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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边墙

明代宁夏，是长城修筑时间跨度最长、长度最长的朝代，也是长城修筑的最后一个朝代。现在留存地面约一千零三十八千米的长城墙体，分别称为河东墙、北长城、西长城、沿黄河东岸长堤、固原内边长城、徐冰水新边，称谓已约定俗成。明代宁夏长城修筑史料记载丰富，信息量大，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宁夏北部，西有贺兰山之固，东南有黄河之险，孕育了富庶的黄河灌溉农业区，也是重要的军事防区。明代之后，蒙古人进驻河套地区，宁夏防御压力日渐增大，花马池一带的军事防御愈显重要，遂在此增设守御千户所。明正德元年（1506年），再设置更高一级的军事防御机构——宁夏后卫。总体上看，明代成化年以前，边患多在黄河以西，蒙古民族入据河套后，黄河以东三百里间成为敌冲。明代宁夏镇长城的修筑，就是在这个不断变换的军事背景下进行的。

明代人称长城为边墙，也称为大边城，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秦始皇修筑的秦长城，成了民间苦难的象征，并不是后世赞颂和讴歌的对象。自汉代起，在士大夫阶层和民间文化中，大多把长城的修筑与秦朝暴政联系在一起。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和《汉乐府》都有反映。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家喻户晓，为规避此“恶名”，明代遂称长城为“边墙”。《嘉靖宁夏新志》里，但凡涉及长城者，皆以“边墙”表述。“边墙”的称谓，折射的是那个时代的思维模式与文化解读。对明长城的考察，我是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完成的，踏勘的过程中，有幸得到了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专家的帮助与赐教，尤其是考察黄河沿岸边墙时使我受益良多。

河东边墙

明代宁夏边墙修筑，早在成化二年（1466年）就已经开始。《明宪宗实录》记载的“关墙沟堑”，实为早期修筑的边墙。这里的“关墙”与“沟堑”，即山谷沟口修筑的边墙，平地处挖掘的壕堑。从防御意义上，已经在发挥边墙的作用。成化八年（1472年），延绥巡抚、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在陕北主持修筑边墙，其修筑方式是：“依山铲凿，令壁立如城，高可二丈五尺，山坳川口连筑高垣。”（《明宪宗实录》）明确“铲凿”与“长垣”相结合以修筑边墙，即铲削、筑墙、挖掘壕堑三种修筑方式并用。余子俊边墙修筑法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朝廷要求北方沿边各军镇按照余子俊所奏边墙修筑之法“凿山筑墙”。宁夏花马池、灵武高桥一带，地貌平坦，要求都御史马文升、徐廷章在小盐池、萌城诸处“量度形势，浚壕筑墙”。《明实录》提供了宁夏早期修筑边墙的信息。

河东墙，即黄河以东修筑的边墙，包括河东墙、深沟高垒两种修筑模式。在修筑时间上，先河东墙，后深沟高垒。《嘉靖宁夏新志》里所称的“河东墙”，自黄沙嘴起至花马池止，中间经红山堡、清水营、毛卜剌堡、兴武营、高平堡等城堡，往东直达陕西省定边县苟池西畔村。此时还没有筑横城堡，河东墙的起点不在横城堡黄河岸边，而是在距离横城堡以东十余里的黄沙嘴。而今，这里有高大的墩台，高耸的边墙；有凸起的山体，地表为细沙砾，名为五虎墩。横城堡修筑后，河东边墙才自黄沙嘴向西延伸与横城堡相接。夏秋季节，参将一级的武官在此驻守，属于要冲之地。《乾隆宁夏府志》记载，横城堡初为土城，后为宁夏巡抚黄嘉善檄参将吴继祖砖石“甃城”，“城上创建敌台，视前规制宏敞，为长城雄关”。横城堡由砖石包砌，成为黄河岸边的一大景观。横城边上有两处渡口，设有横城码头。横城堡修筑之后，河东墙延伸到黄河东岸，如同一条土龙与黄河相接。缘此，民间衍生了“土龙与水龙”交汇的故事。

