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俞胜，安徽桐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蓝鸟》，中短篇小说集《莱卡》《在纽瓦克机场》《寻找朱三五先生》《城里的月亮》，散文集《蒲公英的种子》等。作品入选《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曾获首届鲁彦周文学奖、第二届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第八届中国煤矿乌金奖等。

上午十点三十分，按照预定的计划，婚车要踩着二十八分钟后的点儿到来。李淑芹瞟着装在紫红色套装里的亲家郭雅玲，突然就后悔自己今天挑了这么一身深红色带梅花的复古旗袍。

“姐，咋不见我姐夫呢？”李淑芹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弟弟李富诚和弟妹钱敏从楼上下来了。

李富诚身高一米八一，理着板寸头，人到中年后身材也像姐姐一样开始发福，但不臃肿，给人一种高大魁梧的感觉。他西装革履，一身浅灰色西服套装，白衬衣系蓝领带。弟妹钱敏一张鹅蛋脸梳着学生头，带着珍珠耳垂，上身穿件浅茄色的针织短袖高领衫，下身穿件深蓝色的高腰百褶带一点鱼尾摆的半身裙，气质优雅且知性。钱敏喜欢挽着丈夫的胳膊秀恩爱，两个人结婚好几年了，还腻歪得像蜜月中的夫妻似的。

李淑芹见了弟弟和弟妹，只觉得眼前一亮，眉开眼笑地说：“也不知道你姐夫跑哪里去了，你们咋还下来了呢？”

“婚车一会儿就到了，我们出来迎接一下呀。”弟弟兴高采烈地说，弟妹呼应着点头，脸上挂着甜甜的笑。

这会儿，李淑芹只觉得弟弟和弟妹都成了自己的主心骨。主心骨也不对，应该是定海神针，不只是自己的，更是老董家的定海神针。有了这定海神针，儿子的婚礼心更里就踏实多了，娘舅为大嘛，今天任凭老刘家的虾兵蟹将如何操戈弄戟，也一定掀不起一丝风浪来。弟弟和弟妹在气势上已经压人一头，给她这个姐姐撑足了面子，亲家老刘家肯定不会小瞧老董家了吧，李淑芹充满期待地想。但是，不对！富诚也有心思，他目光闪烁，眼神里透露出心头的不宁。还有弟妹，你别看她脸上挂着笑，可那笑容后面却藏着一丝恼怒和隐忧。一定是因为艾瑶要领着乔乔来，李淑芹不安地想。

艾瑶是李富诚的前妻。乔乔是富诚和前妻艾瑶生的儿子，今年十一周岁。

富诚和艾瑶不是大学同学，但两个人都是同一级毕业的。富诚是沈阳化工学院91级的学生，艾瑶是辽宁大学91级的学生。同一座城市，同学的同学一起聚会，两个人就认识了。1992年认识的，到1994年毕业时，两个人之间的甜蜜就像徐志摩说的那样“浓得化不开”了。

1994年大学毕业。那一年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开始“双向选择”。但大型国企沈阳化工厂还是主动到学校来录取了一批毕业生，富诚就在这批被录取的毕业生中。可是富诚不想去，他有自己的想法。首先，月工资低。1994年，沈阳化工厂的月工资只有一两百元，干一个月都顶不上爹爹李兴海在街头修半个月的皮鞋。最主要的是，在1994年，“下海”已经成了一个时髦的词儿，形形色色、大大小小“下了海”的老板在沈阳街头像车辆一般地穿梭。国家政策鼓励人们发家致富，到了1994年，你还穷，就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自个儿没能耐。

富诚的确“穷”怕了，他青少年时的记忆一直伴随着“贫寒”二字。至于母亲下岗前的生活，那个时候富诚还小，已经不记得了。富诚只记得母亲下岗后的生活，家里过的是真正的计划经济生活——每一笔钱都要经过预算，每天买菜的预算只有五元钱。富诚的记忆中，母亲买菜一般都选择在黄昏时，因为这时候的菜价比早上时要便宜一些，但新鲜水灵的蔬菜在菜贩的摊子上搁了一整天，早就蔫巴巴的了。蔬菜也永远是土豆、茄子、黄瓜、辣椒和大白菜这几样。一个月当中，吃回荤菜都是有次数限制的。荤菜买得最多的还是鸡架，就是鸡的骨架——整只鸡去掉鸡腿、鸡翅、鸡胸等有肉的部分。有摊贩从肉联厂批发过来，在集市上贩卖。

