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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杜甫的诗歌。应该被误读了。现代不少学者将这诗当作杜甫弃儒入佛的证据及转折点。说是仕途无望，命运多舛，飘零湖湘，杜甫便有了皈依佛门之念，要结庐麓山，伴居古寺，了此余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诗歌里面就有这样的内容啊。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塔劫宫墙壮丽敌，香厨松道清凉俱。莲花交响共命鸟，金榜双回三足乌。方丈涉海费时节，悬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飘然斑白身奚适，傍此烟霞茅可诛。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

这应该是杜甫最长的佛诗。正面歌颂寺庙，直接而夸张，并且全方位不遗余力。把岳麓山比作仙境。把麓山道林二寺比作神仙居所。里面的和尚，有一个算一个，都被夸成了沧海明珠。

并说，自己若能居于此地，功名富贵都不去追逐了。

在历代所有赞美麓山寺庙的诗歌中，杜甫这首当拔头筹。看得出来，他不是在应酬敷衍，而是发自肺腑。满心的欢喜与满腔的激情，时隔千余年，仍能从字里行间传递给读者。

但是，自此以往，杜甫真能割舍儒学，心甘情愿成为释家弟子吗？这怎么可能？事实上无论杜甫的处境有多糟糕，只要他走出家门，触景生情，随口一吟，一腔儒门忧患，就会喷涌而出，这是一种已根植在他血脉里的情感呀。九十余首旅湘诗中，忧国忧民的句子仍比比皆是：

“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道思捐躯”、“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恋阙劳肝肺，抡材愧杞柟”……

儒家理念已深入脑髓，尧舜梦想从未动摇，这种人岂会轻易改弦易张？很多学者说，杜甫从小就有向佛之心，不少诗中都涉及佛语禅意。可这有什么奇怪的？杜甫的姑妈本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杜甫从小伴她左右，对佛经的理解，自然要比一般人深些。何况在唐代，佛学氛围最为浓郁，文人墨客若不懂几句偈语禅言，就显得没文化似的。

最初我弄不明白，杜甫为什么会这么高兴？里面竟雀跃着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欣悦。那欢快的氛围像是要溢出来一般，感觉他捡了宝似的？难道两寺和尚真允许他结庐麓山了？

还有，既然是歌颂寺庙，杜甫为何又要涉及橘洲田地的肥沃，潭州民风的淳古？这不是把主题冲淡了，把结构弄乱了吗？此诗的思维逻辑，究竟是怎样的呢？

何况，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发觉，“傍此烟霞茅可诛”与“依止老宿亦未晚”，两句诗虽然是同一个意思，但两句诗“结庐”的地方并不相同，一个在岳麓山，一个在长沙城。很显然，他这么说，只为夸赞两个地方很不错罢了。就像客人参观了主人的豪宅，会不由自主感叹一句：“哎呀，我都不想回家了。”

后来才知道，杜甫献诗，意在采药，根本没有结庐麓山的想法。唐代佛教大兴，寺院林立，整个岳麓山以及周边田地，几乎全是寺产。杜甫想采药山中，还非得经过麓山和尚允许不可。这才是这首诗歌创作的真正背景啊。

原来，从干谒长安开始，杜甫过的就是一种“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而这项辨药制药技能，来自早年他与李白一起练丹时的经验积累，“未就丹砂愧葛洪”。加上杜甫年轻时走遍万水千山，博闻强记，辨物识性，理论与实践结合得相当好。

后来到了四川，杜甫不但采卖药材，还带着一家老小亲自栽培。“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亭，苗满空山渐取誉，根居隙地怯成形。”及至长沙，卖药竟成了杜甫一家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

忐忑不安地询问麓山和尚的意见。和尚上报给了主持。主持听说想来山上采药的，是一位落魄诗人，心中一软，就答应了下来。这下子一家人的生活有着落了！杜甫听了，顿时欢呼雀跃，挥笔写下这首长长的赞美诗。诗中欢快的因子，像阳光下的彩色泡泡，四处飘荡。而采药人的身份也在诗中时隐时现。

“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沧海珠”一般与“昆山玉”相配。杜甫不止一次如此搭配：“盈把那须沧海珠，入怀本倚昆山玉”。在这里，他却用“雪山草”与之相配。雪山草生长在祁连山风蚀的岩石下，是一味珍贵药材，与雪莲、蚕缀合称为祁连山“岁寒三友”，都是药中精品。中年杜甫侍奉唐肃宗时，就在祁连山脚下，应该是见过这种草药。