河东边墙，为巡抚宁夏都御史徐廷章、镇守总兵范瑾于成化十年（1464年）修筑。此后，数任陕西三边总督任上都有修筑修缮，只是规模不同而已。弘治十六年（1503年），陕西三边总督秦纮为修筑旧边墙，计划启用陕西八府五万人修筑。宁夏巡抚、都御史刘宪从中掣肘，制止都御史王珣实施边墙修筑工程。秦纮上奏朝廷，皇帝责问刘宪，刘宪认罪而从秦纮谋划，王珣才得以具体负责修筑河东旧边墙。

正德元年（1506年），杨一清总督陕西三边时，上疏“修筑边墙，挑浚壕堑”，由宁夏横城堡至延绥定边营东石涝池，规划修筑“边墙三百余里，连壕堑六百余里”（《明武宗实录》卷25），曾调集宁夏及陕西二十四卫所属军队四万人、西安等八府民工五万人，于正德二年（1507年）二月开工，修缮成化年间徐廷璋等人修筑的旧边墙，“所修旧墙，高厚各二丈，墙上修盖暖铺九百间，墙外浚壕，高广深阔亦各二丈”。边墙设计配套比较完善，有敌台便于御守，有暖铺以便巡警，有小堡以相协助，有墩台以便瞭望。诸事虽已就绪，但宦官刘瑾专权，以靡费边币为由将杨一清逮狱治罪，边墙、壕堑只修筑了近四十里即罢停，但却修筑了规模宏大的花马池城。这一停筑，直到二十年后的嘉靖七年（1528年），朝中大臣陆粲上疏追念杨一清修筑边墙规划的可行性，时大学士杨一清亦上疏回应修边墙事。朝廷遂命兵部侍郎王廷相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主持西北军务，修缮边墙，挖掘沟堑。兵部依杨一清当初规划，再度推进边墙修筑事宜。

王琼总制陕西三边时，首先修筑宁夏墩堡边墙、墩台烽燧，朝廷给宁夏发官银十万两。嘉靖九年（1530年），王琼主持修筑边墙，自黄河东岸横城堡起，过兴武营、花马池北，抵定边营南山口，开堑，筑墙。此后，陕西三边总制唐龙、刘天和、宁夏巡抚杨守礼等人相继修筑河东边墙。河东边墙不仅是军事防御，也是一条重要的商务通道。王琼《北虏事迹》记载：“宁夏镇城至花马池三百余里，运米者循边墙而行，骡驮车挽，昼夜不绝。”沿边墙通道，为商贸行旅提供了方便。清康熙亲征噶尔丹前往宁夏府，即走河东边墙内里这条通道。

明代在黄河以东修筑有两道长城：一道是成化十年（1474年）徐廷章修筑的“河东墙”，一道是嘉靖十年（1531年）三边总督王琼修筑的“深沟高垒”。“深沟高垒”的修筑，在边墙墙体外侧深挖壕堑，使墙体与壕堑形成错位，增加了墙体的高度，提升了防御能力。王琼放弃河东边墙而另修筑“深沟高垒”，其用意有二：一是“深沟高垒”可为商旅提供途中方便，二是理解余子俊的良苦用心，在修筑“深沟高垒”时仍充分利用河东墙的作用。蒙古人逐水草而动，故凡草茂之地，筑之边墙以内，不给留下牧草；沙碛之地，留在边墙之外，不给蒙古人留下结毡房的地方。此外，“深沟高垒”边墙修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边墙外围挖掘“品字形陷马坑”，又称“品字坑”，也是提升防御能力的一种措施。

