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笔记｜黄国辉：援藏故事:缺氧二三事
【栏目语】
2024年，《作家通讯》全新改版，推出新栏目“扎根笔记”，邀请在基层一线工作、驻点、深入生活的作家、文学工作者分享他们对于广袤大地和人民生活的观察与体悟，展现新时代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向人民学习”的精神风貌。
援藏故事：缺氧二三事
■黄国辉
氧气占空气含量的21%，这已经是我中学时学过的知识点了。但氧气作为最寻常不过的生存必需品，却又往往被生活中的我们所忽视。直至我到了青藏高原，在那个高海拔的地方，气压降低，空气稀薄，氧气也同样稀薄。但也正因其稀薄，而越发显出可贵来。在我参加援藏工作的3年中，对缺氧的适应，与缺氧的抗争，可以说一刻也未曾停息过。
一
几乎每一个听说我参加过援藏的朋友都会问我：你有高原反应吗？怎么能没有呢！有人说，在西藏躺着都是奉献。这句话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每个人在西藏都会面临最直接而又最重要的问题：缺氧。
进藏之前的培训，“老西藏”们的现身说法就像为我们这些高原新人上了一道紧箍咒，要缓步慢行，要逐渐适应，要注意保暖，前几天不要洗澡……凡此种种，一切皆从安全与健康出发的叮嘱，我都忙不迭地记在随身的笔记本上，时时翻看，不敢大意。尤其之前几年因为各种原因疏于锻炼，不惑之年后身体的疲弱已有显现。这些叮咛在我的内心激起了一些隐隐的警惧。
我没想到的是，后来我也会变成那样一个小心的叮咛者，而现身说法的，正是我自己。
2016年7月27日，我们飞抵拉萨。不随身的行李挂上姓名牌，从北京培训点出发时就与我们分开了，再见的时候，已是在拉萨入住的宾馆房间里。不知情的，当然会感恩接送服务的周到，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因为缺氧，我们根本搬不了那些行李。
飞机在贡嘎机场停好，从舷梯走下飞机，迎接的哈达挂上脖颈，兴奋之中，脚下略为发飘的感觉便被忽视了，头脑些微的晕眩，也被认为只是连续4个小时飞行之后的困顿初醒。哪里有什么缺氧？
真正开始感到缺氧，则是到了宾馆以后。我和中国文联援派的老梁同住一个标准间，房间在2楼。当我从宾馆大厅办完入住手续走到楼梯口时，才忽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有了喘不上气的感觉。在楼梯下迟疑徘徊的十几秒中，饭店的一个女服务员一手拎一只大行李箱三步并作两步地登上去，其中有一只正是我的。而此时的我却已经顾不上那点无法向她伸出援手的男性自尊了，急剧加速的心跳第一次那么明确地警示着我：这里是海拔3600多米的高原。
那一层楼梯，成了我进藏以来接受到的第一个考验。
身体的感受是最真实的，人却总是容易忘记。晚饭后，一起就餐的几位“援友”们相约着出去走走，北京话叫“遛食儿”。说着话聊着天，身体中那些小小的不适很快就又被淡忘。当得知我们所住的宾馆离布达拉宫广场不远，便索性一路走了个来回差不多3公里路程。
以我后来的经验看，初上高原进行这么长距离的步行，成了高原反应最直接的导火索。要知道，在拉萨走路，几乎就相当于在平原慢跑。
所以，缺氧的反应终于来了。雨季的拉萨，夜里时时会风雨交加，我和老梁两人躺在床上，终于体会到了严重高反带来的头疼如裂的痛楚，最关键的是，辗转反侧，始终无眠。手环上的心跳数字在夜色的静息中，始终保持着110以上的狰狞面目，让我甚至开始联想自己是否真的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明天天亮，我会不会又被下一趟飞机送回北京。
就这样熬过一个长夜，第二天早餐也注定食之无味。饭后我急匆匆找到驻在宾馆的医生，他测了测我的血氧，便让我坐在一只巨大的氧气罐边，给我挂上鼻管，让我吸氧。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意识到氧气对人到底有多重要。不一会儿，血氧上升，心跳缓解，忽然涌上来的困意竟然让我非常欣喜。从医生那里出来，我立马约上老梁一起到附近的药店，各买回来一只氧气枕头，回到房间补觉。
现在想起来真是有些可笑，区区一只氧气枕，如何能救得了24小时都处在缺氧状态的身体呢？
二
经过两个几乎无眠的夜晚之后，第三天受援单位派人来接洽，把援派干部各自接走。因为上一批援藏同事的宿舍腾出后仍在整理，我和老梁被安置在西藏文联旁边的宾馆里暂住。那一晚，有了单位准备的大瓶装氧气的辅助，我们两人都睡了进藏以来的第一个安稳觉。当第二天清晨从梦境中醒来，一睁眼发现窗外竟然早已阳光一片，那种似乎已经久违的畅快不可言喻。站起身，拉开窗帘，光线涌进来了，人的身影涌进来了，清脆的鸟鸣涌进来了，好像随着这一夜的过去，拉萨的生活已经开始在我面前真正展开了。