把一山草木比作“雪山草”，这是采药人的职业心理。很显然，采药这项营生，对儒生来说，并不光彩，在杜甫的一千余首诗中，很少提及。但这种职业心理，无论杜甫怎么遮掩，潜意识总会流露出来。采药人发现麓山植物种类繁多，花艳叶肥、枝壮根老，几乎全部可以入药，并且品质极佳，现在又得了和尚的应允，能不激动得忘乎所以？几乎想都没想，就把药材当作了诗中意象。

“暮年且喜经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经行”是一个佛学名词，必须知道这个词，才会明白这句诗的意思。修行者为提高对身体的明觉度和摄受力，锻炼心念对身体的控制，旋回往返于一定之地，叫做“经行”。比如近段时间，我每天走路上下班，也可以雅称为“经行”。

一家老小的生活都还没着落，杜甫会为了佛门修行，不停往返于岳麓山与长沙城吗？当然不会。在这里杜甫巧妙化用此词，既让和尚看着舒服，又掩饰了自己的尴尬行为。迎着春日的暖阳，来回穿梭于湘江两岸，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明觉度，而是去“佛家林园”采撷草药呀。此词的妙用，既表现了杜甫对佛经的熟悉程度，又彰显出了杜甫不错的生活智慧。一个“喜”字，一个“近”字，把老诗人的心思写活了：谋生之地如此之近，来来回回，好省脚力，老夫可欢喜啦。

“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之前看着颇有疑问的诗句，现在也解释得通了。桃源可借指湖南。意思是世易时移，湖湘百姓不可能永远都像生活在桃花源里。可橘洲并不能借指三湘。橘洲太小，又没有特别的典故，上句与下句对仗，实在有点虎头蛇尾。

现在明白了，采药人无非是看中了橘洲肥沃的田地，想租赁几亩地做药圃罢了。前一句写众生，后一句写自己。典型的老杜思维，一点违和感都没有。这句诗可以这么理解：只要橘洲还有膏腴之地，不管世事如何变化，我都有信心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继而我也就明白了，在一首佛诗中，老杜的思维为什么会来一个三级跳，要去奉承州官？他这是在为卖药长沙做铺垫呢。日后若遇上讹诈之徒，也可求助州官不是？提前写几句赞美诗，多少能在州官那里留个好印象。

杜甫、李白、韩愈、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特别喜欢写长诗，东拉西扯，杂乱得很。若解读不了诗歌的背景，你根本无法明白诗人究竟要表达什么主旨，哪怕翻译成现代文，一样莫名其妙，就比如这首。只有知道这是采药人的感谢之词后，你才能跳出诗歌的明面意思，抵达诗人真实而曲折的内心世界。

什么“久为野客寻幽惯”啦，“一重一掩吾肺腑”啦，“山鸟山花吾友于”啦，“物色分留与老夫”啦，都是山中采药时真情实感的流露。天天采药山中，呼吸麓山的新鲜空气，整个山林仿佛化作了杜甫的肺腑，所有的花草鸟虫，杜甫都看得跟兄弟一样亲。时日一久，杜甫也就习惯了这种幽静的林野生活。

二

从这首诗的高兴劲儿来看，杜甫似乎要放下身段、沉入底层、自力更生、自谋出路。这应该是他晚年设计的重要人生规划。可惜这份规划到头来，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大家都知道，杜甫是一个悲剧型人物。但中学教科书喜欢把他的悲剧归咎于那个时代。其实他支离破碎的命运，更多是由他自己造成的。杜甫的世界观过于庞大，价值观过于刚烈，人生观过于随意，以致整个一生，全是下坡路，除了盛产诗歌，其他一事无成。

现代中学生有句励志格言：奋斗就是每天都很难，但一年比一年容易。不奋斗就是每天都轻松，但一年比一年难。怕吃苦的人吃一辈子苦，不怕吃苦的人，吃一阵子苦。

杜甫是典型的反面例子。正面例子，当属他的粉丝白居易。白居易十五岁“始知有进士”，从此进入漫长的升级打怪模式。整整14年，豪情不减。29岁赴长安，一举将进士拿下。

“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好不意气风发。可背后的艰辛，又有几人知道？多年之后，白居易回忆少年时苦读时的情形，让人不得不服。“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