头道边、二道边，是“头道边墙”与“二道边墙”的简称。河东边墙，俗称“二道边”；“深沟高垒”边墙，俗称“头道边”，起始点在清水营城堡。清水营东西二城的墙体尚在。河东长墙修筑于不同时期，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每隔数里便有一座高大的敌台耸立在蜿蜒的城墙之上，以利于屯兵驻守。现在，在灵武市、盐池县境内，都可清晰地看到这两道边墙并列而行。

长城东关门，位于花马池城以北。关门上有城楼，高耸雄壮。城楼上挂有“深沟高垒”“朔方天堑”“北门锁钥”“防胡大堑”的匾额，体现了三边总督王琼御边思想和花马池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一是防御，二是护盐，主要是防护盐池，以通盐利。《嘉靖宁夏新志》称其为“鹾道四达”之地，“鹾”即盐，实际上它除了军事防御之外，还是一条商贸盐运专线，这样，既考虑了军事，也兼顾着经济。

河东长堤边墙

明成祖朱棣时期，先后放弃了对大宁卫、东胜卫的防御，北部防线收缩南移数百里，蒙古人入居河套，“西路之警”渐起，宁夏镇成为防御前沿。黄河东岸长堤边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修筑的。其修筑目的是防止驻牧河套的蒙古人在冬季黄河封冻时，越过黄河进入宁夏平原或者继续南下。尤其是陕西三边总督王琼放弃镇远关、黑山营内徙后，黄河东岸横城以北，镇远关黑山营一线防御无法衔接，宁夏镇北部的防御出现了问题。驻军向内迁徙，等于将原有的藩屏丢弃，既失去了防御的前哨，也不能屯垦耕种。深冬黄河结冰后，常常成为入侵者的通道。因此，黄河东岸长堤的修筑至关重要，在当时人的眼里是“守卫宁夏东大边”。

黄河东岸修筑的长堤边墙，明代人称为河东长堤，实际上也是边墙。其走向，沿黄河东岸自南向北，起自于横城堡，经月牙湖、陶乐，到达内蒙古鄂托克旗巴音陶亥，与石嘴山旧北长城隔黄河相接，长约一百公里，夏天可依黄河天险，冬天黄河结冰就无险可防。成化十五年（1479年），镇守宁夏总兵官、太监龚荣上奏朝廷同意修筑宁夏沿黄河东岸长堤边墙，将黄河长堤与贺兰山下旧北长城相连接，镇远关与黑山营相戍防，以形成屏障式防御。《明实录》记载了黄河东岸长堤的修筑及其墙体状况：黄河东岸长堤边墙多个朝代都有过修缮，直到隆庆六年（1572年）八月，“宁夏修筑河东坍塌工竣。”

明代边墙的修筑，军界高层都以线图的形式留下了记载，黄河东岸长堤边墙同样有图录显示。明代人张雨的《边政考·图》标明黄河东岸长堤墩台“沿河十八墩”，与《嘉靖宁夏新志》里的“燧台十八堠”记载是一样的。《宁夏明代长城·河东长城调查报告》里将“河东边墙”冠名为“沿河长城”（沿河边墙），后人以“河堤”相称，传承下来的名字叫“陶乐长堤”。考古调查发现，沿河长堤长度八十七点九千米，尚有十座烽火台存在于地面。

实地考察可知，黄河东岸长堤边墙与河东墙在横城相衔接。时空给这两道边墙墙体相交汇的地方一个形象而鲜活的名字——小龙头。2023年3月24日，笔者随银川市文物管理所的王先生考察了黄河东岸沿河长堤。黄河东岸长堤边墙，南端与横城河东边墙相连接，墙体向北延伸的不远处，有一墩台保存尚好，墩台下有文物管理部门的立碑，名“哨墩子”，应该是后人依墩台位置所附会。黄河东岸边墙长堤个别地段墙体尚在，大多为土垄状。墙体走向依着黄河河床，有些地段离黄河河岸稍远，有些地段离黄河河床较近。留下来的墩台，在墙体外围，仍显得高大。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境内，地表尚有数个墩台，当地仍传承着头道墩、二道墩、三道墩的名字。头道墩至二道墩台之间的长堤墙体，早已修成了灌溉渠道，但墙体仍高出耕地平面，水渠两边树木长得十分繁茂。夜幕下的头道墩，依然高耸壮阔，远远就会进入人的视野。实地考察黄河东岸长堤，地面墩台与长堤遗迹，再加上各种史料的梳理，是可以还原其大致风貌的。

