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威廉，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广州市作协副主席。出版小说《野未来》《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倒立生活》等，文论随笔集《无法游牧的悲伤》等。另有意大利文版小说《行星与记忆》《第二人》以及韩文版小说集《书鱼》在海外出版。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金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意大利弗朗切斯科·贾姆皮特里国际文学奖等数十个文学奖项。

缘 起

这不是一场事先精密规划的旅程，甚至一开始多多少少有些被动的意思。

我的小说集《野未来》在意大利翻译出版后（意大利文版书名为《行星与记忆》），引发了一些反响，翻译家兼出版人皮克女士（她的中文名叫雪莲，后文都将使用中文名）邀约我去意大利参加文学活动，时间就定于2024年的五月底。没多久，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院的罗季奥诺夫教授（他的中文名叫罗流沙，同样，后文都将使用中文名）邀请我参加第四届中俄青年作家论坛。他早在第二届时就邀请过我，当时我有事没能成行，而这次的活动时间正好定在2024年五月初，可以跟意大利的活动连在一起，我便应允了。

但我感到了一点焦虑：手头有很多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在外边待那么长时间，是一种不可想象的奢侈。是的，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觉得这次出行是一次轻松的旅行，而是认为它是文学工作的一部分。

此外，世界局势变幻莫测，各种不确定的风险日益增多。尤其俄罗斯，还是一个正在战争状态中的国家。2024年3月22日，莫斯科近郊的音乐厅遭受恐怖袭击，根据俄方事后统计，死亡人数为144人，受伤人数为551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很多朋友知道我要去俄罗斯的时候，都表示了关切。但人是很奇怪的，越是这样，越是激发了我去现场进行观察的心愿。

我也不免揣测，在这种大环境下，俄方会不会取消本次论坛？事实证明，俄方没有，甚至没在工作群里表示出某种消极的态度，而是一直积极通报活动的准备情况。这个论坛由著名翻译家、上海外国语大学郑体武教授和俄罗斯作家协会外委会主席奥列格共同发起，2015年首届论坛在上海举办，此后由中方和俄方轮流举办。由于疫情和战争等原因，距离上届论坛已经过去了四年。我在这里提及这个论坛的小史，是想说，这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政治活动，而是来自文学界和学术界的长期的文化交流。可能还得普及一下：俄罗斯作家协会跟中国不同，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所以，他们为了这次活动，在筹集经费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是不容易的，活动的后半部分由圣彼得堡大学支持，才有了更好的保障。

随着活动日近，需要办理机票、签证等事务，这才发现，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直航取消了，需要从土耳其中转。此前知道俄罗斯被各种制裁，但没有触及到这么具体的问题。这下好了，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有了一个“不得不”的理由，这座古老的城市被纳入行程表，让我感到惊喜。我开始同时办理三个国家（或地区）的签证，这是前所未有的，促使我下定决心：既然都如此了，那这趟就再多走几个地方吧，干脆从亚欧大陆的东头走到西头好了。于是，法国、比利时、荷兰也被纳入了行程表。这几个国家保持了我在路线上的延续性，而且各自具备一定的代表性：法国是欧洲内部在战略方面最自主的国家，比利时是欧盟和北约的总部所在地，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实际上大部分历史演变都集中在亚欧大陆上面，因此这片大陆上面有着最为沉重的历史负累。很多扭结的现实问题都来自于历史的积累，所以不能在一朝一夕化解。我从中国出发，正好历经四大文明板块：中华文明，斯拉夫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冲突或说竞争最激烈的几种文明形态。欧亚大陆也被称为“世界岛”，它是面积最大的一块陆地，在战略学家看来，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控制了世界。所以这里战争不断，苦难深重，是大国博弈最惨烈的场域。如今，能够只身横穿这片大陆，我应该感到足够的庆幸，并不是谁都能有这样的机会。

除了空间上的考量，还有时间上的契机。很多人说2024年是世界大变局之年，研究玄学的朋友说2024年是“九紫离火运”的开端年，好吧，那无论从现实政治层面还是神秘文化层面，今年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暴风雨来临前，一个作家打开头脑中的天线，把欧亚大陆走一遭，是一次难得的亲眼目睹世界状态的机会。虽然现在是一个互联网信息很发达的时代，我们似乎对于外在的世界并不陌生，但是信息的背后少不了舆论场的权力斗争，一个地方的生活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除非亲身前往，否则也只能是来自于视频与新闻塑造的某种想象。更重要的是，媒介上的信息永远也无法替代面对面的交流。在很多时候，面对面一句话都不用说，都能胜过媒介上的千言万语。

