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说我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到，他们不信。警察不信，那个女孩的父母也不信。他们希望我能提供一些线索，帮他们找到下落不明的女孩和男孩。

据说在我走过的那条小巷子里，女孩和她的男友发生争执后，两人一同不知所踪。

我是被迫卷入这不知该称之为是事件还是案件的。事情巧得很，那个傍晚，市政结束施工时，一辆退场的挖掘机撞坏了小巷一头的监控探头。于是，那条本就行人稀少的小巷回归了数年前的静默，再没有人从屏幕中某个小方格里窥视它的一举一动，更别提听清它的每一次呼吸。而我在探头尚未修好的当天晚上，循常例走过了那条小巷。

我并不觉得自己会算错穿过小巷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我和李岑在小酒馆前分别时，时间是晚上十点三十分，我在那时给我们共同的朋友施河发去过信息，手机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时刻。

从小酒馆到小巷，不过七八分钟脚程。即便我醉意深切、脚步虚浮、恍惚飘摇，可我没走错路，那么时间大致也就不会错。警察说如果我没记错，那我就应该在那个时段看到，或者至少听到那对小情侣间的争执。警方用的词是争执，这和女孩母亲的用词有出入——她说那时候女孩正在遭受男孩的威胁，还说这一点她已告诉过警察。

我是在和女孩父母见面后才知道这点的。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校稿，置于桌面一侧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我瞄了眼来电显示，没接。除了那些我在手机中标记了的有名有姓的人，以及不知道被哪些人标记了外卖和快递的电话外，其余来电我都不会轻易接。日常生活虽然寂寞，但我宁愿在寂寞里沉下去。

不过后来我还是接起了那个号码打来的电话，因为它坚持不懈地打到了第三次。

那通电话过后的当天晚上，我在一家饮品店见到了女孩的父母。和我预想的一样，他们极力维持着镇定和体面，但眼神中的慌乱却不受控制地逃逸。这增加了我的不适，让我有种倘使不给他们希望就是犯了弥天大错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女孩的父亲切入正题，问及我那晚穿过小巷的情景。

我将之前说予警察的话向他们复述了一遍。基于事实的客观陈述让我的不适减轻了许多。

女孩的母亲，那个穿灰色针织衫、头发梳拢得颇有些老上海风情的女人不甘心，妄图用她动人的诚挚使我改口。她说起自己的女儿平日多么乖巧听话，说起女儿在学生时代获得的耀眼荣誉，甚至说起女儿幼年时得高人相面，被称赞将来会成为了不起的人。我静静听着女人的话，在某个瞬间觉得她无比可怜，同我的母亲一样。人们的期望和艳羡常常来自于一种空白，这种空白几乎都意味着求而不得，眼前的女人如此，我的母亲亦如此。

想到母亲，我有些走神。女人大概看出我的注意力并不集中，于是及时地转了话头，说那晚女儿打电话给她时，她在电话里听到女儿的男朋友说，他不同意分手，如果要分手，他就每天都去堵女孩，让她没法正常生活。

“他这样威胁静静，我真怕他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来。”女人说这话时愁眉紧锁，似乎要被心底的担忧压得喘不上气。她身旁的男人焦虑地看看她，然后将祈求的目光落到我脸上。

“也别太担心了。”我只好开口，充当一个安慰者，“可能就是小情侣闹矛盾，过几天就好了。”

“可就算闹矛盾，怎么会连人都找不到呢？”女人喃喃地说了句，半晌后又抬头问我，“你真的没看到、听到什么吗？”

我还是摇头。这是场注定无法让他们满意的会面。

会面结束后，我乘地铁到住处附近，出地铁后又很快行到那条小巷。其实我可以从主干道回家的，但走小巷要快得多，也清净得多，前提是能接受昏暗、霉味，以及墙体随时垮塌的危险。进入巷口，我注意到悬在墙体一侧的监控探头已恢复如初。也许是被修好了，但更可能是直接换了新的。走到中段，我停下来看着巷壁左侧。一片青绿的藤蔓垂在那里，大大小小的紫色三角梅点缀其间，挤挤簇簇。

