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布拉格、卡夫卡和浅草寺的钟声

诗歌是一门事关心灵的深刻学问。这句话如果进一步简化，可以浓缩成“诗歌是心灵的学问”。说诗歌事关心灵，几无争议。说诗歌是“深刻学问”，对缺少必要的诗歌训练的读者来说，恐怕有些费解。在传统的观念中，学问意味着极大的理性，它排斥个人感性的认知，以求取得无可争议的逻辑地位。诗歌似乎不是这样，它的抒情和叙述，总是在强调个人的风貌、个人的情感，似乎既不理性，也不科学。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读者认为以朦胧诗为代表的当代诗歌也是反逻辑的。这显然是因为缺乏对诗歌的深刻理解。

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它的存在和变化固然有偶然的因素，更多的是深刻思辨后的理性选择。说它是一门学问，当然是因为它建立在系统而具体的逻辑之上。和别的学问不同，诗的学问要求心灵的参与，没有足够的感受力不可能在这门学问上取得高分，即使充满热情和爱。这和物理学迥异。诗歌有其极其理性的内在，又以感性的标签行走在表情各异的学问之间，就像爱因斯坦的灵魂寄宿在梦露的肉体之中。

读一位诗人，读一首诗，找到关键词，也就找到了理解的入口。倮倮诗集——《世界看见我》，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命名。这个游走世界各地的诗人，草木都是精神，他正在把自己锻造成一块有用的钢铁。倮倮对他的诗人身份有着高度认可，这让我想起辛波斯卡的一段话。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中，她说在她所认识的诗人中，布罗茨基是唯一乐于以诗人自居的。不但不勉强，相反还带有几分反叛性的自由。倮倮在诗中写道：“握手道别时，他们问：‘你是一个诗人？’/脑海里弯曲的闪电告诉我诗人现在是个贬义词/但在我的心里它仍然稳稳地坐在金字塔尖/我没有丝毫的羞惭/微笑着坚定地点了点头。”这种坚定让人欢喜。如果“诗人”是个贬义词，那人类没有尊严可言。通常，诗人习惯以“我”看“世界”，这是以“发现”为导向，“我”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侧重强调“我”的认知和感受。“世界看见我”流露出不同的信息，作为个体的“我”自身已圆满，也是独立的，“我”要做的是如何在“世界”面前显现。“被看见”需要更大的自信和笃定，毕竟对这个世界来说，一切不过如同一粒灰尘。这辑诗多取于游历，也是“世界”这个词的来源。

作为一个诗人，倮倮不仅要看到世界，更希望被世界看见。他提到了巴列霍、卡夫卡、赫拉巴尔、昆德拉，这些伟大的诗人作家，不夸张地说，他们构成了当代世界文学的基本想象。此后的作家诗人，谁没有从他们身上汲取养分呢？值得庆幸的是这是一份取之不尽的财富，只要人类的心灵依然丰饶，他们身上的养分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多，以滋养更为丰富的心灵。倮倮对世界的热爱，凝结在具体的人身上。

《在巴列霍公园朗诵情诗》中倮倮写道“太平洋猛烈的风/让一个人瞬间/扩大了他的半径”，物理轨迹对一个人有着具体而细微的影响，感受被激活，强烈而迷人。新世界的展开，会让一个人的内心变得更加敏感，自我确认得到更明确的验证。朗诵的瞬间，他的诗人身份在世界面前呈现，他显然知道他“在向谁致敬”，这组诗中多次提到卡夫卡，卡夫卡恐怕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中国，他会有如此众多忠实的粉丝。几乎每个中国作家去了布拉格，都会到他的墓前献一束花，或者仅仅只是看着低矮的墓碑，静静站一会儿。离卡夫卡墓园不远的另一个墓园，安葬着哈维尔。

这些墓园也是倮倮的心灵地图。倮倮还写到了圣雄甘地和特蕾莎修女，关于这两个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们一男一女，如果当代还有理想的伊甸园，他们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是赤裸的，却比穿上衣服的众人更加纯洁。他们展现出来的爱、仁慈和悲悯，体现了人类良心的高度。倮倮在《甘地陵园的黄昏》中写道“我仿佛看见自己是一篇长长的祷告文”，至于祷告文的内容，他不着一字。