事实证明，每个人的身体多少都存在个体差异，而人体又总是处在不断地自我调整与修复当中。同批进藏的援藏同事们，有高原反应更甚于我的，当然也有适应非常之快的。之后我也曾遇到过一位不远千里进藏旅游的耄耋老人，据她女儿说，老人每天在家里沉迷于大美西藏的图片，最后终于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执意要亲上高原。让人惊奇的是，老人进藏以后身体上竟无半点不适，还在不停照顾陪同前来的后辈家人。有一晚我们在一家藏餐厅里一起用餐，整桌人胃口最好的也是那位老人。后来听说，他们又到了海拔更高一些的日喀则，甚至驱车去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这不由得让人感叹，人作为一个自然生物体，所蕴含的差异与神奇。
后来我经常被问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平时在西藏，你吸氧吗？这是当然，只要有条件，氧气还是要经常补充的。
自从初进藏受过缺氧的折磨以后，很多援藏的同事都开始商量着购置平时需要常用的吸氧设备。我在宾馆时，就已在网络购物车里放进了好几款，后来才发现不用再买。在我宿舍里，有一个前几批中国作协的援藏前辈留下来的制氧机，看起来方方正正愣头愣脑，个头儿像一个矮矮的单门冰箱那么大，上面的“医用”两字倒颇让人放心。为了验证它是否还能用，我专门把一根只留着一点火星的火柴头靠近它的出氧口，只听“噗”的一声，火柴棍又旺旺地燃烧起来。我心想，这可又省了我一大笔开销。
制氧机的工作原理，是提取压缩空气中的氧气制成浓度较高的氧气，所以它工作时是有不小噪音的。在西藏，人们常说，只要觉睡好了，其他都不是事儿，意思是休息的质量，对人的身体健康状态非常重要。因为缺氧，这里的睡眠本就很浅，如再任由制氧机在耳边工作，自然烦扰更胜。于是我便想了个办法，把制氧机放在客厅，又从网上买了一根10米长的输氧管，一头接上制氧机的出氧口，然后把管子顺着卧室的门边捋好，借着门角的一点缝隙穿进去，把另一头一直甩到床头，再接上一只吸氧罩。这样晚上睡觉时，把制氧机打开，卧室门一关，任由它在客厅里“突突”地响着，我尽可以舒坦地在床头吸着氧气安睡了。
听从援藏医生的建议，在西藏的每一个夜晚，只要条件允许，我都保持着睡觉前吸氧半个小时以上的习惯，争取在每个夜晚都能迎来一次酣畅的睡眠。当然，随着身体对环境的不断适应，后来即使不吸氧，睡觉也已不太成为问题，唯一与在北京时的不同，就是几乎每天晚上都会醒来一到两次。
在西藏，想睡一个睁眼就是明媚清晨的囫囵觉，真是有些困难。
三
我经常被问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再上高原，还会有高原反应吗？
人的身体面对新环境会调整会适应，但永远不会说谎。至少对我来说，每一次再上高原，都是一次新的与高反抗争的经历。唯一不同的，是经历过之后，心理建设的强大为身体的斗争提供了更为理性的认知和更为平和的心态。
在西藏工作期间，有出差，也有休假，有机会回到低海拔地区，我们皆称为“补氧”。但常在高原的人都有一种普遍的共识，那就是频繁地往来，对身体反而无益。因为在高原与平原之间的奔波中，人体要不断地在两种气压环境中变换调整，就难以持续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单从人的主观感受来说，是极不舒适的。
高原环境是缺氧，回到平原地带，就会变成醉氧。醉氧的表现，就是犯困、嗜睡。休假还好说，回家倒头睡几个大觉，度过最头昏脑涨的醉氧期便好。出差则不然了，带着工作任务，节奏但凡快一些，身体便偶或会提出些小小的抗议。有人调侃，从西藏到北京开会，如果受不住醉氧的困意睡着了，连主持人都会原谅你的。这当然是玩笑，但借此对高海拔地区的人们多一份理解却是应该。援藏期间，有一次，一位藏族同事大姐找到我，告诉我她在北京有个一周的培训任务，她说：“要不还是你去吧，你去是回家，我去可是真的太受不了那种低原反应了！”当然最后仍是她去的，据说她退休之前，还查出了高原性心脏病。
所以，适应并不等于一定适合，无论是谁，长期缺氧的环境始终是对人体的一种考验。我虽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但每次重返高原，仍需要给自己的身体两三天适应期，唯一与初上高原不同的是，我不会再紧张得不知所措了。和我们一样，长期生活在那里的朋友们，如上面所说的那位大姐，我们一起爬上4层的办公楼时，都一样会上气不接下气。那时我会想，原来在北京生活时，我们并没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那么富足。
