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康岩，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学历。报告文学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散文及评论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刘勰散文奖等。长篇报告文学《他们让真理穿越时空》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江西出版集团“时代气象 中国精神”重大文学创作与出版工程。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

传经者顾锦屏（节选）

康 岩

一

一九五一年九月，顾锦屏接到学校通知，离开上海到北京工作时，随身携带的，只有父亲送他的一只简陋的小木箱。

这年暑假，顾锦屏是在医院度过的。小时候在农村得的肛门瘘管又溃烂到淌脓水。他到上海第四人民医院求治，医生说要动手术，全身麻醉。手术后一直在做理疗。新学期开始了，顾锦屏回到学校。开学典礼上，顾锦屏无精打采地坐着，仿佛还未从手术的后遗症中恢复。会场上校领导的发言和报告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听，同学找他说话，他也不搭腔。因为身体不舒服，眼神也是恍惚的，看东西像隔着一层水雾，只觉得发言者在眼前上台下台，讲完话朝着观众席鞠躬、敬礼，就消失在了他疲惫的视线中，仿佛波纹消失在水面，了无痕迹。高音喇叭释放出的音浪，重锤一般，敲击着他脆弱的耳膜。当主持人宣布典礼结束时，顾锦屏长吁一口气，火急火燎地起身，想回宿舍蒙在被子里，睡一大觉。

顾锦屏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宿舍走，迎面碰上一个年纪略大的同学。同学兴奋地朝他喊：“小顾，恭喜啊，你要到北京工作啦！”昏昏然的顾锦屏，脑袋像是被什么重物撞击了一下，抖了个激灵。他吃惊并不是因为同班同学叫他“小顾”，因为年纪小，在班上这个称呼他早就习惯。他惊讶的是，谁说的要到北京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时候的事？怎么可能呢？”顾锦屏一个箭步冲到同学跟前，连珠炮似的发问。

“刚才开会你没注意听吗？校领导宣布到北京工作的人员名单里，有你！”在同学的提醒下，顾锦屏嗡嗡闹的脑子才彻底清醒过来。他来不及细想，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学校人事部主任周友珊老师的办公室。“校领导宣布名单，你没听吗？在台下睡着了吗？名单里有你！”周老师言之凿凿，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把顾锦屏震得一愣一愣，“给你一个礼拜的准备时间，到时候班主任王光老师带队，护送你们。”作为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就算卷烂舌头、挠破头皮，顾锦屏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二十六个奉调北京的学生之一。顾锦屏僵在了周老师的办公室，腿脚像是灌了铅，满脸堆着“想不通”的表情。等到周老师起身送顾锦屏出办公室，砰的一声关上门，他才回过味来。这办公室的大门一开一闭，自己就被学校送到北京去了，简直像坐上了光速列车。

回到宿舍，顾锦屏一时间忐忑不安。北京是祖国的首都，令人向往的地方！但学校对工作安排只字未提，去哪个单位、分配什么工作……这些关键信息完全云山雾罩。他知道遵守纪律的重要，不该问的不能向组织开口。“北京的大单位那么多，组织自有安排！”他只有这样告慰自己。转念一想，一股忐忑的心绪又袭上心来：“这一去，该是整个后半生吧！难道要像扔一个漫无目的的漂流瓶一样，把将来的工作生活，抛掷到一个遥远而未知的充满变数的所在吗？”细细思忖后，他决定还是要去，一定要去！组织的命令，没有任何理由违抗。他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在上海做工的父亲，还有留在崇明的母亲。

那时候，崇明不在上海的行政区划里，而是属于江苏省南通专区的一个县。崇明是个岛，靠行船与上海交通。下了渡船，乘班车赶到他家的所在地。莫大的心事压得顾锦屏惴惴不安，步子走得跌跌撞撞。他沿着阡陌间蜿蜒的土路走，遇到泥泞，一不小心还打了个趔趄。等到一间三进院的老宅出现在眼前，顾锦屏知道，自己到家了。顾家老宅是祖传下来的，一砖一瓦，其来有自。宅子住了六七户顾姓人家，顾锦屏和母亲住在朝东的两间瓦房，厨房同房间挨在一起。老宅外圈是宅沟环绕，沟里流水潺潺，护城河似的拱卫老宅，顾家日常饮用、淘米、洗菜、浇园，都仰仗沟里这一渠活水。

看到熟悉的宅沟，顾锦屏的回忆涌上心来。水沟除了泄水排涝，还养了不少鱼。夏日的清晨，母亲牵着顾锦屏小小的手，指向水里的鱼，说：“头大嘴大的是鲢鱼，小一些的是白鱼，身子细长浑圆的是青鱼，头小身子长的是鳊鱼……”母亲教顾锦屏辨认鱼类，一句一指，如数家珍。顾锦屏很奇怪，为什么长得差不多的鱼，却各自拥有不同的名字，而母亲居然全部记得住。水清见底，一尾尾河鱼在沟底游动，一会儿纵向摆尾，一会儿活蹦乱跳，来来回回，穿绕在水底的泥巴间，像一支支离弦的箭镞。阳光折射到水底，鳞片在光照下呈现温亮的光泽，多少有些晃到顾锦屏的眼。他记不住鱼类复杂的命名，也来不及细想它们游动的线路，但他开心得要命，因为经过母亲的巧手，他今晚就能享受到一顿红烧鱼大餐。宅沟旁还有一条条用来灌溉的民沟，一到夏天，水沟上长满成片成片的芦苇，它们整齐排列，翠叶青青，向着夏日晴空无尽舒展着柔曼的身躯。小伙伴们顾不得家长的谩骂，一个个都脱去衣衫，光着脚丫，蹿进苇丛中，很快便消失在密密匝匝的苇叶中。顾锦屏同几个小伙伴在民沟一端筑起一个简易的堤坝，再用盆把水舀干。没有水的滋润，成群结队的鱼虾在泥地上蹦蹦跳跳，几只螃蟹也横起八条腿，歪歪斜斜到处爬。他们把鱼虾和螃蟹抓到木盆里，欢欢喜喜地带着满身泥巴回家。走在路上，萤火虫一群一群飞过来，环绕他们飞舞，如同一颗颗会动的星星。

母亲住房后面还有一片小竹林。一到春天，春雷一响，竹笋便齐刷刷冒土，母亲嘱咐顾锦屏，别在竹园乱跑乱走，小心踩坏了嫩笋尖，瞎了晚上一顿鲜美的油焖春笋。除了种笋，母亲在竹园里还养了十几只鸡鸭。它们和鱼、笋、鸡蛋一道，构成顾锦屏儿时营养的源头。

按下回忆的暂停键，顾锦屏小心翼翼地推开虚掩着的宅门，留出足够的空间让身子斜进来，再蹑手蹑脚地走进屋。他怕自己突然回家，惊吓到母亲。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灶台里生着火，她正系着蓝布印花围裙做饭，没有察觉到身边的一丝响动。烟气扑上了脸，母亲干咳几声，揉着酸涩的眼睛，好把那汪在眼眶里的一星半点儿的浊泪拭去。空落落的屋子里，顾锦屏感觉母亲像是一只毛兔，转来转去。