有人会说，仅仅是走马观花，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吗？我对此从不担心，我原来学过好多年的人类学，知道“文化震撼”就发生在你接触异文化的那一刻，随着你对异文化的逐渐熟悉，你对很多的事物将重新变得习以为常起来。这在我随后的旅程中得到了印证：当我对某些事情感到震惊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却觉得稀松平常，不值一提。因此作家只要能捕捉到“文化震撼”的那个关键性时刻，就足以发掘出很多的东西。而在此之前，其实并不用作过多的知识准备。过多的知识会拥塞我们的感官，会提前形成某种偏见的立场。而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的立场是质朴和简单的，那就是永远站在人本身的立场上。所以，千万不要给我贴什么标签，我前往这些地方，不代表我就完全认同这些地方的一切，我只是一个观察者和体验者。这原本是常识，但在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的芜杂，身份认同与观念立场越来越敏感。每当想到这种状况，我就感到文学依然如此重要，它让我们可以暂且悬置价值评判，只是去看、去听、去想，甚至去行动。

我没有过留学经验，此前去过的国家也不算多，因此对于异域还保持着足够强烈的兴趣和敏感度。尤其是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由美国主导的持续多年的全球化趋势开始加速收缩，中美在各个层面的博弈都在呈现出新的形态，这给我带来了观察世界的基本视野和深刻的问题意识。不过且慢，这么说，好像我要写一本学术著作似的，实际上我并没有那样的雄心壮志，我是一名小说家，我最熟悉的是故事、人物和细节，还有抒情与沉思，我就是希望以这样的轻松方式来记录行走的过程，我作为叙事人将扮演好自己，力图真实呈现我这个主人公的现实经历与心理活动，也会穿插讲述别人的故事。文学将成为一种取景器，贪婪地吸纳所能望见的一切，将个人、历史与世界杂糅在一起，不分彼此。因此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记，也不是那种关于异域知识的文化散文，但它究竟是什么我不想去定义，我想的只是它不是什么，因为“它不是什么”会给我带来充分的自由，也会给你们带来秩序之外的惊喜。文学的本质就是可能性，不是吗？

那么，让我们忘了所谓的文体，就这样开始吧。

——题记

突如其来的大雪与导弹般的地铁

（2024年5月8日）

早上五点就起床，去广州白云机场候机。趁着这个时间，用手机写好了《科幻立方》的栏目主持人语《远未完成的地球科幻》。虽然带了笔记本电脑，但是使用频次越来越少，很多工作都用手机来完成，尤其是小工作。大工作指的是超过五千字的文章，我则喜欢使用台式机。一个大屏幕有利于我看清长文章的结构。

本次飞往莫斯科的航班经停北京，我跟作家侯磊汇合，结伴同行。这是非常巧合的事情。原本我订了经停乌鲁木齐的航班，被取消了，他也是从别的航班转过来的，居然凑到一起了。我们实际上距离上次见面并不久，广州作协的一个青年作家研修班年初请他来讲课，我们还一起吃饭聊天。他这几年的写作都围绕着北京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生长，他是一个怀旧的人，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他的精神盛宴。

在北京才正式过海关，出关的人并不多，很快办完了手续。国际登机口的区域，商业设施很少，只有一家星巴克。我们吃了点心，喝了咖啡，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旅程。对于写作的人而言，俄罗斯意味着一种文学的高度，因此，我们的心情是兴奋而愉悦的。我想，一个不爱文学的人士前往俄罗斯，一定不会感受到我们这种心情。

在飞机上读加拿大作家沃茨的科幻小说《模仿》，一部设定非常复杂的小说，还有高科技造出来的吸血鬼，很烧脑，不知道何时能读完，可这也是我带它的原因。另一本是法国作家布朗肖的《最后之人》，晦涩而美妙。我带这两本书，就是知道我读不完它们。一本容易被读完的书，会让旅途变得寂寞。如果这书故事性太强，还会干扰旅途的空间，让你跌进另一维度的文学空间。也正是出自相同的原因，我没有选择携带俄罗斯文学书籍，我需要获得一种疏离感。我不想营造一种文学朝圣的心理暗示，我希望能够轻松自然地抵达俄罗斯，从而用感官直接接触它。这会让我更敏锐。

