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难得修一志
国有史，地有志。观地方志，可知“一方的古今总览”，但要修好一部地方志书，对修志人有严格的要求，不仅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历史阅历，更要有愿意扎根于志书的勇气与耐力。“修志问道，直笔著史”，可谓修志人之精神。
历时近12年，在数万名修志人员的辛勤耕耘下，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已于2021年完成。十年一剑寻常事，换取鸿篇万古存。今天，我们走近那群默默无闻的修志人。
掀起寻根热
档案室是修志人去得最多的地方。那天下午，李红怡和搭档像往常一样，进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档案室，继续寻找修志资料。档案室是个大宝库，有很多珍贵的古董文物级的资料，每次翻看这些资料，就像和历史对话。在一堆泛黄的档案资料中，李红怡一眼看到一本深蓝色的硬壳书，这本与众不同的封面，让她心中充满了迫不及待。“慢慢翻，别碰坏纸张，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档案室的李静老师在一旁提醒她。这是一本全英文的年报。李红怡的英语底子好，她粗粗一看，发现第一页就详尽记载了1864年建院时，医院的工作情况，还包括租赁租金、对时任医疗总监梅耶（Meyer）医生和护士修女们工作的赞誉。发现新宝贝了，但这是医院唯一一本年报，不能外借。修志团队的小年轻刘星辰灵机一动，把扫描仪请进档案室，将这本英文年报扫描了下来。
这本英文年报记录的是1864年到1912年医院的详尽介绍，充实了市一医院建院初期的历史情况，在修志团队中掀起了寻根之旅的热潮。张衍颖为了考证最早的院址是在“北苏州路190号”“苏州北路”还是“苏州河北路”花了很多硬功夫。最终，虹口区地方志办公室一张地图为她揭晓了答案……从医院的档案室、人事处、病史室到四川北路洋泾浜教堂、徐家汇天主教堂、犹太人纪念馆、圣伯多禄堂、虹口区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委组织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地，市一修志团队的寻根之旅走过很多地方，他们还抓紧时间开展了“老专家抢救工程”，采访85岁以上老领导和老专家。
市一医院接到修志任务是2018年7月，这也是医院成立以来第一次编纂院志，一张白纸，从0起步，编纂的时间跨度从1864年建院至2017年，这对修志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尽管修志辛苦又清苦，但老少结对的他们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口号：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弯道超车，为了按期在时间节点内完成三审三校的工作，他们制定每日工作计划，每周工作例会，把握好进度和质量的关系，到处采访、边改边审、挑灯夜战。
“修志的当下，我们觉得很苦，但修完了志书，回忆起那些过程，我记忆中，留下的全是快乐的瞬间。”编纂办公室主任沈静说，修完这部书，她收获了一支团结、坚韧又阳光的团队。修志队伍中，年纪最大的70岁，最小的30岁，院龄最长的42年。
寻根之旅，有苦有甘，有收获也有遗憾。“到目前为止，医院创始人的相关清晰照片依然没找到，这是这次编纂院志留下的最大遗憾。”沈静说，大家原来一直以为1949年前，医院前竖立的一块碑文上篆刻的是医院创始人的姓名，但这次经过考证，大家发现那是纪念将X光引入上海的第一人，是医院当时的董事会主席，并非创始人。后来，在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的指引下，大家走访了洋泾浜教堂、重庆南路天主教堂等多个地方，了解到有《江南传教士》这本书，从这本书中查到了意大利人杜若兰是当时医院筹建资金募集人，终于找到了创始人的“名字”，但照片还在继续考证中。
刨根问到底
修志是一门精细活，志书“三审”更如同“千层糕”制作，撰稿、审稿和修改次数都很多。“广电卷”的14位编辑，大多是“退休老兵”，他们说，“千层糕”的每一加层，都是趋向更充实、精炼，更凸显事物的本真。
