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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坊”的城建与管理模式，不啻是中国都城发展史上一个华美亮相，特别是经北魏洛阳移植放大：一石激起千层浪，微波碎漪绿无边；风影断续终无缝，水珠散落亦成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朝鲜半岛分布着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家，都接受了深远引领。

——题引

里坊是中国古代城市民居一种独特形式，经历了一个萌芽滥觞、成型发展、鼎盛辉煌、衰落崩溃的完整生命旅程，状若一颗金色流星，在中国城市延展的太空划闪一道灿亮的弧，之后坠落在历史的天边尽头。

端倪草萌于西汉长安：里，与农业生产相对应的早期民间居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门户序列，院落深静。里，亦称“邑”或“闾”，《诗经》毛传与《尔雅·释言》分别有释：“里，居也”；“里，邑也”。“里”在秦国时就萌芽出了“尖尖小荷”，如《诗·郑风·将仲子》歌咏：“将仲子兮，无逾我里。”《郑注》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管子·度地》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吴越春秋》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吕氏春秋》有云：“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为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为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但雏然有形，与城相依，尚在西汉之时。西汉长安城，以160里为区划，“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并滋生出“坊”的概念，如《艺文类聚》卷62“坊”条引《汉宫阙名》道：洛阳故北宫，有九子坊。

城市是乡村的高级表现形态，是社会发展枝条上一枚必然果实。城的系统功能：一是“盛民”，安置百姓。二是守卫，《墨子·七患》：“城者，所以自守也。”三是“祝融作市”，便于人们买卖交易。

西汉“里”的启蒙蓝本，或许取之于西周时的都邑建筑。西周洛邑王城位于今河南洛阳，遗址惜已荡然无存。今陕西凤雏西周四合院遗址，被称为中国第一四合院。其为二进院落，中轴线上依次为影壁、大门、前堂、后室。前堂与后堂连结有廊，门、堂、室两侧为通长厢房，将庭院围成封闭空间。其平面布局及空间组合，与后世两千多年北方流行的四合院，差异甚微，贯通一脉。

《考工记》有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前朝后市，市朝一夫。”礼和乐，中国文化大厦的两块奠基之石；中与和，天人合一、万千世象运转的轴心。孔子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有别。”《中庸》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之“中”，非折中之点，而是标志“和”的黄金分点，是事物呈现展示的一种最佳状态，最佳效果。“白露早，寒露迟，秋风种麦正当时”。中医中药，神奇与奥妙就在于“中和”平衡，几味从田野上采来的草叶花茎，竟“和”成一种奇特的力量和功效，辨证施治，活络化瘀，驱病若抽丝，回黄而转绿。

“从君翠发芦花色，独共南山守中国”。“中国”之国名，分明就传达寄托着中庸中和的哲学意蕴。“中国”，像一朵云霞在华夏历史上空游移飘忽，或指京师首都，或指中原地区，或指天子统辖的王国。纵然不是确指，也属九州领地的泛称，且发散着深浓的文化意味与历史气息。

“国”，古代“城”或“邦”之谓也。汉代始，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被唤作“汉”，少数民族或称其“大汉”，且有华夏、九州、中华、九野、九域、中国等别称，“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中华，取居中心而华美之意。唐代《律疏》有释：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出土西周初年铜器“何尊”，其上有“中国”二字，可谓“中国”一词最早披露发表。“中国”被西方称作CHINA，一说源自中国瓷器输入波斯，继而推广于欧洲，瓷器的光亮映照出一个神秘古国的倩影；一说起源于古梵文“支那”（思维之意），如隋代慧苑法师和《梵文典》撰者、文僧苏曼殊即持此说。南北朝与辽代时期，欧洲人与时俱进，又称中国为“TABAC”（拓跋）、“KITAI”（契丹）。

从西汉长安到北魏平城、洛阳，再回到隋唐长安城的城市布局规划，都一脉贯彻了《周礼》既定的设计理念。唐长安城由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承天街，中经皇城正门、朱雀门，到外郭城正门、明德门，辐展一条绳直通达的中轴线。全城前后照应，左右对称，力图彰显王朝政权的正统性，以及承接天帝旨意、遵循祖宗礼法的皇权之道。

