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头疼，且没有半点要停下来的迹象。她在剁馅，晚上准备煎馅饼。她一边剁一边想起住在北京时的邻居，楼上的那个大妈有回说，我们家喜欢吃馅儿。现在她倒跟这大妈一样，喜欢吃馅儿。剁了一半，头疼让她扔下了刀，转身离开了厨房。在客厅坐了片刻，她还是回到了厨房。还是饿，总得把馅剁完，把这馅饼包上。

孩子睡后，吴楠依然躺着，拿手机胡乱翻着几个社交APP，突然感到一阵厌倦。她一度很沉迷于看星座，从日运、周运、年运，后来发展到了八字。每天她都要看一遍“今日星运”，再从微博的“发现”里随机看一些与星座、紫微斗数、八字相关的内容，好像不这么做就不安心。她从这些文字里得到了力量和启发。说力量与启发可能有点大了，那就用“安慰”来形容吧。她一度信了这世上确实有命运这一回事，信了自己这几年就是特别倒霉，做什么什么不成，还总遇小人。这都是命啊！也不是没试着反抗，但总是被命运打回来，甚至越反抗打击的力度越大。看到这个星座运程说那几年她们星座的人就是受控于人际关系和不可知的敌人，她欣慰了。一个人归根结底是肉体凡胎，怎么能跟命运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东西抗争？总之，不管命运是否真的存在，反正她感觉到了。哪怕是事后才总结出来，也比一直蒙在鼓里强。不但星座运程这么说，八字也显示她是离婚命。这不是天注定是什么？她淡定了。离婚不可怕，用她现在的思维来讲，不离婚才可怕。可怕的是这一切都是注定的。那人的主观能动性呢？这些问题呢，网上也有解答。一看她就不是唯一一个在想这些事的。可见人过了三十，遇到坎的几率不小。若不遇到点啥，谁整天算命啊。

微博沦落了，没什么人再发原创内容或观点，老ID们纷纷消失了，有几个还坚持着用微博发自己生活的，平时也没什么人点赞，更没人留言。倒是有两个以前喜欢摇滚乐时认识的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网红，经常发些在五星级酒店喝下午茶的照片。或许，混得好的人不会经常发微博和朋友圈，他们也会出现在这些媒体上，只不过并非他们亲自发，而是主办方发布后他们再转一下而已。

她看到邮箱里有一封陌生的邮件，打开后，只有一句话：好孩子楠楠，你punk吗？

是个陌生的邮箱，她不认识。

“好孩子楠楠”是她当年的网名之一，那时候她总去几个跟摇滚乐和地下文化相关的论坛，在里面用这个ID发了不少帖子，也回过不少人的帖。现在这些论坛几乎都倒闭或打不开了，或许还有一些残存的信息还留在网上，发现它的人也肯定是喜欢摇滚乐的人罢。

她没回，不知道该怎么回。牛奶没了，得去买。昨晚她就没去，懒得动，因为脖子疼而导致的头疼，让她不想出门。也可能是因为一整天都待在家，没活动的缘故。她打起精神，去买牛奶。外面阳光灿烂。现在是上午九点三十五分。她本能地向右拐，这条街安静一点。她实在是不喜欢她家左边的大街，太嘈杂、太闹腾，路边总有等车的人，总有坐着喝廉价咖啡和吃快餐的人，虽然左边大街上的那家超市属于她喜欢的连锁超市，但一大早去那里，还是没什么足够的理由。右边这一家距离左边的也差不多，就是超市小了一点，位于一条安静的街上，周边是几个中产居民区。右边在盖楼，从去年就开始盖上了，到现在还只盖到两层楼，她宁愿忍受机器的噪音，也不愿意看到表情悲哀的路人。

一路上她还想着这句话：嗨，punk,怎么可能呢？她有一千个行为都不符合punk，话说这么多年了还有人问她这样的问题，实在是早期在网上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那时候，她染着一头红发，这在当年是相当引人注目、愤世嫉俗的。话说回来，现在染什么颜色的头发都不少见，但还有谁还是反抗主流生活的punk呢？