三角梅一开大半年，这时节依旧蓬勃艳丽，巷口那一片水粉色的，甚至比初绽时更为娇俏。我拿出手机，想拍张照，再附上句矫情的文案发到朋友圈。

有时候我并不忧伤，但我习惯表现出一种若有若无的忧伤。

照片没拍成。按亮手机屏幕时，映入眼帘的信息打断了我原本想做的事。信息是施河发来的，她说自己要出差几天，与我约好的相见无法落实了。我有些无奈，也丧失了拍照发朋友圈的兴趣，但还是回施河说没关系。

施河总是很忙，总是有很多应酬，在世俗功利的层面上，我觉得我们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但她对我而言无疑是个特别的朋友。这份特别我心知肚明，却无法与他人言说，唯一能告诉的，也就是施河本人。

我抬头瞟瞟那片三角梅，给施河继续发去信息，提醒她早睡。我了解施河的作息，知道这个时候她或许刚打开文档，准备继续她正在结尾的长篇小说。她不会早睡，即便我无数次催她，即便她第二天同我一样要上班。果然，施河回道：我才刚刚开始写。我盯着施河的消息看了几秒，然后关掉屏幕，快步穿过了小巷。

那之后的几天里，女孩的母亲几次打电话给我，问我同样的问题。警察也再次上门，问及那晚我穿过小巷的情形。我回复他们的，一直都是同样的答案、同样的失望。

二

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说政府在重新统计农村的宅基地情况，她想将老家的宅基地——也就是他们现下所居住的那块地——记到兄长名下，特意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反对。

我与母亲的关系不近不远，她不怎么主动来电。我跟她之间保持着每周一次视频通话的频率，这是我强迫自己方才做到的。母亲铁定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件辛苦的事。在她眼里，在老家那些左邻右舍眼里，我一直都是乖孩子，一如他们给乖孩子贴上的标签：安静、礼貌、听话。

我跟母亲之间从没什么尖锐的争执，但我清楚地知道，从多年前开始，我就选择了背叛她。我对她愈来愈客气，愈来愈礼貌。我常在电话中问她身体是否康健、心情是否愉悦、有无需要我帮忙从网上下单的东西，还会定期转钱给她，无论她如何推辞，都坚持不懈。她问什么，我都用柔和的方式给她回应，偶有难以回应的，便微笑着沉默。我试图用能做到的一切，在她心中构建一个孝顺女儿的形象。

母亲以为她了解我的一切，其实我却用足够多的问候和关怀，将她挤压到了我真实生活的边缘。而那些属于我真实生活的另一面，本该被我藏在心底深处，无声记得或忘记的事情，我只相对清楚地告诉过施河。

女人间的友谊通常从交换秘密开始。施河知晓我的秘密，我也等价地知晓她的秘密。这一切都是偶然。或者，也是必然。

我和施河是在李岑的介绍下认识的。那时候我受公司之命，寻找一批能写作某种特定文体的成熟作家，资源贫乏的我求助李岑，李岑便为我与施河牵线搭了桥。后来合作虽未成，我与施河却发现彼此投契，于是渐渐聊得多了。但要说我和她的友情能突飞猛进，倒真与那条巷子脱不开关系。

去年十月末的一天，我心情压抑，走过小巷时寻角度拍了张略带萧瑟的图，配上“秋属金，主肃杀”的文案发到了朋友圈，却在随后下划的过程中，看到施河发了张色调、构图相似的照片。其时成都还不算冷，虽已深秋，萧条之意不甚，倒是天高气爽的感觉偏多。我想这真是巧，于是为施河的那张图点了赞。几分钟后，施河也反手为我点了赞，并发来微信消息：人生何处不相逢。

就此聊起来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那天的特别在于，施河率先打开了自己盛装秘密的匣子。我由此知道她心里藏了一件不敢见人的事，而那样不敢见人的事，我心里同样也藏着。施河把她的秘密向我展露一寸，我便也把自己的秘密向她展露一寸。我们用秘密穿经作纬，很快就织出了一张结实的友谊网。

这张网织得太快，慢热的我颇不习惯，可又乐在其中。那天在小酒馆，我耳朵听着李岑倒苦水，手和眼却团结在施河的消息周围。李岑见我不停地看手机，故作不悦地问我在和哪个男人热聊，还说自己这样一个帅哥近在眼前，我却看不见。李岑当然是在玩笑。我和他认识得早，交流也算多，他不严肃，也不轻佻，是那种让你觉得可以随便说点什么而不会冒犯的人。