“妈，我回来了！”母亲猛一回头，发现满头是汗的儿子立在跟前，一时竟有些语塞。她把那双因劳作而变形的手在围裙上揩了揩，便走过来握住儿子的手，顾锦屏的身体霎时像通了电。他垂下头去，看着母亲仿佛缀满树瘤的双手。这双极其粗糙的手，像是不远处自家菜地里被霜打过的青菜秧。骨节是坚固有力的，那指头间的力量隐秘无声，虽被一层厚厚的老茧覆盖，但充满跃动的势能，仿佛随时可以破茧而出。

顾锦屏知道，这双劳作的手、粗大的手、一点都不“女人”的手，是母亲为自己筑起的保护伞与温柔乡，它战胜了多少人世间难咽的苦厄，驱赶走多少邻家孩童的飞石、蟑螂蚊虫的叮咬，还耕地插秧、浆洗缝补、积攒学费、看病买药、烧火做饭……这双手，在春花烂漫的季节，挎上竹篮去地里挖野菜；在夏日的河边，握住敲衣棒，浣洗衣服；在收获的秋日，担着毛口袋到镇上卖粮；在飘雪的冬天，一锥一锥用顶针和麻线纳“千层底”。无数的困厄，都被这双手济度；无数的磕碰，都被这双手抚平。顾锦屏握着妈妈的手，眼角微微沁出了泪，路上的惶惶不安消失了，他的内心复归平静，像是夏日里静谧的夜空，盛得下一轮圆月、满天繁星。

“妈，学校让我到北京工作。”这么多年，顾锦屏离家去上海读书，母亲搞不懂儿子在学校学些什么，这回到北京要干什么。她心下一紧，刚才揩去的浊泪仿佛回潮般，又流进了眼眶。这么久没回家，怎么一回来就要去北京了？顾锦屏看穿了母亲的心思，他嗫嚅着：“妈，事情紧急，老师说，只有一个礼拜准备时间。”顾锦屏青涩的眼神里，透着坚定。

母亲抚摸着顾锦屏的额头，没有搭话。她来到五斗橱旁，取出一只瓷碗来到墙根，打开一个落满灰尘的土坛。坛盖被掀开的刹那，屋子里充满了轻柔的酒香，这是母亲用糯米和酒曲酿制的酒酿。母亲装了一碗，唤顾锦屏坐下吃。酒酿入口的一瞬，那甜滋滋的味道灌入心脾，扫清了连日来所有的燥热。“多吃两口，去北京就吃不到了！”母亲拉长了腔说。望着母亲深眍的眼窝，顾锦屏感觉仿佛这十八年人生的底牌瞬时间被洪水冲走，在这孤寂的岛屿上，他走过的路、读过的书、见过的人、吃过的饭，也都纷纷塌陷。他的眼泪再也止不住，稀里哗啦流出来。

顾家靠崇明岛北沿。这时，窗外的太阳开始西沉，光芒从淡红一点点变成绯红，再成绛红。密密层层的云团被光波揉搓、拉长，烧成一团肆意奔跑的火焰。顾宅离江岸不远。江水如练，托起盛大的落日与锦缎般的霞光。江上的渡轮和商船静静地行驶着，江面泛起了几缕浪花，不一会儿就被余晖吞没。顾锦屏低着头不言语，握住汤匙的手微微打战。半空中传来长长的汽笛声，仿佛野兽受伤时凄厉的呜咽，他觉得是在催他离去。他一口一口吃完酒酿，看着母亲收过碗去留下的背影。当晚，母亲大显身手，料理了一桌子好菜，还唤来了同族的叔伯兄弟，大家都为顾锦屏高兴。那可是首都啊，到了北京，再也不用回这个偏僻的岛上来，围着田地和耕牛打转。听着堂兄弟们的赞叹，顾锦屏开心是开心，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空落。他用余光瞥向母亲，母亲真是一架不用休息的机器，她把顾锦屏的床铺收拾停当，又踱步到竹园。游走的鸡鸭开始归窝，母亲发出尖厉的声音呼喊它们，嘴里喃喃自语：“天黑透了，再不回窝，就找不到咯！”

晚上，顾锦屏一个人躺在床上，任由陈年往事在心里发酵。不多久，疲惫侵袭过来，他很快入睡，坠入一个江风呼啸、芦苇苍茫的梦境。在梦里，他回到了童年，长出了双翼，飞在高高的天上。他看到了长江三角洲上的一座岛屿，那是一座四面环水、林木茂盛的岛。昼夜不停的潮汐，一会儿让水位升高，一会儿又回落。江风刮起来，催动江水冲刷着岛岸。崩落和冲击下来的泥土又被波浪回流推积在岸边，一会儿淤涨，一会儿坍蚀，形成一个个星罗棋布的浅滩，像是几何学意义上的平衡剖面，可泊舟船，可作港口。岸边的芦苇青青一片，在阳光下飞扬摇曳，一疙瘩一疙瘩、一蓬蓬，组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兜，网在辽阔的泥土上。深深浅浅的滩涂里，鱼虾跳跃，天鹅伫立，渔船经过处，惊起的大小天鹅羽翼相交。待行船走远，一只长尾雀鹰倏然腾起，圆阔的翅膀疾风般扇动，唰一声掠水而去。顾锦屏意识到，这就是生养自己的故土崇明岛。

忽然，他听到地面有人唤自己的名字，原来是祖父、祖母还有母亲。他们要他到田上来帮工。正值春耕农忙，家里三口劳力根本忙不过来，还雇了两个短工打下手。年幼的顾锦屏有时也得下田劳作。牛倌左手扶住系在水牛身上的铧犁，右手抽动长鞭，催赶水牛向前。牛每前进一步，厚重的犁刃便轻松地插进脚下的土块，水牛步步趋前，泥土随之稀松碎裂。顾锦屏和祖父拖着瘦瘦的身躯跟在后头，把晒干的苜蓿草填进田垄。要插秧了，祖母和母亲在秧田里拔秧，祖父和几个帮手插秧。有时顾锦屏撸起裤腿、光着脚丫踏进水田，跟祖父一起插秧。一个下午就这样重复着弯腰、直身、再弯腰、再直身的动作。

儿时的顾锦屏，对祖父母的感情异常深厚，缘由是顾锦屏的父亲常年在外。早年间，父亲在上海一家纺织厂做工，周末节假经常回来。那时候，“上海”对于顾锦屏而言是极高极远的天外。父亲给他讲大上海的繁华盛景，外滩如何高楼林立、烟尘冲天，霞飞路上的百货店、时装店、西餐厅、咖啡馆、酒吧如何喧嚷，轿子、黄包车、马车、汽车、电车如何在苏州河和黄浦江边蜂拥来去，码头上的纤夫和纺织厂里的工人如何羡慕汇丰银行写字间里的买办与和平饭店里的西崽。到年节了，父亲还带好吃的回来。酱鸭、熏鱼、苔条小黄鱼、鲜肉月饼……顾锦屏想啊盼啊，他甚至能准确地辨别出父亲回家时脚步的节奏，那些“天外来物”给他空荡荡的童年和干瘪的肠胃填上梦幻的气味。