超市门口依然窝着一个乞丐，身上裹着条破被，地上放着几个勾编出来的小玩偶，跟昨天下午的那个老头不是同一个人。上次从超市出来，她给了他一欧元。她刚打算直接进超市，就听到这个年轻的乞丐说“Hello”，她也只好回了他一句，并立刻在脸上绽开一个笑容。当一个人没钱的时候，也就只能用笑容让人开心了。能回馈别人的，也只能是自己的一点儿快乐了。

她买了两瓶牛奶、一个可颂、一串西红柿、一包生菜、一盒鸡蛋，鸡蛋最贵的比最便宜的要贵两欧元，她犹豫了一会儿，选了中等价位的。物价疯涨，每次买菜都要小心翼翼。回家后，她又想起了那封没头没尾的邮件，她摇摇头，开始煮咖啡。一会儿还要给那个艺术品公司写两篇公众号，这是她为了生计接下来的小活儿。

柏林施普雷河上的尼古拉广场（Nikolaiviertel）和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摄影：S. Widua

另一个熟悉的ID给她发来站内短信，说路过柏林，想找个时间见一面。忘了是通过谁认识的了，前一阵她似乎过得不太好，分手了，又搬了家，好像是在伦敦。她们坐着喝咖啡，女孩看起来懵懵的，仿佛两人隔着层玻璃罩。这种感觉她很熟悉，这不就是前几年的自己嘛。这是受了生活的毒打，还没从变故中缓过来呢。可能是为了找话题，网友开口道，你还记得李静宜吧？她说还给你算过一回命。吴楠从记忆里努力搜索这个名字，却一无所获。她只记得算过两回命，一次是在国内，另一次是在国外。国内是算了八字，上了柱香，国外算的是进口的塔罗牌。给她算塔罗牌的也是网上认识的，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当时算出结果的时候对她惊叹道，天呐，你周围的一切都是倒立的，只有象征你自己的是正面的。身边没有人支持你，甚至都是反对的声音，只有你的意志是坚定的，你是一个人在对抗整个世界。果不其然，结果并不乐观，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利。也只有她的信念从来没变。她不想回忆当初的困境，只听着网友说，我挺佩服你的，一个人在国外带着孩子。是啊，很孤独……她叹道，不过也习惯了。灵光一闪，她想起那个算塔罗牌的女生了，原来她记得的是对方的网名。给我算塔罗牌的那个女孩当初在美国，她后来回国了。对，我说的就是她！女孩惊叹起来。哦，不会吧？那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她被世界之小又震惊了一回。网友说她跟这女孩的前女友认识，她说，对，我们还一起在柏林电影节看过电影。当时，真开心，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我们都看哭了呢。

外面出了太阳，柏林的春天总是这样，大部分时候阴云密布，偶尔才会有一点阳光。而这点阳光，可能过几分钟也就没有了。她扭过头看窗外，一个留着鸡冠头的背影，正在穿越马路。她有点看呆了，这里怎么会有punk打扮的人？这个区比较中产阶级，平时多见的也是中产阶级的市民。她正想着，网友突然感叹道：“看到那个发型了吗？”“看到了。”她咽下想说的话，其实也没什么想说的。她现在话说得比之前少了。自从“缓过来”后，就觉得无话可说。当初哪来的那么多话，一遍遍发在朋友圈，每个礼拜都求着朋友跟她打语音电话，可真是难为了那些朋友。

