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照进：裁一片云给你
刘照进，贵州沿河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3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散文》《山花》《解放军文艺》《散文选刊》等数十家期刊发表（转载）作品。入选《2020年中国散文精选》《二十一世纪年度散文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中国精短美文精选》等五十余种。获贵州文艺奖、贵州少数民族文学金贵奖、全国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责任编辑奖、全国报刊联盟优秀编辑奖·内刊文学编辑奖等10余次。
裁一片云给你
刘照进
2020年11月26日，2019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颁奖大会在江西弋阳举行。我作为内刊文学编辑站上了领奖台。当年，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首次增设“内刊文学编辑奖”，我和北京门头沟区《百花山》主编马淑琴、云南昭通市《昭通文学》编辑杨恩智同时获奖。组委会给我的授奖词这样写道：作为文学内刊主编，刘照进始终坚持大视野、高品位的办刊理念，以《乌江》《梵净山》为园地，大力扶持本土作者、培育地方文学生态。他责编的近30件作品，在《花城》《雨花》等刊物发表或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转载；责编小说《等深》《开屏术》等曾入选年度榜单及文学奖项。主持《梵净山》七年间精耕细作，刊物首发作品300余件，先后在《人民文学》《十月》等数十家期刊发表，使文学内刊成为作家成长的重要平台，《梵净山》也连续五年被贵州省新闻出版局评定为优秀内刊。
看着一同获奖的资深老编辑、老作家以及大刊大报获奖的优秀编辑，我竟一时有些恍惚，一种摇摆的、虚幻的感觉在脑海中出现。很多时候，作为地方上的文学内刊编辑，我们是自卑的、不自信的，我们附身低处，年复一年地与那些同样怀揣文学梦想的基层作者交道、交流，见证着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喜悦与辛酸。
很多基层作者缺乏天赋，但是他们热爱文学，喜欢阅读。剪一片云彩给你。我想，我们每个做文学编辑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情怀。
二十多年前，我在家乡的县报担任副刊编辑，曾收到过邻县一位作者的投稿。由于质量一般，便没有采用，也未回复。几年后，我们在一个地方踫面。她说，我给你投过稿子。我说是吗？她说你肯定忘记了，你怎么会记得我呢？言语间颇有些失望和落寂。事实上我是认识她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她所在的山城学校读书，她是县国营企业的工人，也是一位执著的文学青年。她的诗歌还上过地区的文学杂志。
我从旁人的口里了解到，她和单位一位文学爱好者结了婚，婚后依然痴迷文学，除了工作基本就是写作，不过收获并不大，只是偶尔在一些小报小刊发点东西，却依然珍视得不得了。后来企业倒闭，她爱人就在街边摆了一个小摊维持生计，装着小百货的簸箕里往往夹杂几本书籍或是杂志，遇到熟人路过便硬拉着人家谈文学。只是那样眉飞色舞陶醉痴迷的样子，早已吓走了顾客，生意自然无法再做下去，不久便外出打工去了。
看着她一身沧桑和失落的眼神，我心里百般不是滋味，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之后很久，每当想起或者听到人们谈起她，我都有一种负疚感，后悔当初太较真，没有给她一次机会。哪怕是违心的“宽慰”，也能让她心里少一些失落。
“她”或“他们”，需要这种“宽慰”，因为文学。不要轻易杀死他们的梦想。
我始终认为，文学内刊担当着一个地区文学发展繁荣的责任，也是维护地方文学生态的重要阵地。尤其是在地域和文化双重边缘、经济欠发达的边贫地区，办好一本文学内刊，对壮大当地文学作者队伍、扩宽文学视野、提升创作实力作用十分明显。