好景不长，父亲后来结识了一位包工头老乡，在上海造房子、修马路，老乡见父亲脑子灵，就留他在包工队里当会计，负责记账和出纳。包工头背着原配夫人讨了一房小老婆，父亲也许被大上海的浮华冲昏了头脑，竟跟包工头的原配厮混到一起。自那以后，父亲的面容和声音就渐成水花和雾气，在顾锦屏的记忆里漫漶、模糊，直到不可辨认。等到适学年龄，祖父把他叫到身边说：“好好读书，将来要争气，离开这个岛，到上海去！”顾锦屏不明白，为什么平日里慈祥的祖父，此刻会操着如此严厉的口吻。多年以后，等祖父去世时他才明白，念好书是家人对他的全部指望。

祖父母没文化，但对顾锦屏的照顾则是倾尽全力。除了管好吃喝，需要什么纸笔用具，只要顾锦屏开口，祖父母都会想方设法买来。正当顾锦屏该上小学的时候，日本人的炮火烧到了崇明岛。炮火先从崇明中南部的竖河镇燃起。

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日一大早，竖河镇的早市像往常一样热闹开启。米行老板招呼脚夫接收大船小船运送过来的稻谷，再把昨夜加工好的大米一麻袋一麻袋送到船上，上海城里的米店正等着这批好货上架。脱壳加工后的砻糠也不浪费，老板安排小伙计一担担地挑往镇子里的豆腐坊、茶馆，用作各家“老虎灶”的燃料。典当铺门前挂着的几串蝠鼠吊金钱在风里摇晃，一个中年妇人穿门而入，在遮羞板前举起一串金首饰，伙计昨夜好梦未醒，连打几个哈欠，一脸不情愿地接过手来。布庄也开门迎客，里头既有獭、貉、狼、鼠等皮货，也有冀鲁江浙等地工坊产出的低档花布、青布，还有进口的洋布，五颜六色，好生热闹。还有南货店、京货店、染布坊、茶食店、药店、饭店、栈房……街前繁华市井，街后桨声欸乃。

早市未散尽，一支日军部队分乘两辆94式军用卡车，扑到镇上的东市梢。一位年轻的顾客正在羊肉店门口排队，一个肥头大耳的日本兵冲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脖颈，用蹩脚的中文呵斥：“走，去开会！”年轻人吓得失了魂，被日本兵驱赶到街北面的一座寺庙里。庙前的空地上站满了人，绝大多数是男性。一个军官站出来，翻译紧随其后。“你们尽快说出岛上的民众自卫队，也就是游击队，藏在哪儿。说不出来就枪毙！”翻译竭尽全力模仿日本军官的腔调，凶恶程度还要几倍于他。人群发出轻微声响，一个看上去蛮活络的中年人高声说：“游击队在哪里，我们老百姓哪里知道啊？”旁边的日本兵怒目圆睁，一刺刀扎进他胸口，殷红的鲜血喷涌如注，他倒在血泊中。军官见众人开始骚动，拔高了音调喊：“今天不说出游击队的下落，统统像他刺啦刺啦……”

这时候，人群中走出一个面色黧黑的中年男人，穿着棉布长衫，知识分子模样。他说自己是上海人，来崇明竖河镇走亲戚，说完还出示了“良民证”。日本人见证放人，随即四五十号人都掏出证来，一个跟着一个侥幸出去。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伯对日本人说：“我的证忘在家里了，我去拿。”说完也要跟着队伍溜。日本人用刺刀挡在他面前。老伯近乎哀求道：“真的在家，让我去拿吧。”说完便侧身越过，没等前脚迈出，刺刀便戳进老伯的肚子。老伯发出一声惨叫：“我跟你们拼了！”他徒手握住刺刀，掌心被割得鲜血淋淋。日本兵将刺刀猛地一翻，再剧烈地抽动，老伯的八根手指顿时被切断，惨叫一声倒下。

日本兵整装列队，子弹都上了膛，为首的两个兵端着两挺机枪。一个和尚拼命地念起经来，日本人怕引起更大的骚乱，从背后给了他一刀，和尚也倒下了。死了好几个人，没人敢再作声，但流血并没有换来村民们指认游击队员。日本人便把人群赶到屋里，分一半在礼堂，另一半在礼堂边的两间小庙屋。人都齐了，就端起机枪狠命扫射，现场顿时血肉飞溅。扫射过后，日本兵把堆在空房里的麦秸秆悉数抱来，扔进屋里点燃，大火迅疾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了整座屋宇。大火中不断有烟雾升起，熏得人睁不开眼。火烧了一阵后，日本人终于走了。一些幸免于难的村民挣扎着从尸堆中爬出来，他们强忍着疼痛，有的砸烂窗户，有的钻进墙洞，逃出了火海。逃出去的人扶着墙一瘸一拐地走，有的身上还沾着未熄的火星。

逃出来的人回到家，家里也被烧成一片废墟，连换洗的衣服都被烧成了灰烬。耕田的牛有的被烧死，有的挣脱了绳索，往河岸边跑。难道这二百多人都不知道游击队的情况吗？幸存者回忆说，不是的。游击队队员们经常在老街上的茶馆开会，有时候枪坏了，还会找茶馆里的老师傅帮忙修理。

日本人的暴行很快在岛上传开，家家户户开始大门紧锁。年幼的顾锦屏听到日本鬼子的暴行，既恨又怕，他发现堂姐们外出渐渐少了，老是闷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念叨着哪家的姑娘又被日本人掠夺了去。

不久，离家三里路的东定小学又开始招生了。顾锦屏立即报了名，每天早出晚归，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但镇子上没有中学可上，只能到个人办的三英补习学校去听课。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崇明岛回归宁静。享誉崇明岛的三乐中学复校了。顾锦屏如愿以偿，进了三乐中学学习。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一年对顾锦屏而言，也是一个悲伤的年份，疼爱他的祖母过世了。舅公代表娘家来，说：“棺材要用厚实的松木！”为了办好祖母的葬礼，顾家还卖掉了几亩地。在幼小的顾锦屏心里，大人们聚众讨论祖母的后事，是想让祖母走得风风光光。疼爱他的祖母就这么走了，他再也见不到祖母了。

按照崇明的风俗，祖母的遗体要先在堂屋中搁置三天。躺在棺椁里的祖母面色平静从容，顾锦屏从未如此观察祖母脸上的细节，他知道祖母再也不会对他笑了。想到这里，他感觉五脏六腑都酸疼起来。他跑了出去，越过树丛、草滩和稻田，来到江边驻足。他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涨潮的声音，水浪一层一层涌过来，再退回去，又涌过来，来来回回撞击着江堤。那里面仿佛混杂着水藻和鱼虾的腥味，还有腐烂的树叶和柴油的刺鼻味。他想着祖母永远离开了自己，他的心也归于一片死寂，心脏仿佛跳动在另一时空。不多久，江风吹来一瓣轻盈的芦苇花，在半空中舞动了几个回旋后，落在他细细的、沾满泪水的眸孔前。

一九四七年，顾锦屏从三乐中学毕业。他对未来没有具体的想法，但有一点十分确定——离开崇明岛。

二

如果不是偶然看到《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的招生广告，顾锦屏这辈子可能就在苏南地区的某个小学当老师了。

初中毕业后，谨记祖父的教诲，顾锦屏一心要去大上海见识见识，便报名参加了上海格致中学的入学考试。在上海，格致中学是响当当的名校。一八七四年，晚清北洋大臣李鸿章倡议，近代著名化学家徐寿和时任英国驻沪总领事麦华佗联合创办格致书院（格致中学前身）。中西合办的底子、传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办校目标、培养科技人才的育人方针……凡此种种，给格致中学披上了一层关心国家前途、热心科学时务的色彩。