搬家的半年后，她迷上了买二手家具。自从在那个叫“小广告”的APP上买了二十欧元的一盏水晶灯和一把勃艮第色椅子后，这种热情就像烈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水晶灯的主人住的小区离她家五公里之外，她用翻译软件翻译的德语与之沟通，约好某个下午去取。坐城铁转了一趟公共汽车，走了十分钟，才来到那个从未来过的街区。这里一看就是后来建的，高耸的毫无特色的楼房，圆丘状的草坪，属于曾经的东柏林，某些低收入人群的住宅。在等公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雨，她和另外几个等车的乘客一样没带伞。雨顺着她的羽绒服往下淌，谷歌地图在这小区几乎失效，她绕了两圈有点一筹莫展。这时她看见两个十来岁的土耳其裔的小男孩路过，她赶紧叫住他们，拿出手机上的地址给其中一个看，小男孩对同伴说了句什么，就带着她走到一幢楼前，果然，是这幢楼。她跟送快递的以及一个老太太一起坐上电梯，在十几层停下，她又仔细看了一下卖家的名字，对比着楼道里每家门上印着的名字。是个老太太来开的门，见到她很高兴的样子，水晶灯就放在地板上，老太太让她检查一下，完好无损，水滴形的玻璃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简直就像她原来住的地方那架水晶灯的迷你版。她从钱包里拿出二十欧元递给老太太，老太太感激地说谢谢，颤巍巍地转身从书架底层找了几张报纸。书架上塞满了书，有些零乱，旁边还放着一个小书桌，上面是一盏小台灯。她蹲下身子，用报纸小心地裹好水晶灯，放进随身带来的购物袋里。

那老太太是不是什么学者？还是作家？她家怎么会有这么多书？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孤独不孤独？她想起以前在德语课上，老师说他们德国人对抗孤独的方式是养狗。她回味着刚才经历的一切，雨已经小了，淅淅沥沥，她捋了捋被打湿的刘海，又扶了扶肩上的购物袋。路过一家超市，她梦游般地走进去买了瓶牛奶，在冰柜区她发了会儿呆，意识到这里的物品与其他超市的其实并无区别。她想再买盒鸡蛋，突然想起还要坐地铁，身上的东西越少越好，这才停下来。

回家后她洗了个澡，跟黛西抱怨，以后再也不买二手的东西了。黛西曾开车陪她去买过一次二手小冰箱，那冰箱差点塞不进她车的后备箱，那天黛西跟她说，你为什么不上网买一个新的冰箱，这种小型冰箱新的也才一百欧。“小广告”是陆洁推荐给她的，她还推荐了一个卖快要过期食品的APP，说常用这个能省不少钱。陆洁是上海人，黛西也是上海人，行事作风却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在买了几次东西后，她放弃了这个APP，实在是太麻烦了，需要赶着时间去特定的超市取货，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其实她也跟陆洁抱怨过，刚开始陆洁不置可否，后来就说，楠小姐，你离婚的时候你那前夫连一把厨房菜刀都不给你，你又缺钱，我不给你推荐点这样的东西，你该怎么活？

陆洁说得对。于是没多久，她又开始了搜索和购买。购物的过程让她入迷，有一次她在晚上七点按照约定来到离家并不太远的地方，公共汽车开过国家图书馆和柏林爱乐大厅，开过金色胜利女神耸立在顶端的胜利纪念柱，在蒂加尔藤公园边上那一站她下了车。四周静谧，空气潮湿，两个慢跑的人经过她，让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跑步了。马路对面明显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只有一两栋高一点儿的楼，风格有点像北京的外国专家公寓，其它几栋是美国连排别墅样式，它们的矮正说明了它们的昂贵。或许这是大使馆的家属楼？还是国际高管的？绕过一片草地，即使在夜晚她也隐约感觉到这片草地长势很好。门铃响了一秒钟后，就有人开了门。这次买的是两个塑料储存柜，是她常买的一个日本品牌。她发现，不同的人卖不同的东西，当然这是句废话。是卖同样的东西的人都有着类似的审美。这似乎也是句废话。卖家说要搬家，搬到汉堡，提到离开，他明显松了口气。他既不老也不年轻，非常友善，而且英语很好。穿着一双印着彩色圆点的袜子，地板是那种原色高级木地板，墙上挂着的波普装饰画没来得及收纳起来。

回来时她从窗口看到路边建筑二楼的一家客厅里挂着一盏漂亮的灯，这是哥本哈根设计师的著名的“松果灯”，灯的造型就像一个大松果。整个客厅在这盏灯的映衬下，像一个样板间。主人不在，但这盏灯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他们的存在，（他？他们？）殷实、富有、现代，有一定品味且愿意花钱在彰显口味上。或者这就是“欧洲梦”？这仅仅是一瞥而过的印象，夹杂着开始飘下的细雨，她不想让脚下的细砂路磨坏了塑料轮，就一路抱着塑料盒走向公共汽车站。幸好有刘恒，他在她前面，抱着另一个塑料盒。

