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丁晓平，安徽怀宁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获得者。擅长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诗集、散文集、文学评论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和学术专著五十余部单行本，计一千余万字。作品获国家图书奖、中国文艺评论奖、文津图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春风悦读好书奖、树人出版奖等数十项，多部作品入选国家出版重点工程。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黄永玉题于沈从文墓地

家书抵万金

一座日本式小楼，竖向蔚蓝色的天空，沿着台阶上了楼梯，是一个四方的洋台，往右转进楼门，一条笔直的走廊，走廊右边紧挨着两间大小不等的里外屋，里屋是一间清洁而又划一的浴室，外屋是一个很整齐的学习室，饭厅亦是。雪白的墙壁在六十支电光（即六十瓦电灯泡，引者注）的照耀下，更显得一种庄严的状态，桌上伏着七个毛泽东的女战士，静静地拿着文学、哲学等各种书籍，屋里静谧得可怕。她们正看得入神，咚咚，外面敲门声，打破了室内的沉寂。接着进来一位男同志，“蒋宗英，给你信！”“我不信。”我说。“真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兜里掏出一封用淡墨写着“蒋宗英同志”的信。我高兴了，我跳了起来，口里嚷着“我们家来信了”。

“我们家来信了！”只有离开父母、离开家乡之后，才能体会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滋味，才能理解这手捧家书喜若狂的心境。

真不知如何才能写好这篇文章，想了很久，还是觉得先将上面这段文字摘抄下来，作为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的开头。这段文字，它既不来自某部小说，也不来自某篇散文，而是来自一封家书。这封家书的写作时间是1951年4月3日，写信的地点是在东北辽阳的一座军营，它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家书中的“我”——蒋宗英。

收到这封家书的这个夜晚，蒋宗英正和她的战友们在部队学习室里安安静静地读书学习。这一天，距离她当兵离家已经五百五十九天。那时，她对自己成长为一名“毛泽东的好战士”充满信心，正在为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努力奋斗。

蒋宗英是谁？

蒋宗英是一位中国人民志愿军女战士，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烈士。

第一次知道蒋宗英这位女英雄的名字，是2023年10月在长沙举行我的长篇报告文学《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任司令员》新书发布会期间。在湖南毛泽东文学院，新闻出版界前辈、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蒋祖烜同志送我一册由其父亲蒋宗恒编选的《最可爱的亲人：志愿军女战士蒋宗英家书》（以下简称《蒋宗英家书》）。他告诉我，这五十多封战场家书是其父亲历经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珍藏下来的。而这本小册子，也是他父亲在耄耋之年学会了电脑之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键盘上敲打出来的。

在蒋祖烜娓娓道来的介绍中，我才知道，蒋宗英是其父亲蒋宗恒的亲妹妹，是他的小姑妈。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蒋翊武先生（1884—1913）是他的伯祖父；他的祖父蒋翰平先生（1895—1973）是蒋翊武的四弟，系湖南省第二届人大代表、省首届烈属模范。他的父亲蒋宗恒是一位1949年7月入党的老革命，曾任益阳地委党校校长，多次获得“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3年还荣获湖南省“最美老干部”荣誉称号。显然，这是一个有着良好家教家风的革命家庭。

那一刻，我对这个家庭油然而生一种敬意，暗暗地告诉自己：要写写蒋宗英。

翻开《蒋宗英家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黑白戎装照片。这个长得白白胖胖、萌萌嫩嫩，留着齐耳短发的甜美姑娘，就是志愿军女英雄蒋宗英吗？她的眼睛不大，却自带光芒；她的身材不高，却英姿飒爽。正是一个含苞待放的花季少女啊！接着，我看到了蒋宗英的生平：1931年5月出生于湖南澧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毕业，1949年8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编入第四野战军第39军117师，获“解放中南纪念章”。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她随军北上，屯驻辽阳。1951年4月，奔赴朝鲜前线，从事战地文艺宣传工作。同年8月，调351团团部，做机要工作。1952年3月14日，她在城山守备战中因抢救伤员遭遇美机轰炸，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不满二十一岁。她的遗体安葬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马场怀荫里。

蒋宗英离开家的那一天，是1949年9月14日。九十五岁的蒋宗恒依然清楚地记得：“我与她的最后相见，应该是在1949年的春节。之后，我在临澧县参加革命，她在这年8月参军，我受地下党组织委派，回澧县迎接解放军时，她已经离开家了。”

9月15日晚上，蒋宗英在临澧县城给父亲母亲写了第一封家书。

窗外，下起了雨。蒋宗英提起笔告诉双亲大人：“儿昨日离家，随队前进，仅走二十五里路，在张公庙附近住宿。因为儿没有穿袜子，鞋子又是麻索做的，故脚底打了个大泡。当天还可忍受，今天又忍痛走了二十里，后来硬不能再忍就只好骑马，这是初次。也算我的胆子大，骑在上面一点也不怕，我们每天都是清早两点钟出发，中午大休息吃午饭，下午四点钟又走。今天是到临澧县城过夜，我的脚也上了药。今天晚上下了雨，明天雨如下很大我们就不走，雨小我们就照常前进。我仍然骑马，上级对我们很好，男女同志都很亲爱，精神上并不觉得痛苦。”在信中，她还叮嘱父母：“我的一切都好，不必担心，再到相当的地方，一定寄信回家。这封信是在地下写的，文句都写得很不好，不要让人家看。”

读完蒋宗英的这封家书，我想起了自己当兵离开家的日子，想起了军旅之初接受艰苦的军政锻炼，战友们也是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团结友爱，对父母也常常是“报喜不报忧”，不想让他们担心。“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穿越时空，蒋宗英家书的字里行间都让我感受到红色基因传承的力量，那就是有志青年只要一融入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大学校，就从外到内彻底完成了由民到兵的转变。一代代革命军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蒋宗英兄弟姐妹六人，大哥蒋宗策、小哥蒋宗恒、大姐蒋宗杰、二姐蒋宗媛、弟弟蒋宗成。1949年8月的那一天，蒋宗英是与未满十五岁的弟弟蒋宗成、姨表姐杨忠鼎、姑表姐徐恢明等一起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其实，蒋宗英祖父蒋定照（1863—1935）也是农民出身，家住在澧县蒋家庙，年轻时来澧县县城打工，在丁公桥一家豆笋店做学徒。店老板是一对老年夫妻，膝下无子，见蒋定照夫妇勤快又老实可靠，生前就把房子和做豆笋的工具赠送给了这对年轻人。而他们也没有辜负两位老人的信任，为他们养老送终。祖父掌店后，改招牌为“蒋兴发”，生意果然越做越红火。蒋定照夫妇生了五儿一女，分别是保勷（蒋翊武）、保森、保华、保祯（蒋翰平）、保汉和女儿保桂。