顾锦屏拼命复习，为能跨入格致的校门做最后的冲刺。结果出来，顾锦屏的考分够上高中班，但受名额限制，只能作为备取生。如果高中班有人不来，他便可顶替。他又听说，学校要求所有学生交一笔不菲的住宿费，顾家根本无力负担。顾锦屏的兴奋啪的一下碎裂一地。他想，这日子真是一团糨糊，说不清道不明，一会儿是朗朗晴天，热烈美好，一会儿是暴风骤雨，糟糕透顶。或许，人生就是不停地在苦和甜的尘网中跳来跳去，左脚和右脚，两边都踩踩，生命的平衡木才不至于坍倒。

与格致失之交臂，成为顾锦屏人生的一大遗憾。他收拾好心情，准备再上路。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流行读师范。这次，他选择了学费住宿费全免、只收一点学杂费的江苏省立太仓师范学校。由于战乱，那时候学校刚由上海迁回太仓，校园和屋舍破败得很。因为培养的是全科小学老师，所以学校不设专业，学生语文、数学、化学、历史、心理学、教育学都要学。那时候，国民党在国统区的腐败统治，顾锦屏能清楚体会。抗战消耗了大量的金钱物资，国民党官员却罔顾百姓的饱饿冷暖，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女子都捞足，老百姓称他们个个“五子登科”。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国民政府只能增加税收，增发法币，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带来的是物价攀升、货币贬值。不多久，经济陷入通货膨胀的危局，生活成本高企、收入严重缩水，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蒋介石着急了，他开出了一服挽救颓势的“神秘偏方”——发行金圆券。当时，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他觉得，在上海推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即可破开局面。换句话说，蒋介石想要用金圆券取代法币，强制民众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干惯了投机倒把生意的蒋介石知道，此时国民政府的纸币已经没有任何购买力，想要用缺乏信用的纸币收缴民众手里的硬通货——黄金，只有通过行政铁腕手段。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他准备把这个难啃的硬骨头交给儿子蒋经国。

拿到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蒋经国撒开了手。他强迫私人交出金条、白银、银圆与各种外币，强制冻结商品价格以防商界囤积居奇……这些蛮横无理的措施一个接一个，势必要将民众手中的硬通货和外币全面控制。在“限期兑现”“没收”“制裁”种种压力下，大批上海市民一大清早就来到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排队，一时间，长长的队伍都快挤满半个外滩，银行的门警用尽力气都不能整齐队形。

蒋介石终究还是打错了算盘。国民政府并没有充分的现金和外汇储备，政府的财政支出也一点没减，金圆券仅仅维持两个星期左右的宁静，物价失控便接踵而来。那些豪门大族开始隐匿财产、囤积物资，没有货源补充，店铺只能关张。所有粮铺、油铺、盐店室空如洗，黑市上面粉八十元一袋，香油五元一斤。每石大米价格，竟从限价时的二十元，骤然上涨到五百元至一千元。随之而来的是抢购风潮。在一家药店，黄包车夫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就跑，店主问他：“你知道青霉素是干什么用的？”车夫白了店主一眼：“管他娘的，反正比钞票值钱。”

顾锦屏和同学们的日子也过得惨之又惨。母亲卖掉棉花、稻谷，换得两块银圆给他，以供生活上的不时之需。母亲换来的银圆藏在宿舍，居然被偷了，这让顾锦屏难过了好一阵。大米卖到天价，有时学校面临无米下锅的局面。省里特地调拨了一批粮食救急，储存在太仓郊区的米仓。学校领导发动学生们到米仓背米。顾锦屏和同学们一道，在一片慌乱中把米背回来。上海的混乱消息不时传到邻近的太仓，顾锦屏心想，这还是童年在崇明岛上憧憬的人间天堂吗？顾锦屏感到自己和同胞们活在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所有秩序颠三倒四到无法容忍。上海像是一个病人，浑身发炎溃烂的伤口，大罗神仙也救不了。当时，苏北解放军正在跟国民党军队打仗，淮海战役到了吃紧阶段。国民党当局封锁了消息。当时，太仓师范的地下党组织在学校的壁报和墙报上，隐晦透露出一些解放军的消息，同学们课下就偷偷地讨论着。大家整天想啊盼啊，期待解放军赶紧南渡长江，把大家从这种烂到芯里的日子中拯救出来。

太仓解放的那天，顾锦屏第一次离漫天飘飞的子弹那么近。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快要毕业的顾锦屏，正计划着和几个崇明老乡回老家看看妈妈。战事正紧，国民党为了阻断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交通往来，封锁长江航路，回崇明的渡船被禁止航行。无奈，顾锦屏只能在学校里埋头苦读。到了傍晚时分，老师突然来到宿舍：“今晚有大事，千万不能出门。记住没有，千万不能出门！”听罢，顾锦屏赶紧躺在床上，屏气凝神起来。学校一直有地下党活动，他们办的墙报上，不时隐晦地透露出一些快要解放的消息，顾锦屏心想，久盼的大日子要来了。

不久前，太仓地下党员陈有庆接到上级指示，要求他赶到上海戈登路835号华盛薄荷公司，与有关同志接头，接头人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王峰——太仓地下党组织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王峰要求陈有庆了解清楚国民党各级机关的人员编制、枪械、弹药等，国民党警察武装和地方武装的装备、编制等，保警大队、自卫队及城郊一带的保安团以及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情况。陈有庆千方百计完成了任务，将情报送到了王峰手中。

后来，王峰再次给陈有庆下达任务，要求太仓地下党组织于十天之内绘制出一幅“太仓敌军军事设防地图”。陈有庆明白，如果不是到了攻城拔寨的阶段，上级党组织是不会这么要求的。陈有庆扮成了香烟小贩，其他同志扮成收废品的，他们白日里在太仓城晃荡，左瞧一眼，右问一嘴，不久，县城东南西北的布防情况就大致摸清楚了。夜里，陈有庆在油灯下画图，详细绘出敌人阵地、碉堡、暗堡、战壕、火力点及武器装备等。他知道自己画错一笔，就可能是多少战友的命。陈有庆发现，东门的防守力量薄弱，他在地图上特别标明“东门守军较弱”字样。一天，在昆山正阳桥至火车站的大道上，陈有庆约王峰秘密见面，将缝在夹袄中的地图交给了他。五月十二日，解放军就是依照此图，从东门攻入了太仓。

五月十二日黄昏，主力部队从毛家市出发，越过浏太公路，直逼太仓城。大部队踏着夕阳的余晖，大踏步地行进。晚上八点多，战斗打响。在扫清东郊镇的敌人之后，部队直扑太仓东城门。解放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同时派出精悍的爆破组炸开东城门，城里霎时炮声轰隆，火光冲天，子弹崩突，百鸟惊飞。裹在被子里的顾锦屏听着声响，仿佛子弹嗖嗖飞过耳畔，鼻尖似乎闻到了子弹出膛的硝烟味。他的心跟着揪了起来，默默为胜利祈祷。八十三师二四八团一营三连乘势率先从东门冲入城内，城内守敌获悉东城门已破，便纷纷弃城南逃。当日深夜十一时，太仓全境解放。五月十三日上午，太仓县委、县政府机关进驻县城。县长浦太福发布告示，宣告太仓县人民政府成立。