“小广告”成了她的圣殿，经常在睡觉前，又困又不想睡的时候，躺着刷星座、八字和“小广告”。有时候她感慨一些物件之难看，有时候也会被某些东西所吸引，她设想把它们放在家里的样子，应该放在哪个位置，让家里看起来和谐又统一。可惜它们要么太沉，没办法自己扛，要么就太贵。有时候看中了，实在是喜欢，就先点个赞保存起来，过几天再看时，它们往往就被买走了。所以说好东西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好东西。她发现自己被一些照片的整体氛围所深深吸引，是那些照片上所显示出来的整体的岁月静好打动了她。它们是由光线、木地板、高房梁（这意味着是西柏林战前修建的老房子，有幸躲过了盟军轰炸）、墙上的画作、其他的家具所共同营造出来的，有时候还要包括上窗外的树。相比较起来，所卖的物品反倒是最无关紧要的了。黛西告诉她，她刚又订了一套上次买的品牌的书架，今年它们又涨价了，现在还没运过来，她肯定会请工人来安装，自己是装不了的。这种品牌的比较小众，又贵，“小广告”上几乎没有人出手，即使有，也不在柏林。但是居然有卖这品牌折扣码的，她摇摇头，真是什么人都有。

刘恒对家居装饰明显没什么要求，她去过他的宿舍，不到十五平米，像所有的学生宿舍一样没有任何特色。为了招待她，刘恒给她下了一包方便面，用的是昨天自己做的骨头汤，还特意给她留了两块牛肉。走的时候，她想起曾经去看望过的一个朋友，当年也在国外读书，房间也是毫无特色，但是他的书桌前的墙壁上贴着他手写的一句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字有些稚嫩。朋友说，他就是靠着这句话坚持下来的，他不想再读这个该死的破经济学了，他想换个国家生活，说英语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

鲜衣怒马当然只是在少年时。是他们的少年时。他们就连喜欢的书都是那时候文艺青年都喜欢的那一类。她没跟刘恒聊过这些，刘恒是另一类，一天到晚高兴，仿佛除了吃喝和学习，就没有别的事了。他们跟刘恒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吃喝喝，要么就在外面玩。刚开始还是AA制，后来刘恒就要求主动结账，跟刘恒认识以后，吴楠都吃胖了。刘恒的眼睛圆圆的，笑起来眯成一条缝，总是一副笑的模样，好像没什么烦事。他的确没有什么烦事，他只是作为交换生在柏林交换半年，很快就要回美国继续读书了。

黛西来做客的时候说，你家看上去不错。她给了一个至高评价：这已经是你在能力范围内能做到的最好的了。吴楠感到非常欣慰，于是就更投入了。一件件地把家具添置好，把破旧的出租屋打扮成她需要和喜欢的样子，就像构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堡垒。家里是这么安全、这么舒适，至少比起窗外和楼下的大街，她的家就像一个避风港。

她想让这个家变得更舒适，更自在，更像她理想中的居所。比如窗下应该放一张新沙发，这样既利用了多余的空间，又显得整个屋子活了起来。她在脑子里建构着新家，门口的鞋柜上面应该挂一幅画，还有，如果能把阳台变成花园就好了，放上几株绿色的植物，再放一盆她喜欢的柠檬树。她也只是想想，现在哪有钱买新沙发，就算“小广告”上看到，也没法把它搬回来。

刘恒觉得她家已经挺好的了，至于她一直说的缺这个缺那个，刘恒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你花了太多时间在这些日常生活上了。”刘恒说这话的时候依然面带笑容，嘴角上扬。他敏锐且有些尖刻地指出，你只是为了孩子在柏林生活，要为了他牺牲这么多吗？

妈的，她想，中国的零零后年轻人到底是没有什么负担，再说他也没有到“承担生活”的年龄，更何况他是男的，一个中国的独生子，家境又不错，这样的人当然没什么烦恼，估计以后也遇不到什么挫折。

