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喜东：我们都是土窝窝里长大的山里娃
“你有没有见过大如斗的蘑菇？”我不止一次地抛出这个问题后，又迫不及待给人讲起：在一石山下，有一小村落，雨后清晨，但见勤快人背着背篓，从草坡上采出馒头菇，背回家以油煎炒，味美鲜香。
第一次听这个事，还是十几岁的年纪，我不止一次怀疑这个事的真实性，每次见了采蘑菇的当事人，都得确认一遍：那蘑菇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好奇心藏在心里像小孩子一遍遍问这世界上有没有鬼。
“真的！大的蘑菇有篮球那么大啦。我们夏天常在坡上放驴，冬天常去坡间滑冰。”这次他给出肯定答复时，我们坐在北京国贸五层的涮肉店。他把双肩包放在凳子上，袖子一把撸到底，说话时的通渭乡音，在周围嘈杂的北京话中，有着清晰的辨识度，让我的目光不自然地在他疲惫的脸上多停留半秒。窗外的央视大楼若隐若现，这座白天看着雄伟的建筑，夜里也隐去了锋芒，只有零零星星的灯光从一些窗户中漏出来。铜锅里冒着热气，把他的卷发映得起了毛边。
我们都是土窝窝里长大的山里娃。上学同在一个镇中学，他是初一那年转学来的，从他家的那座石山到小镇，步行至少得四五个小时。那时学校有两千多人，有一半是住校生。说是住校，其实小镇的学校里面并没有住宿的条件，学生租住的是镇子周边人家空闲的房子，几人一间当成宿舍。他住的那间宿舍，冬天没暖气，得生炉子取暖；夏天没空调，得敞着门降温。那会也就十二三岁，说来只能算是一丁点大的孩子，住校就意味着一日三餐都得自给自足，所以生一顿熟一顿的伙食，是常有的事。当然吃的最多的，还是从家背回来的干馍馍、熟面（把白面粉加入调料炒熟），烧壶水冲一碗熟面，泡上两个放了几天的干馒头，把晚饭也能对付了。这样的境况，父母其实比谁都清楚，但那时我们面朝黄土的父辈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家里种着二十几亩麦子，我脚够不着三轮车刹车片时，就开着车拉麦子了！”回忆当时，他开着玩笑，看不出那时的半点压力。那辆车我后来见过，不知是他说的馒头菇对我有吸引力，还是冬天坐着扁担滑冰对我有魔力，有年他家碾麦子，我们几个同学去帮忙，具体帮了多大忙已经想不起来，但是闯祸我记得一清二楚。从他家的麦场到家门口要下一段陡坡，碾完麦子回家，看他操作那个铁家伙灵活得像玩具车一样，也想过把开车的瘾。我上车后学着他的把式，坐得端端正正，他指这是挡位那是离合，脚下是油门另一边是刹车，我说晓得了，就催着他让车开起来，那感觉像开上了轰炸机一样。我踩下离合挂了挡往坡下走，四轮车真像飞机跑起来，但脚下的刹车却失灵了，越踩车子跑得越快，眼睁睁看着四轮车疯了一样往下冲，风呼呼吹在脸上，我呆若木鸡，脑袋里只剩一个念头：今天算是交待在这了。之所以还能坐在国贸大楼，是四轮车神使鬼差地斜着撞到右边的土墙上，熄火了。我从车上颤巍巍跳下来，看到左边的崖畔有三层楼那么高。
他如何把那辆三轮车从一窍不通摸索得操纵自如，我不得而知，但那些拉麦子时六月天里流过的汗，拉粪时三九天里挨过的冻，都让他变得坚毅隐忍。还不是求学路上最难熬的，最让他苦恼的，是从村小转学到镇中学后的腼腆和局促。好在，他遇到了一位刚参加工作的班主任，孔老师看出了他的窘迫，开学不久选他做文体委员：上课喊起立，跑操喊口号。
“刚开始喊‘起立’，嗓子像被鬼捏着，声音咋都出不来。”他说那时每次上课，都像上战场，紧张地等待着上课铃声响起，竖起耳朵听着代课老师的脚步声慢慢靠近，在走进教室门的那一刹那，拼尽全力喊出上课的冲锋号。后来喊多了，我们也适应了这种方式。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小声的起立也是他存在的姿态。
那时的冬天滴水成冰，早晨从宿舍的土炕上爬起来，地上水桶结了厚厚一层冰。敲开冰块，才能洗脸刷牙。冰水洗过的手没几天就裂开了皲，晚上睡觉也能把人疼醒。那位孔老师看到他握着笔的手，了解到原因，便让他把空暖壶提到窗台上，每天灌满开水再让他提回宿舍，早上用热水洗手洗脸。那个学期，他每天都是快乐的吧，以至于隔了这么多年说起来，脸上还洋溢着温暖和感激。
循着他滔滔的叙述，我像被一根引线牵着，回溯起记忆狭长隧道前端，那些温暖的往事，深深陷进了记忆的深处。可能是看我有些走神，他给我面前的麻酱碗中夹了一筷子肉，又问起孩子上学的情况，填补了我冷场的空白。
说来也巧，我们俩同龄，我们俩的孩子也同龄。聊天扯到孩子学英语的话题，他说孩子英语还不错，感慨现在的孩子从四五岁就开始接触英语，我们在小镇中心学英语是从初一开始的，所以那时的英语，对我们来说都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不说标准的发音，就那些简单的单词和句子，应对起来都焦头烂额。那时的英语老师姓刘，出了名的认真负责。逢课必要听写单词，而且要选几名同学到黑板前默写，现在有个词叫“社死”，若单词一问三不知当场社死，他因为这事没少挨刘老师批评。