孕怀发育于曹魏邺城：三国时的曹魏之都邺城，开创了一种布局严整、功能区分明确的城市格局：城之外形趋向规整，王室衙署位于城内北部中间。所余大部分居民区，被数条东西、南北街道分划为若干封闭式里居。

邺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7里，南北宽5里，设两重城垣：郭城与宫城。一条东西干道，将全城分作南北两翼。干道以北为统治阶层活动区域，域中为宫城，宫城辟有举行典仪的场所。宫城以东为宫殿、官署。官署东为戚里，供王室、贵族居住。宫城以西为禁苑——铜雀园，内有粮仓、武器库和马厩；园西北隅倚墙高筑著名的三台：铜雀、金虎、冰井，平日用以游览和军事演练，战时启动城防要塞功能。

三台中，铜雀台在历史上最为昭彰响亮。唐代诗人杜牧以诗《赤壁》想象：若非东风救助，恐怕大乔小乔早被曹操俘锁在邺城铜雀台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再回到邺城干道。东西干道之南为居民区，划为若干坊里；3条南北走向干道分别通向南面3座城门，中轴线大道北通宫城北门──端门。城之东门外为对外交往和市贸之地，迎宾馆“建安驿”即设建于此。邺城西门外有大片皇家苑圃和水域，曹操曾在此操练水军。为供城市用水，特引漳河水从铜雀等三台之下流入宫禁地区，部分河水分流过坊里区之后，穿东门之侧泻于城外。

邺城建筑规划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耀然光亮：继承战国时期以宫城为中心的规划思想，改进汉代长安宫城与闾里相参、布局松散之状况；功能分区明确、结构严谨，主要道路正对城门，干道丁字形相交于宫门之前，将中国古代一般建筑群中轴线对称布局手法扩大应用于整个城市。公元334年，后赵石虎迁都邺城，沿展曹魏先前布局，将邺城建筑奢华推向高峰。

分娩定型于北魏平城：“佛狸（太武帝拓跋焘）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伪太子（拓跋晃）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皆住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沽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南齐书·魏虏传》）北魏国家对郭城的管理甚为严格，除了例行“搜检”之外，每日晨昏定时启闭坊门。《水经注》：神瑞三年（416年）又建白楼……后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为城里诸门启闭之候，谓之戒晨鼓也。

坊，本指四面围墙的区域。北魏将秦汉之里创建并改称为坊或里坊，纯粹出于管理之需，却对中国城市发展图景画了一笔浓彩艳色。

坊内筑墙，高墙合围；坊口立门，是为牌坊。一个里坊俨然一座小城，大城套小城，小城连小城，并专设官员士兵管理把守。一种堪称“北魏平城坊”的中国里坊模式，从规模体量、形制格局、功能机制，到管理体系，已十分成熟完备，开始扮演深刻影响中国城市建设发展走向与风格的领衔角色。里坊制对北魏首都平城管理的直接意义在于：划片而居，分类安置；以晨钟暮鼓为号，定时启闭关合坊门。

读者看官，中国封建社会官府门前常架支一面大鼓，百姓若有冤情上告，击鼓明示，府内便知。门口设鼓，成为中国府衙标识与标准配置。击鼓鸣冤这一规制，实乃北魏发明。其发明之灵感，源自此处以鼓声传令启闭坊门之创意。

复制发展于北魏洛阳：公元494年，由平城举朝迁至洛阳的孝文帝，成竹在胸——以平城城郭为“竹”，画洛阳新都美图，借得历代旧基遗础，对洛阳城进行大规模修建：于城北部之中另建宫城；城外扩建“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宏大外郭城；外郭内“悉筑为坊”，安置居民。501年，宣武帝又调用5万人之多，以“平城坊”为范本，声势浩大地展开洛阳里坊建造。《魏书》卷八《世宗纪》：景明二年（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

