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１

我最早对城市有点似是而非的感受，是在那时认为遥远的古镇临泽。考试分数将我随机分配到这个陌生的地方。那里已经是我所在城市北部的边界，但想不到像城市一样繁华。当然这完全也是因为在离开南角墩之前，我并没有完整了解过城市的真正面貌——繁华一词我先是从书本里里知道的。

这里人说进城叫作“上街”。街不只是街道，或者说人们认为城市就在自己古老的街道上。传说古镇早在魏晋的时候就已经聚集，这个名字就一直表述着它的风雅，直到所有的色彩都斑驳得只剩下黑白灰的寂寞色泽——但人们一直觉得这里是城市。我是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以后，才明白“上街”在人们心里的意义，那是近乎神圣的一个词语。

那天我饿得实在毫无主张，就去了后街干娘家。她见到我胆怯的样子，问：“什么时候上街来的？”这句话并没有实在的意义，就像是一句问候，也表达着人们身在街上的安全感。干娘是我同学的母亲。他们夫妻俩在街上都算是有点脸面的，人们遇见事都愿意来问问主意，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街道上的意见领袖。人们其实都有各自的意见，但又似乎会在心里选定一个意见代表。这是从古就有的事情。如果比照于临泽的魏晋起源，像竹林七贤这样的人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意见领袖。他们好像远离了城池，但聚集的竹林正是一种意见。他们既然能在草木荒野中被提起和记得，他们的意见就一定是比当权者更受到重视。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策略。以后这种策略成为一种基因，在生活里一直被有效地使用着。山野里或者城市里都会有如此策略。

临泽的街道纷繁复杂，是因为古老和狭小。这也是一种生活的策略。在被四水包围的小小王国外，实有大片被忽略的土地荒烟蔓草。但只有在那些被人们确权了无数次的范围内，才是他们的街和王国。人们觉得自己的行程足够深思，由此就不会越雷池半步。这里的男人这样生活：早上起来喝酒，吃自封天下第一的包子。他们不像扬州城人说什么“早上皮包水”，虽然外地人说这里是“广陵小扬州”，但他们似乎还不满意外人的夸赞，所以不想把本然的自在多拿来讨论。贫困和匮乏的人才喜欢炫耀。他们早上喝酒，并不是把一天喝糊涂了，而是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清醒。吃完早饭他们会去斤斤计较地与村里上街的人琢磨那些新鲜蔬菜的价格。他们碗里的新鲜食材都不是自己种的——街上的人都只有养花草的手。他们弄完花草之后开始做饭。这里的男人饭做得好，每一个厨房里都有一把“好铲子”。午饭结束之后，他们就往长年开放的浴室里去。那里有等他们来午睡的洗澡篮子。他们在热水里像焯肉一样烫热消瘦的身体，然后回到自己固定的位置上午睡到下晚人声嘈杂时起来——此刻一些乡下人会来洗澡。村人是为了洗去身上的肮脏和疲惫，这是与街上人不同的目的。

街上的男人大多很消瘦。他们大概在身形上也要保持某种傲慢的气度。他们并不急着离开，而是命人下碗面或者炸两条春卷，用自己的茶杯悠然地喝茶。他们走的时候并不收杯子，那些都是跑堂的事情。有些人踱去打牌，有些人约了去吟诗作画，有些只去街上走走，直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才回去吃中午剩下的饭菜。如果天冷得逼人，他们还会再回浴室，这都是毫无奇怪可言的事情。他们日复一日地过着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生活并非落魄，实在有深藏不露的本事。比如前河的陆先生，每年去山东三两趟倒腾蛐蛐，就够好些年的营生。他还会炸一种很好吃的春卷，是山芋粉的馅心，一直卖到上海去，后来手艺传给他儿子。西去不远的殷家大屋里的一位先生也会玩蛐蛐，还带着孩子们一起玩，被以为荒芜了学业。后来后人竟然都成了人中龙凤。北街上还有恒顺老酱醋厂和京江会馆的旧地，现今听起来依旧如雷贯耳。