还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临时接到另一个工作任务，到高海拔的阿里地区去。于是当天返回拉萨，还没等适应3600多米的海拔高度，第二天就又坐上了开往阿里的汽车，晚上到达了海拔4700米的萨嘎县。晚上，我与几个同事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出于对海拔变化过于快速的担心，那天睡前，我吃下了人生中第一片安眠药，结果那晚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我居然一觉睡到早餐时间，而且精神状态极好。一面感叹安眠药的神奇之时，我也收到了另一位同事的警告：千万不要依赖安眠药，自然睡眠永远是最好的健康保证。
所以那之后，我听从同事的劝告，再也没有吃过安眠药帮助入睡。
四
高原上最适宜的运动，至少对我来说，就只是走路。
我们的援藏队伍里有不少足球爱好者，我很早就听说他们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闲暇时经常在一起练练球。我并没有去看过他们踢球，但我也很好奇。有一次我问他们其中一位，他的回答是：嗐，也不敢真跑，慢慢溜达着踢呗，就当一项日常锻炼。
这样的锻炼，我不敢尝试，因为有过前车之鉴。西藏自治区区委党校有一个室内篮球馆，有一次，我兴之所至骑着自行车跑去和那里的“援友”打了一次球，还只是半场的小运动量，结果结束往回骑行时，那辆身下的自行车好似变成了一辆装满沉重货物的三轮车。党校和文联遥遥相望，中间隔着拉萨的“绿肺”——拉鲁湿地，在穿过湿地的那条公路上，蓬勃的枝叶搭成的树洞就像永远也望不到头一般。我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回到宿舍，第一件事便是打开制氧机，往床上一瘫，便再也不想起身了。
所以，我每天的锻炼就只是走路。西藏文联给我们援藏干部安排的宿舍就在办公楼后面的家属院里，住宿离办公点近的一大好处，就是有利于“刷步”。我在西藏工作时每天的步数，甚至比在北京时要高出得多，其实也并非有意为之，就是因为上班下班之间，多走出的那两三步。
说起运动，还有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都说现在的孩子们吃不了苦，但那一次，在西藏这样一个缺氧的环境里，却让我看到了一群不一样的孩子。
那是2018年8月，中国文联组织了一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音乐舞蹈艺术家赴西藏采风创作成果汇报演出活动。音乐和舞蹈，都是极费气力的艺术形式，对于来自平原地区的艺术家和表演者们，可以想见多么具有挑战。
事实证明，我们为了演出的成功事先所做的一切应急准备都没有浪费。在拉萨市文化体育中心的演出地点的后台，我们把室内球场腾空，里面按点位布置摆放了几十个大容量的氧气罐，一次性吸氧管更是准备了几百个。演出开始后，第一个节目开场舞蹈刚结束，我就听到旁边有人唤我：快来快来，有演员晕倒了！于是同事们争相跑向台口处，不一会儿便看到有人架来几个几乎已经无法自主行走的演员来，接着又陆续从那边汇集过来一些满头汗珠大口喘着粗气的年轻面孔。我们把他们或搀着或领着来到摆放好的氧气瓶前，有的孩子甚至等不及搬过来的凳子，双腿一软就径直坐在地上。我们在一旁则紧赶着拧开氧气瓶的阀门，把吸氧管对着脸上试一试出气的力度，调到合适，再过去给演员们在鼻前挂好。
那一晚，台上的演出一直在正常进行，但在后台，紧张的奔波和忙碌也一直在持续。甚至有一位女演员因为正赶上身体不适，反应更加严重，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救治，我们轮班值守看护，直到第二天凌晨她恢复过来，才把她送回宾馆。
但舞蹈队的老师跟我说，当问到演员们第二场在日喀则的演出还上不上时，这些年轻人却没有一个人表现出畏惧和退缩。后来的几天里，不管是排练还是演出，一直到返回拉萨为他们送别，演员的脸上始终洋溢着自信灿烂的笑容。
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人们每每谈到老西藏精神，总会说“缺氧不缺精神”，这几乎早已成了在高海拔地区辛勤工作的人们朴实而深刻的精神写照。一代代的西藏建设者们传承着这种精神，也发扬着壮大着这种精神，为它赋予着更具时代特点而又同样充满力量的新内涵。
如此追溯起来，那3年的缺氧生活，亦不失为一种可供骄傲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