高峰鼎盛于隋唐长安：里坊在北魏平城定型成熟之后，渐渐升华为一种国家制度，经北魏洛阳及北齐北周运行至隋唐，终在隋炀和李唐长安城登峰造极。唐代长安城，原为隋朝大兴城之更名。取代北周建立隋王朝的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二年（582年）发布营建新都诏书：“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

隋唐里坊，在城市结构上可谓整齐划一，“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云开闾阖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朱熹击节赞赏：“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另有宋人颂赞长安城：“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宫寺、门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只是我们不可忘却柏拉图和《古兰经》的提醒：“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处于交战状态”；“一部分人将在乐园中，一部分人将在烈火中”。

过于严格的里坊制，给市民生活生产及人际往来设置了诸多不便。对市民律之以严格的 “昏而闭，五更而启”宵禁，有“诸犯夜者，笞二十”，直至发生“中使郭里曼酒醉犯夜，杖杀之”的惨案。偌大一个长安城，入夜扇扇坊门紧闭，坊外空空落落无人，朦胧一层“六街鼓声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的寂静夜色。

城市商品经济藤蔓疯长之下，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破坏里坊制的剧目屡有上演，欲禁难止。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至文宗太和五年（831年），有左右巡使卜奏说，长安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

中唐之后，工商店铺的触角冲破“市”的樊篱，闯入坊内。如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毕罗店，宣阳坊有彩缬铺，永昌坊有茶肆，道政坊和常乐坊有酿酒店，延坊则有造玉器和出售珠宝人家。水月相望，珠光交映；丝凝绸滑，曲幽茶香。唐末的长安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终极休止于宋代开封：中国历史城头，插上北宋王旗。东京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繁盛的商业，潮涌的贸易，呼唤拆除坊墙，代之以新的街市制度。里坊制终于走到了尽头，像一个佝偻蹒跚的老者，在车水马龙风景面前，无奈低下曾经高昂的头颅。

日本学者梅原郁分析说，“唐代的坊制，至少其社会风气在五代初期就已经不存在了。宋代的开封，当然从一开始就是不存在这种框子的城市。”另一位日本学者加藤繁见解不同：“唐代的坊制至宋初时也仍在沿用，可以证实在真宗天禧年间还存在，”却也认为“到神宗熙宁年间才开始衰落，直到北宋末年最后崩溃了”。那一卷再现民风民俗的《清明上河图》里，寻寻觅觅，也难见一迹里坊影痕。如果说里坊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产物，那么里坊制溃崩就是商业激情活力对农业闭锁郁闷的冲决与胜利。

人创造城市，城市塑造人。怎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成和决定怎样的文化包括怎样的思维定势与形态；一定的文化包括思维模式与形态，又必然深刻影响其观照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里也好，坊也好，里坊也罢，作为城市空间规划之基本单位，其以一种聚居方式，生活模式，构成城市肌理与细胞，平衡着社会秩序的运转，活力着城市生命的机体。作为城市管理制度，里坊制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以几百年不变的稳定格局与生命力，对于封建社会蠕动前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界古代城市史上，既为独创，亦为鲜有，其历史合理性、必要性与一定的创造性不应忽略。

里坊制格局下形成的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反映当时社会群体面貌，具有丰富历史研究价值。其建筑风格对称之美、均衡之美与和谐之美，透射出中国人心理向度与审美原则，对世界建筑艺术宫殿无疑添染了一抹亮丽炫艳。

毕竟，我们审视的目光必须聚射于生活的本质。城市意义，在于突破乡村文化自给自足的方式，将各种社会成员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文化传播、商品贸易的场所，展现城市的开放性，此乃社会积极与进步所在。里坊制放逐城市自身功能的合理性，强烈贯注统治因素，偏离城市的自然发展，实乃人为制定之格局。其为一株刀尺裁剪的盆景，而非自然风月景观；政治统治占居首位，军事防御作用其次，商业交通功能仅为陪衬，人性与人本，像离离野草，枯荣随风；里坊制对中国“重农抑商”传统社会心理，煽风点火，添柴加薪；居住方式应为人类适应环境之选择，里坊制度却要求人们被动服从人为制造的环境；里坊营造出的生存状态，在实现对百姓作有效控制和管理的同时，阻滞着城市自然健康的交流互动。高筑墙，严出行，削足适履，牧羊归圈。沉重的关闭感、封闭感，黑云翻墨般压抑着坊中百姓，限制了城市基本功能的充分发挥，削弱了城市生机与社会蓬勃。