所以这里的人们说街上，实在比城里傲慢而有道理。

干娘说的街上也有自己的朋友圈。什么事情他们传个话就迎刃而解，这就是老街的气度。而这里的街又不只是对周遭的乡下人，临县宝应和兴化的人，也把此当作城市。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县里人说上街便是来这镇上，售卖土产手艺或者购买些生活所需回去。他们很多人没有去过自己的县城，却相信这里才是像样的街市。这里人书还读得好，出过许多大先生。或者说他们过去有些轻商的意思，家家户户都让子孙读书，好像不必吃地里的谷子就能度日。他们是见过些大世面的，比如前河的韦先生早在清代魏碑兴起的时候就写张猛龙，所临帖在大上海的美展上做过三个月的展览。他的子孙们也读书写诗，日子过得风雅清心，没有半点落魄的意思。这里人写字有一种魏晋的风度，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所以才能庄重地称为街上。

过去兴化的人来上街，大概是记得这里的繁华，就连地势都要觉得比自家高一点。日后老人殁了，子孙们遵命不远几十里将黑漆的大棺材用船运来。埋在这里就似乎进了天国。斯人之墓后来在田亩间毁了，一枚鸡血石的印章上刻着“郑堧”二字。他在山东某地做过知县。从他的家乡出去宦游千里，一定也是见过些世面的，但仍然以为这里才是街上。

我不知道这里人远居乡野，如何自得那般风雅与自在，也许不必想出太多的举证。从秦王子婴脚下流过的河水，如今依然没有断流，或许能说明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２

某年夏初时，我在京读书进修，顺便接父亲来住三两日。他也是见过几个大城市的，心底里也有生长了七十五年的自信。其实有了某种信念，南角墩也能成为大城市。它就曾经是我的城池。后来我离它越来越远，就觉得它越来越小。这当然是一种数典忘祖的恶行。父亲的年龄，像是与我形成背道而驰的一极。当他讲的故事不再新鲜，我就明白苍老离他更加贴近。

我以前大概说过很多次，他除了写自己的名字之外不认识其它字。也就是说我原先断定他对城市毫无了解。他说自己当过兵的历史也有些语焉不详，退伍证上的年轻面庞已经无比陌生。他不再讲这些光荣的岁月，一定是觉得和我们今天的花花世界相比，那些显得笨拙而无趣。他从南角墩向南不远的高铁站上车，在距离北京四个小时的路程里我一直胆战心惊。我害怕——他那响着广场舞般聒噪的铃声如果缺电失声，不知道一千里的路途上他如何能用南角墩的土话找到正确的路。在车站潮涌般的人流中，找到一个熟悉的脸庞无比艰难。世界并不会因为是你的父亲就对你网开一面。无数的表情都有各自的特权，又都终于被埋没成本然的普通人。车厢是一个很公正的地方，并不因为谁衣冠楚楚而伟大，说土话自行其是的人，也未必一定猥琐罪恶。来去都是自己的选择，商务舱里有自己的曲径通幽，普通座上有平凡常人的快活——其实，屁股所决定的尊严无非是自得其乐的，车厢并不会买什么账。出站的时候我和他通了两次电话。他似乎很有些不在意我的叮嘱。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自己的位置，复杂的数字或者英文标识，对我这样的文科生有时也很为难。我没有能在人群中找到他。人潮将人们像树叶一样推向前去。我电话问他周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标识——其实我当时觉得“标识”这个词对一个七十五岁的农民来说也是句玩笑话。他在电话里回答说：“我在一个面店前面，叫作‘熙和一品’。”我像是得到了接头的暗号，在偌大的站查找到了“嘉和一品”的字样，却仍然未见他的身影。突然一声方言从背后传来，他好像是在叫一个邻居般喊我的学名，在这陌生的城市里却又显得无比的亲切。彼时，他的目光像阳光一样温暖。