《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横城堡是陕西三边总督杨一清于正德二年（1507年）奏筑，城堡周回一里许，驻防旗军三百名。横城堡的修筑不仅与河东边墙密切关联，而且使横城大边与黄河东岸长堤连为一体，提升了防御能力。就长城文化而言，三海关长城叫老龙头，万里长城入黄河处叫小尾头，临河的墙体匍匐黄河岸边横城堡，明代在这里已建有宁河台。万历初年，宁夏巡抚罗凤翱在这里主持修筑长城塞，筑台河上，“台高五丈五尺，周环四倍之上。构建亭三楹，厢房四墁……外列雉为城，城周环九十丈，高二丈四尺。”修建规模较大，实际上是一处用来管理和监视渡口的战台和观景台。为此，明代翰林修撰王家屏写有《中路宁河台记》：“横城之津危，则灵州之道梗。灵州之道梗，则内郡之输挽不得方轨而北上，而宁夏急矣！”（《万历朔方新志》）这足以说明横城堡黄河津渡的重要性，更想说明的是河东边墙、黄河东岸长堤与横城堡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因为河东边墙与黄河东岸长堤，还有宁和台的修建，源起与交会点都因横城堡的修筑。

北长城（边墙）

明代宁夏镇北边墙有两道，即旧北边墙和北边墙。前者名为旧北边墙，在今惠农区境内，名红果子边墙，为明弘治年间所修筑，西起贺兰山扁沟，穿越包兰铁路东抵黄河西岸，保存尚好的墙体近六千米，多为黄土（内夹杂石子）夯筑而成，是宁夏修筑较早的边墙。后者名为北边墙，在大武口与平罗县境内，是两道长城以北边墙的统称。如果以方位和空间划分，旧北边墙的东起黄河西岸，西至贺兰山下，是明代宁夏镇修筑最短的长城。旧北边墙南移，才有了大武口、平罗境内北边墙的修筑。北边墙与旧北边墙，虽一字之差，却改变了边墙修筑的方位。旧北边墙上的镇远关，戍守镇远关的黑山营，是宁夏镇北面重要的关隘和军事设施。

明代人魏焕《皇明九边考》记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嘉靖十年，总制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不守，以致边内田地荒芜。”嘉靖九年（1530年），佥事齐之鸾向陕西三边总督王琼提出他的想法，建议宁夏镇城北路“东自黄河，西抵贺兰，筑墙以遮平虏城者”。齐之鸾的想法得到了王琼的认可，遂有嘉靖十年（1531年）旧北边墙的放弃、北边墙的修筑。朝廷“调太仓银十万两于宁夏”（《明世宗实录》），作为宁夏修筑北边墙与城堡的“粮饷”供给。北边墙修筑告竣后，以按察副使身份负责边墙及城堡修筑的齐之鸾写下了《朔方天堑北门关记》，详细记载了修筑北边墙的背景及整个过程。同时，王琼采取了一些新的防御措施，对平虏（今平罗）城以北与北边墙之间贺兰山沟谷、平虏城外防御空间，或者深挖沟堑，或者高筑堤垒，尤其是修筑了石砌墙体，加强了边墙沿线的防御。