在大一统意识形态与中央集权下，里坊制度演化为一种普遍城市规划原则，使不同区域的城市趋于雷同，大量隋唐时期的府、州、县城，只有大小之别，未见结构差异。千城百市，一个模式，一副面孔，生生扼杀了鲜活的地域特色与民俗品性。

里坊制孕怀于秦，分娩于汉。西汉长安城，被棋盘状街道分划为大大小小的方格，一格一里，数里一市。里的四周与市的四面皆筑墙以围，市的中央通开十字街，呈井字形的街道将市切分为九部分，各市临街设店。照此说来，西汉“里”已具中国“里坊”雏形，何以历史上竟无秦坊汉坊之说，惟有“唐坊”之谓？

唐坊是中国里坊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却与秦汉里坊没有构成直接源流。一是秦汉之“里”尚属初级形态，未演进到“坊”之层面，不足以形成“里坊”管理机制与完整传统。二是唐因北魏制，正如唐王李氏血统主要来自拓跋鲜卑氏，唐坊原始版本取经于北魏，抄袭于“北魏平城坊”和北魏洛阳坊。

里坊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中最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与我们今天城市社区颇有相似之处。其初始曰“里”，“里坊”叫响于北魏，特别是叫响于北魏平城时代。俗语“坊间里巷”“街坊邻居”，其源盖出于此。从北魏平城坊到唐坊，同样是一道飞架在中国历史天空的彩虹，折射着大唐宏图伟业与北魏基石柱础之间的源流光华。

唐因北魏制，反映在唐长安城的规制上，几乎就是北魏平城之再版。唐代大明宫所用方砖，与北魏平城出土的一般无二。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之宫城承隋之旧，然隋建新都大兴城，实受孝文帝著建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

唐长安城，原版为隋大兴城。都城设计者，乃“好学”“多伎艺”的鲜卑人宇文恺，其父宇文贵与杨坚之父杨忠一样，皆为西魏十二大将军。宇文恺所规划的大兴城，几乎就是北魏平城草图的照抄复制。

“北魏平城坊”城建与管理模式，不啻是中国都城发展史上一个华美亮相，特别是经洛阳移植放大，一石激起千层浪，微波碎漪绿无边；风影断续终无缝，水珠散落也成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朝鲜半岛分布着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家，都接受了深远引领。

北魏京都平城包括里坊在内，风云百年，岁月峥嵘，生发多少离奇事件，沉淀多少悬疑秘闻：宫廷刀光剑影，坊间悲欢离合；昨夜烽火烈焰，今日凯旋庆功；拓跋珪被亲子诛杀；丞相乙浑政变未遂；太武帝攻克大夏统万城，平城大街小巷溢满欢腾的浪花；文成帝英年早逝，冯太后投火殉情；冯太后穿里巷，走坊间，或明察，或暗访，绘就一卷太和改制鸿图；孝文帝毅然颁布“迁都”皇令，北魏大旗直指中原洛阳……

北魏平城时代的里坊形制缺乏更多记载，好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所记洛阳里坊，恰恰返影回照出“北魏平城坊”情形风貌。清人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称：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是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

正像洛阳石窟是云冈石窟之延续，洛阳里坊必是“平城坊”模式的承继、复制与发展。洛阳宫城“兼营匠制”的建筑师多来自平城，如王遇、李冲、将少游。《魏书·王遇传·李冲传》：“北都方山灵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王遇）监作”；“北京（平城）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李冲）”。

作为中原之要，洛阳城更在周代即有所建，东汉时奠定了主体规模：平面基本呈南北长方形，城内建有南北二宫。公元220年始，曹魏政权又在此营造新都，加固城垣，废掉东汉南宫，集中宫室于北部中间位置。同时，为加强宫室防御，仿照邺城三台形制，在城西北角小高地另建三个相勾连的小城——金墉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初，即住在金墉城。西晋继承魏制，仍以此为都。