在等车的时候，他无时不在端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那些时髦穿着的年轻人，那些抽着电子烟的女士，那些活泼好动的孩子，也有穿得比他更朴素的进城者……我其时在想：父母用一生的精力把我们养大，竟然就是让我们离开村庄，对这光怪陆离的城市司空见惯。他的电话再次响起，那种高昂的电子乐音令周遭的人们都很诧异。尽管我们都来自不同的村庄，可在城市这种声音确实显得无比突兀。他大声地用方言辱骂了在电话那头推销商品的人，那些也许只是他所不知道的录音，可他的愤怒还是被激发出来。他暴躁地合上了自己的老人机，人群里我能体味到无尽的尴尬。我知道他的内心也是彷徨不安的——毕竟这里不是他一辈子扯着嗓子叫骂的南角墩。

在从车站进城的路上，仍然有他不可思议的距离和景致。他恐怕是用尽了一辈子的耐心，都没有理解为什么进城要那么多的时间，那些奔驰的车辆分明那么神气。半天的折腾和等待已经令我很疲惫，他虽然焦急但仍一直张望着被车速抛弃而去的景色。甚至连车上导航的语音提醒，他都会有些兴趣去回答一下。这些对于出租车司机，以及我们这些自以为熟悉城市的人而言，已然是机械而麻木。他还不停地读路边招牌上的字。我第一次知道他竟然认识这么多字。也许他觉得这样就证明和城市更加熟络，就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能够叫出很多人的名字，能够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和自信。我突然想起来问他当兵去过的城市。他说那时候没有这样繁华，从南京出发的火车一直往北开，路上好像也都是些平常的房子。先是到了天津的大港区，后来又调防到山西太原及至后来复原回乡。他只能说出一些模糊的名字，四十五年前的事情已经难以再理清。但这些仍然让我有些惊讶。我以为他在南角墩的这一辈子并没有什么见识，却记着一些今天想来也很遥远的地方。

夜幕降临之后，城市的灯红酒绿如期上演。就像是演了无数遍的剧目，人们已经浸淫其中不用欣赏，自己也不再是观众而已然成为演员。父亲以饥饿为理由不愿意再走路，我们就在一家东北菜馆吃晚餐。我知道他喜欢吃肥白的猪肉。可是他又很嫌弃地说，城里的肉也是这么肥的。我知道他不是在嫌弃东北的杀猪菜，是对城市里的一切毫无自信。

三杯两盏下肚，他的声音又大起来，与我讲各种菜的味道如何。他的牙齿已经老朽，但依旧倔强地咀嚼着这些陌生的味道，这是在南角墩没有见识过的菜品。他甚至说一种窝窝头是他没有见过的，别的地方一定没有，一定要打包带回去让他们见识见识——他们，就是那些总对他说的话不以为然的村里人。他觉得自己以后会比他们高明。

在酒店里洗浴之后，他站在墙上的一面镜子前突然问道，你是谁啊，你怎么在这里的？

３

当初是父亲带着我进城的。他骑着“二八大杠”，后面驮着两篓子鸭蛋。坐在前面的杠上要一直屈着身子，这样就不会挡他的视线。那时候这种场景是一道风景——朝南靠右向前总是最繁忙的。人们都乐意去城里讨生活。那些鸭蛋在村里卖不出好价格，那上面沾着的鸭屎，在城里人眼里都是珍贵的。我们的摊子摆在“街上姨娘”家门口。傅珠路接着人民路和十六联，有无比繁华的日子。姨娘是母亲的堂姐。她嫁到城里过上了富足的日子，就被加上“街上”这个定语。街上人就是口音怪异的城里人，对比着目光游移的乡下人。我那时候对傅珠路充满了好奇，好像连街上骂人的话都是高级的。姨父矮矮胖胖的，站在门口和各式人等打招呼。他家开了一个理发店，是儿女们操持的。他从腰圩的菜农那进点菜回来卖。那个地方在母亲的村庄附近。那里的农民每天乘早将菜匀到各个摊主手上。父亲带着我来，姨娘就忙着张罗邻居们来买鸭蛋。南角墩的鸭蛋很受欢迎。他们拿起鸭蛋对着日头晃一晃，似乎能看见里面红彤彤的蛋黄。三荡河里的水草丰美，给父亲带来了一些好日子。鸭蛋很快就被分光了，剩下几只破壳的留给姨娘做葱花蛋下酒。

