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2024年第8期|薛正昌:宁夏历代长城踏勘纪行(上)
2022年8月,有机会再次去考察大武口境内的长城,还拍了不少照片。之后写了《明代宁夏镇修筑的北长城》的文字,再配上照片,呈送给《宁夏画报》,得到编辑老师的认可,很快在“文明”栏目刊出。年末,画报社的编辑老师打来电话,大意是想要一篇系统介绍宁夏历代长城的文字,希望我来完成,我答应了。很快,与画报社有了约定:书写长城的文字以年代顺序为目录提供文稿,每月一次。2023年始,我开始实地踏勘寻访,触摸体悟长城的根脉。宁夏长城,除战国秦长城、隋长城、明代长城之外,秦长城、汉长城、宋长城,都是一种不太清晰的状态。这样,借助文献与实地考察就非常必要。文献记载与实地踏勘相结合才能对宁夏历代长城有一个立体的理解与释读,包括考古。战国秦长城修复利用,秦汉长城、宋长城的修筑利用等,都是考古提供了说话的依据。2024年暮春,历经年余的长城考察画上了句号。考察长城的经历是辛苦的,但爬上长城的感觉是惬意快乐的,尤其是触摸经历了两千年风雨岁月的长城墙体的瞬间,有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感觉。
战国秦长城
战国秦长城,是我国较早修筑的长城,也是宁夏最早修筑的长城。《史记》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国灭掉存在了800年左右的义渠戎国,在新获得的土地上设置陇西、北地、上郡地方政权,“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这就是固原战国秦长城,史称其为秦昭王长城。战国秦长城地域跨越宁夏固原市西吉、原州区、彭阳三县区,已纳入秦国版图。
作为土生土长的固原人,我多次看过固原城北的战国秦长城,但带着想法去考察长城,这却是第一次。2023年春节刚过,我就开始了踏勘长城的计划,第一站是西吉县。1月31日,与宁夏师范学院安先生相约,清晨由固原动身,大约一小时到高速公路西吉东口,西吉县文馆所摆先生已在那里等候。他带我们去战国秦长城进入宁夏的地方,西吉县与甘肃静宁县交汇处八里镇北峡口。战国秦长城,西起甘肃岷县,途经渭源、陇西、通渭,然后转而北上,在静宁八里镇穿越北峡口,从闫庙村进入西吉县东台村,入宁夏境。驻足观望,北峡口两山夹一峡谷,葫芦河由这里穿过,是一条天然通道,路上车水马龙。山脚下村落里不时传来秦腔声,年味还没有完全淡去。四野看不到长城的影子,只能远眺山上的烽燧。西吉县境内的下范、黄岔一线亦未看到长城,但兴隆镇保林村、将台堡明台村、明荣一线葫芦河东岸有长城遗迹和墩台。
战国秦长城进入西吉县境内,沿葫芦河东岸修筑,大致走向由南而北。葫芦河,富庶了沿线大片良田,也为战国秦长城的修筑提供了特殊的自然条件,此时葫芦河水量充沛,增强了长城防御之功能。保林村、明台村长城墙体遗存,夯土层清晰,为沙砾加黄土筑就,触摸坚硬如石。将台堡、马莲河一线地貌平坦,防御设施增多,不但长城修筑移上高台地面,而且有多个城墩,长城内侧还修有城障。战国秦长城在将台堡以90度角转折向东,沿马莲河谷穿过马莲水库出西吉县境,进入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
初春时节,葫芦河结冰的河道曲折蜿蜒如同白练,遥远的山脊上隐隐烽燧仍在相伴。烽燧是长城行走的信息,只是需要时间去寻觅踏勘。实地考察,西吉县境内战国秦长城走向和墙体保存现状大致就清晰了;长城与葫芦河、葫芦河流域历代防御关系也清晰了。历史上,葫芦河孕育了屯垦,养育了驻军。河水、驻军、长城三位一体,成就了这里长城防御体系,留下了长城文化。