胜利过后，政府开会，要择日在太仓县大礼堂开庆祝大会。当时上海还没解放，国民党特务探听到消息，扬言要派飞机轰炸礼堂。政府临时决定，把大会地点换到了太仓师范的礼堂来。顾锦屏和同学们有幸能跟解放军指战员们一起，在学校庆祝新政府诞生。当大家听县长作报告时，两架轰炸机果真盘旋在县城上空，投下两颗炸弹，原来决定要开会的地方被夷为平地。后来，学校领导在防空洞里开会，认为新政权刚刚取得胜利，县城里还混有不少国民党特务，轰炸可能不止一次。当天夜里，政府接到情报，国民党很有可能再搞突袭。学校连夜要求学生撤离，躲到十几公里外的沙溪中学去。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才正式原址复课。

国统区的学生思想复杂，学校开始组织政治教育。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号召全国人民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一边倒”。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新政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规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以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教育、外交等基本政策。这些都成为政治教育的内容。自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面貌，开始在顾锦屏眼前展现。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同学们参军参干，到心仪的岗位上施展抱负。顾锦屏在太仓师范读书已经两年半，看到同学们一个个离开学校，走上新的人生，他心里也痒痒的。按照既定规划，读完师范，他要去当小学老师，可他并不想这样。这里面有着现实的考量。当时小学老师的收入，大多依赖学校收取的学费，学生多、条件好的学校，老师能多拿点，大多数小学老师的待遇并不好。况且，自己这么年轻，真要把一生都安放在一所小学校里吗？

一颗光滑的天鹅蛋，哪怕生在嘈杂的养鸡场也没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为学习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国家亟须培养大批俄语人才。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在市委召见时任时代出版社社长姜椿芳。姜椿芳当时三十七岁，正是风华正茂干事业的好时候。在办公室，刘晓向姜椿芳传达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决定：“我们要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四部为基础，在上海创办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学校，名字就叫‘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组织决定，姜椿芳任校长，原来参与筹建华东革大四部的李钟英、王其祥、杜方炯也赶赴学校报到，参加学校筹建。同时，华东革大调配了原为筹建四部做准备的涂峰任上俄副校长，金昔明任教务处主任，张茜（陈毅市长夫人）任教育股股长。此外，还有数十名南下干部组成工作团队。

后来，姜椿芳回忆说：“约在开国大典之后不久的十一月间，上海市委通知我去谈一个问题。我应命前去，市委第二书记刘晓同志接见我。他说：‘党决定办一所培养俄语人才的学校，一要赶快筹备成立，二要用速成的办法进行培训。’”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还不到一年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上海俄文学校的招生简章，简章内容包括招收高、中、初三级学生三百名，规定了相应的招生条件，介绍了学习年限、时间及待遇问题。这份以姜椿芳个人名义发表的招生简章，被顾锦屏和很多太仓师范的同学看到了。招生简章在学生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最终，包括顾锦屏在内，一共有八位太仓师范的同学组团去上海报名考试。

从太仓到上海，要坐长途汽车，班次不固定，费用也高，同学们哪能负担得起这笔不菲的车费。既然坐不起四个轮子，就靠两条腿吧。一行八人从学校起步，先步行二十多里到昆山，昆山有直通上海的铁路，大家再沿着铁路走到上海去。已是初冬时节，两条狭窄的生锈的铁轨，像是两道锋利的刀片，铺展在顾锦屏眼前，在太阳的照耀下泛着银光。铁路两边绵延出去一大片田地，远处三三两两地横着几间农舍，烟囱里有青烟吐出。天色暗了，原先热烈交谈和欢声笑语的大家，此刻都沉默不语，疲惫地向前走。顾锦屏觉得，这条长长的铁轨根本望不到尽头，一直在延伸、交替、重叠、反复，就像儿时崇明稻田里那割不完的苜蓿，割完一茬还有一茬，走完一截还有一截。他只想快一点，再快一点，身旁的风和火车经过时的汽笛都引不起他的注意，耳畔只有脚步摩擦地面的沙沙声。

到了，顾锦屏和同学们立即报名应考。考场外，他们听说报考人数有好几千。既有大学毕业生，也有失业者，年龄大多在三十岁到四十岁间，有的算是顾锦屏的父辈。大家文化程度不同，有学生、店员、教授和法官，还有当年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等。考试内容分三门——国文、外语和政治常识。国文写一篇作文，题目是《为人民服务》，政治考《共同纲领》，英文考几道必答题。看到考题，顾锦屏高兴坏了，这些内容他都熟悉。学政治课时，他就去新华书店买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单行本，《共同纲领》他也下功夫研究过，再加上初中时就打下的英文基础，顾锦屏考得还算轻松。录取名单公布，顾锦屏榜上有名。他的作文写得好，得感谢一位姓马的国文老师。马老师经常辅导顾锦屏写作，他得知顾锦屏考中，还从工资里拿出几斗米的钱来资助顾锦屏。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上海俄文学校揭晓通告》，公布了首批录取学生名单。因报名人数超出预期，学校最终录取三百九十六名学生。年仅十六岁的顾锦屏，终于成了上海俄文学校的一名学子。他像是一只闯入一片葱茏森林的小鹿，满眼都是芬芳的绿意。

三

少年郎，望远方。

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至十日，录取的第一批学生陆续报到入学。正值寒冬，顾锦屏裹着一件厚厚的棉服，站在校门前，抬头望向门楣上一排用作装饰的松柏枝，像在欣赏一幅古画。它们皮粗如龙鳞，叶细如马鬃，枝叶参差，绿得盛大恣意，在顾锦屏的眼皮下，尽情舒展着朴拙的曲线。顾锦屏很少见到这种生长缓慢、成长周期长的植物，但他知道，眼前这饱满的植株、浓绿的叶色不是一蹴而就的。身旁隆冬风厉，眼前百卉凋残，但贯四时、历千霜而不凋不陨，也就只有这松柏了。冷风卷过来，暴露于风中的松柏枝依旧巍然肃然。顾锦屏扛不住冷，他缩了缩脖子，打了一个喷嚏，便踉跄地朝校舍走去。

市委要求学校办“速成”教育——“速建、速育、速用”，但姜椿芳面临“一无校舍、二无教师、三无教材”的局面，办一所学校，可谓“从零开始”。招生计划拟定、学校选址、教师选聘、教材编订……他都亲自参与。上海暨南大学不久前停办，上海俄文学校最初的校舍被安排在宝山路暨南大学二部，一九五〇年二月又搬迁至暨南大学一部。这两地原是上海沦陷时期建造的日本中学校舍，年久失修，多处损坏，最初只有南大楼和东大楼两栋教学楼可用。两栋楼靠一个玻璃走廊连接，大门设在东体育会路上。四排简陋的棚户房作为男生宿舍，墙是由竹片编成的，抹上泥灰也就成了“墙”。每个房间里摆几张上下铺的床，中间再摆几张桌子。同学们既在这里住宿，也在这里开小组会。大大小小规格不一致的课桌椅挤在一个教室里，不是腿这缺一块，就是桌面破个窟窿。起初食堂也没有，大家打完饭就坐在宿舍里吃。同学们每天上课自习，没人觉得苦。学校干部的寝室，既是办公室，也是会议室，课桌就是办公桌，椅子不够坐，大家就坐在床沿讨论工作。