什么意思？白居易为了科举，把年轻的身体都读垮了。舌疮手胝，肤枯齿摇，两鬓苍苍，眼睛还患了飞蝇症，一副未老先衰的模样。进士之后，白居易又主动参加两次选拔考试，从此人生一帆风顺，职级一路看涨，薪俸越拿越多。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江州司马青衫湿”，不过是一种文学矫情罢了。如果要在大唐选一个先苦后甜的诗人典范，白居易绝对是不二人选。

杜甫恰恰相反。论才华，杜甫应该强过白居易。白居易15岁写《赋得古原草送别》，其中“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两句，高度概括了自然物候，又饱含人生哲理，与其说才华了得，不如说少年的豁达心性，让人敬佩。此诗可看出白居易的视野、胸襟、格局和品性。

杜甫的爆发期比白居易要早得多。“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7岁时就诗情壮阔，一首《凤凰》让他声名鹊起。可惜后世没留下来，不然与骆宾王7岁时作的《咏鹅》，定有一拼。

“甫昔少年时，早充观国宾”。唐玄宗泰山封禅，临行前在洛阳举行盛大仪式，十一岁的杜甫，因天资聪颖，受邀参加。“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十四五岁杜甫就在各种诗会酒宴上斗诗争名，被众星捧月，称为班固扬雄再世。这份光彩履历，白居易远远不如。

然而才华是一回事，心性又是另一回事。杜甫的才华或许要胜过白居易，可心性则远不及白居易。白氏全神贯注、焚膏继晷，吹响科考冲锋号的时候，杜甫还像个小猴子，在上蹿下跳呢。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天哪，太传神了！略略几笔，一个精力过剩的懵懂少年，便被勾勒得栩栩如生，让人不由莞尔。

杜甫或许并没意识到，这诗完美概括了他年少时浮躁、疏放、浪荡的性格特征。关键的是，这诗并没有反思的意思，反倒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味道。“哎，那个年纪，我就是这样一个天不收地不管的人。”

这一性格的形成，估计跟杜甫的寄养生活不无关系。母亲去世早，五六岁时，杜甫被送往洛阳姑妈家。洛阳是东都，繁华不亚于长安。杜甫从小混迹于豪门弟子之中，加上凤凰之才，功课又比同龄人都好，集万千赞美于一身，自然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若干年后，杜甫给姑妈写了一篇墓志铭，里面有个细节，值得深究。说是姑妈将他的安危，看得比自己儿子还重。一场大病，他活下来了，表弟却死了，就因两人病床安放位置的不同。那么姑妈对他有溺爱之嫌吗？这就很难说了。杜甫说姑妈知书达礼，家教很严。但她也许只对自己孩子严，从“一日上树能千回”来看，姑妈对杜甫估计是爱多严少。

杜家以前也是门阀士族，曾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说，但早已走下坡路了，父亲杜闲多年担任县尉县令，最高任职不过是兖州司马。其他叔伯也混得差强人意。爷爷杜审言去世后，朝堂已无擎天大柱，偌大的家族正分崩离析，沦为一个个散落各地、无法互助的小官宦人家。

少年杜甫在洛阳如鱼得水，与豪门阔少玩得不亦乐乎，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早已不是那个圈子的人了，以后注定要走一条与阔少们不同的路。可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三

“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酒酣肝胆，睥睨八方，茫茫洛阳，无非俗物。十九岁的杜甫，瞧不上身边的小伙伴了，他开始人生的第一次远游。伴游者有士族弟子韦之晋。“凄怆郇瑕色，差池弱冠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出书斋，纵览祖国大好山河，对杜甫世界观的培养，极有益裨。家国概念开始在他脑海真正扎根。胸怀天下、心系九州、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理念，从此伴随一生，从未放弃。可以说，凭藉此举，杜甫已将自己与闭门苦读的儒生们完全区分开来了。这本是好事。然而，如果眼界与能力不匹配的话，只会加剧命运的悲惨程度。

渡黄河，入晋地，纵横吴越，一游就是三四年。赏山乐水，抚古追今，满脑英雄事，满腔功名心。“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对建功立业跃跃欲试的杜甫，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可能荒废了读书的最佳年华。