一次晚饭时，父亲唉声叹气地讲起了这天修鞋时，有人向他说起的事：有个家庭，夫妻都下岗了，每天买菜的预算也是五元钱。就在前天，夫妻俩带着四岁的儿子到工人村这边农贸市场去买菜。农贸市场有卖豆腐串的，小孩子嘴馋，就吵着要吃豆腐串。这孩子的爸也是因为下岗了，心情正烦躁着呢，就顺手打了小孩儿一巴掌。自己的儿子，当爹的巴掌下去能有多重？但卖豆腐串的商贩看不下去了，生气地批评：“你这人咋这样呢，小孩儿要吃豆腐串，你就买串嘛！没有钱，我送你一串也行啊，干吗要打孩子呀？”夫妻俩原来都是要面子的人，这会儿受了摊贩的数落，又羞又愧，当天就买了一堆好菜，什么海参、鲍鱼、大虾都买回去了，重点是还买了一包毒药……邻居都很奇怪，这家人咋一天没动静呢，没听说、没见着他们去外地呀。邻居觉得不对劲，就来拍他家的门，拍不开就撬。等撬开门，一家人那个凄惨死相，让人胆战心惊，小孩儿的身子都佝成了虾米……

富诚听了，只觉得鼻子发酸，再看母亲米海兰，眼泪顺着两颊的沟壑哗哗地往下流。后来，富诚有个大连的同学，也跟他讲了这个相同的故事，只不过农贸市场的地址从沈阳铁西区的工人村移到了大连沙河口区的马栏子。富诚再次听到这个故事时，心酸的程度就减轻了，并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生出了疑心。

疑心归疑心，但富诚的确知道自己家中的不容易，平时花钱节俭得很。一直到上大学，冬天脚上就是一双厚棉鞋，夏天只有一双单皮鞋，外加一双运动鞋。富诚有了女朋友艾瑶，因为艾瑶的父母同样是产业工人，生活也很节俭，两个人在一起吃饭，顶多到各自学校旁边的小餐馆要份“萝卜猪杂”或者“木须肉”之类，价格每次一般不超过二十元钱，一个月也没有两次，艾瑶没有让富诚在经济方面感到为难。

那回，富诚那个大连同学的哥哥从南方倒来了一批高仿的耐克鞋。高仿得可以乱真，一双只要一百五十元，而正品的一双最起码要七八百元。艾瑶要过生日了，这是两个人认识的第二年，富诚想买一双高仿的耐克鞋作为艾瑶的生日礼物，便开口找母亲要一百五十元，富诚一般不向家里多要一分钱。但那天清晨，父亲李兴海还没有摆修鞋摊，摆修鞋摊是以后的事。父亲李兴海和母亲米海兰在早市上卖些针头线脑、袜子短裤之类。从家往早市赶的途中遇到了暴雨，狂风又掀翻了蒙在三轮车上的塑料布，那时候沈阳的空气脏，下场雨都下的是黑色的雨水，针头线脑、袜子短裤等都遭到了污染，母亲米海兰心情实在糟糕透了，富诚没选好时机要钱。米海兰当时听了，愁眉苦脸地说了一句：“咋又要钱呢，儿啊，妈这半个月时间都还没回本呢。”看着母亲那菜青色的脸，富诚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检讨，“妈，是我不懂事，这钱我不要了！”米海兰说完那句话又后悔了，转身从家中抽屉里掏出了十张十元的票子，富诚不肯要，米海兰硬塞到儿子手里。

那年，为了艾瑶的生日礼物，富诚跑到五爱市场，花了四十元买了一串珍珠项链。摊主赌咒发誓说这珍珠是百分百真的，不过不是天然的，是人工养殖的珍珠。富诚觉得别说是人工养殖的，就是人工合成的也值，因为它躺在包装盒里，闪着温润的光泽，他送的，艾瑶一定会爱不释手。

那天傍晚，富诚从爱工南街骑自行车，骑了半个多小时，来到崇山中路。艾瑶戴上富诚送的生日礼物，果然喜不自禁。那晚的“萝卜猪杂”，艾瑶说什么也不肯让富诚掏钱——艾瑶没问这条珍珠项链的价钱，她只知道，富诚为了送她礼品，也许要节衣缩食好多天。

