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中的一个蜜罐
一
上海电影博物馆的朋友让我说说我与上海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影）的渊源。我非电影圈内之人，似乎没有资格谈论上影这样一个神圣话题。但转念一想，自己的事业与人生总是与上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索性打开记忆的闸门，细述自己与上影的点点滴滴。
我头一次与上影亲密接触，大概是在高中时代。那时，父母的朋友中有一位从事电影服装设计的奇才，他就是电视剧《繁花》的服装设计师董仲民先生。我不知道他的具体年龄，总是管他叫作“董董哥哥”。得知我喜欢电影，董董哥哥答应带我去摄影棚参观。记得那是一个台风天气的夏日，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我跟着董董哥哥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电视剧《上海屋檐下》的拍摄现场。摄影棚临时搭建在交通大学的大礼堂里。当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摄影棚时，正碰上秦怡与杨在葆在拍对手戏。改革开放后，不少老电影解禁，因此我也看过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好像在心里与他们并不陌生。但如此近距离观看艺术家表演，仍令我怦然心动。
连续拍摄数次后，两位艺术家才从景中缓缓走出。天气闷热，他们汗流浃背，但他们的情绪仿佛仍沉浸在剧情之中。此时，工作人员迅速将礼堂的大门打开，一丝微风穿堂而过，顿时令人感到凉爽不少。不一会儿，剧务送来简单的饭菜，秦怡与杨在葆边吃饭边继续讨论。突然，从不远处传来朗诵高尔基《海燕》的声音。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康泰。只见他穿着白背心，站在门口，面对暴风雨，高声朗诵：“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我这样一个高中生，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顿时为大艺术家的魅力所折服，一时缓不过劲来，只是呆呆地待在原地一动不动，脑子一片空白……
二
高中时代影视剧摄制组的一日游，显然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直到大学五年级，那颗种子才有机会破土而出。1987年，上海电视台筹备《我们大学生》节目，考虑从上海各大高校遴选主持人。我被当时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推选为候选人。经过初、复试，我一路闯到决赛，并一举夺冠。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选手中有来自复旦、交大、同济等名牌高校的高才生。后来才知道，评委会主席孙道临先生对我十分器重，将其分量最重的一票投给了我。后来据道临先生的女儿庆原回忆，当天晚上道临先生在餐桌上和文娟老师说，他发现了一个好苗子，这个孩子或许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虽然我至今仍然算不了一棵大树，但也兢兢业业工作数十年，总算没有辜负道临先生的期望。
从1987年我与道临先生相识，一直到2007年道临先生谢世，整整20年，我们来往极其密切。作为晚辈，我从道临先生身上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学养与风骨。有时候我也会调皮一下，给他说说社会上流行的笑话。道临先生素来给人严肃的刻板印象，所以，很少有人会逗他乐，其实，生活中的他幽默风趣，更是听笑话的最佳观众。每次给他讲一个笑话，他总会停顿几秒钟，然后仰天大笑。所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眼中的曹可凡是个豁达乐观的人，他圆圆的脸庞上时刻漾着笑意。和他在一起你可以得到快乐的享受。因为各种各样的笑话随时会从他口中畅快地流出，而那时他自己的面容却是严肃的，当笑话讲完了，他镜片后面的眼睛才会狡黠地闪一闪，接着嘴角弯一弯……”
最令我感动的是，道临先生对我极其信任，遇到难事总会与我这样涉世未深的晚辈商量。譬如，他曾将毕生所写诗文交与北方一家出版社，结果书虽然印了出来，却错误百出，令他懊恼不已。得知此事后，我即刻请上海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崔美明老师重新编辑出版此书，了却了道临先生的一桩心事。2005年，道临先生的病情急转直下，记忆出现严重障碍。然而，我发现他对过往旧事仍保存些许记忆，于是，决定冒险给他做最后一次口述实录。可以想象，采访过程颇为艰辛，我不断提示，以便他将破碎的记忆连缀起来。文娟老师站在门外，也焦虑万分，她曾在日记中提到“最后一次采访时，道临先生记忆极差，我在外面听了也很急，可凡却不厌其烦地提示他，最终才顺利完成”。与道临先生的那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成为《可凡倾听》最珍贵的记忆。
