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阳江畔当年明月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元和十一年（816年）的一个深秋，面对漫天飘飞的荻花，我常想，白居易一定不会忘记浔阳江畔那一轮圆圆的凄凉的明月。
挺身而出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的六月初三说起。
这天，宰相武元衡在赴大明宫上朝的途中被盗杀，同行的副手御史中丞裴度也受了伤。这就是“京城大骇”，大唐开国以来不曾有过的明目张胆的刺杀宰相案。内里，当然是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等藩镇飞扬跋扈的结果。白居易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那本是东宫中的一个闲差，不得如谏官般上朝言时事。但白居易挺身而出，当日就上疏亟请捕贼雪耻，给天下一个交代。
他这么做，除了因为耿直、疾恶如仇的个性，也是事出有因。贞元十四年（798年），27岁的白居易考中进士，在一个“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时代，这无疑凸显了他的卓越才华。元和元年（806年），他又中制举。按照惯例，连中进士、制举，意味着未来可担任朝廷重臣。他后来的仕途也证实了这一点，宪宗一手提拔，使他当上左拾遗。这是一个贵幸、清显的官职，“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白居易也确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的“皆人之难言者”，力图中兴的宪宗对他的话“深然之”“多听纳”，显示出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比白居易小6岁）对忠心为国者的敬重。正是在这一时期，白居易创作了大量“讽喻诗”，即《新乐府》共150首，展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进取无惧的精神。
在这一背景下，白居易挺身而出越职言事可谓正常。不过，他委实忽略了当时政治生态的险恶。宪宗确实一度奋发有为，“见贞观（唐太宗）、开元（唐玄宗）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对藩镇的跋扈割据更是不满。宪宗此后也确实向藩镇用兵，并最终在元和十二年平了吴元济的叛乱。但是，他的身边有巧言令色的小人。正是这些人，“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趁机落井下石，对白居易进行构陷。甚至说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他却公然写了《赏花》《新井》等诗，全然不顾及孝道，实在罪不可赦。这些人认为，这样的人自是不可留在朝中。按照玄宗时张九龄“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规制，宪宗本想将白居易贬谪到偏远的蛮荒之地，但顾及其赫赫诗名，又留了点情面，贬为“江表刺史”。站在白居易对立面的中书舍人王涯又“临门一脚”，将“江表刺史”改成了“江州司马”——毕竟刺史还能掌管一方，司马则无甚实权。
当年，16岁的白居易拜见大诗人顾况时，顾况笑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时，已到不惑之年的白居易似乎才回过味，长安不仅米贵，更是一个激流旋涡的政治中心，稍不小心就会被排挤出去。
身在浔阳
“左降诏下，明日而东”，白居易需及时离京，日夜兼程赶赴贬所，好朋友元稹听闻这一消息后无比惊愕，写下“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的句子。好在这一切的哀痛，在白居易的豁达和刻意淡化中渐趋消散。他写下《浔阳春三首》：“一丛泽畔为迁客，两度江头送暮春……”
白居易在鹦鹉洲还写下《夜闻歌者》一诗，倾情描写了一位“低眉终不说”的绝世歌女，这已俨然是《琵琶行》歌女的一个翻版。但细究之下，诗中并未有一己的感伤。
其实，初到江州的情形，白居易在与元稹的赠答中曾有过直白坦露：“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白居易的待遇还算优渥。当时的刺史崔能也暗中优待他，甚至在白居易“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时也不责备他。这样，白居易自然乐得清闲。这又有两件事可证：
其一，白居易大约在元和十年（815年）冬到达江州，第二年二月就专程去毗邻的柴桑一带陶渊明故居拜访，写下《访陶公旧宅》：“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这无疑是一种深切的慰藉，自可放下世间的荣与利，恬然面对，不再惊起心中的波澜。白居易也达到了“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的境界。