作为读者，我们并不意外，我们都知道他想并且会说点儿什么。如果去掉“仿佛”二字，他的意图会更强烈清晰一些，他想要的不是具体的祷告文本身——那张轻飘飘的纸——而是那些字所承载的文明密码。

倮倮一次次提到布拉格，有首诗更是直接以《布拉格》命名，他写道：“继续翻阅：一个城市的内心/一个国家的良心，以及/一些生命的重量。”布拉格，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个象征，它的历史和过往不必在这篇短文里厘清。我们需要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城市，一定是因为一些人而有了重量和灵魂。布拉格的灵魂里一定含有卡夫卡的成分。

这辑诗里提到了一些人，再来看看提到的建筑。如果说人是这辑诗的灵魂，建筑则是具体的肉体。

倮倮写到了圣彼得大教堂、浅草寺、横滨贞理院、甘地陵园，这些都是让人归于寂静与孤独的场所。活着的人或各有喧嚣，这些清静之所，远离世俗(何尝又不是世俗的一部分)，哪怕只是暂时的宁静也是值得珍惜的，人需要休憩。一切都变得轻了，柔和了。“持事轻轻敲击的钟声/仿佛来自遥远的长安”，多好啊。在浅草寺，诗人因为“心里翻滚的欲望”而“不好意思在神像前站太久/往一个人工池子里丢了几枚硬币/赶紧逃出/浅草寺”。我相信这是写实的句子。鼎沸的人声离想象中的寺反差太大，清修之地怎么能繁闹如夜市？套用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的句式，他逃得有理。

作为倮倮诗歌的深度读者，我相信我对他的诗歌有发言权。辑二《身体剧场》写世态百相，人间冷暖。倮倮的《圣人》写到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说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圣人”，这位“小说家”的现实原型是我。看到这首诗，我并不感到难堪，他的理想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烂醉如泥时/圣人附体。一团奇异的光/笼罩着我们。”这便是证词。倮倮在俗世中摸爬滚打，我相信他见过赤裸裸的世道人心，也深知世界的险恶之处。这不奇怪，他的工作决定了他的阅历。

我见过不少类似的人，他们不写诗。通常，他们脸上有名不副实的通透，在茶室的香气中，他们轻叹一声，像是事了拂衣去的世外高人。倮倮不是，他有着强烈的烟火气，执着的天真，他像是从未被世界伤害，依然有着单纯的热爱，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他原谅了世界对他的冒犯”这样的句子。

相比较内心活动，任何表达都显得异常肤浅。在连绵不绝、非线性非逻辑的内心活动中，人的意识处于真正的自由状态。表达尊重语言的规则，甚至庸俗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秩序，必然是内心活动压缩变形的精简版，一个粗浅的指征。

从理论上讲，任何人表达的观念及感受，都远不如内心活动丰富。人类真正的秘密永远藏在黑暗的脑海深处，神经元和电子构成最基本的逻辑。

诗人的使命在于勘测脑海中的黑暗之处，像一个科学家，必须解码神经元传递的基本信息。诗人的工作，其实是在向马斯克致敬，他们都是伟大的幻想家和杰出的创造者。作为一个诗人，倮倮爱着马斯克，这种爱和性别无关，纯属迷人的颅内高潮。

极好的感受力，表达的勇气，让倮倮的诗呈现出自信的光芒。他有自信的本钱。和很多诗人不一样，他胃口庞杂，世间万象皆可进入他的诗中。他没有对词的歧视，在他看来，任何一个词都有着独特的生命力，他从不回避使用庸词、俗词、名词、大词。他把这些词紧紧地拧在一起，拧成牢固的钢丝，像是审问犯人一样审问自己的内心：你必须说实话，你不能撒谎。《在病房与母亲谈写诗》这首诗中，他在对母亲撒谎，撒得没有任何怯懦。这是个正常人，他有着喜怒哀乐，钢铁和玫瑰、猛虎和蔷薇、心灵的丰富性在这里获得了证词。相比较写出来的这几行，倮倮的内心活动可以写成一部小说，纠结困惑伦理道德，乱麻一样的困境，只需要一把快刀。如果这把快刀能给人快乐，劈一刀也无妨。“以后再也不写了”这句谎话，具有迷人的温度感。