蒋宗英出生的时候，家住澧县县城老二街25号。父亲蒋翰平精明能干、厚德尚义、勤俭朴素，做学徒时练得一手好字，虽然家境贫寒，但脑子里没有重男轻女的老旧观念，对儿女的教育尤为重视，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读书。九十五岁高龄的蒋宗恒回忆说：“我的整个初中阶段只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就这还是用黄栀子果染就的土布做的。由于没有换洗的，所以经常将它穿得像剃头担子上的荡刀布。我读澧县中学时，宗英妹就读的是澧县简易师范，因为读师范免交学费，那时家里穷，交不起两个人的学费。难忘每到新学期为学费而犯愁，全家人包括我自己去筹借学费的艰难。”天资聪慧、活泼可爱的蒋宗英，在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宠爱之下，在简易师范接受了新式教育，有着知性女子的那种调皮和倔强，骨子里也自然生长着湖湘文化的那种“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死战”的刚烈坚强，敢爱敢恨、大胆泼辣，认定的事就必定坚持到底。

9月17日，雨越下越大，道路泥泞，不能行军，蒋宗英随队在临澧县城休息。临澧地区是丘陵地带，乡间道路弯弯折折、崎崎岖岖，小石子、碎瓦砾、枯树枝、荆棘条随时随地都可能从路上冒出来，一不小心就扎了脚丫子。蒋宗英不是一个娇气的姑娘，始终有不服输、不后悔、不怕难的蛮劲儿，可她在家里也没有打着赤脚穿过这种用麻索做的行军鞋。她的脚掌起了大水泡，磨破了、流血了，但她依然坚持着，“忍痛走了二十里”。有过徒步行军经历的人，都尝过脚底起泡后磨破皮的滋味。为此，蒋宗英到县城医院去诊治痛得厉害的伤脚，花掉了父母给她随身带的三百元钱。上级知道后，决定补助她三百元治伤的钱。可她坚决不要组织上的钱，坚持用自己的钱治病。

9月18日，雨停了。可是，蒋宗英受伤的脚还没有好，不巧的是，两匹马也生病了。于是，部队领导很民主，也很关心女同志，决定让她和表姐杨忠鼎等几位女战士乘坐汽车前往常德，确实省了她们不少的脚力。在这一天，她们分别给家里写了信，告诉父母：“我们此次参军，是为着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前途而造幸福和快乐。”

在常德，蒋宗英加入常德工作队，受伤的脚也就好了。在这里，她们奉命等待平津工作队的到来，然后再一起向南前进。常德工作队其实就是文艺宣传队，总共有七位女同志，蒋宗英和大家相处得和谐友好。的确，蒋宗英从小就有文艺天赋，喜欢唱歌。蒋宗恒回忆说：“记得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宗英妹在宗杰大姐的房子里比赛唱歌，结果是她赢了。她不仅唱得多，还唱得好听。”

9月23日，蒋宗英给父亲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告诉双亲自己现在的通信处为“珠江部南下工作队”。

10月19日，踏着开国大典的胜利号角，在接受一个月的军政训练后，蒋宗英随部队离开常德，徒步走了四天，抵达益阳。到了目的地，她马上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讲述了自己近一个月来的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尤其是与地方老百姓和睦相处的感受。她告诉父亲母亲：“我们马上就去担水，跑四五里地去搬柴，自己还做饭，精神痛快极了。第二天我们还在大街上扭秧歌（这是我开始扭秧歌的第一次），这种精神使我们自己也感觉兴奋和骄傲。”

深秋时节，大雁南飞，天气渐渐凉了。因为离家时仅仅穿了两件单衣，蒋宗英感到早晚冻得有些发冷，好在房东的女儿主动借给她两件衣服御寒。好在，队伍上很快就要发棉衣了。

11月1日，表姐徐恢明收到了家里寄来的棉鞋，这让蒋宗英十分羡慕。于是，她在写给父母的家书里请大姐宗杰、二姐宗媛给她做一双单鞋、一双棉鞋。她还专门叮嘱姐姐们要把“棉鞋圈子深点做，底厚点、宽点，圈子进点上”。

在益阳，部队正式分兵了。蒋宗英分配在第39军南工团3中队第13小队，表姐杨忠鼎则分配在1中队。

11月5日，队伍又出发了。蒋宗英和她的战友们乘汽车南行，经长沙、邵阳，前往武冈。在长沙，她和表姐徐恢明抽空去看了表哥徐恢祥。表哥很客气，热情地招待了她们，告别时还送给她们牙膏、肥皂和用来买绒裤的三万元钱。在邵阳，她们又见到了弟弟蒋宗成和表弟徐恢奇。其间，她们还随队行军到醴陵县的安江。谁知，39军军部又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她们又随部队回到了隆回县的桃花坪。

11月14日，蒋宗英在写给父亲母亲的家书中谈了在部队的学习体会，认为“学习必须要理论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才有用”。此时，组织上本想把蒋宗英留在后勤部宣传队学习，但是她坚持要求随部队前进，到战斗的前线去。组织同意了她的请求。于是，她随队继续前进，到达湘乡县的永丰，在那里接受军政学习培训。

12月5日，蒋宗英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8日，她在写给父亲母亲的家书中说：“儿在这次的工作中及近来的表现比前要进步了，组织上及各团员见到我表现也不差，缺点也少（一般人批评我联系群众不够普遍，还附有小资产阶级的表现），就吸收了我参加青年团。”

12月23日，队伍又从永丰出发了。第一天走了六十里，第二天走了八十里，第三天走了三十里，第四天走了六十里，第五天走了二十里，终于抵达祁阳县城。“在这五天的行军当中，多半都是三点多钟起床，五点钟出发。每个同学都背着很重的背包（我有十多斤）。头上蒙蒙的细雨不断地淋着，湿了，还走着很窄的小山道。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同学没有一个叫苦的、掉队的。不但这样，并且每个同学的情绪都很高，唱的唱歌，碰的碰球，还有许多新花样，真逗人。我负责本小队的文娱工作，当然不会例外。”