其二，在拜访陶渊明同一年的秋天，白居易在庐山遗爱寺旁立“隐舍”，照他自己的话就是“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意图长居。第二年春天，在秀丽的庐峰之下营造了自己的书斋“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
白居易在《岁暮》中写道：“名宦意已矣，林泉计何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他“颓然自足”，在琴与书间逍遥，自是一种适意的生活。
闻听琵琶
可惜，这种适意自足在这一年深秋的夜晚被打破了。这就是让人黯然魂伤的、萧瑟的浔阳江头：“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经过再三邀请，主人见到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白居易再一次领略到了久违的帝京的高超琵琶技艺：“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按琵琶女的自诉，这是向“穆、曹二善才”积学苦学的结果。当时，曹家三代曹保保、曹善才、曹刚确实善弹琵琶，还有裴兴奴善弹琵琶，时称“曹刚有右手，兴奴有左手”，意即曹刚善于运拨，力量体现在右手；兴奴善于拢捻，扣弦、揉弦体现在左手。《琵琶行》中说的“轻拢慢捻抹复挑”“曲终收拨当心画”，“拢”“拨”正体现了对当时高手均勤加学习的结果。也正是因如此高超的技艺，这一大唐艳丽的歌女在最红火的时候，“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但这只是瞬间辉煌的往事。早在开元十四年（726年），唐玄宗改造乐署，专门设立了“左右教坊，以教俗乐”的梨园，后不断增扩梨园，直至成了一个万人庞大队伍。如果从代宗初年（755年）安史之乱、梨园弟子纷纷逃难算起，到了元和十一年（816年），当年十七八岁的妙龄女郎，已垂垂老矣。玄宗的时代也是歌女的盛世。假定琵琶女生得再迟一些，也大约有40岁了，自然是红颜易逝。“暮去朝来颜色故”，在经历种种变故后，不得已“嫁作商人妇”。至于“浮梁”，唐时属饶州，今江西省景德镇，当地盛产茶叶。从九江到景德镇大约150公里，也不算远，但“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仍是聚少离多，歌女只得在这落寞的夜晚独守空船。
白居易长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此时，诗人止不住想起了自己的遭际——到了浔阳就生病了，祸不单行；浔阳真的是偏僻、荒凉，“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甚至“杜鹃啼血猿哀鸣”，不是一般地让人感伤心凉；在枯寂中度日，自然也就听不到高雅适情、得以暂时忘却烦恼的音乐。
于是，在无限的共鸣中、在深深的感慨中，“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一轮苍白的秋月静静地沉浸在已有寒意的江面。“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一心营筑的“恬然自安”瞬间被打散，感受到了浓浓的“迁谪意”——相信这是白居易最坦诚的自白了。
身似浮云
枯寂中，白居易终于等来了人生的转机。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白居易昔日的好友崔群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政敌王涯则于第二年被罢为兵部侍郎。在崔群的努力下，白居易得以提前一年半结束任期，到忠州任刺史。“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嘘生翅见情深”，在《除忠州寄谢崔相公》一诗中，倾情的话语尽显白居易的感激涕零，心中的委屈在这一瞬间破防，奔涌而出。
但不管怎样，此时的白居易径直走向了退守，“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白居易也曾自言，“朝就高斋上，熏然负暄卧。晚下小池前，澹然临水坐。已约终身心，长如今日过”，他决心终身不言世事，可见宦情低落到了何种境地。那段时间，他写下“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心如死灰的他，内心激荡不起半点涟漪，全然摆脱了尘世与嗜欲。
从振作、进取，到“俟罪浔阳”，到大和三年（829年）明确提出“中隐”思想、步步退守，正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进程。这是白居易人生的一道分界线，虽不能具说琵琶女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白居易，但在她的身上，白居易无疑照见了自己未来仕途的影子已笼罩了斑斑的黑影。从此，洛阳的伊河北岸多了一位归隐林泉自适淡然的老人。
浔阳江畔的一轮苍白的明月，就这样永远地荡漾在白居易的心头，久久不去，在成就了一代诗才后，也一次次地融入了后人无尽的沧桑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