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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挖掘并讲好湖北故事——2023年湖北报告文学综述
来源:《长江丛刊》 | 李海音  2024年11月07日09:26

2023年,是疫后经济复苏的一年,也是人们重建日常生活的一年。作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文学样式,湖北报告文学围绕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展开了对时代精神的弘扬与建构。与往年相比,2023年的湖北报告文学有一种更加自觉更加普遍的创作意识,那就是努力挖掘并讲好湖北故事。

湖北故事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讲好湖北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在要求。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故事的力量,认识到故事的讲述乃是一种重要的话语实践,好的中国故事不仅能够凝聚伟大的民族精神,增强自我认同感,也是传递真实的中国形象,实现中西沟通与对话的有效途径。以形象性和情感性为基本特征的文学,在讲述故事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而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记录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更应该自觉地担当起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使命。

不过,湖北故事毕竟又不同于中国故事。一方面,好的国家故事一定是由丰富多样的地方故事构成的,它既来源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生成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也根植于当代社会主义的基层实践中。另一方面,湖北故事的讲述,是从湖北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的自我经验的表达,是提升和输出湖北形象,从而走向全国的重要前提。因此,讲好湖北故事,就要从湖北自身的历史变革和现实生活出发,从深厚而源远流长的荆楚文化出发。应该说,2023年的湖北报告文学是自觉践行这一点的,同时也从湖北故事的讲述中打开了更为开阔的美学空间。

一、时代命题的书写

好的中国故事首先是能够反映中国的制度模式和发展实绩的故事。表现重大题材,描绘时代变革,书写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民生的“国之大者”,一直是报告文学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也是报告文学在美学上走向阔大、走向崇高的一条路径。由于这类报告文学往往从时代命题出发,具有明确的思想内容和价值立场,因而也被称作主题性创作。

报告大型工程的建设,弘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一直是主题性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地处我国地势第二、三阶梯的交界处,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河网密布,湖泊众多,大坝、桥梁等的修建是关系本省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件大事,但只有在1949年以后,这件事才真正提上日程并付诸实践。因此,报告湖北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彰显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方面,湖北报告文学也从来不乏精品力作。就2023年而言,郭寒、田天历时十多年创作的《清江出山》即为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部作品全景式反映了鄂西南清江流域梯级开发的跨世纪工程,同时也揭示了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为水电行业翘楚的幕后秘闻,讲述了土家族母亲河的当代命运,再现了清江走出大山“峻险的驰骋,苦难的辉煌”的历程。作为《清江出山》作者之一的田天,多年来坚持用文学记录本省重大工程的建设,此前也发表过关于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始末的《征服长江之梦》、关于武汉长江二桥建设的《长江的惊叹号》等中篇报告文学,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在《清江出山》中又与本是清江“水利人”的郭寒合作,更能深入行业内部,将清江水电开发的史实以诗意而又科学的语言展现出来。作品在结构上大开大合,从清江水电工程的构想、谋划到筹备、施工再到运营管理,时间跨度大;上至党中央、省部级领导人,下至大坝的建设者与劳动人民,牵涉人物多;从清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地理风物到社会民生、日常生活,视野开阔,无不体现出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探索水电开发与管理模式的湖北故事,表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湖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精神。

由长江出版社策划出版、李鲁平执笔的《长江这10年》,入选2023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这是一部深刻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巨变的纪实性作品,展现了过去十年里长江流域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下的绿色发展之路。长期从事文艺评论的李鲁平,在前一年完成的《武汉传》中已经显示了他在获取和处理纷纭的史料的学问功底,以及架构宏大的时空背景,穿透文化的岩层把握历史脉搏的思辨能力。在《长江这10年》里,他进一步发挥他的优长,沟通历史与现实,将长江沿岸近十年的变化置于长江文明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在对长江流域农业文明的回望中看当代长江十年的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在长江流域工业文明的扫描中看当代长江两岸的生态环保、升级转型、绿色发展,在江河文化的书写中,讲述长江水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当代人的治江治水。可谓高屋建瓴,匠心独运,是一个兼具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的“长江故事”。

同样是有关“水”的故事,李兴艳的《为了一江清水向北流》和谭成举的《鄂北日记》,则关注到水利工程修建后给人们带来的福祉。前者通过对杨进举、凌祖宏等“郧阳小草义工协会”成员保护汉江行动的描写,揭示了南水北调工程对于解决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意义。后者反映了有湖北省“一号工程”之称的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给沿线人民生活及精神风貌带来的改变。该作采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作者一路上的见闻感受,题材选得好,切入角度也比较独特。