夜行军是艰苦的，更何况是在南方的冬天。那个时候，中南地区还没有完全解放，尤其是湘西土匪依然十分活跃，这也是队伍选择夜间行动的一个原因。蒙蒙的细雨，窄窄的小道，沉沉的背囊，蒋宗英和她的战友们没有叫累叫苦，革命的乐观主义不再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的词，变成了行军征途上铿锵有力又轻松浪漫的生活节拍，生动又具体地阐释了人民子弟兵“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苦与乐的辩证关系。

在1950年新年的钟声中，蒋宗英给父亲母亲写了一封家书，报告了她和战友们过新年的快乐时光。作为小队文娱工作的负责人，她说：“刚到祁阳，儿本打算写信回家，为了庆祝新年，要准备些节目，故没能如愿。这次过年，值得每个人庆欣的，我们买了一个（头）大猪，在元旦那天吃了很多菜，肉鱼鸡蛋等。晚上中队开晚会，有很多节目，也买了许多点心。第二天我们分队也开了一个晚会，这天表演也不少。元旦前一天晚上，也有许多分队及其他单位开晚会，特务乘机放了两枪。我们队伍真灵敏，马上街上站满了哨。空气就随着紧张起来了。我们一点也不怕，因为街上满布了我们的队伍。这次抗战，我们这军功劳可不小。以后的去向还没规定，恐怕不一定到广西了（这不能往外说）。”

谁也不会想到，新年欢庆的笑声中响起了敌特的枪声。这是蒋宗英参军后第一次听到枪声。虽然空气紧张起来了，但她并没有感到害怕，因为“我们队伍真灵敏，马上街上站满了哨”，十分安全。此时，有消息说，部队前进的方向或许要改变，不再南下广西了。但队伍将奔向何方呢？蒋宗英知道，“这不能往外说”。短短的六个字，暗藏军事机密，说明军之大事。保密就是保胜利。新兵蒋宗英严守部队秘密，没有告诉父母她即将踏上新的战场。这个新的战场，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场呢？

很快，春节就到了。

1950年2月20日，是农历正月初四，沉浸在新春喜悦中的蒋宗英给父母写信拜年，讲述了在部队过大年的情形。她在信中说：“腊月二十九我们大伙忙着年食，弄的弄黄花、木耳，炸的炸糖麻环（我自己的面、油、糖自己炸），忙了一整天。晚上，我们‘年菜委员会’的委员们忙了一整夜给我们弄菜。三十早上吃四个菜（红烧肉、鱼、三鲜汤、木须肉）。晚上开晚会，唱的唱跳的跳，热闹极了！……为了庆祝这伟大胜利的解放年，我们文工团演了几天剧，开了一个新年晚会。”

过完年，生活又紧张起来了，业务学习开始了。听说马上就要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蒋宗英内心里充满着快乐，对未来也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她在家书中告诉双亲：“我希望自己到工作岗位后一定要为人民为工作而努力，好好表现，短期内要争取入党。只要努力，一定不会失望的。我有这样的自信，所以我非常快乐。”

瞧！这就是一个解放军战士的样子，这就是军队这所大学校的价值所在！

在这封家书中，蒋宗英还叮嘱父母回信时不要写部队驻地的地址，直接寄“四野三十九军政治部南工团三支队”即可收到。这是因为部队在前进中，随时在换防，当然其中也有保密的需要。

北上，北上

1950年2月25日，部队由南进改为北上，蒋宗英离家乡越来越远了。

这一次，部队乘坐的是火车。这是蒋宗英第一次坐火车。车轮与铁轨热烈摩擦的轰隆声，对她来说是新鲜的、好奇的，滚动着五颜六色的向往和遐想，就像窗外转瞬即逝的不同于家乡的风景，给她的征途奏响了新的乐章。经衡阳、长沙，队伍于27日凌晨三时抵达武昌，九时横渡长江到汉阳站。火车依然没有停下来，继续一路向北，四天四夜之后，她们到达了目的地河南漯河。

3月1日晚上，蒋宗英收到了大哥蒋宗策从耒阳的来信，高兴得跳了起来。第二天，她赶紧给大哥写了回信，激动地说：“繁华的城市里工商业特别发达，就使我联想到我们的家乡——偏僻的澧城，几时才能进步到这种程度，我很为我们湖南的建设工作着急”，“一路上又看到好多的工人在那里忙着铁路的修复工作，好多铁桥都是在三星期以内修成的。工人们不怕艰苦危险，能在短时期内修好这座大的铁桥，我感到工人太伟大了。平时在书中看到‘劳动能创造世界’，教条式地在嘴里念着，没有深刻的领会。现在我切实认识到劳动是能创造一切的，劳动的确太伟大了。”

武汉城市的繁华发达、建设的欣欣向荣、工人的艰苦奋斗，让蒋宗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家乡的贫穷落后，现实的对比触动了她敏感的思想，心中有了震动，油然而生一种奋斗上进的情愫。她在写给大哥蒋宗策的家书中饱含深情地倾诉了自己的志向：“决定在今后要积极劳动，努力工作，加强学习，拿出我所有的力量贡献给为人民服务，使独立、自由、和平、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很快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大哥蒋宗策比蒋宗英年长十五岁，从小过继给大伯蒋翊武，曾就读南京遗族学校。1939年在津市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1942年应聘到临澧县陈二乡中心小学任教导主任，并在那里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动员姑妈家的表妹等三位女青年参加革命，去了延安。在蒋宗英心里，大哥蒋宗策就像是她的人生导师。她告诉大哥：“在你的信中我得到了不少指示，使我在学习中也有了一个方针。的确，我入伍直到现在除集体学习外，对个人自修是很马虎的，没有有条理地在一定时间内看完某些书籍。有些理论书太深了，我就不如看文艺书起劲。我看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与《知识分子的教育问题》后，完全没有深刻透彻地体会其意义。我感到我的文化程度太低了，稍微深点的书又看不懂，要我怎样来充实自己，真有点发愁，我准备从现在起，看完一本书后就录笔记，并望哥哥来信告诉我，哪些书是合我的程度看的，我好去借。”