北魏迁都洛阳，以平城城郭为摹本，在新的更大层面上展开里坊建设。《洛阳伽蓝记》卷五载：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

整个洛阳城以里坊制度为布局与管理，在西阳门外建有大市，周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会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另有慈孝、奉终、准财、金肆四里。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极尽繁华豪奢。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里坊探寻研究的目光，无一例外都落停在北魏洛阳，未深入推进到“北魏平城”，明显局限了研究深度，弱化了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实为一大缺憾。黄仁宇评价说：鲜卑人南下开创了中国长期分裂再统一的契机！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使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使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切成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北魏洛阳的城市规划布局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黄氏宏论，放大北魏洛阳历史功绩，以弱化和漠视平城历史地位作了代价。

北魏平城与洛阳是一个跨时空整体，科学态度应当是，正像考察云冈石窟尚需联系龙门石窟一样，研究洛阳城市规划无论如何不可与平城割裂开来。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孝文帝续写南迁华章，将平城时代的佛事盛景重演在洛阳舞台。

北魏在平城因岩结构、依山造像的神伟创意，不仅顺延影响到洛阳龙门石窟，而且在朝鲜半岛投影下一处处神奇与灿烂。

层峦分明的朝鲜半岛山岩，布满形神兼备的石雕群，从佛教故事里走出的人物，衣饰繁美，栩栩如生。位于高句丽新罗北部地区的摩崖佛像，瘦骨清像，慈面含笑，身形修长，褒衣博带；袈裟下摆，衣褶密稠；火焰、莲花、卷草、璎珞、飞天、狮子、金翅鸟等纹饰，铺陈、渲染、烘托。

世界文化遗产的新罗金城吐含山石窟，其形制与雕像直至纹饰，一望便知是北魏云冈和龙门石窟的艺术借鉴与衍生。后壁中央本尊如来坐像，右手向前伸展，左手有三指微曲呈环状；衣袖宽大下垂似有轻风吹动，衣纹平直刀刻韵律自然，垂至方座前的衣裾边缘，羊肠纹路清晰，折叠质感鲜明流畅；面目清秀，修颈削肩，衣带飘拂，裙摆皱褶细密外延；弧形双眉微微上扬，眼眸状若新月，微笑中传达出宽厚温和的情感。窟中雕塔为方柱形，四壁凿有千佛龛。

“北魏平城坊”没有取法汉代，却借鉴于三国邺城。《魏书》记载，“后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其时，北魏尚未夺得洛阳与西安，模之以邺城最为现实与真实。

平城都城，全新展示了拓跋鲜卑人全新的文化风貌。鲜卑氏既突破了汉代城址原有框架，又未照抄照搬邺城里制，而是从北魏实际出发，以中原甚至包括西域诸国城郭为参照，诸如西域塔什库尔干“石头城”；曾为疏勒国王都的“班超城”；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特克斯“八卦城”；更有北庭古城，两汉时称作“金满城”，城分内外三重，鸟瞰如两个巨型“回”字套叠于一体，内外城均有护城河、角楼、马面（城墙上相隔十米所凸显延伸出的一个墩台），融进了独特的城市建造与管理理念，彰显出北魏王朝崭新的划时代特色。正如有学者所言，将宫城与都城分离建造，为北魏别出心裁；而在城内设建格局规整的里坊，是北魏迁都平城后一大创举。

北魏平城都城，包括“北魏平城坊”，与云冈石窟一样，是多民族智慧聚合之产物，是多元多样文化交汇之结晶，是人类城市建筑史上之一大创造，一大奇迹。

北魏平城的居民，不像汉代长安城和曹魏邺城清一色汉族百姓，而是拥有不同血统之臣民。草原民族拓跋鲜卑氏，胸襟开阔，汇吞百川，博采众家所长，广纳四方族氏。然而，“内徙新民”“百工技巧”“众庶”“杂人”“非类者”……一时交汇杂居京都平城，必为管理带来困压与挑战。