脱贫攻坚是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件大事,也是深刻改变湖北乡村面貌的一件大事。前几年集中反映湖北脱贫攻坚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在这一年都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如周凌云的《驻村记》获得第八届湖北文学奖,陈亮、周良彪的《战贫志》入选2023年湖北省农家书屋推荐书目,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获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提名。继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果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了2023年国家社会发展的主题,湖北文学界也启动了对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的报告文学创作活动。《长江丛刊》从第6期起开辟“新时代报告”专栏,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感应时代脉搏的作品。其中,吴林艳的《且以诗意共远方——驻村第一书记陈军的追梦路》和严春芳的《胡丹的现代农业梦》以人带事、以事写人,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反映湖北通过产业扶贫振兴乡村的进程。与此类似的还有李燕的《野百合迎来了春天——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靠山小镇纪实》。为了推进鄂州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在鄂州市委宣传部、鄂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鄂州市农业农村局、鄂州市乡村振兴局的共同支持下,鄂州市作协组织作家创作并出版了报告文学集《春满田野》。该书通过39个示范村乡村振兴的故事全面地记录了鄂州市乡村振兴的成果,也是湖北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这从侧面说明了报告文学对于社会变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近年来湖北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离不开科技创新引领的产业创新,特别是武汉,能够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领头羊、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支点,正是因为有一大批现代产业的集聚。报告湖北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成果,是报告文学讲述湖北故事的重要内容。

由武汉市文联主编的《雕塑大武汉》大型报告文学丛书第十一辑出版,其中《腾飞的第一生产力》是一本反映武汉6家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历程的报告文学作品选。赵卷卷的《星“光”之梦,领“纤”未来》描绘了长飞光纤如何从一个“技术靠引进的制造工厂”,通过走出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之路,成为全球行业规模最大、技术掌握最全面的光通信企业,并揭示了长飞光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动担当和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精神。刘怀远的《“烽火”之星,在宇宙中闪耀——记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则对武汉另一家重要的光纤通信企业进行了深入的报道,揭示了烽火通信筚路蓝缕,开拓创新,通过自主研发不断壮大的历程。此外,梁小林的《光无极》聚焦中国最大的激光设备制造商之一的华工激光,邓运华的《“青桐”彩凤汇,“极目”漫天舒》报道专注于智能驾驶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的极目智能,刘桂英的《以鼎力智造康惠天下——记鼎康(武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和李伟的《彰显全球抗癌的中国力量——武汉波睿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写意》以两家生物医药研发公司为采写对象,它们共同反映了武汉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创新不仅仅体现在现代新兴产业身上,传统制造业的生存与发展同样离不开创新的精神。王磨的《传奇老字号重光新时代——走近健民·叶开泰》、戴军的《长路漫漫》、蒋彩虹的《管之韵》等都体现了湖北传统工业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市场环境中守正创新的精神,由于具有更加悠久深厚的历史,承载着更具荆楚文化气质的湖北故事。不过,目前来看,湖北报告文学对这类题材的关注度还是远远不够的,许多作品挖掘得也不够深,视野不够开阔,没能在时代变革的潮流和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加以有力表现,甚至陷入了梳理企业发展史的模式化写作中,有的见事不见人,故事缺乏力量,也就离文学比较远。

二、人性光辉的呈现

人物是故事的灵魂。中国故事始终是中国人的故事。好的中国故事是能够展现中国人民传统美德和美好情感的故事,是能够揭示人性的力量,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心理的故事。相比于小说、戏剧等虚构类文体,报告文学仍然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现实主义为圭臬,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基本原则。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为开端,新时期以来湖北报告文学一直坚守这一现实主义传统,注重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有为社会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先进共产党员,也有各行各业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的普通人,有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驱,也有为人类留下灿烂文化的历史名人。他们共同构成了湖北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民的精神谱系。

实际上,前述的《清江出山》就是一部献给为湖北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共产党领导人,以及为湖北水电开发做出巨大贡献的水利专家、水电管理者与建设者的作品。林一山、魏廷铮、郑守仁、张光斗、潘家铮等水利专家,无不为清江水电开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决策与技术支持。邓曼福、李永安、李义昌、李焰云、郭际康、柳太康、吴启煌等清江公司几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彭根鹏、夏维进、谭少华等隔河岩电厂厂长,个个服从大局,勇挑重担。施工方面,铁道部十八局副局长邝先福带领八百余名职工,苦战隔河岩工地,打通全国断面最大的导流隧洞。葛洲坝隔河岩施工局局长林善祥,有勇有谋,不仅从设计汛期中抢回整整三个月工期,而且率领建设者们克服地质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修建优质大坝,等等。