那晚，他们相拥在崇山中路66号的松树林里，两个人都动了真情。富诚陶醉地闻着艾瑶清雅的体香，在她耳边发誓：等他毕业了，他一定不会亏待她，别人能拥有的，他都会让她拥有。

这话还在耳边回响呢，一转眼就毕业了。可是，化工厂月薪只有这么一点点，离富诚的理想实在很遥远。1994年的大学毕业生李富诚再也不肯重蹈父辈一眼就能看到头的人生。他那一届同班共有三十六位同学，其中家在沈阳的同学是七位，七位沈阳同学中，有六位是男的，只有一位女同学。六位男同学中又有三位被南方吸引过去了，进了沈阳本地化工厂的只有一位，富诚和另外一位男同学都选择了创业！那位女同学老家是沈阳郊区的，在苏家屯杨树林子村。老家只是女同学父亲出生的地方，女同学自己出生在市里。女同学的父亲当年是个学霸，从杨树林子村读书一路读出来，后来又“学而优则仕”，到富诚他们毕业时，已经做到市直一家单位的领导了。女同学近水楼台先得月，毕业后就进了铁西区的经委。

一听儿子大学毕业自愿放弃干部身份，要去创业当个体户，米海兰像在野外被细腰蜂蜇了一般惊叫起来。米海兰自己虽然是下岗工人，但她觉得自己当初进的工厂毕竟不是大型国企，所以说下岗就下岗了。而大型国企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使下岗了，兜底的保障都差不到哪里去。再说现在沈阳化工厂效益不错，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进了这家的厂子一辈子就好比进了保险箱，吃喝拉撒都不愁！下海哪是那么容易的呀，楼下老张家的儿子也说“下海”了，别人叫着“总经理”，折腾一年半了，老张没见过儿子往家里拿回一分钱，反而逼着老张四处替他借钱，老张都要自杀了——老张当年下岗都没有想到自杀，现在被当“总经理”的儿子逼得要自杀。“下海”和“下岗”都有一个让人心里打怵的“下”字。下海失败了，能不能游上岸都不好说，就算没呛死游上岸了，你再想进人家化工厂，门都没有！人家不但不要你，甚至连理都不理你。富诚咋这么糊涂呢！

米海兰是一百个反对，好话歹话说了几大箩筐，但米海兰在家庭事务中没有多少发言权，发了言也没有什么分量。1994年，李兴海已经不在街头摆修鞋摊儿了，他的皮具店经营得有模有样了，李兴海天天往家里拿票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李兴海说话一锤子定音！对于儿子的选择，李兴海思索了一番，表示赞同。

李兴海虽说只是个修鞋匠，但来修鞋的人，也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李兴海在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渐渐悟透了：当老板要趁早、下海要趁早。自己如果从年轻时就开始摆鞋摊，没准早就发了。当老板，不管生意大小都是为自己干，哪怕就是上街头摆个烟摊。不了，还是别摆烟摊，李兴海想起了自己和老婆米海兰去早市摆地摊的岁月。李兴海对米海兰说，你也别总拿老张的儿子说事，那小子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富诚踏实、又是大学毕业生，比咱见识多，这小子有野心是好事！国家都在鼓励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咱何必要把鸟的羽毛剪了，把鱼圈在洗脸盆儿里呢。

米海兰一听，只好偃旗息鼓，但心里还是对儿子的选择有几分不乐意。

富诚有父亲的支持，创业信心十足。富诚一开始做的也不是楼宇清洁工程，刚创业时的第一桶金来自自己生产的清洗剂。其实，说生产也不妥，与其说是生产不如说是勾兑。

富诚“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从不同的地方买来火碱、尿素和洗洁精母料，再分别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们调配到一起。学化工的富诚发挥专业特长，勾兑出来的东西，的确可以高效地去除地板和瓷砖的污渍。因为勾兑出来的产品呈膏状，所以富诚就把它取名叫“强效固体清洗剂”。“强效固体清洗剂”的外包装一开始用的是油皮纸，富诚自己都嫌这样的包装粗糙，到出第三批货的时候，他在油皮纸的外面就套上了像包装肥皂那样的纸盒包装——是从一家小型的包装印刷厂订制的。