在我刚进入报社的时候，我们县的文学氛围还很冷清，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散漫状态，全县没有一名省级作协会员，公开发表作品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一位八十年代在《春风》发表过短篇小说的作者和另一位在《滇池》发表过诗歌的作者还被写进了县志。刚刚成立的报纸副刊就像一个乡村土坝篮球场，迅速集聚起了全县的文学爱好者，尽管场面一片“尘土飞扬”，但是却各显神通，热闹异常。我在副刊上开设专栏，每月重点推介一位本地作者，同时每个季度组织大家开展一次笔会活动。没有经费，就采取AA制，每个参会人每次出资一二十元，主要用于当天的生活。笔会都是在周末举行，场地是县城附近的农家乐，院坝里摆几张木桌，泡两壶热气腾腾的茶水，散漫地围成一圈，或静悄悄地看稿，或大声武气地讨论、争执，话语也像茶水一样激起层层雾气，洇漫着一个下午的美好时光。有时下雨，外面是滴答滴答的雨声，骑着摩托从乡下几十公里外赶来的作者一身雨水、两脚泥泞地跨进屋子，来不及收拾，便从衣兜里掏出稿子，眼神里满是激动的神情。活动结束以后，报纸便连续不断地刊登大家的笔会作品。
有一次，临出发的时候，一位作者找到我，十分不好意思地说，他不想参加当天的笔会。我知道他对文学很痴迷，平时都是非常的积极，便问他理由。他支支吾吾地说，没有发工资，凑不出份子钱（生活费），所以就不想参加。那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每个月只有三五百元，他爱人没有工作，又带着孩子，家里还有老人，生活负担重。我说生活费我给你出，笔会你必须参加，不然对不起你热爱的文学。
一位曾经在铁道干过临时工的乡下作者，时不时地，会把稿子邮寄到报社，用圆珠笔抄写在文稿纸上的字迹有些潦草。他后来解释说乡下农活实在太忙，往往一边干活一边构思，稿子都是深夜的时候在油灯下完成的。每次从乡下邮电所收到几元十几元的稿费，他都会兴奋一阵子。他说，文学养不了他的家，但是可以养他的心。有一年，地区文联在我们县组织召开文学笔会，邀请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何士光前来讲课。由于经费紧张，参会的人数被严格控制。笔会的前两天，他得到消息，就从乡下赶来，希望能够参加活动。当天恰逢县城赶场，他背着一个背篓，脚上穿着破口的解放鞋，衣服皱皱巴巴，看上去十分憔悴。他说，我不要你们安排食宿，听说何老师要来讲课，我很早就读过他的小说《乡场上》，写得太好了，我想见见他，听他讲课。我问他怎么解决吃住。他说背篼里准备得有东西。我揭开他背篼上面的塑料布一看，原来里面有几个蒸熟的包谷粑和一张旧毛毯。忍不住一阵心酸。我和县文联负责人商量，最后让他以文联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笔会。
第三天上午，送走完外地参会的老师，他和我们告别时再三说着感激的话。然后，他背着背篓，独自蹒跚着从乌江大桥下面的便道上走向老家的方向，瘦小的身影在乌江边逐渐变小。
我感觉，文学在那一刻，就像那江水里闪着金光的太阳。它是照彻的，对万物。也是恩慈。
向上生长需要更加宽阔的天空。区域性的文学创作，既要培植草皮，绿化荒野，更要植树造林，催生大树。这是文学内刊肩担的责任，也是必然追求。开放也就变得迫切而更加重要。
如果把文学内刊比作一个圆，地方作者无疑处在保护的核心，那么逐渐展开的圆弧应该是开放的，引领圆心向外突围，而不是封闭的环形。2014年我开始主持《梵净山》文学双月刊，确定以“建构大武陵文学版图，打造黔东实力作家群”作为办刊宗旨，坚持大武陵文学视野，开放式办刊理念，建构区域文学艺术版图。在栏目设置上，重点开辟了“武陵风”（聚焦武陵山区域优秀作家）、“新干线”（推介本地潜力新人，通过“作品、观点、印象、批评”敞开的方式，实现对作者的全方位扫描，集束式亮相）、“新视野”（关注全国新锐作家，以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为主体）、“新批评·武陵名家研究”等栏目，从内到外，梯次递进，在重点保护扶持本地作者的同时，也给予他们与外地优秀作家同台竞技、交流学习的机会。刊物始终坚持原创首发，以保持作品的新鲜度、神秘性，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梵净山》首发的作品，先后有300余件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诗刊》等重要期刊发表，并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选刊转载，多次入选各种年度选本、年度排行榜，获中国出版集团特别贡献奖、“十月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奖、郁达夫小说奖等。随着《梵净山》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国内优秀作家的引领，促进市内作者的学习竞争，刊物品质和本土作者都得到了较大提升。特别是通过《梵净山》“新干线”栏目策划推出的崔晓琳、陈丹玲、句芒云路等本土青年作家，先后进入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作品不断在各级重要期刊发表，并获得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项目出版扶持，带动了大批文学新人的成长，地方实力作家群体渐趋形成。