公元736年，二十四岁的杜甫赴长安参加春闱，名落孙山。这应该是在杜甫的意料之中。他给自己的科考时间，实在是太不充分了。而唐代进士的录取率一直很低，每年只二十名左右。他来长安不过试试水而已。洛阳玩伴，出身高贵，一般都走举荐之路，杜甫觉得自己也可以那样。

于是又去远游了。这回他奔向齐鲁大地，在泰山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歌《望岳》，其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被千百年来的热血少年疯狂追捧。

这一游，又是四五年。直到父亲病重，杜甫才返回洛阳。遵父命，娶司农少卿之女杨氏为妻。父逝，杜甫守孝三年。在此期间，姑妈和继母相继去世。大家庭有弟妹要照拂，小家庭有妻儿要抚养。可三十几岁的杜甫完全没这个概念。听说被唐玄宗“赠金放还”的李白到了东都，他魂都没了，那可是他的超级偶像呀。李白一声召唤，他丢下家庭，急巴巴又去远游了。

之后两年，他三次陪李白他们在梁宋齐鲁间漫游。“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两人好不亲热。杜甫自以为是李白的知己，但李白似乎不这么认为，晚年一首《草书歌行》，一篙子打翻一船人。杜甫读后如梦初醒，李白欣赏的是“古来万事贵天生”，并不赞同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艺术观念。于是写下《不见》，对这段发烧的友情进行冷静祛魅。“世人皆欲杀，余意独怜才”，你们都说李白这厮该杀，我也只是怜惜他的才华而已。

可是，李白烙在他生命里的那些印痕，早已根深蒂固，无法抹除。他就算想后悔，也垂垂老矣。曾经，他很想效仿李白大笑出门，直入皇宫，可他成不了李白。李白出身商贾，从小走南闯北，本就是一个鬼话人话说得特别顺溜的江湖老手。杜甫既不如李白风流，又不如李白市侩。李白成功的干谒之路，他是羡慕不来的。若不是性情狂野，自由散漫惯了，无法做到长期隐忍，以李白的聪明才智和江湖经验，在宫廷混个如鱼得水，又算什么？毕竟连“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样的媚诗，都写得这么清新脱俗，还有什么能难倒他呢？

四

公元747年，唐玄宗临时组织了一次制科考试，下诏“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以便网罗更多英才。三十五岁的杜甫动心了，大概以为可以捡漏吧？若只考一艺，他未必不能考取。不幸的是，主考官李林甫为了拍玄宗马屁，竟来了一个零录取。说“野无遗贤”，天下英才已尽列朝堂。

千余年后，这事成了杜甫粉丝的借口，硬说杜甫很会考试，只是被李林甫挡了道，才抱恨终身。这就怪了，唐代年年都有科考，韩愈考了七八次呢，杜甫的科考之心若是坚定，接着考便是。问题是，唐代科考初兴，门阀士族弟子根本不屑于此道，认为下场科考很没面子。就像身穿锦袍，却跑到泥塘，跟平民百姓抢捉池鱼。一是形象不佳，二是未必有获。

洛阳童年玩伴，大多数都没参加科考，就一个个被举荐出去做了官。杜甫非常渴望能像他们一样。他不知道，这条路对门阀弟子不难，对他却比科考更难。以他的才华，苦读三五载，科考过关并不难。只可惜他没有这种毅力和心性。

杜甫最先干谒的，是门阀大佬。这些人甚至就是儿时玩伴的长辈。有同伴牵线搭桥，杜甫以为必成，可就是不行。自爷爷杜审言去世后，杜家在朝堂已没有可以置换的人脉资源。何况唐玄宗对武周朝的权臣认可度极低，杜家已被彻底排除在士族圈外，人家凭什么将这种宝贵机会，让给你杜甫，而不是留给自家后生？

杜甫的“士族弟子梦”，终是醒了。原来别的洛阳弟子可以自由成长，小官僚出身的他却不行。就像一个平民弟子读了贵族学校，跟阔少们打成一片。凭借天资聪颖，成绩一直霸榜，自以为前程远大，结果一毕业，身边的“俗物”都有了去处，唯独自己四顾茫然。悲哀啊。