我本不是会应和这种玩笑的人，但那天我却跟李岑说，关键不在于他帅不帅，而在于我心里有一个爱了许多年的人。李岑当时愣了下，旋即举杯向我，以敬爱情的名义与我碰杯。他没有追问，我也没解释。我们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让这个话题过去，就跟谈话中随意提了下某本小说一样。我想也许过往数年间，李岑有过这方面的疑惑，我处在正当情感澎湃的年纪，生活却平静得像激不起半点漪澜的死水，其中该有什么原因。

若是以往，我绝不会跟李岑说这样的话，可那天我身负酒意，又因前一段时间跟施河聊了太多与秘密相关的东西，所以心绪波动，竟没忍住。说了后倒也不觉后悔，只是不安全感多了几分。

我并不是担心李岑会将此事说予他人。退一万步讲，即或他说了，别人能知道什么呢。那样模糊的一句话，勾勒不了立体的情节，更无法塑造动人的细节，还不如新感觉派的小说具象。我的不安全部来自自己，来自内心的无所依附。

我爱了一个人许多年，但也许，不是许多年错了，而是爱错了。

可没有一个办法能让我纠正这个错误，命运让我与之纠缠、同行，却不让我与之走进恒常而琐碎的现实。我以为这是眷顾，是残酷，但施河说，这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羁绊。她和我有类似的秘密，但她比我利落，也比我轻盈。她一头扎进那种羁绊，然后又一头扎出，旋起一朵漂亮的水花便跃离了所谓“爱情”的深潭，而我却沉在了幽幽潭水里，越沉越深，越沉越看不出离开的可能。

这明明是我生活最真实的一面，但我不能将它展示给母亲，也不能将它告知李岑。我所能诉说的，仅有施河。

不能或不想，可能差很多，也可能差不多。

三

手机打不通，没有订票信息，未查到相关的出行记录，那个女孩和她的男友像沙漠空气中的水分，转眼就被蒸发得无影无踪。

这个时代，交流空前便捷，然而一旦剥掉科技赋予的联结丝线，人们与世界、与他人那看似无比紧密的关系，瞬间就大幅萎缩。无迹可寻的女孩和男孩如此，我跟那个人也如此。八年里，我们相见的次数敌不过两只手的手指数总和，切实待在一起的时光更是少得可怜。网络并不是真正维系我和他感情的东西，但我却只能把网络当成我们之间的联结纽带。若非如此，我又怎会在断掉一切网络联系后，逐渐觉出太多空白？

可我所讨厌的网络为那个人提供的便捷——他无需来到我身边，就能看到我的脸、听到我的声音、安抚我的情绪，恰恰是母亲最感激的东西。她借此参与我的生活、共享我的喜怒哀乐，还欲借此掌控我的人生节奏。

立冬前的那个晚上，母亲在视频通话里絮叨老家左邻右舍的事情，我知道，等她点评完那些，就会语重心长地提醒我赶紧恋爱和结婚。不过没关系，通话之前，我在心里已演练过应对之策。很简单，微笑着沉默就是了。将我嫁出去被母亲认为是她人生仅剩的任务，我其实也想帮她完成这项任务。

一切如我所预料，母亲以为我用沉默和微笑认同她，因此切断通话时心情爽快。可我不然，我长出一口气，像终于完成一桩必须赶进度的工作。接着我返回微信主页面，刚刚视频通话时有人发来了消息。

是施河，她已出差回来，约我和李岑第二天一起晚餐，并说明日立冬，适合火锅。施河的消息发在我们三个人的小群里，我看到李岑回复她，想喊我们吃火锅就直说，别拿立冬做挡箭牌。我的“好啊”还没发出去，又看到施河说，你不懂，立冬且重要着呢。我悄然笑了，因为施河在“呢”字后特意关联了我。

的确，立冬对我而言是个带有某种意义的节气。几年前，我和那个人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立冬。在某个清冷的北方城市的街头，我和他牵手同行，然后用成年人表达爱情的方式，进行了最炽热最激烈的交流。