尽管条件如此差，但姜椿芳想到的是自己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翻译过的一句话：“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天下一等一的好事，都是从艰难困苦中来的。不经难而成的事，绝不是好事！姜校长用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故事激励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没有生活用品，就干等着饿死吗？还是就地解散革命队伍？喝小米稀饭、吃盐水、泡野菜也得过！“自力更生”的“力”在哪儿？就在每一个师生的手里。天大地大肚子最大。姜椿芳跟师生们一起，首先建了简易的板房当食堂，此外还填平了学校门前的臭水沟，修通了两条从宿舍通往食堂和教室的煤渣路，这两条路被师生们命名为“劳动路”和“实践路”。待学校规模初具，姜椿芳多次请示上海市市长陈毅，又将西面一个部队的院子划给了学校。

学生们的家庭情况、成长背景各不相同，有些三四十岁的同学，还曾在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银行等单位工作过。学校定下教学目标：第一学期以政治学习为主，主要课程是社会发展史，旨在帮助同学们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课本里有一篇文章，是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从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阐述了劳动在从猿转变为人的过程中的作用。那时的顾锦屏还想不到，多年以后，他本人就是这篇文章权威版本的翻译者和定稿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领导、校领导轮番来作政治报告，宣讲党的方针政策。顾锦屏像是不会水的毛孩子，一头扎进了大泳池，边听边记边思考。

姜椿芳在苏联领事馆和苏侨协会的帮助下，聘请了当时在上海学历较高的苏联侨民教俄语，又从外地聘请了国内俄语界前辈夏仲毅教授担任俄语教研室主任，聘请吴克元、朱韵清、朱素清等几位俄语专家担任俄语教师。姜椿芳本想自编教材，但学校从筹备到开学仅两个月，时间根本来不及，就改用现成的大学俄文专修科曾使用过的俄语启蒙教科书、编著者署名为“贺青”的《俄文读本》。在日后的岁月里，同学们靠这个读本掌握了俄语基础。“贺青读本”本着“必需”和“够用”原则，给学生们提供了最基本、最必需的词汇和语法知识。课文配有结合现实情境的练习题，学了马上能用，书中还注意解释中俄两种语言的不同表达特点。后来大家才知道，“贺青”是姜椿芳的笔名。

清晨的操场上，同学们用脆生生的嗓子和不得劲的舌头练习着俄语发音。顾锦屏觉得俄语卷舌音最难。“рабочий（工人）”“крестьянин（农民）”……舌头每打一次卷，都要再费劲巴拉地抻直、摊平，简直是一场自我折磨。他和很多同学一样，恨不得在嘴里含几颗鹅卵石，好让舌头能永久地打成一个美丽的蝴蝶结，这样就不用起早贪黑地跟口腔死磕了。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九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东革大校长舒同、副校长刘格平等一早就到现场检查情况。下午陈毅市长来了，简单吃了碗面条后便步入礼堂。开学典礼拉开帷幕，礼堂灯火通明，台上台下摆满桌椅。主席台上陈毅、舒同、刘格平、姜椿芳等一一就座。姜椿芳穿着中山装。台下席地而坐的顾锦屏对姜校长有过误解，因为他曾见姜校长穿过笔挺的西装，以为是民主人士。原来，姜校长是长期战斗在文艺战线上的地下工作者，资深共产党员。现场还邀请了苏侨协会会长齐布诺夫斯基、秘书奥柯夫，塔斯社上海分社社长叶夏明，以及时代出版社的苏联投资人匝开莫等嘉宾。

陈毅市长在掌声中走上主席台，为大家作报告。他不用讲稿，不用话筒，洪亮的声音在礼堂里回响，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讲起，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陈毅市长的演讲归结到大家所学为何的“大哉问”上来：“新中国俄语工作者，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应去掉单纯的技术观点和雇佣的职业观点。有了正确的观点，学习俄文才有用。用这种语言工具去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服务我们中国的革命建设……”

陈毅市长的话给了顾锦屏极大鼓舞。如果说此前自己报考俄文学校还是出于现实考虑，那么此时此刻，他的内心有了新的希望。新中国成立，新校园建成，新学生入校，新老师就位……是啊，四周弥漫的都是欣欣然的气息，崭新的诗篇在新鲜的空气中孕育着。窗外的枝头萌发新的花蕊，天边的云层露出新的晨曦，迎面而来的春风撩起每个人青春的秀发，顾锦屏感到生命充实而笃定，他像是一枚炮弹，炮膛里装满了火药，瞬间被点燃，一股极大的热能和推动力让他加速移动，飞速升高，自由飞行。

开学典礼后，姜校长请来作家夏衍、记者柯蓝、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经济学家沈志远等各行业专家，给同学们作报告。学校给每个班都配备了苏侨教师，负责俄语教学。大清早，学校的空地上，同学们苦苦练习着俄文卷舌音，背俄语单词。课余饭后，宿舍里、操场边经常飘荡着哼唱《喀秋莎》的歌声，聊天时，大家互称对方的俄文名字。有时候姜校长也给大家讲课，同学们都爱听。后来，有位名叫庄寿仓的同学回忆：“姜校长作报告时总是站着讲。讲话的主题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性的，也有教学和时事。似乎没有讲稿，一口清晰、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娓娓而谈，不徐不疾，没有抑扬顿挫，却有轻重快慢，没有生硬说教，却又循循善诱，没有华丽辞藻，却又生动活泼。一两个小时过去，同学们似乎还没有听够。”

与此同时，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和蒋介石不甘心失败，时刻想反攻大陆。蒋介石利用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传递消息，接连派飞机轰炸上海，城市电力、供水单位和一些基础设施都遭到攻击。学校附近的公共设施都布置了防空区，里面有高炮、高射机枪等可以随时应战的武器。家家户户接到上海市委通知，开始储粮、积水、囤煤，以防短时断供。走在上海的街道上，顾锦屏发现，商店平日干干净净的玻璃门窗上贴了防震贴，以防空袭时玻璃碎碴儿震落伤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帮着住户们在窗户上贴纸条，大型商店的落地窗还贴上了透明的明胶纸。市政府还给每户人家发了煤油和蜡烛的购买凭证，以应对断电之虞。顾锦屏看到这些横七竖八的纸条，心里有点紧张，便回到了学校里。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中午十二点刚过，顾锦屏正准备睡午觉。突然，窗外响起了防空警报，一位老师跌跌撞撞冲进宿舍，大声疾呼：“敌机已到上空了！”同学们还来不及反应，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顾锦屏耳边仿佛一声惊雷……几声巨响接连传来，随之是玻璃碎裂的声音，混着呼叫声、哭喊声和慌忙的脚步声，大街上乱作一团。顾锦屏趴在窗台上，发现杨树浦方向升起几股浓黑的烟柱，一片火光霎时燃起，原来杨树浦电厂被炸了。不断有消息传来：从杨树浦路隆昌路往西，到许昌路自来水厂附近，有好多民房被炸。杨树浦发电厂遭受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大部分发电设备被毁，上海的工厂车间几乎全都停工停产，居民的生活电力供应也被中断，商店关门歇业，一到夜晚，街区伸手不见五指，像是一座死城。市政府实行灯火管制，要求每户每天只能点亮一盏灯，而且限时。在学校，顾锦屏和同学们只能点蜡烛看书学习。中央向苏联提出援助请求，苏联政府派来一个米格-15战斗机中队，同行的还有一批在东北基地培养出来的中国飞行员。同时，调来了一批射程更高的高炮予以反击，不少蒋介石的飞机都被打了下来。生活秩序恢复后，学校组织同学们到复兴公园参观被击落的国民党飞机残骸。看着眼前的一堆破铜烂铁，顾锦屏知道，蒋介石和他的飞机再也回不来了。