姨父总是乐呵呵的。他领着我去往南不远的面店吃早茶——只一碗阳春面。他会用油条蘸着面汤吃。我吃不惯这种古怪的味道。这家面店的葱油卤汁很香，像姨父的笑容一样温暖。三十年后我重访这家面店，店主已经老迈，不再认识当年那个胆怯的孩子。这家叫作周矮子的面店开了四十多年，比我的年龄还要长。我当初坐在门口吃早茶的时候，它也还是个孩子。它的主家夫妇二人也是那时候进城谋生的，几十年修了一身的好手艺。面店开了几十年，只有他家坚持手擀面条。味道似乎一直没有变化，尤其那葱花依然浓香。傅珠路如今已然落寞，面色就像坐在门前与光阴周旋的姨娘。我不时会去看看她，听她讲讲过去的事情，可是时间长了那段光阴竟然也越来越模糊。我要去周矮子家吃一碗面，姨娘皱起眉头来说：“她家的面，脏得很。”我心里有些五味杂陈，脏不脏其实几十年已经过来了，过去穷苦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也许在姨娘的眼睛里，我不仅仅是长大了，还成了一名城里人，知道“爱好”了。好就是好的，爱好就是爱更好的生活。这对于一个乡下孩子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我没有像样的衣服穿，父亲每次进城都会带几件旧衣服回去，那对我们来说还是新衣服。那时候我们无法像姨娘说的那样“爱好”，及至许多年后的今日依旧如此，我似乎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街上人”。

我其实对城里人有某种介怀和怨愤。当我已经可以认字认路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离开南角墩的野心。不过那时候这种想法几乎像一个笑话。对于许多村庄的孩子来说，我们不仅仅是面对艰深的课本，更是那条横亘在心里的标语：不要忘了你是农村户口。很长时间里，这句话对于乡下人来说是励志也更多是心伤。彼时人们都在种植粮食的时候，却想着解决自己与粮油的关系，从而拔了农根。就好像草木长在南角墩的泥土里意味着某种耻辱。为了这点可笑的梦想，很多人花钱将户口转到城里去，成为被人羡慕的“定量户”。说到底，他们进城也并非不再需要劳动，而是不用在那黝黑的水稻土里劳作——城里人的劳动和乡下人的劳动是不同的，似乎有着尊严与否的区别。

于是我们就更加相信“惟有读书高”的道理，拼命地读书，并且要摸索着去城里买书——街上的书不仅多，似乎也比乡下的书看起来高明许多。所以，上街买书也一度成为很流行的事情。我很羡慕听到同学说起城里新华书店的见闻，那里几乎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藏经阁。终于有一天我说服了父亲，把沾着鱼腥味的钞票讨过来自己进城买书。那一年夏天水大鱼也多，父亲多了些意外的收入，让我有了一次独自进城的机会。

我很早就去村口等中巴车，那里面挤着很多上街的梦想。进到城里我并没有直接去书店，因为听说人民商场里有更好玩的地方，我想先去“望望呆”过把瘾。才进门就见三两个穿着斯文的年轻人向我走来。其中一个站住了，另外两个凑上来问：“若是我们爷让你请吃个早茶如何？”就这样，我的第一次独立上街之旅就戛然而止。那些“斯文”的人还算“仗义”，给我留了坐车回乡的钱。后来，我只要说想进城去，父亲就会黑着脸说：“上街做什么，那里尽是痞子。”他说的也不尽然是，后来也不再有这些情况。但这让我对城里人有一种恶劣的印象，以后再也没有改变过。以后我也还有几次被街上人欺负的经历，让心里的罅隙更加深刻明确。

父亲老了进了城，也像当年那个胆怯的孩子。他声音大一点并不是勇敢，是和我当年一样不能明白眼前的形势——而我，可能也成了他不怎么信任的街上人。

【周荣池，江苏高邮人。中国作协会员，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单厍》（原载《小说月报》）《李光荣下乡记》，散文集《父恩》《一个人的平原》《村庄的真相》《村庄对我守口如瓶》等十多部，曾获茅盾新人奖、百花文学奖散文奖、紫金山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三毛散文奖、《长江文艺》双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