这件事我告诉过施河，并且我还告诉她，那样的美好时光虽然短暂，却绵长地根植在我记忆里。

李岑不明了我和施河间小小的打趣，也不曾追问立冬于我的意义。我们照常定下相约，照常期待相聚。

在这座城市，我、李岑、施河，我们默认在一定尺度上分享自己的生活，默认彼此间保持或远或近的距离，默认对方拥有秘密、不同观点，就像默认隔段时间要相聚、小酌一二。我们习惯于将某个既定方面展示给对方，也习惯于将这个既定方面作为彼此间的舒适区域。突破这个区域，可能获得全新的体验，也可能得不偿失，就像薛定谔的猫。

第二天立冬，中午时我颇有仪式感地出去吃了一份饺子，还拍了照，配上“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文案发到了朋友圈。我想如果那个人能看到这条朋友圈，多半会为我点赞的。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喜欢这种暖意而可爱的句子。可惜他看不到。我的朋友圈对他是关闭的。他的亦如是。

晚上我到约定的地方时，施河和李岑早已先到。李岑时间自由，施河难得下班比我早。

本以为那会是一次普通的聚会，像我们以往的任何一次聚会一样。可中途李岑匆匆离席了。他接到一个电话，说了两句，便挂掉电话，说老家出了点事，要马上赶回去。他接电话之前，我们正在感叹加缪，感叹他二十来岁就写出了《局外人》，感叹《局外人》的开头足够出色。就写作而言，没有比这更令人艳羡的事了。

我是个编辑，偶尔也置换身份当一下小说作者。也许正因如此，我和他们才会在完成工作接触后，将交流拓展到其他方面——当初我与李岑也是基于编辑和作者才产生的联系。

李岑走后，施河问起关于那个人的事，问他最近有没有联系我。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她劝我该放下了，说我不该将自己的大好年华浪费在没有结果的事情上，说求而不得是人生常态。我笑笑，回她：“求而不得是人生常态，可拖泥带水也是人生常态。”施河没再劝我，她摇摇头，叹息道：“你呀你。还是尽快调整好状态写点东西吧。必须写了。记住没？”

“记住了记住了。”我点着头，诚恳地接受了施河的“命令”。在类似的求而不得的秘密里，我知晓施河的利落，施河也知晓我的拖泥带水。我们互相羡慕过对方，可我们都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和处理感情。让它短暂抑或让它长久，早就由性格注定了。

那天的火锅散场得比以往早，李岑的离去还是让我们多少有些不安。同施河分别后，我乘地铁到家附近。在走大路与走小巷之间，我照旧选择了后者。只是在穿过那条小巷时，我猛然觉得天冷了许多。

冬天确实要到了。

四

连着几天，李岑没在小群里说话，朋友圈也不见他的动静。我和施河都有些担心，却也不便发问。这期间，女孩的母亲没再联系我，警察也没再上门，我猜想他们多半已经找到了要找的人。这个时代，一个人想要彻底失去踪迹很难，但想要找到一个人，却相对容易。

日子恢复了往常的寂寞，除了埋头工作以及时不时地与施河相互分享些东西——觉得不错的小说、诗，博对方一笑的段子等，我开始构思新的小说，但脑中却总是混沌，像被厚厚的阴云笼着，又像是氲着潮湿的浓雾。

母亲打来电话时，我觉得很突兀。距立冬前那次，时间还不满一周。

“就按您说的，记到哥名下吧。以后这种事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就行，没必要征求我的意见。我都可以的。”我大度地表示理解，心里涌过微微失落，却再无多少波澜。

“哦，那就好。”母亲轻飘飘地应了我，又说，“你那边冷不冷？家里已经下雪了。”

“不太冷。白天基本在十五度以上，热的话有二十多度。”我回答母亲，又补充道，“天冷了，您和爸穿暖和一点。我给您和爸再买两件冬衣吧。”

“不用不用。”母亲急切地拒绝了我的好意，似乎怕只要慢一拍事情就会一锤定音。“你顾好自己就行，我和你爸这边没什么事，不用操心。”

“好的。那么，您还有什么事吗？”我问母亲。事实上，这种常出现在外国小说中译本里的腔调，让我觉得自己蹩脚而可笑。但它带给我一种安全感，让我觉得自己对母亲足够礼貌和认真。至少表面上如此。

电话里半晌没有声音。

“妈？”耐不住的时候，我试着叫了一声。

“哦。”母亲懒懒地应了声，“没什么事。”