在国民党飞机不断侵扰的时候，校领导打算把学校迁到安徽芜湖，还在大会上做过动员。现在，飞机侵扰的隐患已经排除，学校恢复了安稳的学习环境。从一九五〇年第二学期起，课业就以俄语学习为主了。学校还挑选了一部分俄语成绩优异者，编成两个速成班，顾锦屏入选了。他所在速成班的班长，就是后来同他一起调入编译局的周亮勋。学校给速成班配备了教学经验丰富的俄语老师，开设语法课和翻译课。姜椿芳校长亲自上翻译课。顾锦屏是班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他本想多学点，没料到只学了两个学期就提前毕业，还被分配去了北京工作，自然既兴奋又紧张。

北上的日子终于到来。母亲没给他准备任何贵重的物什，父亲给的小木箱装着些随身衣物。顾锦屏知道，母亲虽有万般不舍，但她希望自己去北京。他明白，自己雏鹰振翅的一刻来了。顾锦屏紧紧攥着小木箱上的藤编把手，像是攥住开启命运之门的钥匙。他从家里出发，一路小跑，像是一只飞奔在秋日宁静阳光中的麋鹿，奔跑在他再熟悉不过的泥巴路上。他越过成片金黄色的稻浪，仿佛听到稻穗与稻穗在风中摩擦的声响，不时还有白色的芦苇花落在身上。他不停不歇，连气都顾不得喘，跑得额头沁出了汗珠，脸上一会儿红扑扑，一会儿白煞煞。拎在手里的木箱，咣里咣当，像是挂钟的摆锤来回晃动，撞击着顾锦屏的大腿。后来，他觉得自己的步子像是汩汩冒出的山泉水，连续而激越，过去的日子像被这泉水洗濯，在脑海里变得清晰而生动起来。他一翕一张的鼻尖，似乎还闻到了瓜果的甜香、酒酿的醇香、稻田的清香。怀念、紧张、兴奋、忐忑、好奇……种种情绪在心里碰撞，他想不了太多了，双腿像是踩着云朵，很快赶到码头。这个通往上海的渡口，顾锦屏几年间不知来来往往多少次，他熟悉这里的每一粒沙尘、每一株野草，仿佛是自己生命的延长线。四野静穆，阳光藏匿在云层之上伸着懒腰，站在渡口的顾锦屏像是一个孤独的感叹号。他买了船票，大步迈上甲板，走到船头，还是回望了几眼。稻香终要远去，芦苇终要远去。不一会儿，他便把目光转移到波光粼粼的江面，给渡口留下一个瘦弱的身影和清澈的眼神。

回到学校，顾锦屏同一起北上的同学会合。等到九月中旬，二十六位意气风发的同学，在王光老师的带领下，坐上了上海到北京的列车，奔向新的人生。

四

到了北京，顾锦屏和同学们被安排住在前门中组部的招待所。

没事的时候，顾锦屏喜欢在前门一带游走。这里就是伟大的首都、祖国的心脏——北京！顾锦屏一路走一路瞧，卖药的同仁堂，卖鞋的内联升，卖帽子的盛锡福，卖刀剪的王麻子……一家家商铺沿街敞着大门，伙计丝滑的吆喝声好听极了。一家综合市场门前，停着一辆伏尔加牌的轿车，威风凛凛，顾锦屏知道这是苏联大使馆的车。建筑也好看，正阳门箭楼、五牌楼、中华门、棋盘街、天安门、景山，远处还有依稀可见的北海琼华岛上的白塔……走到五牌楼，顾锦屏抬眼一望，上方装饰着鲜红的五角星和红旗，牌楼下挂着一排红灯笼，像是列队在欢迎路过的客人。走得累了，他就跳上一辆铛铛车，在前门和西直门之间往返。售票员胸口挂着一枚哨子，一旦人齐整了，售票员就吹哨示意司机发车。

坐上车，顾锦屏仔细观察着。车上有一名司机，一名售票员，都是男性，身穿蓝布制服，头戴蓝色加檐帽子。有时车开半道，会上来一位穿着毛料制服的查票员。售票员肩头挎着一个黄色皮袋子，铜圆、铜圆票、毛票都放在里边。车票各段有各段的颜色，放在票板上，乘客付完钱用红蓝笔一画，再交给乘客。有上了年纪的老头儿老太太上车了，他马上走过去搀一把，扶到座位上：“来来来，给老人让个座儿，人岁数大了，站不住。”清脆的声音在车厢里响起。

没多久，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便受中组部委托，来招待所考察顾锦屏和其他同学，以便分配单位。局里来的是干部科科长丁守和，还带了一位女翻译。丁科长翻看同学们的档案，看完后再逐个谈话，询问家庭情况、俄文学习情况。顾锦屏有些紧张，他对丁科长说：“我才十八岁，俄文学得不多，完全服从分配。”几天后，顾锦屏就和同班同学周亮勋一起，被分配到编译局。当时编译局有两个业务部门，翻译室和编辑室。顾锦屏被分配在翻译室哲学组，组长是林利，她是“延安五老”之一、开国大典主持人林伯渠同志的二女儿。周亮勋被分配在编辑室，主要负责编辑出版《学习译丛》杂志。《学习译丛》主要翻译苏联报刊《布尔什维克》《真理报》《哲学问题》上的一些理论文章，政治、经济、哲学、文化领域都有，是国内党政领导、理论界了解苏联当前思想理论动态的一个窗口。

顾锦屏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翻译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里面的哲学词条。小年轻顾锦屏，哪懂什么哲学呢？《简明哲学辞典》编者之一尤金教授，在苏联理论界享有崇高声望，长期在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担任过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出版总局局长。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他还担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他来到中国的经历，也颇为“传奇”。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莫斯科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的大钟刚敲过十二响，毛泽东主席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所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抵达苏联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专列从北京到莫斯科行驶了十天。专列还拉了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等物品，作为给斯大林的七十岁生日贺礼。后来，林利回忆说：“在为斯大林祝寿之际，向斯大林说明中国这些年的基本情况，并请斯大林派使者来华，以便直接了解情况。据说当时苏联哲学家尤金就在座侧，毛主席当时就说，就请派他来华吧。而斯大林果然就派了尤金作为他的使者于一九五〇年来华。”