近年来,对道德模范、时代楷模的书写成为湖北报告文学作家的自觉追求,其中以田天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作家,通过对裘法祖、吴天祥、夏雨田、周继红等武汉城市英雄的塑造,表现了武汉作为“英雄城市”的新时代精神风貌。由武汉市文联主编的《榜样的力量》是一本集中展现武汉十位道德模范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作品选。王倩茜的《最美快递员:停不下来的脚步》,再现了武汉封城期间快递员汪勇出于善良的本能,无惧风险,“逆行”接送医护人员,又组织团结爱心人士为医护人员提供后勤保障的故事。尽管有沈嘉柯的《生命摆渡人》在前,作者还是通过细腻而生动的细节,还原了汪勇有勇有谋的感人事迹。作者始终贴着人物的言行去写,而不做过多的戏剧化处理和抒情性评价,使人感到这一形象的真实可贵。李永芬的《一个人影响一座城》从吴天祥的成长中找到了驱动他利他助人的人性力量,通过一个个故事还原了吴天祥亲切和蔼、朴实善良、一心为民的共党员形象。夏盈盈的《最帅潜水员托起生的希望》讲述了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官东在2015年“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英勇救人的故事。彭丽丽的《为爱割舍》讲述了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刘培、刘洋兄弟俩争相割皮救父的感人事迹。此外,宋海东的《这是一面镜子——记全国道德模范孙东林》、李志珍的《用信仰站成最美军姿——一枚铜板延续的温暖》、张舸的《初心无悔,大爱无疆——再访全国道德模范王争艳》、高士林的《轮椅上的爱心使者》、邓鼐的《无声合唱》等,也都通过一个个先进人物的生平事迹呈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淳朴而高尚的伦理风尚。

《感人的100个抗疫故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熊湘鄂的《对你们狠,就是对群众负责》、梁小琳的《为了明天阳光的灿烂》、张慧兰的《火神山下的汉警守护神》、何蔚的《阳光在路上》等作品,以纪实的笔法再现了为抗击疫情默默付出的平凡人物。苏沐之、文尹的《星河闪耀爱永存》讲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负责器官移植工作的陈孝平、陈知水等医疗专家的故事。吴林艳的《且以诗意共远方》还原了湖北省卫健委驻通城县东港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长陈军的丰满形象。这类基层干部的先进事迹在郑能新的《嬗变的乡村》《爱上一座山》等作品中也得到了集中呈现。此外,梁小琳的《走近最可爱的人》、余建国的《送一个灵魂高贵的人远行》、刘清华的《致敬基层大众社科的领头雁》、朱寒霜的《你的样子,就是春天的样子》等作品都以身边平凡而崇高的人物为采写对象,塑造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新人的集体形象。以上作品往往都是对人物的速写,有的截取一个横截面,或者选取几个片段,对人物加以典型化处理,与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人物命运的展现则属于传记文学的优势,不过本年度这方面的成果有限,余耀华的《范蠡传》、黄汉昌的《朱自清传》等算是为数不多的收获。

三、地域文化的开掘

讲好湖北故事,既要讲好新中国、新时代的湖北故事,也要讲好古往今来保留着楚文化精髓,反映荆楚人民精神气质、人文地理风情的湖北故事,让传统的优秀文化焕发现代的生机,让湖北的自然山川传递历史的回响。2023年4月,第二届中国文化旅游博览会在武汉召开,传递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理念。通过文旅融合促进地方的发展,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出的重大命题,也的确为湖北报告文学的创作开拓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当年9月,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便举行了“湖北特具文化影响力旅游景区创作恳谈会”,围绕如何通过文学手法,将湖北的历史、传统与自然风光融入作品,以及如何加强对湖北特具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促进文学创作活动展开了讨论。实际上,在此之前,湖北省作家协会就通过“家乡书”长篇散文重点扶持项目,推动了湖北作家特别是基层作者以非虚构进行地方性书写的热情。从2023年湖北报告文学的成果来看,注重开掘荆楚文化的方志式报告文学也确实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李鲁平的《长江这10年》也是一次关于长江文化的集中表达。作者深刻地认识到历史文化、地理山川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描述长江沿岸十年新貌的同时始终立足于不同地理单元的特色,通过对与长江有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的重述,揭示长江文化的具体内涵。虽然长江文化不仅仅包括荆楚文化,长江的故事也并非只发生在湖北境内,但由于湖北是长江干流流经最长的省份,是三峡工程库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长江大保护工作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主战场”,因此在阐释“发展与保护”的时代命题时,湖北的故事必然成为作品叙事的重心,比如作品中丹江口水库、盘龙城遗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汉阳铁厂遗址等都是湖北地域文化的重要元素。