飞机上还提供了伏特加，我喝了一杯。不知过了多久，昏昏沉沉中，飞机的广播提示：莫斯科快到了。我急忙从舷窗望下去，晴空万里，大地上铺满了郁郁葱葱的森林，以及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这让我有些吃惊，没想到位于寒带的莫斯科能有如此苍翠和浓郁的绿色，而且那种绿色富有层次感，不像热带植物那样芜杂。数小时前从舷窗望下去，都是冰封的雪原，尤其是经过乌拉尔山的时候，能够看到极为萧瑟却壮观的雪山群落，黑色的山谷与白色的冰河像是怪兽被切开的肌肉纹理。

此刻是当地时间下午六点，北京时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我有了一种偷窃时间的小欣喜，五个小时的时差，就是我此刻偷到的。但我也深知，我迟早得还回去。时差给予我最深刻的体悟其实是空间的重要性，空间不仅带来了时差，而且还带来了时间的秩序。我们正是在特定的空间之内才能定义时间。这一点，当我们仰望星空，以及今后进入星空的时候，将会越来越重要，凸显为人类新文明的核心问题。

下了飞机进机场，看到了墙上的大画，应该是致敬军人的，但使用卡通的方式，淡化了那种现实层面的严酷性。排队过海关，这里中文的语言标识似乎比英文还多一些，仅这个细节就已经蕴含着太多的东西。过了关，在下电梯的位置，又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广告：中国银行宣传人民币，一双手在刺绣。上边写了一个短句：共襄锦绣。不知道这句话是如何翻译成俄文的。

拿到行李之后，走出机场，发现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飘起了大雪，而且越来越浓密，拦住了我们望向远处的目光。寒冷，给人迎面一击。幸亏带了羽绒服，临行前还犹豫，因为广州已经热到穿短袖了，看莫斯科的天气预报，似乎也还好。经过一番理性思考：羽绒服虽然占据空间，但并不占多少质量，不如带上。

此刻的我是如此感谢彼时的我。

郑体武教授和作家甫跃辉已在候机楼等候多时，跟他俩汇合后得知，前来接应的车因为等不及我和侯磊，已经拉着大部队先走了。显然，这里的出租车不像中国机场，出门排队就行，郑教授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搞定车辆。我们等了许久车才来，我们刚走到户外，头上、身上就被白雪覆盖，如此大雪是久违了。上车后，我留意到，这个车是中国产的哈弗。都说俄罗斯人酷爱这个牌子的车，看来所言非虚。

透过车窗，可以看见莫斯科市中心的商务中心（CBD），也是一片玻璃幕墙大楼林立的地方。我们入住的地方在莫斯科大学附近，外观看上去还不错，门口立有雕塑（应该是一个仆人，他的腰上挂着酒壶，这让我想起了俄罗斯人的喝酒文化），门楼也颇具厚重的历史感。郑教授告诉我们，这个老宾馆是很有名的，叫体育运动宾馆，附近便是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曾经也叫列宁体育场。进到前厅，是手持旗帜的少先队员雕塑，作为中国人感到很亲切。我看到了一个高大的柜台，那是苏联时代的产物，柜台之宽阔像是一片平原，需要眺望坐在里面的工作人员。那是一个老太太，她得知我们没有打印电子护照，让我们把相关文件发到一个邮箱里。我们发送了好几次才弄成功。老太太有些手忙脚乱，被困在宽阔柜台围起来的小空间里，就像是一个在战场上驾驶坦克的士兵。

这里基本上是一个英语失效的地方，因此，这一切的交流都有赖于奥列格先生的帮助。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腰板非常直，走路稍微前倾，步伐有力。他的身上有一种质朴的气质，让我有时会想起中国民间的老者。人老到一定程度之后，种族什么的就没什么差异了，再老下去，甚至性别都没什么差异了。所以说，人类应该以老人的尺度去建设文明的秩序，以此获得足够多的宽容和慈悲。太多观念、立场的差异所带来的仇恨，在这样的尺度观照之下，你会发现，都是细枝末节的，都是可以避免的。