艾瑶在大学学的是历史专业，毕业后到第三橡胶厂厂办工作。艾瑶的父母都是第三橡胶厂的工人，第三橡胶厂原厂址在铁西区云峰街与爱工街中间的北三路，是一家专门为飞机生产轮胎的工厂。

1994年时，艾瑶的父亲已经没了。这一年，艾瑶的母亲是五十六岁，退休职工生活还不到一年。艾瑶的母亲常常为自己五十五岁就退休愤愤不平。工厂里，普通女工一般是五十五岁退休。但如果是女干部，可以干到六十岁退休。艾瑶的母亲是普通女工，但她做过车间的工会主席。她姓王，认识她的人喜欢称呼她为“王主席”。车间的工会主席可以是干部身份，也可以是工人身份，普通工人做工会主席叫“以工代干”。艾瑶的母亲“以工代干”做了八年的工会主席，可八年的时间也未能改变什么，艾瑶的母亲还是普通工人身份，所以在五十五岁办理退休手续时满腹牢骚，尤其是对人事劳资处的田姐。

田姐和艾瑶家住在同一个小区，隔了两幢单元楼。田姐的儿子孙平和艾瑶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同学，两个人可谓青梅竹马，也渐渐有了那种意思。但田姐的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艾瑶的母亲就再也不愿意艾瑶和孙平交往。艾瑶到大学报到前，孙平约她出来在楼下说了一会儿话，明白了艾瑶的心思，就把工人村、铁西区和沈阳市都当成了自己的伤心地，毅然决然地跑到南方深圳去打工，把田姐心疼得肝肠断了好几截。艾瑶的母亲就觉得自己的干部身份没解决，是因为这个原因得罪了田姐，就这么的卡在了人事劳资处。

等艾瑶大学毕业的时候，孙平已经从深圳回来了，不过四年的时间，不知孙平怎么就发了财，弄得油光粉面的，出现在工人村小区，常常见他用右手握着一只像砖头那么大的“大哥大”，有时还用一只手把“大哥大”贴到右耳上，另一只手的中指堵住左耳耳眼，像一位大元帅似的对着“大哥大”那头的人颐指气使。但见了艾瑶的妈妈，孙平每次都毕恭毕敬的，有时也打听艾瑶的现状。艾瑶的妈妈却对孙平表现不出好感来，每次见到他要么冷冷地笑笑，要么打发几句赶紧躲开。孙平从深圳回来，在艳粉街那边开了一家门面不大的酒店，主要靠几个涂脂抹粉、搔首弄姿的女子来招揽客人。

可是田姐却以自己的儿子为荣，说艾瑶当初没看上自己的儿子是鼠目寸光，眼前就要后悔的，可是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地方呢！读个大学有什么了不起，读大学都不包分配了。许多南方老板，只读了个初中，手底下的员工还不都是大学生？这话当然不是田姐当面对艾瑶家的人说的，是一楼开小卖店的陈大爷把田姐的话传到艾瑶母亲耳边的。艾瑶母亲听罢，“呵呵”一笑，但她岂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为干部身份已经在田姐那里栽了一个跟斗，难道还要为未来女婿的身份再在田姐面前栽一个跟斗？

所以当艾瑶说起富诚自愿放弃稳定舒适的工作，要成为大海中的“弄潮儿”，自己在田姐面前扬眉吐气，不就立等可见！富诚要文凭有文凭，要人品有人品，一开始，艾瑶的母亲就稀罕上他了。

富诚一开始创业也没有一间正儿八经的厂房，不仅如此，简直连个像样的操作间都没有。

艾瑶家的小区，在每栋单元楼前有一排小平房，当年设计的是为职工做储藏间，一户一间，面积只有九平方米左右。艾瑶家的储藏间里面放着家中积攒了几十年舍不得丢弃今后可能也永远用不上的一些宝贝玩意儿。这会儿为了支持未来女婿的创业，艾瑶的母亲狠狠心把这些宝贝玩意儿都当成废品处理了，储藏间清理出来，摆上案板、摆上瓶瓶罐罐，就成了富诚的“强效固体清洗剂”的生产车间。

产品勾兑出来了，事业做得红红火火的。只是，还没顾得上去工商部门登记呢，商标注册以及一切其他的手续都没来得及办。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把产品及时生产出来、及时销售出去。