爱学习，求上进，青春的热血像火山的岩浆一样在胸中奔流。蒋宗英毫无保留地向大哥蒋宗策诉说自己的学习体会，有生活的感悟，有成长的烦恼，也有对未来美好的向往。

3月2日，蒋宗英又满怀欣喜地给双亲写了一封家书，除了表达对亲人们的思念之外，也报告了自己离开湖南耒阳来到河南漯河的情况。在这封家书中，她开心地写道：“我们下乡时经过每一个村庄，一群群的老百姓排着队打着锣鼓扭着秧歌欢迎我们，很多老乡把我们抬得很重的东西接过去，给我们送到家，这样的热情的表现是我曾经没有想到的。我兴奋了，兴奋得眼泪都要掉下来，在这兴奋愉快的情绪下我感动了。我感到惭愧，检讨起来对革命没有一点贡献，对人民没有出一份力量。同时，在学习中，没有什么心得。光惭愧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在今后工作中拿实际行动来回答人民对我的希望。”

从蒋宗英兴奋的泪水中，从她内心感到的惭愧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敢作敢为的湘妹子不仅很快适应了军营艰苦的训练生活，而且深深感受到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思想境界也随之提升了很多。就像她写给父亲母亲的家书中所说的那样，“今后工作中拿实际行动来回答人民对我的希望”。在写给大哥蒋宗策的信中，蒋宗英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在这一个好的环境里，我虽是初次离家来到老远的北方，但我一点也没有想家。”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当兵离开家乡，谁不想家呢？蒋宗英说她“一点也没有想家”，那是因为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部队火热的战斗生活，将自己的灵魂全部给了自己的信仰，暂时把“想家”放在了一边而已。

3月9日，蒋宗英同时收到了父母的来信和姐姐们给她做的棉鞋，还收到了她日夜思念的小哥哥蒋宗恒的来信。她真是开心极了。天寒地冻，天南地北，当初看到一同参军的表姐恢明收到家里寄来的棉鞋后，她就从去年11月1日写信给父母请求大姐二姐帮她做一双棉鞋，现在终于收到了，怎能不开心呢？在战友们羡慕的眼神中，她急急忙忙地打开包裹，小心翼翼地穿上新棉鞋，舒舒服服地在宿舍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那感觉真好像是每一脚都踩在了幸福上。要知道，为了这双棉鞋，蒋宗英足足等了四个多月，真是苦了这位十八岁的小姑娘。

3月12日，三个月候补期满，经组织批准，蒋宗英成为正式青年团团员。此时，新的工作岗位也确定了，她正式分配到第39军117师351团宣传队。在漯河，蒋宗英写信告诉父亲母亲和哥哥们：“这次北上的任务是建设和生产。我对参加生产没有一点顾虑，并且我还是这样的自信，在工作中我能克服任何困难，积极工作不落后。假如你不信的话，你等着以后的工作报告吧。”

4月7日，蒋宗英收到大哥蒋宗策的来信和照片，同时收到了在军部组织部工作的表姐杨忠鼎的来信。这一天，她提笔给父亲母亲写了一封家书，说：“在报上看见澧县运粮，在短期内超过预定数目，儿心中很是高兴。澧县是新区，特务分子很多，我家是光荣的军人家属，时常要小心。在报上看到好多特务害军属的事。故父亲也须做点宣传工作，和老百姓谈谈我们的政策。”在部队不断进步的蒋宗英不忘在家书中叮嘱父亲母亲要做优秀的军人家属，要积极向家乡的父老乡亲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由此可见，她的革命情怀是何等的赤诚，字里行间都能让人感受到她热烈的心跳。

这个时候，部队开始搞生产建设，清理河道，兴修水利。官兵们就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所唱的那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风餐露宿，住在河边自己搭建的还没有一人高的茅草屋里，一片一片的，到处都是。但从安全考虑，对女战士们还是有特别照顾，安排她们住在附近老百姓的家中。

4月10日，蒋宗英给父亲母亲寄出了当兵离开家后的第十五封家书。在这封家书中，她慰问父母和亲人们的同时，介绍了自己在部队工作的情况：“我军马上就要挖河，后天开工。宣传队一面挖河一面要搞文娱活动，现正在排剧，准备在两个月的艰苦工作中给战士们提高情绪，减轻疲劳和打通思想的。在工作之暇我也时常看书，帮助同志也做得还不坏。因为自己懂得少，往往感觉缺乏能力，这方面还需要长期的锻炼和学习。我们队里有一个小男同志和成弟年龄差不多，也有点像，我很喜欢他，他也愿意接近我。在学习上我愿意帮助他，每天他的日记也给我看，然后我给他改改，这样双方都有益。我们这里组织也挺好的，尤其我是一个正式青年团员，在各方面又比较信任些。总之要自己努力，到哪里都吃得开，我一定向好的方向去走。”

“要自己努力，到哪里都吃得开，我一定向好的方向去走。”与其说这是蒋宗英的青春誓言，不如说是革命队伍教她掌握了人生的真理。从南方来到北方，正青春年少的蒋宗英吃的是小米和面条，不像在老家吃的都是大米，但她一点也不挑食，也没有不习惯，身体长高了、长壮了。4月12日，她在给堂姐宗桃的信中幽默地说：“我一切都好，在家里你叫我‘门板大王’，哈哈，现在恐怕已经成了‘门板大王’的姐姐了，比过去更胖更高了。这就证明革命阵营的饭好吃又养人哩。在这儿，我们尽吃小米和面，我也吃得挺多。”

接着，蒋宗英在4月14日给二姐蒋宗媛写了一封家书。二姐比她大十一岁，已经成家。遗憾的是姐夫因病去世，二姐携女儿祖惠改嫁，不久又拖家带口从朱积湖搬到临澧县城郊谋生。得知二姐搬了家，走进了新的生活，蒋宗英很为她高兴。她告诉二姐：“你很幸福，你爬出了苦海深渊走进了农家乐园，做了新中国主人的一员。你必须要站在你自己的立场，工农阶级即无产阶级立场，看事和处理问题都以正确的本阶级思想意识出发，把在旧社会沾来的恶习——轻视工农人甚至认为工农人下贱——扔掉，好好地做一个妇女生产模范，那才光荣哩。并且还要教育群众，我希望你努力，有时间也找点书看，使自己随着社会进步。不要认为在乡下，又没教书了，看书也没用。那是不正确的，要克服。部队中战士们都开始学文化了（只十岁的也有），不久将来使全中国都没有文盲，这是一定要实现的。”