被门阀嫌弃后，杜甫便瞄准了朝堂新贵。风云际会，机缘巧合，权贵们迅速崛起，但根基尚浅，需要物色优秀晚辈，来组建政治班底，形成自己的利益圈。这才是干谒的真实背景，也是干谒市场红火最重要的原因。要不然人家凭什么？为国举才吗？当然也对。可为什么就要推举你？！

说到底，干谒最需要推销的，是自己的忠诚度，也就是人品。然后是能力，最后才是才华。杜甫看不破真相，本未倒置，犯了无数忌讳，以致十几年颗粒无收。

杜甫所犯的最大忌讳，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漫天撒网。这何以能表现自己的忠诚？你想投我门下，不是因为我德高望重、前程远大、能力超强、知人善用吗？我正犹豫要不要举荐你时，你却转身投了别人。偏偏还是我的政敌，你的眼光呢？气节呢？为了入仕，就可以如此不顾节操吗？那种货色，你都可以去跪舔。等着吧，就算他举荐了你，我也要想办法撸下你。

《旧唐书》对杜甫的评价是“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狎荡”、“傲诞”、“无拘检”。《新唐书》对他的评价是“性褊躁傲诞”，“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两书的意思差不多。撇开两书作者对杜甫可能存在的偏见，杜甫的性情还是有些问题的。就比如说，他为了抬高自己，竟把两位刚去世不久的耆宿搬了出来，“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因为见性情、见才华、见脾气、有风骨，有突破，敢创新。跟唐代以往中规中矩的干谒诗全然不同，被现代学人夸上天了。可没有实效，顶个啥用？

在这首诗里，杜甫反问左丞韦济，既然你曾当众夸我诗歌写得好，为什么不给我施展抱负的舞台呢？我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才华满长安都兜不住了，“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如果再不用我，我就东去大海，西去秦川。

没有文章记录韦济当时的心情。读罢此诗，恐怕他只能说：“古来才大难为用，你且去东海秦川吧！”杜甫就不明白，写诗和做官完全不是一回事，两者所需才华，就没有重叠之处。如果诗才能包治百病，那这个世界就简单多了。

正邪之间，杜甫肯定是个好人。但杜甫的品性细节，却经不起推敲。母亲去世，父亲再娶继室，又生四儿一女，差不多把寄养洛阳的杜甫给忘了。而姑妈子女也多，没有时间和精力，守在他成长的路上，细抠他礼仪、性格和能力上的诸多问题。对姑妈来说，一俊障目，不见百丑。这一俊，便是杜甫超凡的诗才。

杜甫的性格，估计跟遗传也有关系。他像极了祖父杜审言。《旧唐书》说杜审言“恃才謇傲，甚为时人所嫉”。杜审言给《中华词典》曾贡献过一个成语：衙官屈宋。他自我吹嘘，说屈原宋玉见了他文章，也只能俯首称臣做衙官，成语由此而来。

杜审言病重，宋之问等朋友前来探视，他感叹道：“我活着，一直压着你们，我死了，你们就出头了。现在你们高兴，我也不必内疚了。惟一的遗憾，是没有人接我的班啊。”也不知当时探病者心里的阴影面积究竟有多大？从性格和才华来看，杜甫算得上是祖父的接班人了。

杜甫心中一直有一个误区，以为“诗名在手，天下我有”。他错得离谱。诗歌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他注定会一败再败。

五

岁月蹉跎，长安梦凉。直到44岁，杜甫才得了一个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的低阶官职，名为左卫率府兵曹参军。还是他投匦献赋赢得的机会。

投匦献赋，是指臣民向皇帝上书。“匦”，相当于政府机关门口的公共信箱。重大节日时，皇帝会通过这个渠道，倾听来自四海九州的颂词，满足一下虚荣心。对儒生们来说，则又多了一次“另类科考”的机会。

这相当于单考诗文，杜甫自然不会错过。天宝十年元月，唐玄宗要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早早预献《三大礼赋》。唐玄宗读后大悦，让集贤院登名造册，将他纳入选官序列。天宝十四年，杜甫走马上任兵曹参军。说到底，杜甫的晋升，最后还是依靠了自己的才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有了养家糊口的职位，杜甫就想把一家老小接回长安。可那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夜，大地洪旱交替，社会矛盾纷繁，百姓饥寒交迫。杜甫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便是这时写的。