在进电梯之前有个小插曲。电梯非常狭窄，一次最多只能承载三四个人，里面凸起的按键显示着上世纪的美学风格。一个大个子的俄罗斯青年和他的女朋友本来已经进了电梯，但他又带着女朋友出来了，一定要让我们先上。

终于来到了房间。如果是上个世纪，这一定是非常好的房间，甚至门廊的装饰还有点贵族气息，但如今来看，就显得比较简陋了，尤其是桌面上的小电视，还是敦厚的立方体，让我完全没有打开它的欲望。我准备洗漱一下，结果发现自己马虎大意，忘记带电动剃须刀了，房间也没有提供刮胡刀，甚至牙刷也没有。我想等会可以去超市看看。

简单休息了一会儿，奥列格招呼我们去吃饭，见到了三名中国女作家：三三、李婉和顾文艳。前两位此前就是比较熟悉的朋友了，三三是小说家，李婉是诗人，她们的作品我都是喜欢的。走出酒店，旁边有一座小型宫殿样的建筑，原来就是地铁站的入口。奥列格站在检票口，手持地铁卡，为我们一个一个地刷着。走进去之后，发现地铁位于极深的地下。电扶梯的速度非常快，站在上面，你会看到光源不在天花板上，而是从扶梯之间的位置上一根根向上竖起，像一根根巨大的蜡烛。这种由下向上的光源投射方式比较特别，让隧道更显示出原始洞穴般的幽暗质地，也多了一层浪漫，抵消了轰隆隆的扶梯声音。到了地铁层，是宫殿一般的巍峨气象，厚重的墙面上有着各种细腻的巴洛克装饰，还有名人的雕塑。而且，接下来看到的每一站，都显示出不同的艺术风格。郑体武老师说，这里有很多以作家、诗人命名的站：普希金站、契诃夫站、屠格涅夫站、马雅可夫斯基站，其中马雅可夫斯基站是最华美的，曾获得过世博会大奖。后来，我自然是看到了这个华丽的地铁站。我暗暗想，中国好像没有一站地铁是用诗人、作家命名的。

莫斯科地铁建成于1935年，距今已经快百年了。地铁站内的有些机械设备也许过时了，但这地下建筑依然是如此辉煌。你会暗自感慨，莫斯科地铁站充分显示出苏联（成立于1922年）这个特殊国家在早期阶段的那种雄心。给人感官造成巨大冲击的是：地列进站速度特别快，还伴随着恐怖的呼啸声，那一瞬间像是导弹来袭，我在其他国家的地铁站从未听见过如此大的呼啸声。

出了地铁站，马路对面就是我们即将吃饭的餐厅。雪依然在下，但落在地上就变成了水，一群年轻人说笑着走过。大家顺带聊起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大制裁，就连麦当劳都退出了俄罗斯。现在的麦当劳，在俄罗斯换了个名字继续营业。按照郑体武教授的翻译，现在俄罗斯麦当劳名为“好吃就得了”。言下之意就是不要再纠结食物之外的任何东西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这家餐厅不小，此刻已经晚上八点钟了，还坐着不少顾客。我们拿起托盘，选择自己想要的食品，最后再由奥列格去统一结算。相较于中餐，感觉煎炸类偏多，绿色蔬菜少也在意料中，但要说最大的不同，就是主食，没有白面、白米，而是黑面包、藜麦和糙米，比较符合现在“健康人士”的餐饮观念。但对当地人来说，这只是饮食习惯罢了。

吃完饭，乘坐导弹般的地铁回到住处附近，奥列格又带我们去购物。他很贴心地准备了卢布，为我们提供兑换。有人准备了美元，也有人只有人民币，他都照单全收。目前人民币兑卢布的汇率大概是1:12，考虑到当地已有接待，我只兑换了八百元人民币。拿到了千元面值的卢布，忽然感到自己很富有。

这家超市规模不小，小麦类食品和肉类非常丰富，显示出生存资源的富足。各式各样的面包，让我都很想尝尝，但奈何有心无力。颜色鲜艳、汁液饱满的小番茄引发了我的兴趣，我购买了一大袋，还有一大瓶纯净水。接下来，就是寻找电动剃须刀、指甲剪、梳子，前两者我忘带了，梳子我从来不带，因为国内宾馆都有。可惜，这些东西怎么找都找不到，只买到了刮刀，好吧，那就用这个吧。在国内我也忘带过剃须刀，手机上下单，骑手很快就把一个价值几十元的国产电动剃须刀送到了我手上。而就在十年前，我买过一个飞利浦的电动剃须刀，印象很深刻，因为要八百元。