入伍半年多，接受军营的锻炼，蒋宗英的政治觉悟提高了，思想境界提升了。在这封家书中，蒋宗英像个小大人似的开导二姐，革命的热情、青春的热血在战斗中燃烧。她郑重地告诉二姐：“今天给你写信，我给你讲一件事：现在的中国旧社会被推翻了，官僚资本被打垮了，穷人翻了身，做了自由新中国的主人。现在的中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个政府，所以工农人是光荣的伟大的，是被每一个人所器重的。”

在《蒋宗英家书》中，无论是她写给父母的，还是她写给兄弟姐妹的，都会看到蒋宗英经常讲一些富有政治色彩的革命性的“大道理”。这些话语，都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历史烙印，却是那么的真诚、透明、朴素和纯粹。毋庸置疑，她所表达的完完全全是一个革命军人对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发自肺腑的那种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的忠诚。这些话语，现在读来似乎有些陌生了，但仔细琢磨，它正是革命者的精神之钙。

蒋宗英不愧是湖南“辣妹子”，做人做事都麻麻利利、风风火火，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平常的作风和男同志差不离”。现在，仅仅过去一个多月，部队挖河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再过二十多天就要完工了。为了早日完成生产劳动任务，男同志集中全力突击兴修水利，但要求文艺演出的愿望也非常迫切。战斗精神从哪里来？这时候，军事文化工作的力量就凸显出来了。文艺兵蒋宗英也就有了她的用武之地。

文艺是精神食粮，部队的官兵们渴望得很。于是，蒋宗英和前来慰问的中南区部队艺术学校、军政大学的十一位女同志一起，加班加点排练文艺节目。这一次，她们演出的节目叫《一朵红花》，蒋宗英女扮男装，扮演的是男主角。惟妙惟肖的表演，赢得了战友们的掌声。蒋宗英在战友们这热烈的掌声中，体味到战友们精神生活丰富了，精气神有了，士气就上来了，战斗力就提升了。火热的战斗生活，让蒋宗英过得特别充实，每天都忙忙碌碌的，练音学歌、学拉手风琴、读报、排剧、拍电影、写日记，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的，甚至在收到父亲的来信后，连写回信都不得闲。直到6月1日，她才利用午睡的时间给小哥哥蒋宗恒写了一封家书。

小哥哥蒋宗恒是1929年出生的，比她大两岁，受大哥宗策的影响，在1948年5月1日经临澧县十四中的晏国敬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7月16日正式入党。蒋宗恒在回忆录《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中回忆说：“1949年8月4日，随军南下的老解放区干部，到达临澧县城。8月6日，二十六名地下党员与一百四十四名南下干部，在护城小学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共临澧县委正式成立。在蒋宗恒的记忆之中，临澧解放后，南下干部尚未到达之前，有三件事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一是解放军走到哪里，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二是解放军走到哪里，歌声就带到哪里；三是解放军战士的勇敢精神对他教育很大。或许正是因为对解放军产生了同样的印象，在这个时间节点，妹妹蒋宗英怀揣着自己的信仰和梦想走进了革命的队伍。

在蒋宗英6月1日写给小哥哥蒋宗恒的家书中，她十分钦慕地写道：“在大哥的信中，知道你学习还是那样积极，时常给报社写稿，我就是羡慕得要命，我也想练习写，因从没写过，摸不着头脑，就不敢动笔。其实材料要搜集起来，连队里多的是。小哥哥：我愿意学习你的一贯的积极学习精神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在部队的实际锻炼中使自己从政治理论文化水平、时务各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在工作中培养能力，这是我迫切要求和需要的。并望你也继续努力，将我们最大的力量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最后，我告诉你：我现在学习拉手风琴，能拉两个调了（大概你没看见过吧，哈哈），但比起会拉手风琴的同志那就差远了，我还要继续学习和熟练，我一定有信心把它学好。上次发了津贴，搭了一万块钱到汉口买书去了，《社会发展史》或是《人民文学》。”很快，她喜欢阅读的《人民文学》就收到了，新华书店还随刊赠给她两枚印着列宁头像的漂亮书签。

二十天后，蒋宗英在参加为期一周的“建团训练班”学习之后，又给小哥哥蒋宗恒写了一封家书。这次学习，时间虽短，但学习的东西可不少，比如有青年团的性质、部队建团的重要性、团的组织与领导、小组长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以及怎样在团员中建立领导威信、国际国内问题等。她在家书中告诉小哥哥：“最使我高兴的是，成天都能和战士们在一起学习。我们还教他们的歌子，关系搞得非常好。他们很虚心，最喜欢别人帮助他们，最直爽。不帮助（即不接近）他们就对你满是意见，毫无顾虑地给你提出来——这是我第一次深入实际，给他们的印象一点不坏，也就是工作第一炮打得还响亮。给今后的工作开了一条道路，有了个基础，对他们的任性也能够谅解。比如，他们有时喊我‘蒋委员长’（我姓蒋，乳名琪玮），在今早他们临走时，还在喊‘蒋委员长，来一个’。他们很重情，我真有些不愿意离开他们，因为和他们在一起，使我在实际的锻炼中进步得更快。”

军营的生活是纯真浪漫的，战友间的情感是纯洁质朴的，开个小玩笑，说个俏皮话，取个小绰号，也是人之常情，亲切而干净，甜蜜而开心。文艺新兵蒋宗英全身心地和基层士兵打成了一片，用自己的才艺和真情、真心赢得了官兵们的喜欢。令人感动的是，在这封写给小哥哥蒋宗恒的家书中，蒋宗英还客观实在地对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她清醒地说：“我有一个最严重的缺点，就是任性强，当人家讲我冤枉话时，我受不了。那就不管上级同级，我非给他来个难堪不可。在南工团和我们队长就搞过几次，当时我一点也不害怕，也不管错误啥的，性子一横，就像在家里发脾气一样。以后我会下决心尽量克服，如老那样，不但自己没好处，给群众的印象也不好。告诉你，平常周围不给我刺激时，我蛮好，就是碰不得钉子。”