第二站是原州区。2月4日,考察原州区境内战国秦长城,原州区文管所沈先生对战国秦长城走向及周围地理环境十分熟悉。他自带绘制的长城地图坐标,不时指着长城墩台与地图对应讲解,清晰明白。长城墙体内外明家庄梁西段,即固原城北长城村、闫庄、吴庄、孙家庄至叠叠沟口长城。在叠叠沟口,还看到了镶嵌在长城墙体上的圆形陶管,大约是两千年前的遗物。在这里俯瞰四野,地势豁然开阔,墩台、城墙清晰可见。继续向东,长城延伸到海子峡河谷底,长城内侧亦筑有城障。这里有战国秦长城,也有宋代修筑的长城。孙家庄长城内侧亦筑有城障,显示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这里既是河谷川道,也是长城拐弯的地方。从军事防御看,是叠叠沟的咽喉所在,更是控扼固原城西北方向的重要门户。20世纪80年代初,孙家庄发掘的西周墓葬车马坑,即印证了这里长城防线的重要作用。长城村的长城保存完好,墙体高大雄伟,敌台凸出墙体,城障在长城墙体内外伫立。
固原城北明家庄长城走向分为两道,即“内城”与“外城”。内城从明家庄越过银(川)平(平凉)公路,经海堡、郭庄、十里铺村,过清水河即抵陈家沙窝。外城走向形成一个不规则弧形状,经乔洼村过清水河至郑家磨,之后折向东南至陈家沙窝,与内城合二为一。内城城墩和城墙高大、宽厚,雄伟壮阔,墙体基本没有中断,保存相对完整。可惜外城墙大都夷为平地,成为农田,只能寻觅城墩的影子。内外城墙在陈家沙窝会合之后,沿骆驼河东南进入彭阳县境。
固原城北战国秦长城,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多个朝代都修筑利用过。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固原设立镇戎军,成为宋朝防御西夏的第一门户。《宋史·曹玮传》记载,曹玮主政镇戎军时修筑利用过这段长城,而且在长城沿线挖掘壕堑,以阻止西夏骑兵南下。考古勘探亦证明,明代对战国秦长城也有过修筑利用。因此,在海子峡河至清水河东西约15公里的长城防线上,修筑有多个城障和烽燧,意在加强和提升清水河通道的防御能力。
第三站是彭阳县。2月6日,考察了彭阳县境内的战国秦长城。战国秦长城过清水河,穿越陈家沙窝,在河川乡骆驼河村进入彭阳县古城镇田庄村,沿着小河川(茹河支流)东南行至小河口,再转折东北行至白阳镇白岔村,又东行过城阳长城塬,再东北行进入孟塬乡,在刘家堡出彭阳县境。
白阳镇小河口,是战国秦长城走向的转折处。小河口河水流至东南汇入茹河,河岸台地上城障遗迹有出土文物为证。梁坡头(又名杨湾)城障,当地人称其为点将台,地名传承至今。白阳镇白岔村的瑶湾营盘山,山地高处筑有城障,北距长城墙体近百米,遗址十分清晰。这里长城墙体保护相对较好,长城沿山体而筑,墙体上还有城墩。营盘山城障、墙体、墩台多重建筑遗存齐全,可以看出当时防御配置相对完整。
长城塬上的长城村,原名白马庙,相传是秦朝太子扶苏坐骑白马到过长城塬而留下传说。涝池张沟圈村以西筑有一处城障,长城在这里呈90度由东南转向东北。这里的城障残垣墙基已很难辨识,但多个墩台尚在,亦可见这里防御之重要。名为长城梁的部分墙体,被后人辟为道路。离开张沟圈,至小杨庄进入深沟。由于行政区划隶属关系,长城在彭阳县与甘肃镇原县之间相绕穿行,呈犬牙交错之状,最后在彭阳县玉泉村糜岔塬进入甘肃镇原。
战国秦长城,穿越宁夏固原市西吉、原州区、彭阳三县区,总长约180公里。考察战国秦长城,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规律:一是长城墙体始终与水系相伴,如葫芦河、清水河、骆驼河、小河川、茹河; 二是尽量选择较大的山岭或者河沟,既有险可据,又尽量避开易被水冲刷的沟壑区; 三是尽可能将一切有利防御的大小制高点包裹于长城墙体以内,同时,尽量利用内高外低的地形,不用夯筑而加以堑削即可成墙体; 四是长城出现过多个大直角转折,葫芦河畔将台堡是长城由北向东的第一个转折,孙家庄、吴家庄,是长城由东向东北的第二个转折,明家庄梁长城过清水河,经沙窝向东南方向是第三个转折,小河口是长城东南向东北的第四个转折,张沟圈是长城由东南向东北方向的第五个转折。这五处长城转折,是由地理山水走向决定的。