旧北边墙南移后，打硙口地理位置与防御作用发生了变化。《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在平虏城西北，沿贺兰山诸隘口中，“北侧唯打硙口最为重要”。打硙口“旧有三关”，可见打硙口通道总体防御极为重要。旧北边墙时期，打硙口虽然是贺兰山西北诸多沟谷通道的要道，但它却在旧北边墙之内，其防御与旧北边墙、镇远关、黑山营是一体的。旧北边墙南移，镇远关、黑山营防御放弃，打硙口关隘自然就失去了防御价值。

西长城（边墙）

西边墙，是指贺兰山东麓诸沟口修筑的规模不等的防御设施，又名“西边墙”“城西南墙”，后世统称西长城（边墙）。西边墙走向，北起贺兰山扁沟，向南经赤木关、胜金关，在沙坡头区迎水桥镇黄河北岸黑林村南跨黄河，沿黄河南岸由东向西至下河沿、上河沿，经中卫南长滩枣刺沟、夹巴沟，进入甘肃靖远县境内。西边墙沿线著名的关口即赤木关、胜金关。贺兰山沿线重要通道如韭菜沟、大水沟、赤木口、北岔口等沟谷都修筑有边墙，主要是堵截贺兰山通道沟谷。进入中卫沙坡头区，边墙修筑主要在下河沿、南北长滩等黄河沿岸山隘沟谷处。

西边墙修筑较早，成化初年即开始不同地段边墙的修筑。《明实录》记载，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贾奭等上疏朝廷，兵部认可，皇帝有诏，即在中卫野鹊沟、芦沟、深井等处修筑边墙和营堡、墩台。嘉靖十九年（1540年），“贺兰山三十七堡，近虽损毁，而古址犹存，宜渐修复，使虏不得通，则防守为宜。”这实际上是宁夏镇西边墙修筑的特殊背景。近两年，笔者有幸随各市县（区）文物管理部门的老师做过西边墙实地考察。西边墙沿贺兰山南北跨度长，地理空间大，山河地形环境复杂，修筑形式多样，材料就地取用，涉及的地名较多，边墙墙体保存程度亦各不同，故择其要而叙述，但总体走向是清晰的。

韭菜沟与大水沟边墙

进入韭菜沟段，即为宁夏镇西边墙。由北武当庙旁边的沟谷进去，大约十几分钟车程就到，这里是穿越贺兰山东西的通道之一。韭菜沟边墙，始筑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实地考察，韭菜沟段边墙，没有修筑在韭菜沟主沟，而是修筑在沟谷东北侧的一段山谷豁口上。山体走向呈U形，墙体正好依附在这个U字形山脊上，面东的墙体直接修筑在贺兰山高处；面西墙体最高处修筑有墩台，墩台外围有一块平地，应该环墩台建有坞堡，有驻军防守。这里的边墙修筑，墙体地基材料是由大小不等的石块砌成，上面是黄土夹杂着细沙砾夯筑，属于就地取材，触摸上去感觉是十分坚固的。

大水沟边墙位于平罗县境。进入大水沟口，向西行进约五华里即可看到伫立的边墙。沟谷南北空间不是太宽，地理环境便于筑墙。大水沟的名字，是缘沟谷水溪而来。沟谷北面边墙，修筑到贺兰山半山腰；沟谷南面墙体与山体相连，中间沟道因河流而墙体断开，但不影响防御。边墙墙体基本都在，修筑得很坚固，墩台与墙体保存较好。近乎六十年前，三线建设时期西北轴承厂在沟谷里建厂，路面的拓宽过程对边墙有过损坏。20世纪80年代初，西北轴承厂迁出，边墙得到了保护。