倮倮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感、行走在人间的诗人，他的诗有着丰沛的血肉之躯。小说家马原极推崇《红字》，就这本书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读《红字》而不被打动，那一定是铁石心肠。这句话对倮倮的诗同样适用，他的热情和悲伤猛烈直接，让人一览无余。不夸张地说，作为生活中的朋友，我读过他几乎所有的诗，他的喜怒哀乐影响着我。在这篇粗糙的文章结尾处，我想附上我写给倮倮的一首诗，这首诗说尽了我想说的话。

黄金

——赠倮倮

傍晚，我从餐厅出来到停车场散步

朋友们还没有来，远山停放如神仙布下的棋子

晚霞将余晖一寸寸收藏，这娇羞的美人

一辆特斯拉微笑着向我加速，我毫不惊慌

但开始躲闪，这会让我们彼此愉快

亲爱的超人先生，看到你我很开心

你赠我的《艾略特文集》我还没有读完

他是个有才华的人，我们不能与之相比

至少有一点他会羡慕我，漫长的一生中

他没有得到你纯粹的友谊。重要的不是读者

更不是评论家，对诗人来说只有爱

属于时间中的珍稀之物，灵魂中的黄金

从陶渊明到朱熹

总有一些古怪的事情，有些地方，你没有去过，你对它的印象总是停留在浅表，对它的人文风物也缺乏深入了解的兴趣。一旦去过，知道了一些，往往会带着惊奇，原来是这样，原来如此，等等。你对它的尊敬和爱也会随之增长。对一个地方而言，山川固然有其可爱之处，真要获得尊重，还得依靠人的魅力。刘禹锡在《陋室铭》中第一句便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又强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只要有了仙和鸿儒，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何陋之有”，这当然是极有见地的说法。山川稳重，千古不变，人到其中是来添光添彩的。

在中国，只要稍读了几本书，谁会不知道陶渊明呢？即使不熟悉其生平细节，至少也知道这是一个隐逸的田园诗人，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几乎成为独立人格的完美代表。

陶渊明的诗我读得不少，书房里放着他的诗集和点评本。他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算是我经常脱口而出的句子吧。我最喜欢的却是看似苍凉悲凄，实则洒脱豁达的《拟挽歌辞》中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我还写过一部小说，名字就叫《托体》，开篇用的正是这首诗的节选。这么喜欢的一位诗人，我从他的诗中获益良多，对他的生平事迹也略有了解。很长一段时间，我却忽略了他是哪里人。他的简历中写道：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陶渊明生于浔阳柴桑；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 (393)，陶渊明任江州祭酒；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任彭泽县令。

浔阳、江州、彭泽这三个词指向同一个地方——九江。当我发现陶渊明是九江人时，我的震惊甚至超过了发现孟浩然是襄阳人时的震惊。说震惊，固然出于无知，却也说明，当一个人物过于耀眼，他是大于地方的，甚至，可以大过一个国家。比如说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他们都是属于全世界的。他们生活过的城市，不过是他们微不足道的注脚。同样，因为这些伟大的人物，城市获得了更大的光芒。举一个著名的例子：1972年，诗人布罗茨基移居美国后，每年冬天都会前往威尼斯，只有两次生病例外。他给这个城市写了一本美妙的小书《水印》，那是他心目中的威尼斯。显然，他给威尼斯添上了美妙的一笔。无论伦敦、巴黎，还是布拉格，它们都被人塑造。

一个城市的气质，由在其中生活的人决定。陶渊明和九江这座城市是怎样的关系？难以描述。一个夏末秋初的暖阳之日，我走进了陶渊明纪念馆。秋日幽静，无蝉噪鸟鸣，一行人在树荫下缓缓走动，轻声细语，像是怕打扰这位怕吵的人。也许想多了。即使先生地下有知，馆里的墓，据说也并非先生真实墓地之所在。我最喜欢馆里秋日的荷塘，都枯萎了，不见一片完整的荷叶，莲蓬慌乱地枯着，干瘦倔强。同行的朋友下荷塘摘了几枝，送了一枝给我，出乎意料的轻和脆，这易碎的心啊。朋友说，这该叫陶莲吧。这名字，陶渊明恐怕不会喜欢，他不是个喜欢多事的人。更何况，他更爱的像是菊，诗里写过多次的，最著名的例证自然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大概不会想到，若干年后，会有一个真爱莲的人同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走在九江街头，“濂溪”二字随处可见。有时真是要叹服汉字，看似轻巧的两个字，组合在一起，顿时生起别样美妙的趣味。濂，一般释义为河水清澈，又指濂江。溪自然指溪水。濂溪不仅指明了和江西九江的关系，也暗指了高洁的品格追求。

