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端木蕻良
汪曾祺生前不太看得起同代人的一些文章，但对于端木蕻良却另眼相待。有一次我到他家里送信，不知怎么说起端木蕻良，他以为这位老同事出笔不凡，是个懂文章之道的人。举的例子是，几年前香港一家文学杂志搞创刊纪念活动，两人都写了祝贺文章。刊物出来后，汪曾祺觉得还是端木蕻良高明，句子是脱俗的。说此话时，他的眼睛是亮的，就笔墨趣味来说，他们彼此有相通的地方。
端木蕻良大汪曾祺八岁，算是前辈，但彼此距离挺近。他晚年体弱多病，几乎不参加文坛的活动，也由此，看不到躁气，能够沉静下来写出别人没有的文字。较之先前的写作，他的风格略变，不复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纵横酣畅的笔法，带出几分沉静感。词语有些幽远之意，章法则有明清笔记之味。他放弃了现实题材的写作，转而研究《红楼梦》，潜心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创作之余，偶作散文随笔，学识、趣味水乳交融，有不小的气象在。从众多文章看，学问家的意味渐多，喜欢访古，浏览杂书，在古今文脉里往返，词章就别是一番味道了。
他和北京文联的许多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五十年代，就与老舍造访过西山，调查过清代旗人遗迹。他参加过京郊的土改，还在首钢体验过生活，写过厂史。许多年间，赴远郊参观农林业，勘察古物，所写文章厚重、朴实，有不少卓识在。因为又喜欢戏剧，对于绘画与书法也有心得，文章就多了士林之风。他的丰富经历，也带了审美的繁复性，敢于去写《曹雪芹》这样的书，需要大的雄心和气魄。林斤澜先生有一次对我说，端木蕻良写《曹雪芹》，是无米之炊，难度过大。言外是失多得少的，敬重之余，有点惋惜。
端木蕻良对于北京历史与民风十分留意，他在报刊上的文章，短小多趣，像《香山碧云寺漫记》《关于“黄叶村”》《北京是我的一本大书》等，对于古人诗文与历史形迹的点染，漫出诗意，理解之同情中，也有拷问在，一些地方继承了周氏兄弟传统。笔触自如散淡，把玩古物中，又不卖弄学识，谦逊之情扑面而来。我总觉得他与汪曾祺的文章有许多默契的地方，那文风是否影响了汪氏，也未可知。不过他后来没有汪曾祺影响大，可能是陷在“红学”里，拘于一处，触觉有些拘谨，整体来看，旨趣略显单一了。
不知为何，一些研究散文史的人，不太注意他，这有点遗憾。若说北京文坛文风的转变，他是代表人物之一。许多短文的题旨都不是宏大叙事，也无时代的流行意识。像《山胡桃》《云杉》《化为桃林》《黎明的眼睛》都属于小感觉的流淌。但有时候也能感受到对于历史沧桑的体味，再如《东不压桥胡同，你在哪里》《我与“文协”》，生命的浩叹中，有远去云烟的卷动。善于抓住瞬间的感觉，将目光投射到悠远之地。年轻时的写作关注现实生态，晚年则带出思想的纵深感。他早年在清华大学学的是历史专业，这种求变的选择，说不定与史学意识有关吧。
从左翼队伍过来的作家，能够在文体上自觉求变的，端木蕻良大概是代表人物。沉淀的经验在他那变为与古人对话的资源，所以无论是谈王夫之、戴震、曹雪芹，都左右可进，上下来得。《大观园和伊甸园》言及“桃花源”与《圣经》，就把审美之图扩大了。《〈红楼梦〉里的“空”和“无”》里的佛、道、希腊诗文的联想、感叹，是思想与诗意的盘旋，回味的空间变得辽阔。他自觉地意识到文体的价值，人无法摆脱前人的影响，词章的选择也无时不在一个古老的文脉上。他多次与友人说，“唐诗晋字汉文章”才最为重要，这是章太炎与鲁迅启发的结果。他在《笔谈随笔》一文中推崇《梦溪笔谈》《酉阳杂俎》、鲁迅杂文，其实也道出自己写作的文脉参照。那么说来，在周氏兄弟之间，他更亲近鲁迅遗风的。
也由于此，端木蕻良的随笔依旧不忘旧念。他对于流行的文化持一种警惕态度，那些花里胡哨的艺术与文风，在他眼里不过短命所在。《赤子泪成虹》礼赞了现实感的诗歌；《警惕历史重演》说到德国光头党，提醒人们注意法西斯主 义复苏；《窗外一瞥》《鸡年“斗鸡”》都触景生情，有逆俗之语的闪动。他的文章并无火气，但慢条斯理中，对于文风的弱化持批评态度。在一些看似闲谈的文字间，能够聆听到思想的碰撞。不妨说，在汪曾祺、张中行被人关注前，其作品已开新风，若说新京派的散文能够壮大起来，端木蕻良也有一份劳绩的。
多年前读他的忆旧怀人的文字，很是喜欢。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的时候，他写的《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就饶有趣味。后来所写《茅盾和我》中的见识和情怀，也自有别人不及之处。他的叙述语态自然而带文气，起伏间有点民国时期文人的博雅，但又自然平淡，毫不夸饰，这也是汪曾祺佩服他的原因。他笔下的老舍、郑振铎、胡风、尹瘦石都传神得很。看得出，虽然是左翼出身，审美方面却带有包容性，对于历史人物和不同流派的艺术，高则仰之，善则随之，文章也就放得开，收得拢，富有弹性。这与他的低调生活有关，虽然人脉甚广，却甘于寂寞，入世而不享世，在纷乱中能安之若素。这一点，他与孙犁略有一点相似。
我多次去端木蕻良在和平门的那个新家取稿，他一直在病中，不太见客。每次都是他夫人钟耀群接待，稿子也是钟老师重抄过的。记得最初的联系是在1992年底，我打电话给他，希望能给《北京日报》新创办的副刊《流杯亭》写点什么。不几日，便得到他的那篇《戏说“流杯亭”》，文章洋洋洒洒，古而含今，从兰亭的“曲水流觞”谈到故宫里的“禊赏亭”，还有中南海的“流水音”，最后写到1957年于中山公园废弃的石料堆边的一次经历，他发现了丢失很久的文物“兰亭八柱”，并给《文物》杂志写下《兰亭八柱有下落》的文章。此文与副刊风格特别契合，掌故与见识都有，读之古风习习。那时候能够讲清国内的“流杯亭”分布情况的人不多，他的学识也让报社的同人佩服不已。先生纵笔春秋，谈笑山水，文字沉静，对于魏晋风度的追怀中，自己的真性情也流淌出来。《流杯亭》的作者也算人才济济，而他与汪曾祺的短章在那时最灵矣妙矣。
现在想来，年轻时对于他们两位，解之不多，如今重读他们的作品，快慰之余，依然觉得有高不可攀的地方。这也说明，在那代人身上，可学的东西实在是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