这时，侯磊提议，可以买洗发水、沐浴液，因为担心宾馆里的小袋装不够用，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个提议相当英明。可奥列格已经回家了，我们失去了嘴巴和耳朵，我们拿着一瓶全是俄文的洗液，用英文问售货员这是洗头的还是洗身体的，但英文行不通，那就上肢体语言，用手比划脑袋，又比划身子。售货员是位偏胖的女士，她的双手在身前比划，原来这是沐浴液，不是洗发水。重新拿了一瓶，我在头上比划，她也在头上比划，这事终于成了！哈，这异国上演的小品，在场者个个都一脸严肃，无人发笑。就靠这种方式，我们买齐了洗发水和沐浴液。

回到宾馆房间，一阵疲惫袭来。虽然从转换空间的过程中偷窃了五个小时，但身体显然不认可，它无端端多工作了五个小时。因此，简单洗漱后，一躺下便昏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被楼道里巨大的奔跑声惊醒，似乎有很多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但太困倦了，连害怕都忘记了，翻身又睡着了。

红场在阅兵，我们在聊文学

（2024年5月9日）

早上起来，望向窗外，只有高处的雪还在，比如树梢和房顶，其余地方已经看不到雪的踪影了。来到一楼吃早餐，看到了一名女老师带着十几个学生也在吃早餐。我忽然意识到昨晚的奔跑声应该是孩子们的狂欢。孩子们看向老师的眼神怯怯的，并非十分活泼。这些学生应该是从“外省”来莫斯科学习的，不知道他们是学什么的，但都穿着红色的运动上衣，让人揣测是不是学体操的。俄罗斯的艺术体操实在是给人印象太深了。

郑体武教授推荐我吃一种奶粥，品尝了一下，确实不错。顾文艳已经带着笔记本电脑在一边的桌子上工作了。她是华东师大的教师，研究比较文学，也是小说家。我对早起工作的人都怀有敬意，包括偶尔那样做的我自己。

我们今日的第一站，是去看普希金的雕像。这时，我才知道今天是二战胜利日，红场举行大阅兵。我觉得这真巧了，但转念一想，这应该是俄方专门的安排。也好，感受下这个特殊日子的现场氛围。

街上戒备森严，军人们维护着秩序。据说我们行走的这条路，等会儿会有军队经过，可以顺便看一眼。雪已经变成了雨夹雪，我将羽绒服的帽子立起，把脑袋缩了进去，变成契科夫笔下的“套中人”。街上的人步履匆匆，很多人都缩着脑袋，“套中人”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多，不独在这里，而是在任何地方。尤其是网络带来了最大的透明之套，人们通过数不清的新闻标题看待世界，而在现实生活中缩紧了身体，生怕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或事有所接触。

街上红旗招展，有些人手持小旗子，上面有普京的照片，而普希金的雕像已经在望。看新闻得知，俄罗斯在莫斯科胜利公园里边还办了一个大型展览，全是从乌克兰前线缴获的各类北约武器，用以提升他们国内的士气。

我们不去胜利公园，我们站在普希金雕像下边合影。这个塑像的姿态其实有点怪异，普希金的右手伸进衣服左边胸口，似乎是在决斗的时刻，只是不知道他是准备掏枪，还是已经中弹，在捂着伤口。很早就听人说过：“如果红场是莫斯科的心脏，那么普希金广场就是莫斯科的灵魂。”如今，这个心脏处于愤怒和复仇的状态中，而这个灵魂暂时沉默着。这个塑像基座上刻有普希金的一句诗：“在这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并且还为那些不幸的人们，祈求过怜悯和同情。”这句诗依然没有过时，残酷、自由与同情，依然是这个世纪的关键词，不仅仅是在俄罗斯。这个广场曾经叫“苦行广场”，在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更名为“普希金广场”。普希金曾写了一首抒情诗叫《纪念碑》，诗中说：“我给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是的，虽然站在他的纪念碑前，但我再一次感到，非人工的纪念碑才是更永恒的，因为它建筑在人们的心中。

然后我们去参观叶赛宁雕像，就在马路对面。叶赛宁热爱普希金，他曾写道：“面对普希金像，暗自思忖，多么希望拥有他的才情——他成为了俄罗斯的命运。”他实现了他的梦想，他跟普希金现在遥遥相望。