要说到周敦颐了，这恐怕是对九江影响最大的文化人物了。他有两个著名的学生程颐、程颢，至于朱熹，不过是他的四传弟子。讲程朱理学，作为开山鼻祖的周敦颐是绕不过去的，他的尊崇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了。还是说回到莲上去。周敦颐在他流传千古的《爱莲说》中特意写到“晋陶渊明独爱菊”，这当然不是巧合，先贤的这点儿爱好，他定然是知道的。接着他又写“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除开文学修辞的必要，也是一种态度和表白。在陶渊明纪念馆，看到那一塘枯荷，我第一时间确实想到了周敦颐。菊的隐逸气与荷的清高自洁，对中国历代文人影响深远。陶渊明和周敦颐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那是不言而喻的。相较而言，周敦颐的文化面貌没有陶渊明和朱熹那么清晰，然而九江给了他足够的尊重和理解，濂溪先生的江水更显得意味深长。

九江自然和江脱不了关系，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是时候回到唐朝了。元和十年(815)，这一年发生了“二王八司马”事件：以王叔文、王伾为首，主张打击宦官势力的新政仅仅持续了146天就宣告失败。他们麾下的八名干将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俱被贬为州司马。数月之后，宰相武元衡因主张强势对抗藩镇，被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害在上朝路上，刑部侍郎裴度重伤。据说刺客还到处撒传单“勿急捕我，我先杀汝”。此时，距白居易服完母丧回长安不过一年，他第一个上疏要求查明真相，严惩凶手。结果被宰相韦贯之拒谏，斥为“越位”，“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于是“奏表为江州刺史”。这还没完，任命刚下，中书舍人王涯又称，白居易行为不妥，“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按唐朝规定，凡被贬谪的官员，诏书下达的隔日必须启程，不许逗留，而且要“日驰十驿以上”，三十里一驿，一天要走三百里。朝廷任职诏令下达第二天，白居易就匆匆离开长安，前往九江。他农历八月初动身，十月初到达江州。

贬谪江州，从刺史到司马，白居易心里当然不痛快。司马是个闲职，没什么正经事，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纵情山水，写诗作文。白居易谪居九江的这段时期(815—819)，前前后后不过五年，实际居住时间约三年半。据统计，白居易一生留下了三千多首诗作，与九江相关的高达370余篇，约占生平创作的十分之一，最著名的当然是《琵琶行》。开头第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最后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浔阳、江州从此敲定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著名的文学地标。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陈逸飞的名画《浔阳遗韵》，会不会有关系？一查，果然，画的素材来自白居易的《琵琶行》。画面典型的陈氏风格，典雅精确，背景沉郁，像是阴影中凸显出来的雕像。画中三位女子服饰华贵精美，繁复醒目。画面右侧蓝衣女子正面手执团扇，目光斜视侧边两位女子。画面正中绛紫衣女子吹奏长箫，眉眼全然不见，只留下微微露出的半边让人想象的脸。作为主题意象的黄衣琵琶女，标准的侧面像，眉眼唇鼻清晰可见，手中的琵琶只露出弦槽和部分身部。这幅画用了心思，三位女子身态、服装颜色，手中所持物件均有着微妙的变化，却完美地统一在画面中。这幅画算是陈逸飞的代表作了，1991年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中以137万港元成交，创下当时中国油画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我惊异的倒不是这幅画的拍卖价格，而是古典意象顽强的生命力和稀有价值。我猜测，这137万中，有一部分是献给白居易的。

如今的长江边，白居易的琵琶亭规模宏大。我去的那天凑巧里面正施工维修，只从外面匆匆看了一眼。照旧的亭台楼阁，百树杂生，诗词歌赋。历史已经流过，长江依然涛声不绝。去不了琵琶亭，去浔阳楼也是不错的。白居易写过《题浔阳楼》，全诗如下：