“广电卷”第51页的彩图有一张“建台元老”的合影，前排左起第一人，原来的标注是黄允。负责图照的路世贵感觉有误，他问了不少老同事，都无果。冯乔一看，揭晓出了谜底，照片上的人物是宣布上海电视台开播的首播播音员杨慧茵。在拍摄电视台建台40周年纪录片时，冯乔恰好采访过她。类似这样纠错、释疑的例子有很多，是因为编辑室除了三审制，还坚持了集体阅稿讨论和微信群内及时交流的机制。开始修志后，路世贵养成了随手记的习惯，只要想起与工作有关的人和事，无论白天黑夜甚至凌晨，他都会起床提笔。路世贵负责“大事记”部分，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一条大事记必须有准确无误的时间日期。本着“大事不漏”的原则，他补充了1980年至1998年大事记104条，删掉百余条。共计1509条大事记，真实记录了上海广播电视系统33年改革发展的历程。
求教老同志
修志离不开老同志的支持，这是修志人的共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志编委会副主任，编纂室主任鲍淡如曾分管社会保险工作。“社会保险”部分他拿手，但编写人事卷时，就觉得心中没了底气。要书写历史，必须找到经历过历史、能讲述历史的那个人。鲍淡如想到了老局长石涛。1982年，石涛就担任了人事局的副局长，1983年至1991年任人事局局长，请他来回忆这段历史，是最合适的。不过老局长已90岁高龄，住在医院里，这让鲍淡如有了顾虑，会打扰老局长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吗？令大家欣慰的是，经过联系，石局长爽快地答应了。鲍淡如和编纂室的同事前往拜访时，老局长在医院借好了会议室。老局长思路清晰，讲述了他曾组织的万人大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里在全国首次提出了“人才市场”的概念，为解决人才流动、人尽其才创造了条件，也为人事工作的后续改革打下了基础。后来，编纂室的同志还拜访了原劳动工资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上海社会保险委员会副主任胡逢云，他曾参与上海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他把自己多年来撰写的研究报告和发表的文章180余页，全交给了编纂室。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承担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志（社会保险卷、人事卷、劳动卷）的编纂任务，但编纂室只有十几人。平均每卷志书由四个人负责。出版时三卷志书共350余万字，每个人有近30万字的编纂工作量。除了修志，编纂室最后还用收集的材料，编写了两本口述实录：口述上海社会保障改革、口述上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改革。
修志有宝典
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志编纂工作组有一本自编宝典——编纂工作培训手册。2016年3月，王立民教授接手编纂工作组组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订编纂宝典。从编志的各种精神到行文规范到资料长编怎么做，从电子资料卡片的模板到校志编纂的流程、篇目结构以及编纂规划等，一应俱全。后来，也有同行来取经，带走的，就是这本宝典。
上海市的第二轮修志，也是华政历史上的首次修志。付晓是华政编纂工作组中唯一的专职编纂人员。在校志即将交付印刷前半个月，他连续奋战，乘坐轨交时也在读稿，通宵工作是日常。他累出心脏早搏，最严重时，24小时早搏次数2.5万次。轻伤不下火线，这是付晓给自己下的命令。沉浸在修志中的他，也顾不上家人，父亲肺癌复发来沪手术，他只能偶尔陪护；女儿患上了眼疾，多家三甲医院查不出病因，都是家人四处寻医，他也只是抽空去医院看看。好在家人的支持，是他修志最强的后盾。
华政建校60多年，三起两落的坎坷办学经历，造成了档案的不完整，这让撰写校志总述的副组长肖庆平有点头疼，要宏观地叙述学校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脉络，厘清学校六十多年的成长轨迹，需要高屋建瓴的视野和庖丁解牛的细腻。他思考了很久，当顺时针思考搁浅时，就溯流而上，慢慢地在点点滴滴中，刻画出了清晰的图案。
