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关怀系一飞 ——1955年访日代表团归国记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国际会议。根据预定行程，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从香港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飞赴万隆参会。
为了暗杀周恩来，破坏亚非会议的召开，国民党当局在香港的特务，买通了香港启德机场的一名清洁员。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经停香港时，在飞机右翼轮舱处安放了定时炸弹。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途中，在北婆罗洲西北海域爆炸失事，机身坠入大海，石志昂等中国代表团先遣人员及越南代表团人员、中外记者等11人全部遇难。
一
这是一起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政治谋杀事件，但因周恩来访问缅甸临时变更行程，阴谋没能得逞。
此事件让国际社会强烈震惊并谴责。
周恩来不惧恐怖威胁，如期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并以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力挽狂澜，为万隆会议的成功举办，发挥了巨大作用。会议形成的“万隆精神”，对稳定世界局势、解决国际争端，带来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新中国打开外交新局面、提升国际威望具有关键意义。
继“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在万隆会议期间，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又密谋组织28人敢死队暗杀周恩来。中国政府代表团采取了严密安保措施，在印尼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挫败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阴谋。
在万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仍关心着两件事：一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和善后情况，他嘱咐工作人员，把烈士的骨灰保护好，他将亲自带回北京；二是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做好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贸易代表团38人的安全回国安排，确保万无一失。
二
万隆会议期间，我父亲雷任民正率中国贸易代表团在日本访问，谈判和签署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问日本的贸易代表团，由中国主要贸易公司、银行、海运的代表以及经济、纺织、电机、造船、银行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全团38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官方交往的大门完全关闭，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通过促进中日民间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创造条件。
1952年和1953年，中国贸促会和日本贸促团体分别签订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但由于日本政府不予支持，这两次贸易协议都未能充分实施。为促使日本政府出来承担责任，此次访日，雷任民以中国贸促会代主席和中国对外贸易部常务副部长的双重身份担任代表团的团长。行前，周恩来在3月10日、13日，两次与雷任民谈话，研究对日贸易计划和赴日贸易代表团的有关事宜。
1955年3月29日，中国贸易代表团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从香港飞抵东京。日本各界人士云集羽田机场，机场铺上红地毯，警车开道。代表团下榻的帝都饭店前，旅日侨胞舞龙弄狮，燃放鞭炮，欢迎代表团。
访日期间，雷任民与日本政商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往。代表团访问了东京、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等城市，除正式谈判外，代表团曾出席了26次欢迎宴会、41次座谈会，参观了19个工厂，和日本各方人士代表3000多人见面，中日两国媒体全程跟踪报道。
5月4日，雷任民同日本贸促团体代表签署了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为推动日本政府承担责任，促进双边贸易关系的正常化，此次签署的文件，将前两次的“协议”改为“协定”，虽还不是政府协定，但具有同政府挂钩的含义。日方正式言明鸠山首相对协定支持和协助的态度；副总理陈毅也立即表示支持，《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
中国贸易代表团原计划访日结束后，乘印度航空公司包机经香港回国。但协定签订后，日方迟迟没有接到代表团回国的行程安排。日方十分疑惑，不知代表团在等什么，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
1997年，雷任民接受北京电视台《新中国外交》采访中谈到：
“我率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周总理正在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总理马上给我来电报：不要坐印度的飞机回国，我给你们另做安排。并指示：回国计划，严守机密。”
“总理的安排十分周密，通过苏联派了一个商务船。苏联需要先与日本方面有买卖，才能派船到日本。苏联的商务船到了横滨，我才通知日方，我们要回国了。他们说：明白了，明白了。”
三
我在整理父亲遗留的文件中，看到父亲1992年的一篇文章《周恩来拓展外贸渠道重谱中日关系史》，文中写到：“当时，我国没有任何代表人员驻日本，许多安全和联系工作有赖于日本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但同国内的联系成为难题。曾参加签署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的松田竹千代先生，当时任鸠山内阁的邮电大臣，经他的努力，日方同意中国代表团使用密码，通过苏联驻日本代表处发送密电，解决了我们和国内的联络问题。代表团能及时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并即时接收国内指示。特别是代表团回国的安排问题，就是从这条通讯线路获得顺利解决的。”
5月6日，雷任民在帝都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到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的印象、收获以及对今后中日贸易发展前景的展望。感谢了日本各界，包括经济界、贸易界的友好接待和新闻界的大力支持。同时，宣布代表团将于即日从横滨乘坐苏联货轮取道海参崴回国。
代表团告别住了近40天的帝都饭店，服务人员在门口列队欢送。在“东京—北京”的歌声中，代表团乘坐汽车离开饭店前往横滨。
在横滨港口，代表团告别了日本朋友。全团人员登上苏联货轮“多布罗路霍夫”号，取道津轻海峡，穿越日本海，驶往海参崴。在津轻海峡上空，美军的直升机一度低空盘旋跟踪，飞行员的身影清晰可辨。
“多布罗路霍夫”号上的苏联船员对中国同志非常热情，他们腾出自己休息的舱房，但货轮的船员舱房有限，代表团的多数人员也只能在船舱席地而睡。大家十分激动兴奋，对周总理的关怀充满感激。
此次访日，代表团的每个成员都经受了考验。当时的日本，政治环境极为复杂，中日两国间没有邦交，日本右翼反华势力猖獗，美蒋在日本的势力也兴风作浪，代表团既要开展工作，完成访日任务，又要做好“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思想准备。中国贸促会会史《贸促春秋》记载：“雷团长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这次出国，有中央领导，有日本广大朋友和侨胞帮助，不要过分紧张。出去当然有风险，但不必害怕，烛老（李烛尘，中国贸促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委、访日代表团副团长）70多岁了，一点都不害怕，年轻人怕什么？我们代表国家，执行国家任务而去的，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任务，相信一定能完成。”
访日期间，父亲雷任民得知“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失事，石志昂等同志遇难的消息，极为痛心。
石志昂是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曾随父亲参加过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展开了一系列反封锁禁运活动。我家至今还保留着父亲和他在日内瓦莱蒙湖畔的最后一张合影。
“多布罗路霍夫”号在日本海航行数天后，安全抵达海参崴。苏联当地市长早已接到通知，热情地接待了代表团。次日，安排专列，送代表团取道绥芬河抵达哈尔滨。
在哈尔滨，代表团进行了一周的休整和总结。数年后，父亲仍深情地对我说：“总结的头一条，就是我和全团同志对总理关怀的无比感激。”
当年随团访日的对外贸易部干部、从事中日贸易工作近半个世纪的林连德前辈，晚年仍对这段难忘经历记忆犹新。并以《海参崴·雷任民·1955访日》为题，赋诗一首：
借棹当年北道归，
深宵畅饮海参崴。
多蒙决策千钧重，
总理关怀系一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