过街道的地下通道时，看到地下商场在卖花，众人便商议买花献给叶赛宁。刚刚忘记给普希金买花了，他收到的花太多，应该不会在意的。在买花的时刻，我看到好几位年轻人站在那里看手机，里边播放的是这个时刻的阅兵直播内容。不知道他们此刻的内心真实感受，但我恰好知道，就是这个地下通道，曾经在2000年爆发过一次恐怖袭击，死了十几个人，受伤者更是近百。暴力，恐怖，死亡，在诗歌与鲜花的间隙就这样存在着，一不留神就会迎头撞上。

叶赛宁的塑像展示了他极为年轻的面庞，他很帅气，二十一岁出版第一本诗集，三十岁就自杀身亡了。“诗人之死”是文学史上一个沉重的精神话题。我们把鲜花放在他的脚前。虽然他命运多舛，但他被爱神眷顾，一生拥有多次传奇恋情，尤其是他跟美国舞蹈家邓肯的恋情，至今想来依然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不懂英语，邓肯不懂俄语，俩人不知是如何沟通的。爱情是可以超越语言的，但能超越语言的爱情很少。

午餐依然是自选俄餐。吃了藜麦、肉丸和鱼。我想要点肉汁浇在藜麦上，说了英文juice，服务员不懂，后面的大厨纠正了我的发音。大厨是位资深美女，脸部有微整容的痕迹，笑容可掬，她给我的寡淡的藜麦上淋上了肉汁。我说了句刚刚学会的俄语，撕把西巴（谢谢）。

饭后，在融雪的寒冷中，缓缓走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这是俄罗斯最大的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各类艺术精品达到十万余件，目前在展的就有四千多幅珍贵的油画作品。每个人都得脱去大衣挂在衣帽间方得入内，这原本是一个例行的安检行为，但我觉得甚为愉悦，一则是因为大衣笨拙，二则有种回到家中的错觉。

在这迷宫般的画廊，对我们作家来说，除了观看一些极为有名的世界名画，主要目标就是寻找俄罗斯作家的肖像画，这才是我觉得像回家的根本原因。终于，我们找到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尤其是后三位，让我尤为触动。也许因为上午已经拜谒了普希金，而且我是小说家的缘故，后三位对我的写作或写作观念有着更加直接的影响。这三幅画其实很常见，在各种文学书籍内都容易看到，但现场观之的感受还是完全不同，首先是尺寸超出之前的想象，巨大而生动；其次，原作能够令人更直接地体会到作家内在的灵魂气息。我赶紧站在画边合影留念。还不过瘾，又一步三回头，通过距离的变化，来感受作家肖像的视觉变化与精神冲击。

钱钟书曾有句名言，大意是作家是鸡，作品是蛋，读者吃蛋就好了，何必在意鸡长什么样。在我来看，这种观念显然是古典观念，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了。包括后来的新批评以及后现代主义，也认为对完成的文本来说，跟作者已经毫无关系，作者已死。我曾在很长时段内是部分认同这种观念的，直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我才意识到作家本人对于文学的重要性。就文学文本而言，一个机器生成的文本跟一个人写出的文本，如果没有差异，只有两种情况：要么这个人的写作是失败的，毫无个性可言；要么机器已经获得了独特的生命意识。因此，在新的语境下，作家本人将是文学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维度，作家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变成文学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样观念的激励下，我才会把本次旅程中的点滴写成文本。

参观完，大家排队购买纪念品，这是不可免俗的旅游常态。这时郑体武教授告诉我们，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俄方新增加了一个项目，就是跟莫斯科当地的作家进行交流，地点就在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而且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也会来参加。

俄罗斯作协是民间组织，要靠市场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公益热心才能支撑下去。当然政府也不是完全不管，那座宏伟的苏联作协大楼交给了俄罗斯作协支配，可以继续作为办公和活动场地，另外还有一些相关房产可以用于出租，保证了机构的基本运作。能够近距离参观俄罗斯作协，并且跟当地作家交流，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到了21世纪的今天，出国门只是看风景、看文物、看历史，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不论你是什么职业，当你开始旅程之后，一定要和当地的人接触、交流。无论对方是任何阶层的，任何种族的，任何信仰的，都要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接触和交流，你才会获得对他们的真实印象。当然，一个人是不能代表一种文化的，但一个人代表了一种文化当中极为鲜活的部分。