三
虽说对道临先生的采访终于完成了，但毕竟不够完整，我对此深刻反省，为何自己如此拖沓？于是痛下决心，制定了一个上影老艺术家的采访计划，将张瑞芳、秦怡、谢晋、王丹凤、仲星火等列入计划中。
印象中，采访道临先生没过多久，我就去找瑞芳老师。瑞芳老师性格爽直，容易沟通。她每次见到我都会说：“你这个形象很可爱，喜庆，可以让玩具厂家根据你的脸型做个玩偶，一定会受欢迎。”她丈夫严励老师雅好丹青，常常拿出他临写的国画作品与我共赏。看完画，他会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太胖了，要减肥哦！”瑞芳老师听了，总会制止他，“胖就是福，有啥不行的？”因此，听说我想采访她，瑞芳老师满口答应。
只是没有想到，采访当天不慎出了一个差错。那天上午，我按计划9点先去华东医院看望道临先生，10点到瑞芳老师家。大概一时口误，和瑞芳老师说成9点去采访。待我10点赶到淮海中路瑞芳老师家后，只见她老人家满脸怒色，质问我为何迟到一个小时。老一辈艺术家向来守时。她一大早便准备妥当，但左等右等不见人影，还误以为道临老师出了啥状况，于是四处打听，坐卧不宁。
好在，瑞芳老师善解人意，得知我只是口误，而且道临老师安然无恙，这才转怒为笑，拍着我的头说“以后不许如此啦！”在采访中，我觉得瑞芳老师异常坦荡，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而遮遮掩掩，谈及她与金山那段失败的婚姻，同样没有避重就轻。她坦言自己与金山因在重庆主演话剧《屈原》而结缘，但两人表演风格不同。金山是“技巧派”，而自己则是“体验派”，内心要有所感受，才能表演有韵调，不过，合作也很协调。他俩在艺术上情投意合，但在生活观念方面相去甚远。这导致后来两人劳燕分飞。
瑞芳老师直抒胸臆的个性也体现在与同行的交往上。她说，因为电影《大河奔流》，赵丹一度与她产生隔阂。当时赵丹老师渴望饰演片中的周恩来，为此他让化妆师在他脸上做塑形，嘴角都张不开了，没办法吃饭，只能靠吮吸牛奶为餐。但瑞芳老师不以为然，觉得无论从形象上，还是年龄上，王铁成都比赵丹合适。赵丹不服，到瑞芳老师家理论，然而瑞芳老师坚持己见，毫不退让，气得赵丹拂袖而去。赵丹就住马路对面的新康花园，瑞芳老师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追踪而至，到他家再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力劝老友顾全大局。赵丹虽内心仍然感到别扭，却也无言以对。瑞芳老师说：“我对事不对人，服从艺术至上观念。”
同样，秦怡老师接受访问时也毫不设防，不设任何谈话禁区。准备文案时，我忽然想起坊间流传甚广的一段传言，那就是秦怡老师与主演苏联电影《奥赛罗》的邦达尔丘克的交往，但不敢轻易启齿。采访之前，我拐弯抹角地试探了一下秦怡老师的口风，不料她神色自若，笑言道：“从来没有人当面问过我，正好借你的节目辟个谣。”秦怡老师回忆，20世纪50年代，她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苏联。对方派出的一个翻译，与邦达尔丘克面貌上有几分相似。这家伙嗜酒如命，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并且借酒壮胆死缠秦怡老师。秦怡老师见状不妙，夺门而逃，但那个醉汉紧追不舍。秦怡老师刚踏进自己的房间，醉汉便推门而入。秦怡老师急中生智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静观事态发展。没想到，那个醉汉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呼呼大睡起来。于是，秦怡老师蹑手蹑脚走出房间，请来同行的一位导演帮忙将醉汉移走。可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谣言在次日便四处传播。就这样，一个长得像邦达尔丘克的翻译，一次醉酒闹剧，叠加在一起，演绎成一则无中生有的“绯闻”。背负传言，秦怡老师没有愤怒，也没有抱怨，始终淡然处之。
这次采访奠定了秦怡老师对我的信任，后来她还多次来节目做客。2016年她应邀前来参加《可凡倾听》春节特别节目录制，表示自己人生上半场即将结束，将为人生下半场而努力，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学好英语。“活着就不退缩！”豪言壮语中，是一位老艺术家的不懈追求。
四
相对来说，约访王丹凤老师则困难重重。丹凤老师一生爱美，晚年刻意低调，拒绝出镜。我曾经多次与之联系采访事宜，均杳无音讯。有一回黄宗江先生来沪，邀请沪上好友聚餐，我正好与丹凤老师的丈夫柳和清先生相邻而坐，于是询问可否请他从中协调采访之事。和清先生听罢，一脸无奈，表示无能为力。直到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授予丹凤老师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她才破例出席，之后她对接受采访之事有松动。最后是在女儿的一再鼓动下，丹凤老师才点头答应。