刘恒说他就不想要孩子，他要当最后一代。

他还说，你应该想想你的未来。你自己的理想呢？

理想？很久没有想到这个词了。平时她也很少想到“未来”这个词。当一个人只能处理眼前的困境时，她是没有任何余力想未来的。

不过刘恒的话还是给她造成了困扰，它这些话在她心里整整盘旋了三天，之后吴楠就去报了个德语班。

为了报名时的考试，她翻出之前的德语笔记，发现2015年11月她就已经学完了A1.2，12月孩子就出生了。中间她又学过A2.1,但没有接着学A2.2，而且当时学的内容几乎都忘光了。那时她课上得心不在焉，心思不定，总想着回国。离婚了，为了在德国生活下去，也为了能跟孩子的老师沟通，她不得不暂时让自己妥协，再学一次。生活重新变得简单而有规律，她八点钟起床，煮一壶咖啡，吃一个面包，骑自行车去上课。如果孩子在，就七点钟起床，先把孩子送到学校，再折回来煮咖啡，吃面包，然后去上课。她和前夫每个礼拜轮流带孩子，这是她当时离婚时的权宜之计，带不回国，前夫不同意，又无力单独抚养，对双方都是不利，怎么办？其实这也是德国，据说也是欧洲很多国家的普遍操作，据他们说，这样孩子跟父母都能见上，生活还能连上，基本不损失什么。当然，这是对孩子而言。对她而言，这意味着她离了婚也无法离开德国，生活水平还因为离婚而一落千丈，唯一的好处，就是再也不用想着“离婚”了。自由，太昂贵了。于是为了这自由，她不得不付出业余时间来干点小活，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得学德语。学校就是她当年第一次上德语课的地方，甚至就连孩子的小学都在那栋楼里，要么说，这就叫“缘份”。既然跟德国的孽缘还没完，她也只好随缘了。

时间紧张了起来，这一紧张，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舟车劳顿地满柏林跑只为了买一个小物件。太累了，学德语简直比干什么事都累，每天上完课，她连饭都不想做，更别提出门了。这，就是为了“自由”付出的代价啊。她再也没时间去买二手家具了。

把孩子哄睡后，她躺在床上，习惯性地点开手机里的星座运势看，从周运到日运，她看着看着开始走神了，那些字开始飞舞，看了半天，她还是没看懂它们说的意思，她突然觉得没意思了。没意思了，干脆听首歌吧，就像以前的夜晚，整个青春期和搬到柏林以前的那些夜晚一样，听歌吧。那时候每个夜晚都流淌着音乐，她的生命从来没有像此时一样枯燥和乏味。她起身去拿耳机，耳机里的电量充足，足够她听一晚上的歌，但她已经累了，只听了两首就睡着了。

周六下午，大家说了聚聚，一起吃顿饭，选在一家上海特色的餐厅。来了六个人，五女一男，占了满满一张长桌，都是经常见面的老朋友。刘恒没来，他跟他们都不太熟。她来晚了，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喝上豆浆了。她挤进长桌里面的位置，靠窗，陆洁坐在主座，给她递过来菜单。黛西与她隔着一个座位，两人说话都很费劲。那天其实就是平常的一天，每隔上一两个月大家都会找机会聚一下。只是吃着吃着，似乎跟从前不一样了。吴楠不怎么说话了。她不开口，就只听着别人说。她慢慢地吃着饭，菜当然挺好吃，但说话才是重点。以前她总是话最多的那位。现在她心里变得越来越平静，她没有什么话好说，也不是有什么心思，就是心里像是放了块石头，稳稳的。尤其是当她听到家长里短的话题时，甚至会在心里暗暗地想：如果能早点吃完回家就好了。可是不说这些，又说什么呢？重要的还是把自己的小日子过下去。再说，大家都在海外漂泊，此时不说点家长里短何时说？她心里默默地替朋友们找着理由。说话当然也是需要理由的。她曾经有那么多话可说，有那么多话想说，就在她心里鼓鼓地涌动着，甚至经常为找不到人说话而苦恼，她那时有太多的苦需要倾诉，在她面临离婚的那几年。当她终于搬了出来，要面对的就是现实的问题，这让她变得务实，也没有那么多抽象的或罗曼蒂克的想法了。大家很快就注意到吴楠的变化，陆洁打趣她为什么不爱说话了，她说自己有点累。那当然了，朋友们都理解，没有比学德语更累的了。