俄罗斯作协的大楼非常巍峨，如教堂一般。走进前厅，有一位年轻作家的塑像，大家都不认识，奥列格忙去了，也就没人解答。向前走是前厅，再右转是今天的活动空间。进去坐好之后，我看到左边墙上挂着历届俄罗斯作协主席的照片，有四位，但坦率地说，我都不认识，我只知道苏联作协的首任主席高尔基，以及后来的阿·托尔斯泰和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曾率领苏联作家代表团参加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在这四幅画的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石膏雕像，我确认了是肖洛霍夫的头像。《静静的顿河》，静静的肖洛霍夫。扭转视线，看向这个空间的右前方，那里矗立着托尔斯泰的半身像，在他的不远处，站着普希金的全身像。总的来说，有一种比较混乱的感觉，我说这个毫无贬义，我的意思是在这个空间中，设计者似乎不知该以怎样的秩序把这些作家放在一起，若让我设计，我也犯难。

不必去追溯蒙古统治以及莫斯科公国等古老历史，俄罗斯给我的印象主要就是四个时期：沙俄时期，苏联时期，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每一个时期较之上一个时期都是急转弯，充满了文学的戏剧性。每一次急转弯，都对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其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不如说俄罗斯是文学民族，非理性的情感始终在深处支配着这个国家，既荡气回肠，又苦难深重。

在交流活动开始之前，有个小型的开场仪式。除了中方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之外，俄作协主席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伊万诺夫也来了。一开始我不知道他是作协主席，他挺着大肚子，穿个迷彩服就来了，我以为他是个在这里工作的工人，因为有很多中国工人喜欢穿迷彩服，这种服装结实耐用，干活方便；但很快，我看到他胸前挂着很多勋章，我又猜测他是写军事题材的作家；可奥列格介绍他是现任作协主席，我吃了一惊。据进一步了解，伊万诺夫曾参与过车臣战争，但做了俘虏，被关押长达113天。他回来后，将这段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十一月的枪击》，他在这本书的卷首有一段献词，大意是：“俄罗斯特殊部队在车臣地牢中找到我，并将被俘的我解救出来，我对他们怀着永恒的感激之情。”我没读过这本小说，不知道他具体是如何描述的，但这又让我暗暗感慨：作家这个职业，可以把任何不幸的、羞耻的经验转化为文学，从而丰富人类对精神世界的认知。否则，一个只剩下新闻的世界该多么无趣和可怕。更何况，未来的新闻都是AI生成的。

前来参加活动的还有著名作家尤里·科兹洛夫，他是《俄罗斯长篇小说报》主编，他的长篇小说《预言家之井》经翻译后在中国出版过，是一部政治幻想小说，写的就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现状，有工业财团的圈钱内幕，有恐怖分子夺权的阴谋，还有“热点”地区背后的利益冲突，被中国出版社定义为“俄罗斯新实验小说”。我跟他在肖洛霍夫肖像前合影留念。他瘦高个，一头银白，很有气质。我问他最喜欢哪位作家？他脱口而出：维勒贝克。这让我没想到，维勒贝克是法国当代作家，我以为他会说个俄罗斯作家的名字。他抱歉地说有事要先行离开，因此我们无法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了。

接下来是轻松自由的交流时间。俄方精心准备了茶歇，面包、奶酪、火腿和伏特加，就摆在前厅的桌子上。中俄作家围着桌子，吃着东西，刚开始不知说什么才好，甫跃辉端起酒杯，就跟俄罗斯作家喝了起来。在酒精的作用下，大家逐渐放松下来。由于两个人的加入，交流气氛一下子又变得很好了。一个是奥列格的儿子，他会说中文，因此可以直接和我们交谈。他并没有从事跟中文有关的工作，而是在某个能源公司上班，他会中文是奥列格让他学的。事实上，奥列格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高材生，但他那会儿学的是阿拉伯语，阿拉伯语至今仍然是该东方学院的重点学科。另一个人是女作家阿辽娜，她会英语，跟顾文艳聊得很高兴。甫跃辉参加过前几届论坛，他和阿辽娜互相想起了对方，于是伏特加的碰杯频率明显加快了。