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读完这封家书，不能不让我对蒋宗英这个小姑娘竖起大拇指——她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承认自己“任性”，有点爱“发脾气”，尤其是“当人家讲我冤枉话时，我受不了”。“辣妹子”蒋宗英是父母亲的小女儿，在家里是宠爱有加的掌上明珠，但她性格耿直，嫉恶如仇，也是那种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受不了委屈，所以“性子一横，就像在家里发脾气一样”。要知道，这个时候，蒋宗英刚刚过完十九岁的生日。而我像她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刚刚走进军营，在直面自我的勇气上还赶不上她。面对这位如此敢于自我革命的姑娘，怎能不把尊敬的目光投给她！

6月20日，部队下发了军衣、衬衣、帽子、袜子。终于穿上了统一的军服，男兵女兵，整齐划一，真正像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了。蒋宗英感觉从头到脚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高兴极了。在这一天写给小哥哥蒋宗恒的家书中，她还随信将新华书店赠送她的书签送给了小哥哥一枚。

7月24日，部队又出发了。这一次，队伍在郾城登上火车，经郑州、石家庄、天津、秦皇岛、山海关、锦州、沈阳，奔驰三天三夜，于27日中午十二时抵达了目的地——辽阳。一路上，蒋宗英看到：每经过一个车站，无论大小，站台上都设有茶水站，都有青春年少的学生们列队欢迎，有扭秧歌的，有唱歌的，有喊口号的，场面热烈而隆重。尤其是出了山海关之后，东北老解放区的招待更加周到一些，当地政府组织人民群众给队伍送来了大米饭、肉、鸡蛋和白馒头。来到东北，蒋宗英深深感到老百姓对人民解放军像对待自己家里的亲人一样，战士们需要什么，用不着你开口就马上给你送过来。如此亲密友好的军民关系，蒋宗英看在眼里，乐在心中，内心澎湃涌起的是革命军人的自豪和荣光。

“车辚辚，马萧萧。”本来南下的队伍，为啥又逆向前进，一路向北、向北呢？

7月29日，蒋宗英在辽阳给父亲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其中透露了这样一条信息：“这次北上的原因：东北靠近朝鲜，南朝鲜虽然快被人民军队伍消灭了，但有美帝的挑拨，恐怕在死亡的前几分钟做个最后的挣扎。现在我们是国防军，主要任务要保卫祖国边疆，不让任何敌人来侵略伟大的中国。”

是的，部队要打仗了！

这是一场中国人民不愿意打又不得不打的战争！

“将我们的一切献给祖国”

彼时彼刻，作为基层部队的一名新兵，蒋宗英本人当然还不知道，那时的中国已经进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间。

朝鲜内战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26日就命令其驻远东地区的空军、海军支援李承晚集团，又在27日命令美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6月28日，毛泽东主席迅速做出反应，表明中国政府立场，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纠集十六个国家的军队组成“联合国军”。同日，毛泽东授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保卫国防问题，决定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立即开赴鸭绿江地区戍守边防。8日，毛泽东批准由刚刚解放海南岛的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率第13兵团进驻东北。

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同日，中央军委接受邓华的建议，第15兵团机关与第13兵团机关同时对调。因长江暴发洪水，武汉的火车轮渡无法运行，邓华本来决定7月18日率领第15兵团机关从广州北上的行程，不得不推迟到7月25日。此时，中央军委已经发布命令，立即将部署在中原地区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第38、第39、第40军），加上在东北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第42军和炮兵第1、第2、第8师等，共计二十五点五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中朝边境。

蒋宗英所在的第39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奉命北上，调防东北。

8月19日，迟迟没有收到父亲母亲回信的蒋宗英，在辽阳又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作为爸爸妈妈的“小棉袄”，女儿的思念和牵挂就像挂在天边的月亮。她在这封家书中写道：“父亲常看报吗？现在南朝鲜马上就被解放了，美帝眼看自己所援助的国家一个个都快完了蛋，心里很着急，就向各帝国主义国家借兵，向南朝鲜开去，挑拨李承晚，尚有侵略我东北的野心，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是不会长久存在的，这次侵略战争也不过是他垂死的挣扎，也就是他灭亡的时候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保卫国防。”

就在这封家书刚刚写好准备寄出的时候，蒋宗英接到了父母的来信。已经两个月没有收到家书的她，盼望的心情可想而知。她高兴得很，当即又给父母写了一封短信。她在信中告诉父母：“我们现在又有业务学习、政治学习、时事学习，还要给部队演出，我写这封信还是抽时间写出来的。部队的情形都是一样的，成弟当然也不会例外，望大人千万不要挂念。在小哥的信上知道家中困难，望大人将困难情形和原因详细告诉我，然后汇报上级，给以帮助。”

同一天，蒋宗英还给小哥哥蒋宗恒写了一封回信：“现在我有时间就学习乐理（五线谱），非常忙。除了集体学习、工作外，还要自学，很少时间和你长谈。我的一切都好，在东北生活很习惯，尤其是老百姓阶级觉悟高，对我们像自家人似的。”

9月8日，第117师在辽阳召开了全师妇女大会。会议期间，蒋宗英见到了同时参军的表姐徐恢明和杨忠鼎。他乡重逢，“心中真快乐”。她把这重逢的快乐，在9月12日写信告诉了父母，并同时给父亲母亲和大哥蒋宗策寄去了自己在军营拍摄的两张照片。9月13日，她在写给小哥哥的回信中，再次分享了见到两位表姐的喜悦之情，同时谈了自己对东北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军民一家人”的感激之情。

9月15日，蒋宗英收到了父亲在9月5日写给她的家书，她立即回信一封。这封家书是她从军后收到的家书中邮寄速度最快的之一。当她得知“家里的生活是那样困难”时，她告诉爸爸妈妈：“我们也是供给制，我不愿请求，因为部队家属捞不着饭吃的也不少。生活困难是全国很普遍的现象，上级也没法照顾。不过这是短时期的情形，反正我们家里人很少，忍耐一个时期，不久就会好的。”同时，她还给父母随信寄去津贴费一万元。

也正是在9月15日这一天，美军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实施了仁川登陆。25日，汉城陷落。