吃完饭，余兴未了，时间还早，才三点半，大家说要接着喝咖啡。旁边就有一家网红咖啡馆，卖中式点心的。吴楠想着，咖啡可以喝一杯，尤其是中式点心，她爱吃，最爱酥皮点心，老北京稻香村那种。到底是想家了，想北京了。三年多没回了。在大家走路去咖啡馆的路上，吴楠突然兴致上来了，说了几句俏皮话，倒把朋友们逗得又惊又喜，他们觉得以前的吴楠又回来了，又是正常的吴楠了。本来嘛，她本来就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同时也爱哭，爱抱怨，这要是变得沉默稳重淡然了，还真叫人担心的。

上德语课后，她唯独经常见的朋友是黛西。下课后，她去找黛西，好久没来，黛西家怎么这么大了？光那个开放式厨房加客厅，就比她家都要大了。还有那些厨具和桌椅，每一件都很贵，这些她之前就知道，却是头一次真正意识到。

黛西穿一条鲜红色的紧身瑜珈裤，说上礼拜刚买的。平时她基本不会在家或者出门的时候穿运动服，对她这个在巴黎生活多年的人来说，运动服只能在运动的场合穿。可是她最近太忙了，刚从健身房回来，既然见的是熟人，也就懒得换衣服了。黛西曾带吴楠去过她的健身房，一起练过一堂空中瑜珈和一堂混合力量课，她之所以选择这家健身房，正是看中了这里有不少有意思的课程，当然，这都包在年费里，不用额外交钱。吴楠刚退掉了她的健身卡，正在犹豫要不要报新的。吴楠最终也没报这家，这当然是个理性的、明智的决定。健身房离吴楠家有点远，价格比她之前的那家还要贵几十欧。她又没车。她知道，所有额外的开支都应该删减，她就像一棵备受打击和催残的树，要修枝剪叶，要积攒力量，要慢慢恢复生机。

黛西的手边已经有一杯干白了，她给吴楠倒了一杯气泡酒，体贴地告诉她：“这酒度数比较低，我知道你平时中午不喝酒。”

前几年黛西有些为吴楠担心，幸好吴楠在离婚后状态越来越好。这两次见面，黛西发现吴楠沉静多了，这种静不像是心如死灰，而是心里有了某种笃定。这几年大家都有所变化，黛西对艺术的爱好淡了，她把画廊关了以后读了不少小说，她跟吴楠交流过几次，吴楠建议她有时间可以写写日记，或者试着写小说。这是个好主意。黛西要用英文写，她做不到用中文写自己的生活，哪怕是小说的形式。她从小就是个郁郁寡欢的孩子，由上海的祖父母抚养大，生活上养尊处优，但寄人篱下。每年她只有放假时才能见到父母，这导致成年后她与父母的关系一直很疏远。一个人的童年可以如此深远地影响到一个人的心理，哪怕是成长很久以后也会陷在其中而无法挣脱，这正是陆洁和吴楠所体会不到的。和在柏林没有工作的别的女人寄情于吃喝和育娃不同，黛西难以从这种过日子的生活里得到满足，她感到了空虚。这种“空”相对于生活的“满”，是那么难以描述又难以令人理解。大部分人不都是这样过的吗？而造成空虚的罪魁祸首，是“时间”。时间过得太快了。有时候她感觉时间不是一秒一秒过去的，是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嗖地一下，时间就过去了。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到现在，一晃居然已经二十年了。她也曾任职于上海最大的报社，过过最光鲜的日子，在遭遇过一系列不愉快的职场经历后，她决定出国读书。之后就是结婚、生子、换国家。她与吴楠几乎是同时搬到柏林的，直到搬到柏林的三年后，她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带吴楠去她的画廊看展，她们才认识了。后来她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让那家画廊撑下去，在来到柏林的第六年，她终于决定把它关了。吴楠替她感到可惜，但她很清楚，她没办法同时搞好画廊和家庭。她每个礼拜开车一小时去看心理医生，用法语跟心理医生交流一小时，再开回来。当然最好是能说中文的，但她没找到合适的。

