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悲欢离合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诚如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说的那样：“此事古难全！”回望几十年的人生历程，除了在动荡岁月里经历风风雨雨，我在家庭生活里也遇到无数喜怒哀乐，其中有几次悲欢离合，真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1963年，我在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妻子刘崑是《中国青年报》驻河北站的记者，我们把家从北京搬到了天津。那年的春夏之交，我去秦皇岛参加河北省宣传部长会议，刘崑与报社的几位记者去邯郸的永年县（现邯郸市永宁区）采访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变化。他们刚到永年，还没来得及下乡，就被连续几天的特大暴雨围困在县城里，县城里的很多平房包括招待所都被淹了，他们被迫搬到一处地势稍高的寺庙。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电话线路全部中断，当我从秦皇岛给北京《中国青年报》的采访部打电话，询问刘崑在永年的情况时，报社的回答是：“联系不上，情况不明。”我得不到一点信息，难免心急火燎，尤其让我放心不下的是六岁的女儿还寄托于天津的大营门幼儿园，刘崑被围困在永年，我在秦皇岛开会，周末不能赶回天津接女儿，无可奈何，只好烦请老师把女儿带回她家。一家三口，分处三地，那牵挂、思念之情，真让人不堪忍受。我本来就患有神经衰弱症，那几天几乎彻夜难眠。过了些时日，大水终于退去，刘崑才绕道郑州、德州返回天津。灾后重逢，全家人相拥在一起的欣慰、亲热的情景，至今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说起与亲人的生离死别，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的祖父、祖母、母亲、父亲先后与世长辞，特别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大弟怀德的英年早逝。怀德在我家兄弟姐妹八个中排行老二，他比我小三岁，是我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玩伴——我们俩拼起两张八仙桌，兴高采烈地打乒乓球；在后院的墙上安上一个篮球筐，比赛投篮；找来一根粗竹竿，尝试撑竿跳高；一起读《鲁滨逊漂流记》《爱的教育》和《开明少年》《中学生》等书刊。我到上海读大学和到北京工作后，依然与他保持联系，无论是谈学习、谈健康还是谈人生，都有着共同语言，可说是情投意合，亲密无间。怀德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异，数理化特别好，他高中毕业后原本想报考航空学院，立志当一名新中国的飞机设计师，可惜体检时发现患有浸润性肺结核。在家休养两年后，他改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读完五年本科，又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基础医学部药理教研组读了三年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受到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张昌绍教授的高度评价，张教授把他视作理想的接班人之一。
怀德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从事药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勤于钻研，善于思考，治学态度严谨，教学经验丰富，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仍夜以继日地阅读、研究、编写教材、撰写论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从事避孕药的研究，荣获全国计划生育攻关项目一等奖、二等奖。八十年代初，他被选拔为赴美访问学者，在美国Mayo医学研究院进修，主攻胃肠道平滑肌的电活动，回国后为学校建立了电生理学和离体平滑肌研究实验室，从而为国内开展神经药理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他还带头到云南大理、贵州遵义、广西南宁讲学，热心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医学教育。二十多年来，他撰写论文七十多篇，出版专著《甾体激素药理学》，被誉为“成熟而富见识，坚毅而肯实干的年轻药理学家”。
就是这样一个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专业技术人才，竟把自己的健康状况置之度外。1985年底，怀德胃痛加剧，已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却误以为是慢性胃炎的老毛病又犯了，吃点胃舒平就能顶过去，仍坚持在一线教学。直到同事见他面色憔悴、病态明显，催促他立刻去医院就诊，这才发现胃部有肿瘤，当即住院动手术，几乎把胃全部切除。医生诊断为胃癌，分化度低，已是晚期，家人和同事因此心乱如麻，忧心如焚。