战国秦长城利用山势地形修筑,是“乘山岭之上”,“因山为之”。战国秦长城的修筑过去了两千多年,长城遗迹仍如同一条蜿蜒前行的土龙,静静地躺在黄土高原上,凝聚和诠释着两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
秦汉长城
秦代万里长城西端,源头在哪里,走向经过哪些地方,说法不一。有些文献不提宁夏有秦长城,有些文献叙述模糊,将战国秦长城与秦始皇万里长城混为一谈。一种观点认为,秦长城是在燕、赵、战国秦长城基础上的增筑衔接和修缮; 一种观点认为,秦长城源头与战国秦长城起点都在甘肃岷县,具体走向不同而已。宁夏境内有没有秦长城修筑,也是需要说清楚的话题,但很大程度上只能在文献里追寻它的源头与历史。
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这里明确记载和传递着多个历史文化信息。作为戍边大将,蒙恬主持整个秦长城的修筑。
依《史记·秦始皇本纪》看,贺兰山沿线应该有秦长城分布。秦长城西段利用了战国秦长城,过兰州向北延伸,是蒙恬时期新修筑的秦长城的一部分,“其位置由宁夏北上,进入内蒙古境内”(《中华文明史·秦汉卷》)。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金城,今兰州)并(古音傍)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长城修筑经临洮继续北行,沿黄河东岸过兰州进入靖远县境,在靖远县北与宁夏中卫接壤处过黄河,然后傍依贺兰山东麓北行,达于阴山山脉之高阙,与赵长城衔接,这实际上就是秦长城的大致走向。
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年),都御史杨守礼、宁夏镇总兵官任杰主持修筑贺兰山三关口长城,佥事孟霦在文里写到:“……山麓有古墙,可蹴而倾也”。宁夏军政官员发现的三关口“古墙”,应该是秦长城遗迹。由于年代久远,“古墙”的残损程度到了踹一脚墙体就会倒塌的程度。西汉至唐代均未在贺兰山修筑长城,西夏、元朝更无必要修筑长城。研究长城的学者认为,秦代长城经过兰州顺河而下进入宁夏,沿贺兰山直趋内蒙古狼山(艾冲《中国古长城新探》)。认同贺兰山有秦长城。史念海先生《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址的探索》一文,提出秦长城自甘肃岷县起循着洮河北上,过黄河沿贺兰山而北与阴山赵长城相连。
文献记载与学者们的观点皆认为,宁夏有秦长城修筑,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地理环境复杂,沿贺兰山修筑长城的过程,“因河为塞”、“堑溪谷”,充分利用黄河沿岸复杂的地理环境,采取劈山就险、就地取材的办法。虽名曰秦长城,但真正修筑的墙体并不多。沿中卫沙坡头区黄河南岸考察明代长城,你就会发现长城的修筑,在山势陡峭的地方,用劈山削石之法形成峭壁;山谷或峡谷跨越的地方,即采用山石垒砌;平缓的地段则就地取材,以黄沙土夯筑。总体上充分利用山河的山势地貌“因河为塞”,没有大段的墙体。以明代为圆点,五百年前明代人看到的贺兰山“古墙”,已经是“可蹴而倾也”的样子,五百年后秦长城墙体,还怎么会出现在后人的视野里!岁月的侵蚀与后世修缮利用,已过早遮蔽了它曾经的真容。
西汉时期,宁夏有无长城修筑,也是一个需要理清的话题。依据文献记载和学者研究观点看,西汉时期宁夏修缮并利用过战国秦长城,这同样需要在文献记载与重大历史事件里寻找印证。
