面重叠在一起。它的剖面，呈现的是密集的线条，坚硬、直接，宁折不弯。隔着几百米的距离，这座小山的对面，另外一座荒寂的石山令我大吃一惊。这座石山呈现出一种近乎永恒的土褐色调，就像是一座死亡的宫殿，我看见沙粒的尸体累积在一起，几乎快爬上了山顶。那些密集拥挤在一起的沙粒，让粗糙、坚硬的山体下部，有了几分柔和甚至丰腴，它们看上去就像是一种有生命、有意识的古怪生物。随后我意识到，沙粒执着地攀爬，告诉了我，风在这块平原，吹拂的方向。

从图木舒克沿着当年伯希和进来的路线往喀什方向走，左边是延伸出去的几十公里的平地，右边则是往两侧延伸的绵亘山体。大风，这旷野里自由行走的雕刻师，让坚硬的山体看上去，仿佛里面被囚禁着一些狮子、骆驼、岩羊和奔马，那些活力无限的动物，定格在之前的某一瞬间。有时，因为距离的原因，右侧的那道山梁，像天空之城耸立的城墙，它的存在意味着哪怕是地球，太多的地方你一生也无法抵达。这的确是一段流动着的风景，色彩斑斓的山体，可以根据你的意愿，组合成不同的图案。只要你愿意，你能看到有一万头牦牛在奔跑，能看到像神一样的垂降的大鹰，看到风中掠过的巨虎，看到悬空于头顶的密集马蹄……

在公路与山梁之间，分布着零星的绿地，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这片区域呈现出荒凉的戈壁景象。上面有一簇簇色泽正在变深的骆驼刺，它们星星点点朝远处铺陈和延伸。这些骆驼刺的存在并非为了证明生命的坚韧、顽强和执着，相反，它们像时光中残存的溺水者，身体已被深埋，只留下即将消失的头颅。有那么一会，我觉得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皆是时光的玩偶，望着戈壁上那些挣扎的植物，我想起了佩索阿的诗句：我们生活的刹那，前后皆是无边的暗夜。

在新疆，巨大的山中盆地可以把风囚禁，也可以让生命遁形，让瞬间凝固成永恒。“苍茫”这个词，仿佛是为这片土地而生，是一个专属新疆的词汇。因为只有新疆，才配得上这个词所隐含的巨大空间与无尽时间。

在上百公里的旅程里，除了骆驼刺，我没有在车窗外看到任何生命。仅有两只乌鸦，它们像世界上最后的入殓师，正低头在戈壁上空逡巡，寻找生命残存的痕迹。

轮 回

从北疆的乌鲁木齐到南疆的图木舒克，飞机从高耸的天山山脉上飞过。机翼下，连绵的白色雪峰一直往西延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纬向山系，天山从东到西横跨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这条两千多公里长的巨大山系，横亘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已达数百万年，这儿远离大海，是世界最为干燥的区域。白色的山脊，夹在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在黄褐色的沙漠映衬下格外醒目。庄子在《逍遥游》里说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望着机翼下绵亘的山体，我仿佛看到遥远的时间深处，海水退去，天山隆起，几千里长的那条大鲲，困在沙海，肉体风化，留下令人触目惊心的白色鱼骨。

置身于图木舒克，我在麻扎塔格和图木舒克山体的下端，看到了大海退缩的痕迹。那是极为缓慢的退缩。盐碱，我怀疑是海水风干后留下的水渍。车窗外，不时能看到平地中隆起的灰色山脊，山体是坚硬的岩石，上面有雨水自上而下流淌形成的密集沟纹，而在那些坚硬的岩石里，深埋着大量白垩纪海洋生物：杆菊石、矛齿鱼、长头龙……它们以速死的方式实现了永生。抬头仰望蓝色的苍穹，那蓝色犹如沧海，天空纯净，朗夜所看到的那些繁星隐没得无影无踪。为何璀璨的星河只出现在夜晚？阳光本为照亮，为何悬浮的群星在它的照耀下反而看不见，只留下月亮作为地球的陪伴？