天赐三年（406年），拓跋珪开始拟制“规立外城，分置市里”城建计划。闻知从中原来的孙题对城郭建造有“机巧”，他欣然“召入，与（孙题）论兴造之宜”。综汇各民族包括汉民族精英人才的设计创意，北魏王朝编构描画出了完整的郭城宏伟蓝图。

将不同民族百姓安置在城郭“里坊”实行集中和程序化管理，每一里坊巷口，树之以牌表坊记，吴人所居遂名吴人坊，上党人所居号上党坊。巷连街，坊套里，高墙四围，森严壁垒，一座里坊，就是一座城堡。“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诸军戎者，悉属之”；“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以坊划治，以军统民，“北魏平城坊”制遂应运而生。封闭式、制度化的里坊，强化了外郭城在中国古代城市中的地位。整齐严明的居民里坊设计，是新生政权统治理念的物质呈现。辽代契丹人秉承北魏精神，在大同府“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辽史·列传》”。甚至这一城市管理模式，回光返照在满清初期。满人入关后，曾以旗为单位，正白旗、正黄旗、西三旗……划分地块，安置人口。

里坊格局，就像中国象形汉字“田”。一块“田”，是所有王朝立国之基：商朝井田，王莽王田，曹魏屯田，北魏隋唐均田，明朝田亩，清朝丁亩田。北魏平城里坊制，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分散部落、实行编民制之时。“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按照一定规程，将草原部落成员或编成“乡邑”农业民户，或安置在城内“道里”，不仅便于管理，而且标志着北魏国家由部落联盟正式步入封建社会。这时的“道里”，实则后来平城里坊之萌芽与原创模式。

存在决定意识。北魏平城里坊制，为北魏后来的太和改革所颁布的“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提供了实践基础。三长制这一基层社会自治制度，像五月绿油油的麦浪，在北魏国土上层层次次地荡漾开来，直到孝明时，北魏县以下地方基层行政组织仍施行这一制度。三长制强化了秦朝郡县制，使封建统治的指爪，由郡县层面，深控至村户人家，街巷邻里。

郭城之内的里坊制辐射到乡间聚落，为“均田制”的出台创造了条件。聚落原只作为田野耕种劳作者的定居点，在秦汉时期仅称为“里”或“聚”和“丘”。名之以“村”，始见于三国时期。而“里”和“村”“乡”联姻，特别是与“坊”结缘并遍推于全国，盛行于北魏。据敦煌P4506B号《金光明经题记》，北魏献文帝皇兴五年（471年），定州卢奴县即有“西坊里”村者。太和八年（484年）北魏司马金龙墓铭云：“代故河内郡温县肥乡孝敬里……司马金龙之铭”；张玄墓志云：“太和十七年（493年）薨于蒲阪城中乡孝义里”。村是自然形成的物理载体，属于村民生活自在自为的层面；“里”和“坊”是朝廷的基层行政编制，是国家统治赋予的特定的语境意义。

三长制和均田制，是北魏著名“太和改革”体系中最为要紧的两项制度。北魏平城里坊制对于三长制和均田制影响，正是经济学家厉以宁的宣纸效应说：城市中心培育后，就会产生“宣纸效应”。这就是，铺开一张纸，一滴墨上去，就会向四周扩展。

历时六七百年的中国中古时期里坊制度彻底解崩了，就像那一堵堵封闭森严的里墙坊壁，轰然坍塌了。但构成里坊最小单位的一院院民居，却从来没有绝迹和消逝，其豁然鲜亮在城市明媚的阳光下，逐渐演绎成一个个规整方正的四合院，一如古时里坊的微妙缩影，在许多城市诸如北京、成都、杭州、大同、扬州，以一道古色古香的风景线，摇曳着城市的历史脉息与文化韵味。

聂还贵，山西原平人，文学学士，经济学研究生，大同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一级作家。曾出版《雪落黄昏》《鱼歌》等作品。《野狼》小小说曾获1999年最佳小小说选。长篇著作有《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