朝鲜战争伊始，朝鲜人民军锐不可当，很快越过三八线，长驱直入，想在8月底将美军全部赶出朝鲜，完成统一。然而，敌人是狡猾的。就在朝鲜人民军欢呼胜利的时候，它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主力部队集中第一线，导致后方空虚，战线过长，补给困难，被美军仁川登陆后拦腰截断，战场形势急剧逆转。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联合署名致函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10月2日至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朝鲜问题。面对艰难的抉择，毛泽东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讨论的结果是，毛泽东力排众议，果断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5日，因为一直没有收到父母的来信，也不知道自己9月15日写的信父母收到没有，蒋宗英就给“亲爱的爸爸妈妈”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除了对亲人们表达思念、问候之外，她简要地汇报了自己在东北的生活情况：“现在东北就我们住地来说，气候和我们家差不多少，现在穿夹衣很适合，不过早晚冷些，晚上睡觉有热炕，这是防止我腿疼的一个有利条件。我的腿检查了一下，是慢性关节炎，大概是遗传性，我也吃过药，可是不见好。医生说不会出什么大事，也不会诊好。现在我们环境很好，睡热炕，发厚棉衣、乌拉草棉鞋等，很好地保护它，可以少犯一些，望大人不必担心。”

这些日子，蒋宗英和宣传队的战友们一直在排练小剧目，给部队和老百姓演出。虽然没有担任演员，但她参加了乐队的工作，已经能拉好几支曲子了。同时，她和几位女同志组织起来，制定计划，一起给战士们读报纸。

在写好给父亲母亲的家书之后，蒋宗英又提笔给小哥哥蒋宗恒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跟小哥哥报告了10月1日部队在辽阳市召开国庆节庆祝大会的事情。她跟小哥哥说：“参加这个庄严神圣大典的有我们军及该市各界人士，会上有该市市长、我军军长、苏联代表及其他代表讲话。首长们说明了我们胜利的原因和怎样保护胜利的果实，防止美帝企图侵略中国的野心。的确我们不应该麻痹，现在你是党员，我是团员，我们应该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起到积极模范作用和不断加强学习，提高工作能力，将我们的一切献给祖国。”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和辑安（今集安）三个口岸，秘密渡过鸭绿江。

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出国第一仗。

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先后有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66军和炮兵参战。经过十三个昼夜的艰苦作战，歼敌一点五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打破了麦克阿瑟在感恩节前占领朝鲜半岛的计划，志愿军也站稳了脚跟。

就在11月5日这一天，蒋宗英给父亲母亲写了一封家书，问候亲人，表达思念。她在信中说：“为了使我们在技术上理论上及各方面更提高一步，上级把我们调到师里学习来了。到这里来的时间不长，生活很紧张，政治业务啥都学，只要自己专心的话，将来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的，我决不浪费时间，好好地充实自己。”在师部学习班里，蒋宗英的学习热情高涨，但生活也非常紧张，每天晚上十二点钟左右甚至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睡觉。即便如此，她也不感觉疲倦。

在这封家书中，蒋宗英还告诉爸爸妈妈，11月3日这一天下雪了。雪虽然下得不大，但对一个出生在湖南很少看见雪花的南方女孩来说，已经是够大的惊喜了。不过，经过部队的军政锻炼，她的身体和意志都更坚强了。再说，部队准备工作做得好，很早以前就下发了棉衣、棉裤、棉鞋、棉帽，所以怎么也冻不着，她希望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不要为她的生活担心。

的确，进入11月以后，东北的天气更寒冷了，最低温度达到了零下十七摄氏度，倒点水在地面上就成了冰。蒋宗英说，走路时风刮得头痛，眼睛都睁不开，脚也冻了。无论怎么说，毕竟不是出来旅行的，东北的寒冷对南方人来说还是有些不习惯，更何况是一个女孩子，真是有些够呛。

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

12月7日，因为没有收到父母的回信，蒋宗英在写给父亲母亲的家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她说：“十一月内，儿曾寄回一信，至今未接回信，不知父母康健否，家中家乡情况怎样？望大人详告我。”因为听说驻地在日后可能要冷到零下四十摄氏度左右，她感觉自己脚上穿的这双花了一百多万旧币买来的棉皮鞋不顶事，就希望两位姐姐宗杰、宗媛有工夫的话，给她“做一双样子要比过去大一些，底子尽量地厚，越深越好”的棉鞋。不过，善解人意的她同时也叮嘱：“假如做鞋困难，邮费太贵的话，不寄也行。”

因为好长时间没有给小哥哥蒋宗恒写信，也没有收到小哥哥的来信，这天晚上，蒋宗英在给父母的家书写好之后，又提笔给蒋宗恒写了一封家书。在信中，蒋宗英问道：“近来你的工作情形怎样？我们的家乡（或你工作的地方）进步程度怎样？我来到东北后，感觉我们家与之相差太远了。东北的老百姓大部分（当然也有个别落后分子）政治觉悟高，生活也达到一般水平上来了。特别表现在目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支援前线，东北人民真真起到了骨干作用。有自动组织担架及出国的，有青年男女学生参军出国的，提前完成生产计划的交公粮的等等。很清楚地认识了敌人和自己，他们为了自己的安全、朝鲜人民的解放及全人类的解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是所有新区人民所不及的。”

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锻造和洗礼，蒋宗英已经成长为一名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的革命军人，思想彻底革命，立场更加坚定。在这封家书中，她罕见地以政治教员的语气跟小哥哥讲起了革命的大道理，给小哥哥讲要求、提希望。她言语谆谆地说：“我们的家乡也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地区，并且旧社会的落后分子还特别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光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要起作用了。希望你要不断地加强对自己和对群众的教育，和你周围的同志进步分子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不应该孤立，有了工作的力量就应该深入群众。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对象就是广大群众，脱离了群众是不会搞好工作的。要想把工作搞好，最重要的还应该相信组织，靠近了组织才能掌握原则，不会失掉立场，这点点的意见给你作参考吧。”

从这段具有相当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准的话语中，可以想见正在117师师部接受政治和业务学习的蒋宗英，军政素质的进步相当快。作为一名女战士，这样的文字功夫和思想水平，在当时志愿军部队中也是不多见的。