“那我先去工作了。”我说。

母亲道声好，随即掐断了电话。我瘪瘪嘴，将心思拉回工作。大约五分钟后，我收到了母亲的一条微信消息：我们是一家人，你可以不必这么客气的。消息后还附了个微笑的表情。

起初我不以为意，但渐渐觉出了一些不安。我故作的客气，真的能逃脱走了五十多年人生路、见惯各色人的母亲的法眼？母亲在我出生不久就开始做小生意，三十年里不曾断绝，在看人方面她一向很准。

我用“好的”两字回复了母亲。无论她是否早就看穿了我的伪装，我都选择继续下去。从我拒绝让母亲进入我真实生活最重要的一面开始，我就知道：我怕。我怕母亲知道我的背叛，怕她失望，也怕她失控。我若做了俗世认为不道德的事，这对母亲来说，是不可原谅的。但作为孩子，我是爱她的。而且正是因为爱，我才选择了披着礼貌的皮与她疏远。

我又想起那个女孩的母亲。她的女儿也曾这样背叛过她吗？

心里烦躁不安，实在没法继续修改稿件，我从办公室来到公司天台，吹了数十秒风后，拨了女孩母亲的号码。电话通了，我竟有些语塞，说了“你好”，报了名字，之后就不知再说什么。倒是女孩的母亲主动问我是不是想问她女儿的事。我便顺理成章地接她的话重复了她的问题。

如我所料，女孩已经找到。她安全无虞，正和男朋友在喀纳斯旅游。那天晚上他们的确吵了架，男孩也的确说了那句带着威胁的话。可后来，他们在争吵中和好了，还决定立刻开始他们筹谋良久却未曾实现的两个人的旅行——关掉手机，远离社交网络，把时间归还于自己和爱人。问及为什么警察一时没找到他们，女孩的母亲只说他们一路是搭车去的，用的都是现金；再问及为什么当晚我在小巷中没看到或听到他们的动静，女孩的母亲说，也许我路过的时候，女孩正和男孩在巷子一侧的那扇铁门后无声对峙。

的确，巷子中段那片紫色三角梅的对侧前方，是有一扇锈红的铁门，铁门后张开的一小片区域，正是那个男孩租住的小区。但作为小说作者和编辑，我能从女孩母亲的话中寻到许多逻辑上的空白和漏洞。我没有追问。安好便是福。我和那对小情侣产生过极细微的联系，但实质上并没有相互影响。我于他们是局外人，他们于我亦是局外人。

“这下您可以放心了。”我说。

“嗐，一言难尽。不过，还是谢谢你关心。”女孩的母亲说，“我想我需要重新认识静静了。或许，她和我想的不一样。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哟，看不懂。”

挂断电话，我有些发愣，脑海中止不住地想象那对小情侣争执的过程。语言、手势动作、身体姿态、眼神、表情；激烈输出、无奈对峙、猛然相拥、深情相吻。这些我曾以为会发生在我和那个人身上。我和他也曾约定，要完成一次只属于两个人的旅行。可是并没有。什么都没有。

虚无和孤独夹在风中吹来，我觉得它们都比拥抱实在。

五

施河完成长篇小说的那天晚上，我也正式开写新小说。结束意味着开始，施河说。她打算略做修整，然后投入新一轮的小说写作。我们调笑着说要一起出家——当然是精神上的，一起攀登文学的高峰。

同样是那个晚上，凌晨时分，李岑突然在群里发言，说老家的事情处理好了，自己第二日就回成都，等回了成都，再约我们相聚。我们在群里断断续续聊到将近一点，我实在撑不下去，迷迷糊糊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他们在我睡后又聊了半个多小时。

自始至终，李岑没说他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和施河也没问。

匆匆忙忙洗漱、吃过早餐后，我照例去上班，照例准备走那条小巷子。刚刚踏进没有三角梅的那侧巷口，手机突然震了一下。很意外，是那个人发来的微信消息，他问我最近怎么样，说自己下午到成都。我盯着消息愣了几秒，没有回复。

自上次我们说分手，已有大半年。

【作者简介：朱瑞，90后，甘肃人；出版有长篇小说《追猎》，短篇小说、评论散见于《北方作家》《文艺报》等；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