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

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

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

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

深夜湓浦月，平旦炉峰烟。

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

我无二人才，孰为来其间？

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

到了浔阳，他当然不会忘记陶渊明，还有做过江州刺史的著名诗人韦应物。原本，他也可能获得这个职位。诗写得谦虚，也有些幽怨，说得没那么明白。浔阳楼的著名却不完全因为韦应物和白居易，宋江起的作用像是更大。读过《水浒传》，或者听过故事、看过电视电影的都知道，宋江酒醉后，在浔阳楼题下“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一反天下知。今天的浔阳楼，找不到白居易的痕迹，弥漫其中的皆是水浒的江湖气。一楼大厅东西两壁镶嵌了两幅大型瓷板画，彩绘着“宋公明发配江州城”“浔阳楼宋江题反诗”“黄文炳设计害宋江”“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等著名的场景，大厅内还陈列着全国旅游景点唯一一套《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人物瓷像。

登上四楼，长江赫然入目，果然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琵琶亭遮掩于宝塔和绿树中，遥相呼应。白居易的浔阳和宋江的浔阳都略带着苦味，这苦又各不相同，其中况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该谈谈朱熹了，这是在中国文化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程朱理学对后世影响深远，斯人已逝，功过任人评说。九江记着他，是因为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历史悠久，朱熹并非创立者。白鹿洞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侧二十余公里处，南唐升元年间(937—942)，开始在此修建学馆，时称庐山国学。宋代初期，又将庐山国学扩建为书院，命名为白鹿洞书院。到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再次增建学馆。白鹿洞书院与长沙岳麓书院、登封嵩阳书院、商丘应天书院并称宋代四大书院。北宋末年，因金兵入侵南下，战争频繁不断，白鹿洞书院遭到严重毁坏。

宋淳熙五年(1178)八月，在宰相史浩的举荐下，朝廷任命朱熹为江西南康知军，朱熹多次请辞不允。经吕祖谦等好友相劝，四十八岁的朱熹再次出仕。淳熙六年(1179)正月二十五日，朱熹离开崇安前往南康，二月初四抵达江西铅山崇寿精舍候命。二月十四日再次上状请辞，不允，只好继续北行，于三月三十日到达南康。作为一个读书人，朱熹一到南康，立即四处寻找白鹿洞书院旧址。同年十月十五日，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终于在李家山荆榛莽丛中发现了白鹿洞书院遗址。朱熹见状深为感慨，庐山一带的道教宫观，佛教庙宇“以百十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他起了修复白鹿洞书院的心。朱熹一面向朝廷呈报《申修白鹿洞书院状》，一面撰写《白鹿洞牒》向社会公示，以取得朝野人士的支持。

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书院建成，有学舍二十余间、生员二十余人。淳熙八年(1181)春，朱熹上状乞请孝宗皇帝御笔为白鹿洞书院书写了匾额，使白鹿洞书院修复工作得到皇上的恩准和“钦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熹以一己之力和巨大的决心完成了白鹿洞书院的重建。

时至今日，白鹿洞书院读书声早已绝迹。如今，它只是一处偏僻的人文景观，供后世膜拜瞻仰，但它留下的精神遗产，却再也不会随着时间湮灭。在书院的朱子祠中依然可见清乾隆年间《白鹿洞书院教条》碑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朱熹亲制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可以说是对儒家精神和教育思想的高度凝练，确立了宋以后书院教育的总体要求和精神格局。

有研究人员认为：“《揭示》是白鹿洞书院的灵魂，是后世学校教育的参考榜样。在五条要求中有四条涉及教人如何为人处世，只有一条谈及做学问，这在当时‘科举既成终南捷径’的社会背景下是非常宝贵的。”这段话极有洞见而深刻。坦率地说，我对朱熹的看法不太好，总以为他太过板正严肃，缺乏亲近感，对《揭示》却是叹服，也愿意身体力行的。这里面更多的是为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做学问又何尝不是做人的一部分。

白鹿洞的虎啸曾响彻山林，和读书声比起来，到底哪个更响亮持久一些已不得知。虎早已绝迹，山林复归寂静。在各色鸟声和虫鸣中，我有些感叹，这是伟大先贤生活过的地方啊。那些伟大的人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溪水留在身后，留在身后的还有千年的寂寞和变迁。且让我们回到红尘中去，且留一颗被山间松柏清洗过的心。

【作者简介：马拉，湖北鄂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新人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