文献记载,西汉王朝对于秦长城的修缮利用分为前后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刘邦称汉王的第二年(公元前205年),即下令修缮秦长城。《史记·高祖本纪》载,“缮治河上塞”。这里的“河上塞”,即指秦始皇时期蒙恬主持修筑的万里长城榆中(甘肃榆中县)至五原(内蒙古五原县)段,其中间就跨越了贺兰山。第二时段,随着防御匈奴扰边的需要,西汉在长安西北修缮利用了朝那(宁夏固原东南)至肤施(陕西榆林南部)一线战国秦长城。这道长城防线,汉代人称之为“故河南塞”,这就是汉朝在“缮治河上塞”的防御背景下,宁夏境内修缮并利用过战国秦长城的明证。
“萧关事件”对于长城修筑的影响文献也有记载。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固原东南)”(《史记·匈奴列传》),匈奴铁骑到达宁夏南部,前锋已靠近关中。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下,固原战国秦长城作为关中西出北上的一道屏障,“亦曾做过重大的修缮工程,”(彭羲《从文化区关系看长城的历史》)。可见,战国秦长城修缮利用中贺兰山是其中重要地段。
隋代长城
隋代宁夏修筑的长城,与明长城的走向大体一致。对隋代宁夏长城修筑的表述,比秦长城、汉长城修筑利用顺畅而清晰,但依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厘清的话题,因为隋代宁夏有无长城修筑,之前同样有不同说法。《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册》里没有标识隋长城的位置,但文献记载了隋代宁夏修筑长城的信息。隋代宁夏修筑长城的背景,主要是防御北方突厥民族之侵扰。
《隋书·崔仲方》记载,隋文帝、隋炀帝两代都修筑过长城,宁夏隋长城修筑是在隋文帝时期。当时北方突厥民族势力强盛,屡犯隋朝边境,原州(固原)、灵州(灵武)成为两个重要的军事防区。朝廷虽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御边策略,但防御草原民族骑兵的有效方式还是修筑长城。隋朝先后八次修筑长城,但地面长城遗迹很少,原因之一是部分墙体被后人修筑利用过。《隋书·周摇传》记载,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距绥州,绵亘七百里,以遏胡寇。”其信息一是发兵三万,二是地域在灵武以东,三是长城长度七百里,长城修筑的指向非常清晰。这是一条西起宁夏黄河东岸,东至陕西横山以东的横跨黄土高原的长城。但这条史料记载有误,“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距绥州”,长城方位东西颠倒了,应是“西距河,东至绥州”,即西自灵州黄河东岸,东至绥德。虽然长城方位颠倒了,但却记载宁夏修过长城。修筑原因,史书无明确记载,可能与开皇五年蒙古高原上发生的突厥部落之间的军事冲突有关。
在盐池县东部调查与试掘中,发现了明代长城与隋代长城的利用关系。在盐池县城以东头道边外侧,发现有长城遗迹;盐池县王乐井及县城以东,有一条与明内长城走向基本平行的堤形状人工土垅,墙体与明长城墙体既有重合叠压,也有分离;出宁夏境进入陕西定边县盐场堡乡,又与明内长城重合(许成、马建军《宁夏古长城》)。调查与考古发现,地表的土垅墙体就是隋代长城的原型。二者重合地段的墙体,说明明代修筑长城时利用过隋长城,这也是隋长城在地面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宁夏的这段长城西北起自今灵武北面黄河右岸,向东延伸至今盐池县北部,其在盐池县境的遗址明代利用过,考古工作者的考察与试掘,印证了隋代宁夏长城的修筑历史。