诗的前面部分，这个儒生还在“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感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突然笔风一转：“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心忧黎元没错，哀号子夭也行，但可以不放在同一首诗吗？放在一起，实在太让人憋闷了！

悲哀的是，哭完幼子，把眼泪擦干，还是在同一首诗中，杜诗人又开始操心起别人来了，他叹道：“我有生员身份，既不要服兵役，又不交赋税，连我家都饿死人了，普通老百姓哪还有活路呀？”

小时候曾听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个穷人，老操心天下大事，有一回天降大雪，他出口就是一首打油诗：“大雪纷纷落，我睡柴禾垛，哀哉穷人怎么过？”我疑心故事的原型就是杜甫。他就不明白，普通人家的丈夫和父亲，哪会像他一样，经年累月在外面瞎逛呢？

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杜甫前半生闲逛二十年，因为家事国事都没参与，佳作非常有限。安史之乱后，带着家人四处流浪，共赴时艰，反倒迎来了创作的井喷期，不但诗歌数量陡增，名篇也一首接着一首奔涌而出，“三吏”“三别”，就是他辗转于战火之间，在流亡途中写的。

在四川奉节县，为养活一家子，杜甫又是租公田，又是买果园，并撸起袖子，亲自下地。随后几年，他一共写了四百多首诗歌，占他现存诗歌的百分之三十。其中包括《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诸多耳熟能详的名篇。

国运颓丧，民生凋弊，家事凄惨，痛彻肺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律诗受行格所限，不足以表达心中忧愤，杜甫自然而然，就将古乐府挪作今用，并且随心而赋，忧国忧民，九曲回肠，感人至极。因而被后来者白居易推为新乐府的开山鼻祖。

年轻时的豪放漫游，让杜甫对祖国的万里山河，有一种沉浸式眷恋，心身俱爱。晚年的颠沛流离，又让杜甫对底层百姓的悲惨命运，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感同身受。可以说，杜甫是一个被生计改造得最为彻底的知识分子，也是封建时代少数几个拥有现代家国概念的诗人，真正做到了与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

不管你如何“怒其不争”，他都大爱无疆，万家忧乐挂心头。一张嘴，就能忧己穷以及人之穷，愁己困以及国之困，一点做作的痕迹都没有。从“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直接过渡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思绪直接跳到“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诗中既有与黎元沉浮与共的疼痛感，又有与家国休戚相关的责任感。这种胸襟和格局，直冲霄汉，甩出同时代、甚至整个封建时代文人几条街远。

后人推他为“诗圣”，名副其实。立功、立言、立德，这是儒家核心价值，杜甫虽然够不上，但他却在诗歌中，树立了一个身披万重苦难、心中理念不灭的儒士形象。他“立心”了，不管命运多么残酷，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那颗爱国忧民的“儒心”。他当得起儒学概念中的“圣”字。

杜甫其时已具有现代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诗中他处处称君，但他的心中之国，不仅是君国，还是民国，老百姓的国家。他关心的民，不仅是汉人，还是整个中华民族，或者说，“斯世同怀”，他超越了种族。

可惜唐代写诗不能成为职业。四十岁前，如果还不能将诗才成功转换为经济仕途，那诗才在别人眼中，就只剩酸腐了。杜甫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并说“儒冠多误身”，他其实是在抱怨才华的贬值。儒冠是封建时代的身份象征，是达官贵人的金装，又怎么会误身呢？不过是杜甫没享受儒冠所带来的红利而已。

六

年轻时，杜甫总以乱世英豪自比。蒸一条鱼，都会想鱼腹中是不是藏着剑？安史之乱，祸了国家，害了人们。但也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旧的政治体系被摧毁，无数王孙，沦为乞儿；无数新贵，纷纷崛起。

沧海横流，方显英难本色。杜甫若有本事，可趁机出头。老天爷也的确给过他机会，让他成功逃离长安，投奔肃宗，任职左拾遗。

左拾遗品阶不高，却是天子近臣，唐代很多宰辅早年都任过此职。若把握得好，飞黄腾达，不在话下。然而事实证明，杜甫并没有政治智慧和治世能力，很快就被贬出灵武临时朝廷。

自信心被摧毁，杜甫开始怀疑自己。做不成柱长天的大木，他只能去做一枝依傍别人的芦苇。这种想法，跟他的干谒心思，同出一源。所以说，他的人生观过于随意。

投奔成都严武，是杜式投靠的经典例子。严杜两家是世交，严武小杜甫14岁。杜甫在洛阳“翰墨场”大杀四方的时候，严武还是一旁看着满眼冒星星的鼻涕小孩。

一转眼，严武已是四川的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高适打不赢的吐蕃兵，被严武杀掠无数，收拾得服服帖帖。现在这家伙长得人高马大，一脸凶相，骄横跋扈，性情暴烈。