后来她跟吴楠熟了，跟年轻艺术家的联系倒没那么多了。画廊关了以后，她就不怎么接触艺术圈的人了。她感到空虚，不知道自己还能做点什么。虽然她是正经新闻系毕业的，但一直更喜欢视觉艺术，比如摄影。她也曾拍过许多照片，但已经记不得有多久没摸过相机了。

每次见过吴楠，黛西都会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一会儿，手头放一杯红酒，就这么坐着，除了喝酒，什么也不干。吴楠总是让她想到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那些她平时不愿想也不敢想的东西，比如“我到底在干什么？”以及“我为什么在这里？”吴楠的处境也令她悚然一惊，一个在柏林的中国单亲母亲的生活，是多么孤立无援和困倦不堪。

回家后吴楠就困了，她是真不能在中午喝酒。她给手机定上闹钟，睡了整整两个小时。醒后第一眼就看到行李箱上堆着的零乱的衣服，是的，还缺一个衣柜。已经在这个新家住了快一年了，依然没有一个衣柜。她想立刻打开“小广告”搜索，又明白衣柜这么大的物件，她不可能一个人搬得动，何况，卧室太小了，一张床就占了大部分空间，衣柜相对来说太奢侈了。她颓然而止，该去接孩子了。一个问题回旋在她脑海中：我到底在干吗？另一句话并不是它的答案，而是孤零零地单独出现了：如果我一个人生活下去，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拥有黛西那样的家具。她一下子就难受起来，好久没涌出来的无助又翻腾而出。打住——打住，她告诫自己，往好里想——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必须的。咱这就叫求仁得仁，可啥时候能买上衣柜呢？她忍不住想起她在北京的衣柜。唉，我简直是一块金子埋在了土里。好日子我也过过，现在我就跟当年的曹雪芹也没什么区别了。哎——打住。她并没有让自己在想象里过多沉溺，她还要去接孩子，明天还要上德语课。现在的生活节奏已经容不得自己长时间的悲春伤秋了。

每天把孩子接回来以后，是她最安心的时光，这意味着夜晚即将降临，而旧的一天终于要结束了。孩子看动画片的时候，她玩手机，然后做饭。饭后不一会儿，就到了要带孩子洗漱的时间了。他们会并肩坐在床上，她给他读一段故事，听完故事后，熄灯，睡觉。等孩子睡熟，她再起身回到书房，看看书或者刷一会儿电视剧，随后她也困了。在睡前，她还会擦擦地，把厨房再收拾一下。正是因为有孩子在，这段光阴既充实，又很美好。她当然知道如果不出意外，这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她也知道，这就是她目前的日常生活。

她不再看星运了，她不再相信怪力乱神。

这世界上就没啥东西能指引人的生活。也就是说，你干什么都行。

但是，要干什么呢？这才是需要思考的。

孩子睡了。她给自己倒了杯酒，前天买的鲜花正在绽放，楼下依然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这房子隔音不好，楼下的噪音近在耳边。她身边环绕着她精心挑选的家具，没有烦心的人打扰，今天已经成功度过，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平静是多么难得啊！“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普希金不是说过吗？年少时她不懂，现在她懂了。平静就是内心自由的外显形式。

但是激情呢？她打了个哆嗦。激情是另一种东西。像“未来”和“理想”这两个词一样，曾经属于她，她一度失去了它们。现在她居然又想起来了。可能这些词都需要在拥有一点闲暇的时候才能想到。又或者需要一个提醒她想到的人。不管怎么说，只要能再想起它们，她就已经觉得是个奇迹了。这简直像重新拥有了一个奇迹。怀着重新拥有了一个奇迹的心态，她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春树，作家，现居德国柏林。主要著作有《抬头望见北斗星》《乳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