达度、洛沙的《曾李世家》,是湖北省作协第二届“家乡书”重点扶持项目。该书通过对江汉平原腹地曾李氏的家族往事的讲述,揭示了一个大家族世代赓续相传的精神密码。作为曾子和老子的后裔,曾李本是不相干的两家人,却在明末动乱之际结下了生死之交,在湖北沔阳曾家大垸合二为一,践行“活曾死李”的诺言,奉行儒道传家、文武双修、感恩诚信的家族遗训,在沧桑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延续了数百年。这是一部能够带来现代启示的寻根之书,也是一部具有厚重历史感的民俗地理之书,描绘了江汉平原古老而新生的风土人情和长远而深厚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具有中国气派、民间特色的湖北故事。这部作品与去年获得湖北省第八届文学奖的《京剧谭门》之间具有异曲同工之处。黄河的《伍子胥云梦传奇故事》,则试图通过挖掘伍子胥在云梦民间的传说故事,抢救云梦当地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呈现了云梦地区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由通山县文化和旅游局与县地方文化研究会组织编辑的《通山掌故》,从“历史印记”“自然山川”“市井乡里”“文物胜迹”“名人轶事”“民俗风情”“美食特产”等角度系统地展示了通山县的人文地理环境。由竹山县委宣传部组织创作的《辛亥元勋张振武》,讲述了辛亥元勋张振武从出生求学、归国兴教、参加起义、指挥作战、屯垦东北,最后遽然被害的一生,是自觉弘扬革命传统的努力。竹山县还十分注重非遗文化的传承,县作协开展了省级女娲传说非遗传承人王义富的报告文学创作活动。十堰各区县作协都组织编撰了具有史志性特征的文学丛书,如郧西县的《上津故事》《郧西民语》、竹山县的《话说堵河》、茅箭区的《红色东沟》、房县的《房县黄酒》、丹江口市的《水都故事》等。

四、问题与期待

总体来说,2023年湖北报告文学在讲述湖北故事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出现了《清江出山》《长江这10年》《曾李世家》等一批优秀的作品,但整体来看,数量上仍然不够丰富,质量上有些参差不齐,与人们的期待仍有一定的距离。文学创作如同农业收成,自然也有大年、小年之分,但近年来湖北报告文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集中反映到本年度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一方面,报告文学创作的主体意识仍然比较薄弱。另一方面,许多作家对于讲述什么样的湖北故事、如何讲好湖北故事也并不十分清楚。

报告文学创作的主体意识不强,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文体本身的特征所致。作为一种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文体,报告文学写作存在一定难度。如果说在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时期,报告文学作为反思者的角色出现,能够与现实之间产生巨大的美学张力,那么到了今天,这种张力已然消失。同时,报告文学又是一种行走的文学,它的真实性更多地建立在实地采访、田野调查之上,这对于作者的体力、财力、精力都是一个考验,如果不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担当意识,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此外,作为一种具有新闻性特征的文体,报告文学也面临日益发达的现代传媒的冲击,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小,而如何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再出发,比新闻走得更远,对于创作者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此,许多作家不仅对报告文学避而远之,而且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由的文学样式。

虽然湖北报告文学有着优良的传统和较高的声誉,近年来的创作队伍却一直不够稳定,在全国的影响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除了少数专门从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写作的作家外,许多专业作家更青睐于小说、散文和诗歌等文体的写作。报告文学创作的积极性不高,自主选题的作品占比少,许多属于邀约或任务式写作,要么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推动下完成,比如各级作协、文联组织作家采访、采风,下达任务,集中创作相关主题作品,举办相关主题征文活动,统一编辑出版,进行评奖表彰,或对相应主题的创作给予扶持和资助。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报告文学的产出,但导致作品题材、主题、风格趋于集中,制约了报告文学在艺术上的发展。而许多作者为了完成任务,并未进行深入的调查和采访,更多的是对二手资料进行加工,在创作上也缺乏认真的艺术构思,与一般新闻调查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缺乏许多深度调查的新鲜感和思想穿透力。

从2023年湖北报告文学来看,许多作家在写作中自我设置了许多禁区,在题材的开掘上仍然不够广、不够深,视野不够开阔,在面对当下的现实生活时,缺乏问题意识和题材敏感度,因此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作品并不多,恢弘大气的精品少。在地域文化的书写上,对材料缺乏甄别、提炼和加工,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和文化的厚重感,许多故事比较陈旧老套,也就不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许多作者对地域文化的特点缺乏清醒的认知,也就无法挖掘出真正具有时代感的题材。比如,湖北有着深厚的红色资源,但在《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革命百里洲》等报告文学之后,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也没有出现像山东作家唐明华的《乳娘》这样勾连历史、关怀现实的作品。这些当然也不是湖北报告文学自身一时面临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艺术上的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但进行横向比较,湖北报告文学创作整体上还是因缺乏创新和勇气而不尽人意,特别是当一些湖北本土题材如生态问题、重大工程移民问题被外省的作家书写为中国故事时,难免会为湖北报告文学作家慢人一拍而感到遗憾。不过,我们也期待湖北的报告文学作家能够走出湖北,放眼全国,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