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房
说起来，我是在参加工作之后，有了报纸和杂志，有了书籍，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才逐渐萌生了对书房的向往。而且，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报纸副刊编辑工作所需，确实应该有一个像样的书房了。可是，居住条件不允许，那一时期，单位还有福利分房，但相关条例都向着困难职工倾斜，先保证居住，而后才是改善条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报社编辑部没有专用书柜。我的办公用书，仅是一本新华字典，桌子上除了稿件，还是稿件，个人购书都要拿回家去。这种情况维持了很久，对于书房也就向往了很久。
我在外出约稿时，到过很多作家、诗人的家，天津及外省市的都有，他们的住房都很温馨，却没见过多么讲究、豪华的书房，他们的写作大都是有一张能写字的书桌就够了。在孙犁先生家，客厅里摆着一排书柜，很简朴，玻璃门上拉着布帘，客人们来了都会见到。南窗下是一张老式的书桌，桌面上摆着些写作用具和盆花。这个客厅是多功能的，吃饭、会客、写作，有时也用来读书。
我最早的书柜，不是购置的，也不是打制的，而是利用房屋设计，将墙体上原有的一处凹槽加以改造，装上石板变成能摆放三层书的书架。若干年后，搬到了新家，才置办了两组书柜，终于将到处堆放的书籍归了位。但与心目中的书房，还是相距甚远，因为房间面积太小，连台式电脑都被迫换成笔记本电脑。很喜欢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可至今仍是一个梦想。
好在那时天天坐班，周末在家的时间毕竟有限，对书房的需求似不迫切。加之个人创作时间都被编辑工作占去，偶有写作灵感，身边有一支笔和一张纸就够了。我的两本诗集，都是利用零碎时间写成的。那时，每当送女儿上家教，那短暂的一两个课时，就是我宝贵的创作时间。老师如在大礼堂授课，外面的楼道就是书房；老师在有庭院的教室里讲课，我就坐在树荫下构思，身边吹夏风，头上飞蚊虫；爱人住医院做手术，陪伴的病房又变成临时书房，看报纸副刊的大样和小样，医护人员频繁进出，耳边全是对生命的渴盼……
做报纸副刊编辑几十年，对读书、写作是有计划的。中国古典名著、外国名家译作，都想要购买齐全，形成规模。而写作，尽管自己有规划，却不是坐在书房里就可以实现的。我的许多诗歌作品，多数是在出访、行进之中成篇。例如，在山区老乡家的土炕上，我写过乡土诗；在赴京约稿的列车上，写过青春诗；在汶川地震的废墟旁，写过抗震诗；在漓江边的阳亭下，写过山水诗；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写过白云诗……
可见，我对书房的定义是宽泛的，理解是随缘的，不必苛求。书房的作用无非一是便于读书，二是用于写作。我曾采访过一位老油画家，他的画室里有一个特制的木架子，作画时，他要手托油彩盘爬上爬下，画室内的光线必须充足，还要有偌大的画案，配备笔墨等所需画具。书房虽不需与画室相比，但我认可书有存身之所，人有写作之地，就可以称作书房。
我不羡慕那种有着整面墙都是图书的书房，爱书的、写书的、藏书的，都希望能有一间像样的存书之所，普通人有时连住宿都成问题，哪还敢奢想什么书房？写书之人成名后，大抵是可以布置一间书房了；而藏书家的标准就是要有一定数量的藏书，豁出去自己住处逼仄，也要把书籍安顿好。至于爱书之人，无节制地买书、存书，有时还会造成家庭矛盾。倒是大学里的教授们，办公室相对宽绰，可以用来存放书籍，减缓了自家住房的压力。
我工作时，就是将书房分作两部分：家里和办公室。新书尽量不往家里拿，办公室便成了存书之地。每天八小时工作全在单位，办公室的两个书柜，日积月累地很快就装满了，再有书就只能放到窗台、堆放在地上，最终便形成了包围圈。我的办公桌对着一面墙，身后是一溜书，堆靠在一位编辑的桌子下边，右手就是窗台，摞起的书已漫过半截窗户了，只余左边被书挤出的一条窄道，进进出出都得小心碰脚。
当我有了行政职务，可以搬到部主任办公室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原因之一，是我“搬不动”这些书，我对它们有了情感，愿意守着它们，身在书堆中工作已成为习惯，适应了。偶有作者到编辑部来，进门便惊讶地说，这不就是《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场景吗？不错，这就是编辑部——真实的报纸副刊编辑部。
因工作之需，书的数量不断增多，不是日进斗金，而是日进斗“书”。到我退休时，办公室里的书已多得不行，该怎么处置？我不可能全都搬回家去。这些书我不想卖，也不能卖，价格就像卖废纸，舍不得。可不卖又没人要，东联系、西联系，报社附近就一家文化单位，但他们也不愿意接收，说是没处放。
我开始发愁，这些书该怎么办？一位老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他退休后，费了很大精力处理旧书：分别从三个处所分批处置，一次比一次彻底，只将极少数必备之书带在身边，其余的都“忍痛”舍掉了。我当时听了并没往心里去，可是不久，随着相熟的几位老作家去世，他们的书籍和文稿等，几乎成了“废品”，子女们毫无兴趣继承父辈的书籍，这样的结局使我震撼，对书的命运心生悲悯。
我对书是有感情的，年轻时尤其热情高涨，喜欢收存一些心仪的图书，但真正用到它们的时候却又很少，有些书时间一长连自己都忘记了。家里原有的存书，加上从单位带回的书又摞成书山，每到新年不得不一次次地做减法。此时，想起那位老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不禁有了同感。
我心目中的书房，不在高大，不慕时尚，却是要照进阳光的，充裕的光线能够照亮书上的文字，让眼睛感到舒适。书房的阳光可以点亮心灯，心里有了光，眼前就豁亮，脚下的路就宽畅。其实，读书人能有一隅之地就足够了，譬如在灯下，床头台灯的一圈光晕，宿舍上下铺的被窝里那一束手电筒的微光……
我退休后仅一年多，为了媒体融合，报社又将动迁。那天，在将报纸副刊合订本封箱寄存时，我对年轻的同事说，这些报刊资料一定要保存好，毁掉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这个办公室，今后也是回不来了，新的编辑部不会复原这样的办公环境，还是拍个照片留作纪念吧。随着手机的几次摁动，这个见证了我们辛勤耕耘过的副刊编辑部，从此便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至此，我对书与书房的解读，由繁到简：在劳作之后、闲暇之余，能够有一个安心之处，坐下来看几页书、写上若干文字，那就是莫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