大水沟边墙修筑，与韭菜沟不完全一样。从塌陷的墙体看，修筑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墙体外围包裹黄土夯筑，里边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填充；二是外围包裹黄土，墙体里是一层沙土一层细沙砾；三是靠近沟谷河道，墙体宽厚结实且中间没有夹裹石块，主要是用黄土夯筑。越靠近贺兰山墙体，中间近乎全部夹裹着石块，显出黄土的金贵。大水沟修筑边墙不易，石块沙石可就地利用，包裹石块的黄土却要从沟外运输进来。或许这里有充足水源的缘故，大水沟留有多重文化遗存，一是岩画，就刻凿在沟谷北侧的大石头上；二是沟谷南侧有一处庙宇建筑，当地人称上庙；三是庙后的石壁上，自东而西有四方石刻，皆阴刻竖写，是明万历时期宁夏镇驻军或重修寺庙，或驻军官员巡防大水沟时的刻石题记。现在上庙仍有寺庙建筑，传承着宗教文化。

赤木关

赤木关、磨石口与北岔口、胜金关，是西边墙的重要部分。我们沿贺兰山跑了一整天，由银川市兴庆区文物局范先生做向导和解说，很受教益。初春的天夹杂着冷风，我们一直爬上三关口边墙的高处，关口的险峻，边墙沿山脊蜿蜒的走势清晰可感。触摸墙体，可感知数百年前修筑三关口的不易与边墙修筑的一幕幕情景。

赤木关，亦称三关口，自古是阿拉善高原进入宁夏平原的重要通道。在明代人眼里，赤木关是贺兰山沿线“三十七个出口”的重要关隘之一。之所以又名三关口，是赤木关通道由外及里修筑有三道关口，即头道关、二道关、三道关，头道关为主关（三关顺序，亦有颠倒过来的说法）。关口南北边墙与主体墙体相连接，夯土边墙起于北侧山上，过关口向南蜿蜒不断。北边墙往山体内里延伸保存较好，南边墙墙体保存较完整，包括女墙。这里两山夹一线，地形十分险要。银巴公路修建时，三关口关址的遗物都毁掉了，但关隘的险峻之气势仍在。

《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赤木关是在都御史杨守礼、总兵官任杰任上所修筑，佥事（明代地方驻军一级官吏）孟霦笔下的文字，详细记载了赤木关的修筑过程。说穿越贺兰山有五十余处通道，而“赤木关尤易入”，是防守的重要关口。赤木关地貌特殊，地理位置重要，陕西三边总督刘天和在任时期，十分担心赤木关的防御。这里山势险峻，筑关的难度大，而且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一是就地“多沙砾而少土壤”，就地无处取土夯筑；二是无水泉供水，水源无法解决。但刘天和还是下决心要修筑赤木关，他向朝廷申报并获准下拨“四万金”修关。1539年冬天，新任宁夏巡抚杨守礼赴任，受总督刘天和之托修筑关隘与边墙。次年春，杨守礼、宁夏总兵任杰沿贺兰山一路考察至赤木关。在杨守礼看来，这里“山势散缓而多蹊”，修筑方式因地制宜，“宜筑则筑，宜削则削”，筑削手法并用。

具体修筑过程，有周密的计划与布防。先是寻找土与水源。他们令人“遍剖诸崖谷”，找到了几处有土可取的地方。凿泉找水源未果，最后在相距二十里地的金塔墩（在今平吉堡以西）发现“四泉”，遂决定取用泉水。为运水，“作水车百辆运之”。这里的土金贵，水更是难得，修筑赤木关十分不易。修筑所用石料皆取自贺兰山，“都指挥吕仲良督军四千人往役”，所用石料由驻军搬运。为防备贺兰山后蒙古骑兵突袭，安排一位傅姓游击将军率千人在外围警戒。1540年五月开工，八月竣工。在孟霦的记文后加有按语，说赤木关实乃宁夏镇之吃紧之关，谋及百年，成于一旦。赤木关的修筑，是几代人期盼的事。赤木关的修筑十分艰难，但最终修筑得十分坚固。依相关文献记载看，嘉靖后期、万历初年，赤木关仍有过修筑。明末，石砌关墙还在。现在的赤木关，石砌关墙早已消失，但关口两边的边墙还伫立着，仍显苍凉而雄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