采访当天，丹凤老师穿一件藏青薄衫，外套米色羊毛衣，佩戴一副精致赛璐璐眼镜，显得格外精神，一头卷曲的银发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亮色，完全看不出是一位94岁的老人。只是她有些耳背，所有问题都需要女儿柳芯在她耳边重复一遍，但回答语言完整，逻辑清晰。说到电影《护士日记》，她竟开口唱了起来：“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时隔一甲子，一位鲐背之年的老人依然能完整唱出当年的旋律，令人心生感动。或许正是这样一份发自内心的情感，赋予了电影与歌曲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
采访丹凤老师当天，演员孙俪特意赶到现场，给老人家献花。这一老一少同为上海人，此前素未谋面，但孙俪出道以来，一直有不少人觉得她与王丹凤有几分相似。对孙俪来说，王丹凤既是自己仰慕已久的影坛前辈，也是亲切贴心的上海奶奶。丹凤老师直夸孙俪漂亮、前途不可限量，并以自己的一本画传相赠。如今，孙俪也已成为上影一员，冥冥之中注定要将前辈创下的电影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五
说完上影的表演艺术家，再来聊聊上影的导演。想想也奇怪，我入行30多年，与老演员交往甚多，与导演接触却不多，唯独与谢晋导演最为投机。
熟悉谢晋导演的人都知晓，他的个性“其柔似水，其烈如火”，直到晚年，只要一谈电影，依然激情澎湃。而其身体能量很大一部分来自“杜康”，几杯酒下肚，更是豪情万丈。遇上知音，就只觉得千杯太少了。平日里评论电影，他也常爱以酒比喻。如《最后的贵族》，他竭力体现李清照《武陵春》的意蕴。“这种风格就如同绍兴酒，平淡上口，不觉自醉。”谢导热爱阅读，《史记》和《红楼梦》是他案头常备之书，但也喜欢用《水浒》人物来比喻演员表演：“演员表演点睛之笔在于其个性特征，这是最能展示灵魂的地方。武松杀完人，墙上留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鲁智深打死了镇关西，一看出事，却粗中有细，说声‘你别装死’，就溜走了。同样两个粗人，性格却截然不同。演员要演出这个区别。”
谢导人生最后阶段，可用“挣扎”二字来形容。商业大潮汹涌而来，令他难以招架。他不停地与各色人等讨论，手里捧着五六个剧本，但理想一次又一次破灭。那天，和他采访结束后，他将我送到电梯口，电梯门开了，他却不让我走，紧紧拽着我的手：“我还想拍两部电影！就两部！然后去见马克思！你一定要帮我。”
听到谢导去世的噩耗时，我正在台北与李行导演做访问。李行与谢晋两位大师情同手足，无话不谈。李行导演曾说，他与谢晋的影片，如果不看署名，很难辨别彼此。那天采访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结束，摄影师更换电池，紧接着第二部分就准备请李导聊他与谢导的友谊。正在此时，我惊闻谢导远行，一时陷入慌张之中，不知如何应对。见我惶恐不安，沉默不语，已获悉消息的李导的助理轻声说道：“说吧！李导早晚会知道。”获知真相后，李导先是不愿接受，随之两眼直勾勾地发愣，浑身微颤，两唇紧闭。寂然，呆然，又好像从梦中惊醒似的，号啕大哭起来……老一代艺术家之间的无价情义，令人感佩。
数十年来与上影老艺术家的交往，成为我成长中的一个蜜罐，不断滋养着我心中的那颗艺术种子。这也催促我终于有一天从主持领域跨入表演领域。2010年天赐机缘，我加盟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饰演片中的孟先生一角。对我这样的“素人”，艺谋导演只要求我做一件事，即用一个字来概括人物个性。拍摄《秋菊打官司》时，艺谋导演要求巩俐演出一个“慢”字；孟先生为救女儿不得不委身于日本人，又无法得到女儿的原谅，故要抓住一个“苦”字，即左右为难，苦不堪言。一旦抓住人物特征，一切困难便迎刃而解。
其实，我对于片场并不陌生。因为早在1992年我便在上影拍过一部轻喜剧《蜜月再来》。合作者为宁理。彼时，宁理也是初出茅庐，饰演一位爱吃猪耳朵、惧内的小人物，他满肚子的委屈无从释放。而我则扮演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好朋友。宁理表演松弛，且善于设计小动作以丰富人物个性，因此，与他对戏毫不费劲，更不紧张。我俩仿佛真的是两位好友在倾心交往。虽然拍摄周期很短，我也不懂何为表演，但一直记得宁理和我说的一句话“只要说人话就对了”。所以，进入《金陵十三钗》剧组后，面对国际大导演张艺谋，以及好莱坞明星贝尔，我倒也从未犯怵。后来想想，大概是整个过程中触发了我《蜜月再来》的最初拍摄记忆。《金陵十三钗》之后，我又有缘拍摄上影出品的《上海王》。紧接着，《老中医》《老酒馆》等电视剧的邀约纷至沓来，但在我心里，上影是自己表演出发的“原点”。
适逢上影成立75周年，想起自己与上影的相知，我感慨万端，故草成此文，聊表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