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年末岁初的大兴安岭北坡，呵气成霜，滴水成冰。当喧天的鞭炮声和锣鼓声随寒气消散，老队长作了简短的致辞：“欢迎新兵入队，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咱得耳布尔中队的人了。你们要尽快树立热爱森警、以队为家的思想，踏实、勤奋地干好本职工作。至于分配的地方，是‘俱乐部’，明天就出发。”

据说这个个子瘦小、平头直发、目光炯炯的老队长，是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的老革命。平日里他一脸严肃，话很少，看队部里几个干部的表情，似乎对他心存敬畏。

“去俱乐部？”我奇怪得很，其他几个新兵也面露疑惑。

新训教育时，我了解到解放军的连队里有俱乐部，那是官兵们开展文体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没有多少文艺细胞的新兵去俱乐部干什么？尽管我有些疑惑，也没敢跟领导问个究竟。不到二十岁、仍旧懵懵懂懂的我立马给家里写信，告诉父母我被分配到俱乐部了，马上就要赴任。父母接到信，很是不解：这小子对吹拉弹唱一窍不通，怎么让他去俱乐部了？是不是看他在新训队时写黑板报，让他去写字了？讨论半天，父母得出结论，不管咋说，去俱乐部肯定比去深山老林享福。

晚饭后，司机杨师傅推着平板车给我们送来一大堆“皮大哈”（宽大的羊皮毛蒙古袍）、毡嘎达和毡袜（羊毛毡子做的靴子和袜套）。他说：“你们几个把毡嘎达和毡袜放在火墙子前烤一烤，明天吃完早饭就去俱乐部。”

“哎，俱乐部在哪儿啊？怎么还得穿皮大哈、毡嘎达？”我没忍住，问道。

杨师傅说：“俱乐部离咱中队最偏远，路不好走，你们几个可得做好挨冻的准备。”

为什么把俱乐部建在最偏远的地方？我更疑惑了。

第二天早晨，确切地说，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早晨，吃过早饭，我们就准备出发了。老队长亲自到场，指导我们四个新兵的着装：先在内衣外穿上绒衣绒裤，然后穿上棉衣棉裤，再穿上警服和军用皮毛大衣，最后穿上大号的“皮大哈”，简直成了一个臃肿的大麻袋包。还没完——我们在袜子外套上毡袜，再穿上毡嘎达（由于毡嘎达的底子有些圆凸型，走起路来晃晃悠悠，像个醉酒的牧人），然后系紧军用皮帽子的帽带，把皮帽子上的护鼻套在帽子两边系好，外面罩上蒙古牧马人在冬天戴的风雪帽。最后，把两只戴着线手套的手塞到皮毛手套里。老队长如送子出征的慈父一般指点着、监督着，确保一件行头也不能少。他说：“别嫌穿戴得多，车开起来，你们就知道有多冷了。”

终于上车了。可我们自己哪儿爬得上那个高厢的汽车？都是被老兵连拉带推弄上去的。

就这样，敞篷的南京嘎斯汽车载着我们四个新兵和山上所需的物资出发了。在穿越得耳布尔唯一的街道时，我看到有人往机关单位的大门上张贴“庆祝元旦”的字幅，不禁怦然心动——这个注定要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年份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开始。对我来说，这次辞旧迎新也与以往不同，我不再是父母膝下那个懵懂的少年和知青点里那个散漫的学生，我已是一个穿着警服、抱着长枪、奔赴密林深处俱乐部的森林警察了。

汽车驶出街镇后不远，就看不到带车辙的路影了，四野都是白雪。车速很慢，司机完全凭借经验与感觉，在茫茫雪野上行进。有好几次，汽车被雪窝子卡住了，我们四个新兵只得脱掉皮大哈，下来铲雪推车。说实话，我们挺愿意铲雪推车的，因为坐在车上实在是太冷了，不仅腿脚僵麻，皮毛手套也不管用，得把手揣进袖子里。那天没有太阳，天阴沉沉的，车转过几个山弯，我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只见林子越来越密，树木越来越高大、越来越粗壮。

总共一百多公里的路，竟走了五个多小时，直到我在一个半山坡看见几幢破旧的木刻楞房子——到了，这就是我们的俱乐部！汽车呼哧呼哧地停下了，我们四个新兵像翻麻袋包一样由车上滚下来，再从地上爬起，定定神儿。四五个老兵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他们穿着绿棉袄，腰间还扎着麻绳（扎上麻绳，寒风钻不进去），头发都蓬散着，看样子好久没理发了，有的老兵脸上长了乱糟糟的胡须。我心里咯噔一下：俱乐部的老兵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两条狗围着我们吼叫，不过那声音不像是恶狗的狂吠，倒有点像见到久违家人时的喜悦与撒娇。但我还是害怕，一边搬东西，一边躲避那两条狗。一个老兵对我说：“别怕，它们看见穿警服的都不咬，是有人上来兴奋了。”另一个老兵说：“是啊，老长时间没上来人了。”

不到下午四点，天就全黑下来了。木刻楞屋子里点起四盏带罩子的煤油灯，再加上那炉旺火，还有出来进去的山里人打扮的老兵，我突然感觉这很像《林海雪原》里的场景。

我对这个号称“俱乐部”的新环境很好奇，借搬运安置物品的机会，将各个屋子扫视一番，并没有看到与俱乐部有关的设施和器材。晚饭的时候，我还是问了一嘴：“咱们这儿既没有吹拉弹唱的乐器，也没有乒乓球台，更没有放映电影的设备，咋能叫‘俱乐部’呢？”

我的问题引来老兵们响脆的笑声。小队长说：“真是个新兵蛋子啊，你是把咱森警外站当成搞文体活动的俱乐部了。咱这外站准确地说叫‘吉落部’，”他用筷子蘸点酒，在饭桌上歪歪扭扭地把这几个字写出来，“是人们把它叫白了，成‘俱乐部’了。”

原来是这样！如拨云见日，我豁然开朗。

“那‘吉落部’又是啥意思呢？”我继续问。

小队长皱皱眉头，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俄语是蒙古语还是鄂温克语或鄂伦春语，搞不懂是啥意思。”一串这语那语的，我听后直发蒙。

另一个老兵说：“嗐，较这个真儿干啥？俱乐部就俱乐部呗，把咱们这么偏远的老林子说成俱乐部，不也挺有意思的吗？很多老乡同学都以为我在森警俱乐部里放电影呢！”

后来我才得知，这片大兴安岭北坡的密林深处，早年是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游牧、狩猎之地。也是那会儿，我在林区的防火地图上看到我们的外站其实叫“吉勒布”。细细思量，无论是“吉勒布”还是“吉落部”，抑或“俱乐部”，都不算错，只要音译相近，写成哪个汉字都可以。

一年多的时间，骑马挎枪、巡山瞭望、扑打山火、林政管理，我熟悉了外站防区的所有山川、河流和沟岔，也不再纠结“俱乐部”“吉落部”“吉勒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毕竟我深深体会到它山重水复的偏远，体会到它方圆百里无人烟的寂寞，体会到断粮断菜断烟的艰难，体会到长期失联的苦痛，体会到它对大兴安岭北坡护林防火的重要……

尽管我知道外站还有“吉落部”和“吉勒布”的写法，但我和那个老兵一样，在给家人、同学和战友的信中，还是习惯写成“俱乐部”；我对外也宣称自己是在“俱乐部”里当兵的人。

并不是爱慕虚荣，而是我喜欢那种苦中有乐的感觉。