当时，我正在上海出差，为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做调研，闻讯后马上赶到中山医院的外科病房。他被隔离在一间小小的无菌室内，不能会客，我只能通过一个小窗户看看他。我写了一张小纸条递进去，让他保重，愿他早日康复，他费力地向我招了招手。没能说上一句话，我带着无限的怅惘和失落离开了……
出院后不久，到了夏天，怀德的病情开始恶化，新生的肿瘤压迫脊椎神经，疼痛一天比一天厉害，无论打多少止痛针，也无法缓解刺心的痛；各种新药土法也都尝试过，不见一点疗效。就这样折磨了两三个月，他预感来日无多，便让二弟滋德和我联系，希望我抽空到上海与他见一面。当我来到他的病床前，瘦骨嶙峋的他强忍腰部的疼痛，同我推心置腹地谈话。他不仅关心我的工作和健康，关心家乡几个弟弟妹妹的现状和前程，还十分挂念两个女儿思想、品德、学业上的成长，与此同时惦记着投寄国外的几篇论文没有修改定稿，科研奖金的分配等。我生怕长时间的谈话使他过于劳累，不得不含泪向他告别，迈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三回头地走到病房门口。当我再次向他挥手告别时，心中不禁升起一缕“怀弟，我们也许是永别了”的生离死别之思。当我回到北京后不久，传来了怀德逝世的噩耗，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禁放声痛哭，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才五十一岁，走得太早了，我不禁写下悼词：“质朴一生无所求，呕心沥血做学问。文章满腹未写尽，恨天有负忠厚人。”
说完生离死别，还要说说我们这个大家庭几次难得的团聚。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方方面面有了一点生气，春节前夜，我和几个在外地工作、求学的弟弟妹妹赶回家乡丹阳，与父母和小弟、小妹一起欢度春节。假日期间，全家人特地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这是父母与他们的八个子女留下的唯一一张全家福。此前，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家了，南下的火车异常拥挤，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我是踩在放置饮用水罐的木架上回到家乡的。那年，二弟滋德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海军的研究单位，穿上了海军军服，挺神气；小妹不满六岁，还没上小学。这张全家福记录了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欢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各自的命运。
2001年和2011年，我们这个大家庭又有过两次难以忘怀的团聚，分别以纪念父母九十诞辰、百岁诞辰的名义进行。这两次团聚相隔十年，小家庭的数量从十六个增加到二十一个，家庭成员从四十人增加到五十一人，其中参加聚会的人数从二十八人增加到四十七人。大家从祖国的东西南北中，甚至加拿大、美国、新加坡赶回来，令人遗憾的是缺少了英年早逝的怀德。聚在一起，话题极为广泛，可说是无话不谈：年纪大的，畅谈离退休后的生活和心情；正在岗位上拼搏的，交流各自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诉说成长中的愉悦和困惑；天真活泼的孙辈们，沉浸在游戏的快乐中。面对面的交流，比通电话、发微信、写“伊妹儿”更亲切生动、具体深入。
大家谈得最多、最集中的，是父母的遭际和他们为人处世的优良品德、作风。父母与辛亥革命同龄，他们既是国家求独立、人民求自由的见证人，也是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亲历者。在我们的心目中，父母心地善良，做事认真，为人厚道，生活俭朴，他们一生勤奋劳碌、含辛茹苦，却过早地离开人世，没来得及享福。每当我想起没能满足父亲再次到北京欣赏故宫文物和美术馆名家画作的愿望，父母甚至没品尝过北京的烤鸭时，内心满是歉疚。
经过充分交流，参加聚会的所有成年人对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历史和父母的经历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大家表示要恪守祖辈、父辈言传身教的“奉公守法”“勤能补拙”“诚信俭朴”“和衷共济”的做人、做事准则，更好地发扬孝敬父母、尊重老人、关爱兄弟姐妹、精心培育下一代的好传统、好作风。这可说是两次团聚的最大收获。
每次团聚，大家都到万善公园的万善塔前合影留念，并到老字号金鸡饭店品尝家乡的经典早点：水晶肴肉、蟹黄包、鳝丝面，味道鲜美，让人赞不绝口。
后来，二弟、四弟主持、编写了一本讲述家史的《大井头6号——一户普通人家的写照》，编印了《相亲相爱一家人影集》，以此表达对父母的敬重和怀念，定格至纯至真至浓的亲情。它们将作为我家的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