我很想跟评论家安德烈聊聊，我们年龄相仿，他是俄罗斯作协青年委员会主席，负责联系很多年轻的作家。我跟翻译者骆雨晴说了想法，她很乐意帮忙——她目前在莫斯科师范大学留学，这次专程来为我们当桥梁。评论家安德烈看上去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但他会认真回复我的问题。他告诉我，俄乌战争以来，也有很多会员去了前线，目前已经有数十人阵亡（他说了一个准确的数字，可我记不清了）。聊到这里，我们变得无言。阵亡者里边肯定有他的朋友。他变得阴郁和悲伤。我十八岁成人那年正好是21世纪的第一年，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这个世界大致都是和平的，而且我相信还会越来越和平，直到俄乌战争爆发。现在还看不到它结束的迹象，不能预言会以怎样的方式、在什么时候结束，但它所带来的历史改变，一定要在结束之后才会完全显现出来。一个作家所能肯定的，那就是和平与人性，面对每一场战争，作家都希望是最后一场。

交流活动快结束时，我跟两个安德烈合影，还有一位是写小说的安德烈，我们的年龄依然相仿。小说家安德烈刚刚获得拉斯普京文学奖，这是俄罗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学奖。我读过拉斯普京的小说，是很喜欢的，尤其是那部《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小说讲了一个逃兵回家的故事。在这里讲述这个故事特别合适：小说的主人公也叫安德烈，他是一名士兵，在卫国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受伤几乎死去。他极度思念妻子、家庭以及和平的乡村生活，因此他在伤愈后逃到了家附近的荒山野岭中。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军法处置，所以他白天藏起来，晚上跟妻子秘密相会，使多年未育的妻子怀上了孩子。这样一来，村里人开始怀疑他的妻子，在一次被人跟踪的情况下，他的妻子怀着羞愧和绝望的复杂情感投河自尽，而安德烈得知后逃进了茫茫无垠的西伯利亚荒原。

我们走到户外，远处正在放烟花，二战胜利日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

活动结束后，我们被送到宾馆门口。俄方人员都回去了，只剩下中国作家。我们意犹未尽，还想继续散步聊天。郑教授带着我们散步，他聊起了曾经在莫斯科大学的留学时光。年轻时的他就在这附近的公园里，在月光下，大声朗诵着俄罗斯诗人的诗。他至今依然可以背诵俄罗斯的名诗名篇，这几天不时给我们分享一两句，每每让我为之一振。我看了眼今晚的月色，想象着那个曾经的文学青年，那个曾经的文学时代，深深意识到：怪不得郑体武老师能把叶赛宁、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赫列勃尼科夫等等白银时代的大诗人的作品翻译得那么好，原来他是那么热爱诗歌，那么富有诗情。正是他的翻译，让我们领略到了原作的风采。尤其是他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全集——《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上下册）》，是很多诗人、作家（包括我）的枕边书，我们会常常聊起里边令人惊艳的诗行，比如“你把浪花的絮语填进/脆弱的贝壳之墙”。诗歌翻译是最艰难的，是一次重新创造，郑老师用自己隐藏在月光下的全部诗情焊接了俄文与中文。

我们走到了新圣女修道院，修道院连着一座著名的墓园。很多名人葬在里边，比如赫鲁晓夫和叶利钦。赫鲁晓夫的墓碑很有意思，由黑白分明的大理石构成，左边是白的，右边是黑的，意思是要一分为二来看待他。他如果有灵，估计会说，那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得用这种墓碑了。没想到的是，中国最早的布尔什维克王明也葬在这里。原来，他于1956年到苏联看病，就再也没有回国。

凉风一吹，甫跃辉体内的酒精上头了，他走路开始摇晃起来。郑教授说，这是“散脚”了。确实，脚步散开了，像毛线团一样。但跃辉不时拉着郑教授的胳膊说，反正我跟着你就不会错。看来他的求生本能还很强。

在街上走了很久很久，居然没看到几家饭店。如果在中国街道上散步，如果看不到饭店，那一定是走到荒郊野外了。我意识到自己找饭店是因为饿了，晚上的茶歇饮食耽误了我们的正餐。好在走回宾馆时，困倦感已经替代了饥饿感。在宾馆大厅，郑教授宣布，明天离开莫斯科，去瓦尔代。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告别莫斯科了。但一想到还有漫长的旅程，心中就释然了。睡前，我对自己说：你的莫斯科完全是一个文学的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