很多时候，基层的作者缺乏一种自我突破的能力和向外生长的勇气，总是处于一种迷惘的状态。作为编辑，就是尽其所能地去帮他们解决问题，提振自信。
青年作家崔晓琳一直在从事散文创作，2014年春天，她突然投给我一篇小说《我曾给你写过信》，阅读后感觉散文化风格很浓，结构、叙事都存在一定问题，但我觉得她有讲故事的潜力，语言质感也相当好，本着鼓励为主，就在《梵净山》刊发了出来。不多久，她又投来短篇小说《老陈的暮年》。小说塑造了一位孤寡老人，他陷入儿女之间日常琐碎的利益算计里，窘迫而落魄。叙述节奏舒缓，情绪饱满。我感到震惊，毕竟这是她写的第二个小说。当即决定，《梵净山》配上创作谈、评论重点推出。恰好，我们邀请了乔叶、鲁敏等外地名家前来印江采风，活动期间，要在碧江召开一个座谈会。我将稿子送给《小说选刊》的付秀莹，请她现场指导，得到了她的肯定，后来小说被推荐到《天涯》发表。这是崔晓琳写的第二个小说。不久之后，她又送来第三个小说《我不相信天总是会黑》，我们对小说结尾作了些修改商议，然后推荐到《朔方》，小说发表后被《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并配发了推荐语。短短几年时间，崔晓琳便先后在《天涯》《山花》《鸭绿江》《山西文学》《长江文艺》《雨花》《湖南文学》《安徽文学》等十多家文学期刊发表作品，部分还是头条。她的短篇小说集《东一街》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项目出版扶持，入围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前十名，取得了不俗成绩。她的每一篇小说写好后我都几乎第一时间阅读，有时也提出修改意见，我们会为某个细节、某个人物反复推敲，直至满意。
散文作家聂洁2018年被单位派去一个叫老鸹林的地方驻村。有一天，我在《铜仁日报·梵净山周末》上看见她的一篇报告文学，记录帮扶干部和帮扶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细节，描写细腻、情节逼真、情感饱满。于是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是否有足够多的题材，照此风格，多角度去写老鸹林，写成一个系列，出一本书。同时，我也给她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尽量避免新闻语言，以纪实的方式去写，贴近人物，客观真实地去展现脱贫攻坚战役中人的生存状态、工作境况、心理反应、生活变化。她很爽快地答应了。稿子一篇一篇地传来，以《我在老鸹林——驻村帮扶手记》系列方式在《梵净山》连载。后来，我又将稿子推荐到中国作家网，在“长篇连载”栏目推出。2020年，散文集《我在老鸹林——驻村帮扶手记》得到铜仁市文艺创作扶持基金资助出版，2021年获首届贵州文学奖二等奖。获奖公示信息出来后，聂洁给我发微信感谢，说是没有我当初的建议和策划，就没有后面的一切。言辞间满是感动。那一时刻，我也分享着和她同样的喜悦和感动。
《时代文学》主编张世勤说，刊物与作者最好的关系，就是互相成就。再小的刊物，编辑也都希望得到优秀的稿子。尤其是处在基层的文学内刊，一篇优秀的作品不仅可以成为当地作者反复讨论、学习的范本，也会让刊物“长脸”，增加存在感，给编者带来荣誉和自豪，使他（她）体会到从事文学编辑的意义和价值。