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尤金偕夫人来中国，一到就前往中南海作报告，现场由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局长师哲、副局长张锡俦以及毛岸英同志作翻译。后来，尤金考察和讲学的脚步遍及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武汉、西安等大城市，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陪同。随行人员中，就有担任讲学翻译的林利，编译局杨志超同志担任他的生活翻译。林利知道尤金的重要地位，对是否能完成任务心里没底，一直在打退堂鼓。她对陆定一说：“我的哲学知识只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那一点，怕是翻译不来啊。”陆定一宽慰她说：“知道这些够了！”尤金的报告会规模空前，来听的人都是当地的高级领导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尤金在报告会上援引大量西方哲学观点，林利翻译起来很吃力，急得满头大汗。

尤金的访问，林利全程陪同，一日三餐吃在一起。有一天，林利心血来潮问尤金：“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们的道德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尤金觉得这问题很有意思，回答说：“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极为丰富，人们就不会有贪念。到了那时候，人人都能随时拥有许多衣服，二十双或者四十双鞋子，那么这个人也就没必要把四十双鞋子放在家里了。”林利知道，此次尤金来华还肩负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商量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事宜。当时商定了由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毛主席和斯大林晤谈时的苏方翻译费德林和师哲二人翻译，再送莫斯科付印。

《简明哲学辞典》一九三九年曾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参考资料出版。尤金把新增订的《简明哲学辞典》的清样交给林利，要求提前译成中文，有些条目先在《学习译丛》上发表。哲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庞大的词汇对于十八岁的顾锦屏而言，无异于天书。那时的他，连艾思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通俗读物《大众哲学》都没读过，怎么有能力翻译《简明哲学辞典》里的词条呢？不懂就学，硬着头皮干吧。顾锦屏像是拧紧了发条的机械表，一刻不停地边干边学、边学边干。他到图书馆找俄文版的哲学书看，既学俄文，也学理论。那段时间，他重点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初步了解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他像一尾游入海洋的鱼，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成为他锋利的牙齿和强壮的肌肉。他晚上十二点前几乎没睡过觉，凌晨五点多就起床工作，翻译好的稿子交给林利、何匡、刘水等老专家修改。顾锦屏的翻译水平和技能，也在一次次学习、一次次改稿中提高。

编译局有个很漂亮的花园，有假山有水池。顾锦屏就住在假山附近的一栋老旧的二层宿舍楼里，一层的平房是工作间。每当翻译累了，顾锦屏便搁下书笔，走出房门，到院子里的湖心亭逛逛，他的目光便会和玲珑而参差的假山相遇。那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像是某个远古巨兽遗留下来的骨架。远远看去，那些石头黑黢黢的，有的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水，有的金刚怒目，有的菩萨低眉，一动不动地被流水环绕，仿佛太初之时就坐在那里。顾锦屏想，真水绕假山，假山流真水，还真有点辩证的味道呢！

北京的冬天特别冷，风飕飕地刮。住在简陋的平房里，连痰盂都会结冰。寒冬里，取暖全靠生炉子。南方人顾锦屏望着眼前铁皮制成的、水桶一般的铁坨子，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请来局里的勤务员帮忙。勤务员先在炉膛里放些木柴，再用锤子把大块的煤球敲成小块放进去，再用废报纸点燃木柴，拿扇子对炉门不停扇风，不多久，煤块被点燃，炉里就噼噼啪啪响起来，火罐冒出烟雾，发出红光和温热。

哲学组充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氛围，领导和同事不分你我，打成一片。一年多后，除了哲学，顾锦屏也翻译一些其他文章。有一次，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宇宙起源尘埃说”的稿件，要求顾锦屏翻译，译好在《学习译丛》发表。顾锦屏一个头变成两个大，文章里提到的科学家他一个都不知道，涉及的科学理论他都看不明白。这样的稿件，就连刘水这样的老翻译家也没办法。局里请了中宣部科学处的龚育之帮助，才把这篇稿件翻好。一篇篇译稿像是一片片雪花，在顾锦屏的手头飘飞和融化。一年后，顾锦屏把一篇翻译好的稿子交给何匡审改，何匡对他说：“好了，以后你翻的稿子不用再给我改了，你还要给新来的同志改稿。”

一九五三年一月，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首要任务是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为此，局里一度安排了一百多位工作人员参与。除了少数从延安来的有翻译经验的老同志，还有曾在大连《实话报》工作、有翻译经验的同志，其他都是外语院校毕业的年轻人。一九五三年三月，对《斯大林全集》的翻译，拉开了这项“大任务”的序幕。顾锦屏当时忙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翻译，没有参与其中，但这项工作确立的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标准，却为顾锦屏和编译局的同志坚持至今。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已有苏联外文出版社的中文初译稿，由刘少奇一九五二年访问苏联带回。大家觉得，这部译稿质量不高，语言风格老套，有些地方译得不够准确。编译局决定重新译校，师哲、陈昌浩、姜椿芳三位局领导和好几位苏联专家一起投入这部编译局的“开山之作”。翻译期间，局里组织了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中心就是清末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信”和“达”大家都没意见，关于“雅”则产生了分歧。经过一次次讨论，大家把理论翻译，尤其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的标准界定为“意思正确，译文通顺”，至于“雅不雅”“如何雅”，不在标准范围之内。对于年轻的翻译者，老同志还教导说，翻译必须与研究相结合，译者要成为专家型翻译，而不仅仅做文字的搬运工。这要求译者要弄清楚原著的理论内涵，避免译文与原文貌合神离。可以说，这些宝贵经验给顾锦屏的翻译人生上了结结实实的一课，这些披沙拣金形成的标准，也成为编译局日后工作的“金科玉律”和“定海神针”。

后来，编译局要新建办公楼，哲学组便搬到南宽街十三号办公。这里原来是马连良的公馆，编译局花了三千匹布买下来，先作为北京俄专的校园用。中间有一个漂亮的小院，局长师哲住在这里，后面一排平房，顾锦屏和同事们就在那儿办公。有一天，师哲走出院子散步，刚好碰到从平房办公间出来的顾锦屏，两人便聊了起来。顾锦屏对师哲说：“师局长，翻译很难，我俄文基础一般，又缺乏理论功底。”师哲对他说：“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是读师范的，我也读过师范。你中文底子不错，只要你肯钻研，一定能干好！”师哲局长的一番话，给了顾锦屏莫大鼓舞。

关于翻译工作，后来师哲回忆说：“有一次毛主席对我说，翻译工作不仅要精通两国语文，也还要熟悉它们的文学、艺术、历史、风俗、生活习惯、人情世故，而且要不断学习，汲取新的东西，以充实自己，否则就难以应付局面。”

顾锦屏的初显身手，是一九五四年翻译列宁的《哲学笔记》。《列宁全集》各卷翻译工作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开始，顾锦屏承担的《哲学笔记》，是列宁研读哲学著作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所作的笔记汇编。在书中，列宁关于黑格尔《逻辑学》和《哲学史讲演录》的摘记占有很大篇幅，内容艰深，翻译难度极大。编译局请来马列学院的苏联专家吉谢辽夫，为大家前后作了二十五次系统的讲解，林利现场翻译。后来，吉谢辽夫的讲稿结集为《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五六年出版。哲学组全体同志边听讲、边吸收、边研读原文，一九五六年中文版《哲学笔记》终于出版。全书由林利审定，顾锦屏参与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译文的改稿和审稿。虽然只承担了一篇的审稿，但对于顾锦屏而言，他已迈上了翻译业务的第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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