宋代长城
宋代宁夏有无长城的修筑,早期文献里没有清晰记载。但宋代文献里出现了“壕堑”,金代出现了“壕墙”。从防御意义上追溯,“壕堑”“壕墙”皆等同于长城。当代研究长城的著述认为,辽代“堑壕”、金代“壕墙”,其指向就是长城。长城是在地面上修筑的高墙,壕堑是在地上挖掘的深沟。从军事防御的意义上,它们二者都有异曲同工之妙。真正确认和全方位展示宋代固原修筑长城的历史,是2009年开展的早期长城防御系统考古调查,成果见《宁夏早期长城调查报告》(宁夏考古研究所编著)。《调查报告》有记载,笔者也先后两次实地考察,对宋代宁夏长城的修筑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北宋建国之初,为巩固边防以对抗西夏入侵,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原州(固原)设军政一体的镇戎军。1038年,西夏李元昊时期,南下攻宋的战争频率逐渐加大。镇戎军成为宋朝防御西夏的第一道屏障,当时朝廷选派名将出任镇戎军,如曹彬之子曹玮、杨业之孙杨文广、河西大将姚麟、曲端等著名军事将领,皆坐镇固原。
宋、夏对峙时期,镇戎军与西夏为交锋的前沿。《宋史·李继隆传》记载,早在咸平五年(1002)年,夏人塞长壕,越古长城抵城下,夏人据险突城隍,宋兵力战始解围。说明在曹玮之前,镇戎军长城防御已开始挖掘壕堑。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镇戎军最高军事长官曹玮上书朝廷,认为镇戎军据平地,便于骑战,请求于陇山(六盘山)以东“循古长城堑以为限”。《宋史·葛怀敏传》记载,曹玮修筑的壕堑被称为“新壕”,有“新壕”便有“旧壕”,应该是与咸平时期挖掘的壕堑相比照而言。壕堑的深广空间较大,“长城壕深阔各六、七丈,路断不可过。”《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壕堑“上有板桥”。“路断不可过”与“上有板桥”相互印证。明《嘉靖固原州志》记载,宋庆历二年(1042年),镇戎军西北定川寨之战,葛怀敏战败,试图逃回军镇戎城,但“壕路已断”,陷入西夏包围圈而亡。固原城北战国秦长城边上,宋代人挖掘的壕堑遗迹至今清晰可辨,而且留下了传承至今的“长城壕”的地名。
《宁夏早期长城调查报告》,就《宁夏宋代长城》作过考古调查,其内附一幅《固原市郊长城及遗址分布图》,将宋代长城修筑的位置、“壕堑”与战国秦长城的关系、依附长城修筑的敌台方位等描述得十分清晰,长城修筑主要分布在固原市原州区境内,墙体主要依附在战国秦长城内外,故有内长城与外长城之说。内、外长城沿线,修筑有防御性设施敌台(大约200米左右修筑一处),地表封土堆高大,包括烽火台。考古调查提供了大量宋代与长城修筑的有关信息:一是在镇戎军周边沿战国秦长城开挖了长距离的“壕堑”,当地人称为“长城壕”;二是依托战国秦长城新修了内、外长城,尤其是在海子峡口河川道集中修筑了距离相近的三道长城;三是在长城沿线内外,修筑了不少的敌台、堡寨和烽燧。通过各种防御措施,来加强和提升镇戎军的军事防御能力。
实地考察可知,在海子峡河道,宋代修筑了三道长城,战国秦长城外侧修筑两道,内侧修筑一道,加上战国秦长城,这里实际有四道长城。长城修筑的方式,墙体与壕堑并用,用壕堑的土筑长城墙体,壕堑同时已经形成。现在,战国秦长城外侧两道墙体走向已不清晰,内侧墙体起伏可见,形成了战国秦长城与宋代长城多层级防御的格局。无论“壕堑”开挖,还是新墙体的修筑,都见证了宋代宁夏修筑过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