浩瀚的天宇里，地球只是个袖珍的星球，但相对于寄生其上的人类来说，还是过于庞大。一万多公里的直径，数万公里的周长，关键是它不但自我旋转，而且还追随着太阳，以每秒630公里的速度在宇宙里狂奔。这巨大的体量，又处于高速旋转状态，哪怕是造物主，也很难保证地球在每次转动中，不出现细微的角度偏移。如此大的球体，哪怕每次只偏移一微米，甚至一纳米，在无尽时间的加持下，也可能让今天南北的极地调整成赤道，而生命疯狂繁衍和野蛮生长的热带雨林，没准有一天会成为生命的禁区。既然五亿三千万年前的寒武纪，海洋里鲜活的生命会变成今天冰冷的石头，既然海底的凹地会从水里隆起成为大地的山脊，还有什么奇迹不会发生呢？

曾经的西域三十六国，它们像人类历史长夜里的灯盏，短暂明耀又归于黑暗，就像那些从天宇里一晃而逝的流星。遥远的古代，西域并非像后来那样荒凉、干燥和枯寂。相反，它有过森林茂密的春天，有过水草丰美的盛年，浑身散发出新谷灌浆的气息。“浅草茸茸闻牧笛，轻帆猎猎送渔歌。”这诗描绘的不是江南，而是新疆。盛唐时候，龟兹等地竟有水稻种植，听上去像是一个神话。2016年秋天，我在新疆奇台的将军戈壁二号煤矿，看到地皮揭开之后，有深达百米的煤层。如果煤矿的形成与参天的大树有关，那么要有多少棵树木接力般的累积，才能形成奇台煤矿如此巨大的埋藏体量？

像季节的更替一样，大地也处于无尽的轮回中。所谓的沧海桑田，意味着地球是个变动的表盘，而雨水滋润的绿洲，像大地上局促的锦缎，遮盖住了这儿，就可能遗漏那儿，而人类，只是在沧海与桑田交替的狭窄时空，顽强地荣枯。

也许，地球变化的速度比我们以为的要快得多。在历史典籍里不断出镜的唐王城，似乎随着那个强大的朝代消失而消失，近千年来，再没留下让人眼前一亮的记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域阔大的土地持续干旱，没有滋润生命的水，人们只得迁徙，寻找可供生命繁衍生息的绿洲。但千年以后的今天，西域这块土地在经历令人沮丧的旱季之后，似乎迎来了生命重拾活力的春天。2016年秋天，曾一度干旱的哈拉诺尔湖重现

“汪洋”，甚至，湖水上涨后，向西流入了相隔一百多公里的哈拉济湖。这两个湖泊虽然不在新疆，但它们水面的恢复，表明曾经远去的水又有了回流的迹象。

这样的改变，除了地球或许存在的周期轮回外，还有人类的努力。尽管上千年来，从生命的角度来说，上苍将西域一带划为不适宜人类大规模聚集生活之地，甚至让生命赖以存活的土地越来越干燥，但人类的不凡在于，它以一种近乎固执的态度和永不停歇的努力，证明了上苍忽略的土地，也能够生命繁衍，万物生长。今天的新疆，已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棉花、小麦、玉米、大豆、花生等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更是中国最重要的水果生产地，每一年，都有大量的葡萄、杏子、红枣、西瓜……从新疆运往中国人的餐桌。人们印象中那个西域小国一个个湮灭的新疆，替代为拥有绝美景色，牛羊遍地、瓜果芬芳的新疆。甚至，今天还有人在新疆的盐碱地上进行海鱼养殖，在阿图什县红旗农场，我看到生长中的石斑鱼、南美白对虾、鲍鱼、龙虾……那些在此消失了几百万年的生灵，通过人类的手，重新回到远祖的故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许是人类的努力感动了上苍，近些年，潮湿的气流每年都往新疆的腹地递进式地延伸，天地和人类的共同合力，绿色的植物又开始覆盖那些曾经荒凉的沙土，它们是雨水即将到来的信使，是新疆重新生机盎然的颂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