这些被我淡忘的事，没想到在他心里记得真真的。“三句话，站在门后面念一节课，也不能流利地背下来。”他苦笑着说，那些简单的短句，明明对着课本都认识，合上书就忘得一干二净。刘老师在三尺讲台上恪尽职守，与很多同学结下了深厚友谊，获得市“功勋教师”后，在同学中赢得好评如潮。也得益于这样的重视，为我们后来的英语打下了一定基础，才没有在高考中拖后腿。
后来的高考，还算理想。上西北师大那四年，大伙都在忙着吃牛肉面、打游戏、物色同学谈恋爱，他学习比高中时更忙了，常常一头扎进实验室，带着小组白天黑夜地连电路，一两周也见不着他的踪影。我去师大，找不见他急得团团转，只能读那些石头上的字打发时间。记得师大校史馆前，立着一块光滑的石头，上面有第一任校长李蒸先生题词的“尊严师道”。还有一块远看云霞缭绕的石头，它们叫彩虹石，黄昏时候像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印象最深的是那块立在校园中间的“天外来石”，上面刻着“西北师大百年贺”的篆书，捐赠者来自甘肃酒泉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届的学子。那是我至今见过最大的陨石，看着其貌不扬，除过黑色的淳朴质地。
毕业后，他一直工作在北京。这些年我只有进京出差，才能见上一面。见面了他总是那副乐呵呵的样子，就是脸色略显疲惫。我问过几次，他都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记得有次说：“这多少年，没有在晚八点前下过班。”我忽然想，通渭的父辈在种地时，也是起早贪黑，早上天麻麻亮就吆着驴、扛着犁在田里耕地，天色暗下来也不见得回家去。一年到头，手勤脚快的人家，田里的庄稼长势旺盛，人人见了都得夸上一声，这是农民的耕耘方式。作为农民的儿子，耕耘的田地变成了实验室、写字楼。从一个纯北漂到安家北京、结婚生子，他在首都扎下了根。他的爱人，有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是个身材高挑的天水女孩。说来有缘，这个女孩也是他的校园恋人，和他前后脚来到北京，给了他很大的慰藉。
毕业这么多年，他没空再回师大。今年春节回家，他和爱人借着转车的空当，带孩子去了趟师大，走进他们春青之花绚烂绽放的校园，还满足了孩子看陨石的愿望，让孩子亲眼见到了爸妈讲了无数次的“天外来石”。记得作家贾平凹的短文《丑石》大概讲了这样一件事：“一村落有块丑石，黑黝黝地卧在那里，谁也不去理会它。它不像汉白玉那样的细腻，可以凿下刻字雕花，也不像大青石那样的光滑，可以供来浣纱捶布；它静静地卧在那里，慢慢地竟锈上了绿苔、黑斑。有天村里来了一位天文学家，突然发现了这块石头，眼光立即就拉直了，说这是一块陨石，是件了不起的东西。”吃完饭告别之前，他邀我去安家的北京西山游玩，我事务缠身婉拒，但想着下次一定去看看他的孩子，和孩子说一说大如斗的蘑菇，说一说师大的那颗陨石，说一说他爹张满归是石山下长大的娃。
“真格地，后面来北京，再干啥我都没觉着苦！”他说这话时，依旧带着朴实憨憨地笑，二十年光阴好似没在他的脸上留痕，除了肚腩和我一样不自主地隆起。
也只有尝尽了苦滋味，才觉得苦不再是苦吧！
返程路上，想起去年底参加的老乡新年联谊会，两百多通渭乡友齐聚一堂，听乡音、叙乡情，畅谈在陕西的成长经历、人生感悟。活动主持人金峰教授妙语连珠，介绍通渭千百年来孕育出通渭人“耕读、坚韧、进取”的精神品格，也铸就了“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书法之乡”一张张烫金名片。仅在西安，奋斗出了多位国企领导、大学教授、医学带头人和书画艺术家。渭河作为黄河的最大支流，带着家乡的泥土，流经麦积山下的天水，流过关中大平原，在潼关汇入了母亲河。我们顺着渭河生长，从渭河的源头顺流而下，生活在河流的两岸。
我们感恩于通渭一方水土，滋养耕读文化、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塑造了每一个通渭人独特的品质。我们秉承传统，在苦寒的境遇中培植出梅花的香气，在困苦的生存中磨砺出利剑的锋芒，才有了在各行各业战线上坚韧奋进、取得成绩的通渭娃！
【作者简介：何喜东，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高研班学员。作品发表于《北京文学》《芳草》《延河》《地火》《天津文学》《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出版作品集《黑金》《地火升腾》《时代答卷》。曾获北京文学奖、中华铁人文学奖等，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