此时此刻，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正在激烈进行。

12月12日，蒋宗英收到了父亲11月25日的家书，心中甚为快慰。但是，不知是什么缘故，父亲随信同时寄来的大姐宗媛的照片和信件却没有收到。两天前，蒋宗英参加了辽阳市召开的庆祝朝鲜平壤解放的大会。她在写给父亲母亲的回信中说：“在这隆重的大会上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中国人民是如何地迫切要求和平，到处响彻着‘拿实际行动来支援朝鲜战争，坚决把美帝国主义打进海洋去’，所以我很有把握地说，胜利属于人民。”

12月24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结束了。从11月6日开始，志愿军有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66军和第9兵团第20、第26、第27军及炮兵部队参战，予美军参战七个师中的三个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其另外两个师，共歼敌三点六万余人，其中美军二点四万余人，扭转了朝鲜战局，帮助朝鲜人民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领土。第二次战役的胜利，震惊了西方世界，创造了世界战争史的奇迹，令麦克阿瑟从此一蹶不振。美联社惊呼：“这是美国建军史上最丢脸的失败。”

学习、排练、教育、演出，周而复始。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日复一日。

新年演出后，部队进行了两个月来的工作学习总结。在总结表彰大会上，蒋宗英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戴上了大红花，上级还奖励给她一个“学习本”。真是无比光荣啊！对这件事，蒋宗恒老人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妹妹参军不久，就在给我写的信中说：你是共产党员，我是共青团员，我们比一比，看谁做得更好。她后来评为了模范共青团员，奖励的一个精美笔记本，还寄送给了我。在我所有的笔记本中，就这本最漂亮。”

一年又接近了尾声。

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结束。志愿军有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66军和炮兵参战，连续八昼夜迅猛追击，向南推进八十公里至一百一十公里，占领了汉城，将战线推至北纬三七度线附近地区。但因敌军十分狡猾，其主力不战而退，此役仅歼敌一点九万余人。

1951年1月24日，有一个月时间没有写信的蒋宗英，在写给父亲母亲的家书中又汇报了自己获得的成绩和荣誉：“在这一个多月当中，我们是进行乐理初步学习，还夹着排剧。过阳历年时我们给部队、老百姓演出了好几天，工作是较平时繁忙。”她充满自豪地说：“新年演出后，我们进行了两个月来的工作、学习总结，儿被评上了模范团员，戴上了大红花，上级还奖给我一个学习本——这是儿的光荣，也是父母的光荣。这光荣是党团教育我的成绩，这光荣是党团同志们赐予我的，我要爱护她，要积极培养这不成熟的光荣果实，要争取光荣加光荣。现在我们又学习乐器，二十多个女同志每人一样乐器，如提琴、胡琴、手风琴等（儿仍旧手风琴），每天早饭后都集中一起学习两个钟头，其余的时间有集体上课，分别读报。晚饭后集体游戏（跳舞），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而且是生动是活泼的。”

同时，在这封家书中，她跟父母分享了人生体悟，十分清醒地说：“社会环境不时都在进展着，稍一懈怠，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很危险的。因此儿除集体学习之外，也常看些政治书籍，提高自己的政治质量，打下将来负起更重要任务的基础是很必要的。”

这些日子，为了便于工作，蒋宗英和从南方来的女同志一起，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学习国语，也就是普通话，由北京的两位女同志负责教授。聪明伶俐的蒋宗英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她口音中大部分的湖南方言去掉了，不认识她的人听她说话，都以为她是北京人或东北人了。

在最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学习任务紧张，蒋宗英确实没有时间写家书了，可她也没有收到父母、大哥、小哥哥或姐姐们的来信。她感到很纳闷，更加思念亲人、想念故乡。

2月2日，蒋宗英抽时间赶紧给父母写了一封家书，开头便问道：“好久没接家信了，儿曾寄家信，发函至今未接回信，不知何故，甚念。”接着，她又问道：“听说湖南已进行土改了，澧县进行得如何，我家情形怎样？是什么成分，请来信告我。”接着，她继续问道：“大哥、命贤常有信回家否？工作情况如何？小哥是否还在原地工作，情况怎样？杰、媛姊的情况怎样？均盼告。我很想给他们去信，实在找不出时间，因此失掉了联系，这样对我们进步是有很大损失的，望父亲来信时将其通信处写明。”

纸短情长，骨肉情深。直到4月3日，蒋宗英才收到父亲的来信。那份高兴、那份激动，好比喜从天降，真是喜出望外，以至于送信的同志在学习室念到“蒋宗英，给你信”的时候，她竟然回答说：“我不信。”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已经身处战争前沿，甚至随时都可能要奔赴战场的蒋宗英，把自己这一次收到父亲来信的心情，像写小说一样优美地记录了下来，也就是本文一开头就摘引的那一段文字，读来令人感动又惊讶。这哪里像是一个女战士在给父亲母亲写家书，更像是一个文艺青年在搞创作。

“无数次地给家去信，结果换来的只是失望，今天收到了家里的信，真出乎意料。”蒋宗英如是说。其实，在蒋宗英这封文采飞扬的家书中，还有一段极为漂亮的文字，不妨来看一看：

东北气候凛冽，可是我们在半寸厚的棉衣及外衣的掩护下，很顺利地渡过了这冷酷的严寒。

风住了，雪散了，从东方升起了一轮和煦的太阳，阳光照射着整个广大的平原，一切植物由枯萎而渐渐苏醒过来，雪再也看不见它的足迹了——这是可爱的春天。

春来了，她给宇宙带来了无限的生命力，快乐的人们在歌唱，歌唱朝鲜战争的胜利，歌唱帝国主义的死亡，歌唱中国人民永远的幸福无疆。这时候，我们也脱去了身上的大棉袄，很快地将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去，我们的生活始终是这样紧张愉快而有规律……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能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在这封家书的结尾处，蒋宗英告诉父亲母亲：“最近队伍不会他移，来信寄东北辽阳市五五部三大队宣传部可也。”

故事讲到这里，读者朋友肯定要问一个问题了：蒋宗英所在的第39军在1950年10月19日当晚就第一批入朝作战了，她怎么依然留在国内没有跨过鸭绿江到前线去呢？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笔者也正纳闷呢。然而，除了蒋宗英留下的五十多封家书、照片和《革命军人证明书》《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通知书》《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之外，有关她的生平事迹几乎空白，就连她的亲属也知之甚少。

我们接着往下看。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