产品勾兑出来后，富诚把勾兑出来的产品码放到自行车的后座上——永久牌的加重自行车，后座可以码放一百多公斤的产品。富诚骑着自行车往市内各区的工厂、建筑工地推销。工厂和建筑工地的主管都觉得新鲜，没用过这样的产品。没用过没关系，富诚采取先送一块试用，等客户使用满意了，再送第二批货的营销策略。

刚创业的富诚还买不起“大哥大”，腰间别了一只数字传呼机——那些年人们管这东西叫BP机。BP机常常在富诚的腰间像个蛐蛐儿似的叫个不停，叫个不停就说明业务繁忙，富诚勾兑的产品价廉，关键的确是好用。

富诚夏天开始创业，到这年元旦，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挣了有两万多元，如果去化工厂上班，那得上十年的班才能拿到这些钱啊。

这一年的元旦，兴奋不已的富诚和艾瑶是在中街与朝阳街路口的那家玫瑰大酒店度过的。富诚为艾瑶戴上了一条带钻石吊坠的金项链，兑现他在崇山中路66号的小树林里的诺言，这还是初步的兑现，未来的生活已经像朝霞、像雨后的彩虹，向他们展现出梦幻、然而又清晰可见的面目。

后来算算时间，乔乔就是在这一个确定无疑的晚上来到艾瑶的生命中的。

富诚和艾瑶的婚礼却是在一家普通的酒店举办的，时间是1995年的正月初八。由于婚期定得仓促，来的客人较少，一共只摆了六桌。因为没有请专业的婚庆礼仪公司，婚礼的八台车辆都是临时拼凑的，四辆红色的桑塔纳、四辆红色的拉达。而在同一天，田姐的儿子也举行婚礼，人家是清一色的十二辆凯迪拉克，气派十足地从工人村街道招摇而过。

那一年，沈阳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迎亲和娶亲时改成在单元楼门前踩气球。气球一踩就爆，发出“啪啪”的响声，替代着鞭炮的喜庆和热闹。同样是踩气球，田姐家的排场也比艾瑶家的大许多，把小区里的孩子都吸引到了她家的楼前。艾瑶母亲说，这气球也代表着“雷区”，排场越大，越容易“触雷”。说完，她意识到这话有哪里不对头，暗暗骂了自己一句“乌鸦嘴”，心头不觉一阵怦怦地跳。果然，富诚和艾瑶的婚姻到这年的4月27日就走到了事实的尽头，而田姐儿子的婚姻却存续了一年。

婚后的富诚豪情万丈地决定扩大经营规模，他和艾瑶虽然结婚了，可是两个人连属于自己的小窝都没有，只能和自己的父母挤在一起。1995年，他们的家还没有搬迁。那年，奶奶还健在。父母家是两居的房子，他和艾瑶结婚了，只好委屈奶奶把床铺搭在了阳台。

富诚对金钱有一种如饥似渴的需求，尤其是婚后。扩大经营就需要帮手，艾瑶的母亲已经是一个帮手，但她只能帮助打打包装，算是富诚车间的一个包装工。富诚现在急需的是一个能够帮他外出送货的员工，接下来需要一个财务人员，跑一下工商等其他部门的手续，把公司正式注册起来。

正好艾瑶有个表弟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他是艾瑶母亲娘家的侄子。艾瑶母亲娘家在辽中，挣钱的机会少，想到市区来找份工作。就这么的，表弟就成了富诚企业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员工，算是富诚公司的送货员外加推销员。

扩大经营规模还需要场地。艾瑶家的那个储藏间确实不够施展手脚。富诚那位老家在苏家屯的大学女同学，在杨树林子村还有一套闲置的农家院子，院子是属于她的爷爷奶奶的，爷爷早去世了，奶奶现在也生病了，长期在市区住院。院子一时也用不上，闲置着也是闲置着，可以借给富诚创业用。富诚内心感激又感动，关键时刻还是靠同学。女同学在铁西区经委工作，长得模样儿也还俊俏，但是两个人之间并不起电。话说回来，如果要起电，四年大学生活中的某一天就起电了。