但凭藉年少时的温馨记忆，严武对杜甫极好。给他买地建房，安顿家小。杜甫的浣花溪草堂，就是他出资建造的。他还向朝廷举荐杜甫做他的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官秩六品。这是杜甫任过的最大官职。后世所称的“杜工部”，就是由此而来。

可人家有年少的情谊，杜甫却没有做属下的自觉。他恃宠而骄，经常怼得严武下不了台。有一回杜甫醉酒，竟躺在严武床上。严武命人将他挪开，他不依不饶地骂道：“严挺之怎么有你这样一个儿子？！”严挺之是严武的父亲，大杜甫四十岁，生前身居高位。两家既是世交，杜甫怎么也该称一声严世伯，何至于直呼其名？

杜甫的确醉了，但醉后吐真言。杜甫心里有一个结打不开，自己干谒了一辈子得不到举荐，严武却凭祖上荫功，顺风顺水，一路青云直上。当年洛阳的小粉丝，现在天天在自己面前耍长官威风，真是郁闷呀。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年的大哥，心理落差实在太大了，杜甫是在给自己找不痛快呢。严武没经过科考，被直接举荐为官，这一点没错。但他就不想想，严武入仕后，凭藉自己的能力，攒得赫赫战功，年纪轻轻，就被封了尚书，又被加为国公。你还能当他是洛阳时候的“鼻涕虫”吗？自己既然依附于他，就得有个依附的样子，长官属下之间，起码的礼仪得讲吧？

若是心里鄙夷，何不早早离去？可杜甫偏不，就要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严武忍无可忍，有一天，提着剑，发誓要杀掉这个年少时的偶像。严母阻拦不住，忙遣人报信，杜甫这才躲过一劫。

与严武之间的尴尬，并不是孤例。年少风华，杜甫曾凭无双才华折服了无数洛阳弟子，现在他们成了杜甫的投奔对象。可三十载光阴荏苒，红尘沉浮，人物皆非，乍然相逢，短暂的热情会如烟花般灿烂。但相处久了，就发现彼此再不是记忆中的那个人了。杜甫在诗歌与苟且中积攒的那身“臭毛病”，没几个官僚受得了。少年时的偶像，就这样轰然坍塌。更何况，杜甫还拖家带口，有一堆人要养，到哪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更糟糕的是，杜甫好像命犯孤煞，靠山山倒，靠水水枯。奔高适，高适亡；投严武，严武殁；傍李之芳，李之芳死。

就这样，杜甫由成都，转嘉州、渝州、忠州、夔州、江陵、岳州、潭州，走走停停，辗转来到衡州。他要投靠衡州刺史韦之晋。年少时韦之晋曾与他结伴同游，情谊深厚。

可进衡州一打听，韦氏已改任潭州刺史，杜甫只好折返潭州，也就是长沙。可临近长沙，噩耗传来，韦氏竟已病亡。杜甫一家再也走不动了，便在湘江边租住一幢吊脚楼，也就是杜甫后来诗中屡次提及的江阁。现在湘江边上豪华气派的杜甫江阁，便是以此为依据兴建的。

七

靠国家、君王、门阀，靠权贵、亲友、粉丝，通通靠不住。要想在长沙扎根下来，只能靠自己了。这才是诗歌《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的创作背景，杜甫打算靠自己双手，卖药生存。

但他的美好愿景很快就落空了，长沙也不是他夸赞的“乐国”，没多久，湖南兵马使藏玠谋反，攻城掠地，狼烟四起。杜甫仓皇出逃，又饿又病，最后死于湘江舟中，年仅59岁。

如果有神仙对一个雄心壮志的二十岁青年说：此刻便是你人生的颠峰，以后你会直线下坠，先是自信心受打击，自尊心受摧残；接着看尽世间冷眼，听厌朱门嘲讽；然后颠沛流离，穷困潦倒；最终四处乞怜，饿病而死。你愿意继续活下去吗？