华政的编纂工作组每周要开一次例会，岳川夫、张令高、顾伟民、张亚萍、彭国云等成员都积极参加。6年开了170多次会，每周总结、解决难题，会后把主要内容在学校内网“校志专栏”中公布。这样全校180多位主要编纂人员也养成了习惯，每周总要去看一下“校志专栏”。
校志在2021年7月终于杀青，交付出版，但编纂之余也留下了几个未解之谜，入校园韬奋楼钟楼底座的建筑，有一层风格明显与众不同，参照老照片，这一层应该是后来为提升钟楼而加进去的，那么是谁改建提升了钟楼？为何改建？这些问题至今仍萦绕在1979年进校读书的肖庆平的心中，“我刚进校读书时，韬奋楼的大钟是停摆的，后来经过维修，校园又回荡起悠扬的钟声，根据当时《华政报》的报道，推算大钟的停摆时间应该是在1958年，而此时华政撤校，学校并没有改建钟楼的必要，也就没有这方面的档案记载；查阅其他部门的档案也没有新发现。”还有关于韬奋楼前的牌坊拆除时间，现在的记载为1954年，可编纂工作组收集到的1958年学生毕业集体照，其背景韬奋楼前的牌坊赫然在目……不过，编纂工作组的成员们认定，这些疑问一定会在将来的考证中，慢慢解开。
对历史负责
2008年到2015年，静安区的地方志修了7年，当区志总纂叶供发完成最后一校，合上电脑时，不禁感叹：人生难得修一志，七年修志、七载春秋，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的五分之一交给了修志，尽管累，但很值。
修志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作为总纂，他收到的初稿有300多万字，读初稿花了三个多月，这三个月里，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所有的时间，叶供发都在看稿，他说，那三个月看过的稿子，一句都不敢忘。“因为区里各部门间的工作会有交叉、重复，但入志书的内容不能简单地交叉、重复，更不能前后矛盾。我必须记住，初稿中的哪个地方提到过什么内容，才能删改补充。”
审读南京西路综合开发的内容时，叶供发发现，有一段写了1998年区委、区政府利用在建项目闲置场地的“时间差”推进临时商业网点建设的内容，在他看来，搭建一些临时商业网点，不足以入志书，为了控制字数，他把这部分作了删减。
但他没想到，这一删，引起了静安区商务委的四位老同志的注意。那天，四位老同志专程登门拜访他。“发展商业，重点就是人流，是有效人流在这里的消费习惯。”开口的，是80多岁高龄的商业老法师，“当年，决定在这里搭建临时商业网点，就是为了留住有效人流。如果有效人流改变了消费习惯，就算新的商场造好了，他们也不会来消费了。也许那时，他们已经养成了在其他地方的消费习惯。”听到这里，叶供发被感动了，他差点忽视城市更新过程中重要的一笔。“静安区志”最终的定稿是180万字，后来，删去的每个字，叶供发都经过专门的推敲，不懂就问，留下的，字字珠玑，每个字都有理由。他说：“修志人必须是杂家，修志也得开门，要对历史负责，也要对未来有启迪。”
大浪里淘沙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修志人常用唐朝诗人刘禹锡《浪淘沙》中的句子，来形容他们的工作：大浪淘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雕细刻。
季洪昌参加过崇明县的两轮修志。第一轮修志时，他负责收集本部门资料提供给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07年退休后，他即被县志办聘用，参加县志全过程的编写工作。修志不易，但在季洪昌眼里，不易已不是志书写作的体例要求高或不计个人得失方面，这些都是可以学习和克服的。真正的难和苦来自收集资料。由于各种原因，不少部门和乡镇没有按照要求及时提供县志所需资料，或提供的资料质量较差，存在内容不全、分类不清、数据不准等诸多问题。志书编写，要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资料是志书编纂的基础，也是方志的本质属性，没有全面、详细、完整的资料，就无法动笔编写资料长编，也就不能保证方志书稿的质量。
走访、开会、泡档案馆成了修志的日常。历经四年时间，崇明县志完成了240万字的编纂任务出版发行。但从编写资料长篇到形成审核稿，反复斟酌、研究、归纳、提炼、修改，每卷每章每节每目修改校核均在10稿以上，有的篇目达20稿，文字的书写总量达1500万字许。回忆这些文字的淘洗，《崇明县志（2005—2016）》总纂袁永达用了辛弃疾的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