女同学在经委工作，接触财富大佬的机会多。有时不免内心蠢蠢欲动起来，也萌生了几分自己创业做老板、指点江山、说了算的想法。女同学只是对当老板的生活有些憧憬，总体来看，还是属于“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一类，自己并没有胆量迈出第一步，但她对富诚的创业充满了兴趣，不但热心提供了闲置的农家院，而且一到周末就往老家跑。富诚曾经半真半假地说，等将来自己的公司成规模了，要聘女同学做自己公司编外的技术总监或者顾问——她那么好的体制内的工作不能丢。

富诚的产品只送往建筑工地和工厂，没敢往餐饮企业送——食品级清洗剂属于国家强制性认定的产品，生产企业必须要获得全国工业品生产许可证。富诚内心清楚，自己要获得工业品生产许可证，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可是，富诚却没有嘱咐表弟千万不能拓展餐饮企业的业务，富诚一时也没有想到这一层，他一切都确实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富诚更没有想到比他更加年轻的表弟，心眼儿也比他更加活泛。

表弟来到富诚的公司，收入方面，富诚和他讲好的是按件付酬——卖出一件提一元钱。至于什么五险一金，表弟没有提起，富诚也没有谈。当年的富诚，自己都还没有搞清五险一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年轻、心眼儿又活泛的表弟善于开疆拓土，为了自己一件一元钱的提成，就把“强效固体清洗剂”往一些餐饮企业送。奇怪的是，当表弟把“强效固体清洗剂”送到餐饮企业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家餐饮企业向他索取过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以及相应批次的出厂检测报告。没想到还是被人举报立案了。

就这样，从1995年春节后的2月16日，到1995年4月27日案发，有销售天赋的表弟已经将产品销售进市内七十九家中小饭店，共销出九百三十六支。销往中小饭店的涉案金额不足五千元，但拔出萝卜带出泥，送到建筑工地和工厂的多，有三万多支伪劣产品，涉案金额将近二十万元。

办案人员在一家饭店将正在销售的表弟抓了个现行，控制住他，顺藤摸瓜，一路摸到了艾瑶家的储藏间。现在的储藏间又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储藏间，但富诚当初用来勾兑产品的瓶瓶罐罐还在，可以认定为伪劣产品的勾兑场所——表弟藏了个心眼，没有供出苏家屯杨树林村那个农家院——表弟也没有去过那个农家院，每次都是富诚自己把从农家院勾兑好的产品送进艾瑶家的储藏间，表弟只是从储藏间提出货再往市区送。

执法的车辆搬走了储藏间中的一千三百支包装好了的“强效固体清洗剂”，在储藏间的门上贴了交叉在一起的两个盖了火红大印的封条。

那天一早，艾瑶的母亲回辽中娘家了，她帮娘家的侄子解决了工作，是娘家的功臣，何况自个儿的母亲还健在，她平时也愿意抽空回去陪自己的母亲唠唠嗑儿。母亲要留她住下来，她又惦记着自己女婿的生意离开了她玩不转。

傍晚带着兴冲冲的劲头儿回来，在进小区门口的时候，看见迎面走来的田姐。田姐见到她，吃了一惊，往侧面看了看，似乎有躲避她的意思，但两侧都是单元楼的墙，田姐只好迎面走来，用关切和同情的语气跟她说：“王主席，应该没啥大事儿，就权当破财免灾了！”

艾瑶母亲的火气一下子就被点燃了，“田姐，你说的是啥乱七八糟，啥破财免灾不破财免灾的，你嫉妒人也不是这样嫉妒法吧。”

田姐惊讶得倒退了一步，说：“哎呀呀，看来王主席还不知道！我啥也不说了，你自个儿回家看看吧。”

艾瑶的母亲冷笑了一声，迈着不慌不忙的步伐与田姐擦肩而过，又走了几步，她的心开始慌乱，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了自家楼门前，就看见了自家储藏间的异样。艾瑶的母亲慌乱地扑上前问，“这是咋的了？这究竟是咋的了？”她想扯下封条，看到上面大红的印章又没敢动。

一楼开小卖店的陈大爷，推开玻璃窗，探出脑袋来告诉艾瑶的母亲，“王主席，你姑爷涉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工商刚刚会同公安前来查封的，你姑爷这会儿不知在哪里，你侄子这会儿可在局子里呢！”

艾瑶的母亲一听，两眼一发黑，身子软绵绵地倒了下来。

……

（此为节选版本，全文刊于《湘江文艺》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