估计很多人会摇头。但杜甫会不会？很难说。王夫之和毛润之都说杜诗中每多哭声，悲悲戚戚的，不甚喜欢。可纵观杜甫一生，他其实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若把人生比十八层地狱，杜甫无论跌破哪层，他都没有绝望过，也没轻生过。

老病穷愁之下，仍有诸多关心国计民生的诗篇出来，这便是杜甫理想不灭、信念顽强的明证。飘零湘江，只要生计稍安，杜甫也会赏山乐水，寻找生命的本趣：

“兴来犹杖屦，目断更云沙”，“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宿鸟行犹去，丛花笑不来”，“江上人家桃花枝，影遭碧水潜勾引”……

这些诗句的大量出现，便是世界报他以痛、他报世界以歌的证据。

假如没有安史之乱，杜甫将家小接到长安，这辈子虽做不了大官，但也可以平安一生吧？若是四川不乱，杜甫安心做个果农，凭藉诗名，靠新旧朋友周济一下，应该也可以养家糊口，勉强度日吧？如果长沙不乱，杜甫结交麓山和尚，租佃橘洲膏田，卖药城南鱼市，踏实做个药农，也不至于因饿生病，最后惨死湘江吧？

儒家自设阶层，儒门自造壁垒，儒庶不通往来，一旦不能入仕，儒生就被社会挂在了半空，上不能上，下不能下。而即便入仕，因为对道德的培养远胜于对能力的培养，不了解社会运行奥妙的儒士，每多浮夸之徒，死国可以，治国则不行。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被儒生们弄得黯淡无光，一直陷在历史的周期律中不停地重复着。

杜甫的曲折经历，让他不自觉就打破了阶层壁垒，也懂得了底层黎元的愁苦和欲求，这时他若为官，定有独到章法。可惜的是，他身上沾染的黔首习气，已注定他会被排除在封建儒官之外。甚至等他想凭手艺挣口饭吃时，却发现整个国家已无立身之地，连一块可以培栽草药的乐土都找不到了。橘洲成了另一个无法企及的桃源。

杜甫死后40年，其孙杜嗣业以流浪乞讨为业，凑足盘缠，按照杜甫生前的愿望，将其墓棺移至洛阳偃师，跟爷爷杜审言一起，陪伴在首阳山远祖杜预的墓侧。

杜预属魏晋人物，学问大家。初仕曹魏，后事司马，是灭吴将帅之一。官拜司隶校尉。死后被追赐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是一品高位。属杜家遥远的荣光。

杜甫要后辈将自己葬在祖父和远祖的墓旁，魂返故乡是一方面，另外也有追慕先祖之荣的意思。这一点，在他以前的诗中就有反映。他哪会料到，两百余年后，他与李白的声名会抬升到仙圣的高度。

千年后，如果不是他，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杜预杜审言是谁了。即便知道，也只会说，那是杜甫的远祖与祖父。而他的墓穴，全国竟有八处之多，并且每个地方都信誓旦旦地向外宣称，自己家乡才是杜甫真正的埋骨之所。

这么说来，若是才华了得，写文章还真是一条出路。披沥社会疾苦，尝尽人间悲愁，就为吟得一首好诗。用今生之痛，换万世之名，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细想杜甫的性格，他不一定会完全拒绝吧？“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这是杜甫对陈子昂的褒扬。这类颂扬，在杜诗中比比皆是。他显然很在乎生前身后之名。整个一生，他穷得就只剩诗歌了。尽管这样，杜甫仍没有视诗歌为敝屐，只要有一口气在，诗歌永远放第一位。《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是他临终前最后一首诗。依然遣词严谨，格调雅致，气象万千，诗中风雷激荡，颇有不甘不平之气。

杜甫就像一个诗歌吟咏器，这厢无限江山、无穷苦难萧萧进去，那厢无尽悲欢、无边爱恨滚滚出来。所以面对杜甫，我的心情既矛盾又纠结。搞不清是该憎恨世道和命运加诸在他身上的一切，还是该庆幸他所遭遇的所有苦难？

谢宗玉，文创一级，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主任，湖南影评协会副主席。湖南省“五个一批”人才。曾多次进入中国散文排行榜。有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著有16部文学专著，获过各类文学奖1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