2012年下半年，我去西北时向甘肃作家弋舟约稿，他把还没在任何公开刊物发表过的中篇小说《等深》给了我，发表在《乌江》第5期。校对时我发现小说写得特别好，那种一击而中的力量感是我在以前的阅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我在办公室兴奋不已，就向鲁院的同学付秀莹推荐，当时她是《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我说这篇小说你一定要耐心看完，前面的节奏有点慢，一定要耐心！我这样加重语气地强调，生怕留下“遗珠之憾”。我知道他们每天要阅读海量的小说，不可能从头至尾细看。没过多久，付秀莹打来电话，说他们刊物要选这篇小说，发在第11期，而且是头条，问我要弋舟的电话号码，请他写一个创作谈。我知道《小说选刊》不选内刊稿子，就说我们刊物是内刊，这个稿子还没在其他公开刊物发表过呢。付秀莹说没关系，杜主编已经确定了，原发刊物就是《乌江》。她还告诉我，她在向主编推荐时，把我对她说的“一定要耐心看完，前面的节奏有点慢”的话，照样说给了杜主编。我把消息告诉弋舟，电话那头稍迟疑了一下，然后就爽快地答应了。恰逢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小说选刊》便在当期“推荐”栏目推出了他的《透明的红萝卜》。弋舟的小说《等深》安排在“中篇小说”栏目头条，配发了创作谈。《小说选刊》在“阅读与阐释”中这样写道：“弋舟的《等深》是一篇让人感到隐痛、感到难言的作品，作家对人物环境、心理状态写得繁枝茂叶，丝丝入扣，小说中那个等待已久的孩子是当代文学少见的独特的人物形象，编辑在审稿意见中称，‘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溃败，才迫使我们的下一代怀抱短刃从容上路’，切中我们时代之疼、心灵之痛。关于那些成长、关于爱、关于生命的命题不再是简单的概念，和人性的微妙编织在一起。”
弋舟也在创作谈《当茉莉成为莫莉》中表达：“感谢《乌江》，感谢《小说选刊》以这种几乎‘原发’的方式，将这篇小说遴选了出来。”
《等深》被《小说选刊》转载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获得了2012年度小说选刊奖，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很多人也因此记住了《乌江》这本偏远地方的内刊小杂志。2014年，《等深》获得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主办方当年还给原刊责编颁发责任编辑奖。2014年12月7日，我和《民族文学》的哈闻、《天涯》的王雁翎、《上海文学》的甫跃辉、《作家》的王小王一同登上领奖台（《人民文学》的周晓枫、徐则臣、杨泥因故未到场），站在面前的都是名刊大刊的编辑、主编，激动、自豪之余，我也有些不自在、不自信。
作为内刊编辑，我们时常会有一种自卑感，总是存在着一种自我否定意识，尤其是在那些名刊大刊编辑面前，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所以，当我在杭州坐车前往富阳的路上，《江南》主编袁敏问我，你是北京的杂志（编辑）？我说不是。接着问，你是省刊？我说不是。又问。我声音低低地说，我们杂志是贵州一家县级内刊。一车人就望着我，有的表情惊讶，有的就笑了一下。我也尴尬地笑了一下。好在是在行驶的车上，我们的笑都变得摇摇晃晃，一会儿就过去了。
《等深》被《小说选刊》转载后，就不可能再到其他公开期刊发表了。我心里总有一种愧疚，感觉对不住弋舟，让他谋受了经济（稿费）和影响力方面的损失。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再给增加2000元稿费，算是对作者的一点微末弥补。在富阳江游船上座谈时，我说，我像一个半路“抢劫者”，拦路打劫了弋舟的《等深》，使他谋受了损失。好在，弋舟是宽厚人，他并不介意。
有人说，弋舟的《等深》要不是原发刊物是内刊，第六届鲁奖就应该评上。这话我信。后来，弋舟的短篇小说《出警》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算是实至名归。也终于解除了我心中的愧疚。
莫言在一次回忆小说处女作发表时，感慨地说，自己是从《莲池》里扑腾出来的，没有《莲池》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我想，我们大多数写作者都会有类似的感慨。
2017年夏天，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是陕西青年诗人左右发来的，提示给我寄了诗集，是《诗刊》社主编的“青春诗会”诗丛。他说十年前刚开始写作时在《乌江》发过诗歌，对他的鼓励特别大。多年来，他还记着我们的这本县级杂志。那时候，我想起我第一次在公开期刊发表作品，收到《青海湖》样刊时，心里的那种激动和感恩。
文学的旷野里，走着走着，人就星散了。作为编辑，我们无法记住每一个相遇的面孔。然而，正是那些远方到来的消息，让我们倍感欣慰，感受到了文学的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